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照片：赫尔顿档案馆，盖蒂图片社）
- 英国宣传官员计划对电视调查节目《世界在行动》进行“猛烈攻击”，以抹黑这个“高度可疑的组织”
- 内政部与军情五处合作破坏共产主义工会成员，并干预工会选举进程
- 外交部利用记者和学者的私人网络来剥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合法性
- Home Desk 对公众隐藏，其资金不受议会监督
最近解密的文件显示，冷战期间英国外交部在英国境内进行了秘密宣传行动。
它试图挑战和诋毁电视“世界在行动”节目中的主要记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知识分子以及英国一些最大工会的领导人。
负责的政府机构是一个高度保密的单位，称为内政部，它是英国冷战宣传部门信息研究部（IRD）的一部分，该部门设在外交部内。
内政部的作案手法是从公开和秘密来源收集有关“颠覆性”个人和组织的信息，范围从剪报和书籍到军情五处的间谍和机密材料。
然后，它将这些信息传递给英国媒体、议会、智囊团、大学和其他私人网络中值得信赖的联系人，以抹黑英国“颠覆性”左翼分子的活动。
内政部完全不向公众公开，其资金也不受议会监督。除了由英国高级部长、外交官和情报人员组成的一小撮人之外，内政部根本不存在。
其最终目标是英国公众。最近解密的记录使我们能够揭开这些秘密行动的一层一层。
家庭办公桌
IRD 成立于 1948 年，是一个秘密的反共宣传单位，其作用是收集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信息，并将这些材料分发给世界各地的关键人物。其目标是增强抵御共产主义的能力，并培养具有影响力的外国代理人。
税务局还策划并执行了秘密反制措施，包括在媒体上刊登文章、资助出版社和杂志、传播伪造文件以及鼓励外国政治煽动者。
20 世纪 40 年代末，克莱门特·艾德礼 (Clement Attlee) 领导的工党政府开始将共产主义颠覆视为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关切。
1951年，一个名为“反共（内政）委员会”的秘密组织成立，成员包括外交部、财政部、内政部、国防部、劳工部和安全局（军情五处）的代表。
该委员会由内阁秘书诺曼·布鲁克担任主席，其目标是“对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活动进行审查，并建议可以采取哪些适当的反行动”。
同年6月，该委员会建议“在信息研究部增设一个“总部”……作为收集??和传播有关后方共产主义活动情报的重点”。
“将信息传递给正确的人”
因此，Home Desk诞生了，作为“信息研究部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工作在英国本土的延伸”。这涉及“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将信息传递给正确的人”。
反共（家乡）委员会在1951年召开了五次会议，1952年举行了四次会议，然后大约每年举行两次会议，直到1963年，该委员会更名为“共产主义（家乡）官方委员会”。
“当发布本地区会议记录时，接收者销毁上一次会议的记录”
在此期间，税务局主持了一个名为“本土区域会议”的小组委员会。来自外交部、军情五处和劳动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作为讨论内政部运作和其他国内反颠覆活动的论坛。
1952 年至 1963 年间，本土区域会议召开了104 次，但直到多年后才“正式存在”。
事实上，这是一件高度机密的事情。“我们有一个规定，当本地区域会议的记录发布时，接收者销毁上一次会议的记录”，新来者被指示。
瞄准电视
Home Desk 确定的一组目标是为《行动世界》工作的记者，这是格拉纳达电视台的旗舰调查系列，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一直持续到 1990 年代。
该节目揭露了许多有关英国政府的备受瞩目且具有谴责性的故事。它还领导了一场运动，最终释放了伯明翰六人组，这是一群爱尔兰人，他们被错误指控策划了 1974 年伯明翰酒吧爆炸案，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世界在行动是一个高度可疑的组织”，一位税务局官员抱怨道。它是发表“反警察、反移民政策、支持 PIRA（指爱尔兰临时共和军）等或……犯有严重歪曲罪”的报道的众多媒体之一。
1976 年，Home Desk 为《行动世界》的美国记者加文·麦克法迪恩 (Gavin MacFadyen) 准备了一份“bout de papier”（字面意思是一张纸片），他于 20 世纪 60 年代移居英国。报告指出，他“最近作为香港‘世界在行动’团队的领导者开展了活动，该团队正在调查玩具行业的童工现象”。
据说麦克费登受到“政治偏见”的玷污，并被视为使用“有问题的调查方法”。报告指出，这“只是与该计划有关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其他极端分子多次引起关注的最新例子”。
随着事态的发展，税务局越来越有兴趣对麦克法迪恩及其同事格斯·麦克唐纳和大卫·博尔顿采取反制措施。例如，税务局局长雷·惠特尼指出，“我们……被对‘行动中的世界’采取反行动的想法所吸引”。
“世界在行动是一个高度可疑的组织”
考虑到这一点，税务局与香港（当时仍是英国控制的领土）的“高度敏感的消息来源”合作，后者向外交部提供了有关记者活动的敏感信息。
通过汇编“世界在行动”团队的信息，税务局计划对记者进行“殴打”。这将在英国媒体上以“专题文章”的形式出现，该文章将基于关于“‘行动中的世界’如何运作”的“错误犯罪表”。
一位外交部官员甚至建议“我们可能会尝试完全停止该节目的播出”，另一位官员则在考虑与格拉纳达电视台董事兼议员保罗·布莱恩爵士接洽。
税务局对《行动世界》的“猛烈攻击”最终没有发生，但这并不是因为对针对国内媒体机构保持沉默。
惠特尼声称，他担心这样的攻击可能“落入‘行动中的世界’托派的手中”。它可以“通过说明……他们成功提出敏感问题的程度”来做到这一点，并且还可能“激发公众对该计划的兴趣”。
尽管如此，税务局局长还是建议税务局“将这些文件添加到‘行动中的世界’多年来积累的档案中，希望将来有机会更有效地使用这些材料”。
麦克费登后来在伦敦创立了调查新闻中心，并于 2016 年去世。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英国国内反颠覆运动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涉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他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一份讣告中被描述为“可以说是英国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
它展示了外交部如何利用记者和学者的私人网络来针对他并剥夺英国共产党（CPGB）的合法性。它还展示了英国政府如何利用官方文件解密，通过所谓的独立媒体组织清洗具有战略价值的信息。
1973 年，霍布斯鲍姆出版了《革命者》，这是一系列关于全球革命政党、运动和作家的文章。
税务局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有用的“挂钩”，可以用来攻击霍布斯鲍姆以及他对二战前夕英国共产党行动的看法。
霍布斯鲍姆的论点“1939 年 9 月的英法共产党有一些英雄气概”被视为特别令人反感，并制定了反措施。
1973 年 8 月，时任税务局局长托马斯·巴克 (Thomas Barker) 找到英国记者兼前国防部长查方特勋爵 (Lord Chalfont )，计划反击这位历史学家。查方特被反复告知，“整个谈话必须完全无法归因”。
“整个谈话必须完全无法归因”
查方特的想法是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反驳霍布斯鲍姆的说法，并认为英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行动只不过是懦弱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已经由税务局为查尔方特撰写。查方特只需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将其发送给《泰晤士报》出版即可。
巴克还向查尔方特提供了一份解密的战时内阁文件的复印件，该文件涉及二战前英国共产党的行为，以及支持文件的摘要、霍布斯鲍姆的书的副本和新闻剪报。支持文件基于机密信息，仅供“背景使用”。
查尔方特宣称，他“对为《泰晤士报》就此主题撰写一篇或一系列文章的前景感到非常感兴趣”，但不久之后就改变了主意。
学术界威廉·斯泰尔斯 (William Styles) 于 2016 年发表的博士论文进一步探讨了军情五处对霍布斯鲍姆等著名学者的监控。
“安全部门非常高兴”
随后，税务局将大部分相同材料转交给了英美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他是“部门的老联系人和前外交部官员”。征服者承诺“看看他或他的任何朋友是否可以使用它”。
1975年10月， 《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史杰出教授唐纳德·卡梅伦·瓦特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基于 IRD 传递给 Conquest 的信息。
军情五处和总部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
“安全部门非常高兴，并将通知我们反应”，IRD 官员 JE Tyrer 指出。“到目前为止，《晨星报》已经忽略了这篇文章，但是，既然公共记录办公室已经开始关注这些文件，这些披露所引起的争议（尤其是在[共产党]党内）可能会慢慢地酝酿下去。”某个时间”。
英国内政部还将战时内阁文件发送给了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吉塔·约内斯库 (Ghita Ionescu)，同时还向《泰晤士报》发送了一封预先写好的信，谴责英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方面的历史修正主义。
这封预先写好的信指出，“独裁政权的一个共同特征，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需要歪曲和压制令人不安和不光彩的事实”，但没有明显的讽刺意味。
约内斯库被鼓励在信中附上自己的名字，并将其发送给《泰晤士报》发表。“我随信附上一封建议的草稿信给《泰晤士报》，讨论这个主题”，泰雷写道。“也许你可以告诉[外交部官员]默文[琼斯]，当他周一与你联系时，你有何感想？”。
“共谋罪”
在整个冷战期间，内政部还与军情五处合作，“监视工会中的共产主义活动”。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1950 年代，CPGB 在电气工会 (ETU) 中享有强大的代表性。
工会成员吉姆·哈特（Jim Harte）在《论坛报》上写道， “曾经一度” CPGB“可以吹嘘拥有一名 ETU 秘书长和一名总主席作为忠实成员，反对一项禁止共产党人在英国工会任职的全国运动”。
1959 年选举后，ETU 因秘书长弗兰克·哈塞尔 (Frank Haxell) 和其他 14 人涉嫌操纵选票的指控而受到震动，并被工会成员乔克·伯恩 (Jock Byrne) 和弗兰克·查普尔 (Frank Chapple) 告上法庭。
最近解密的文件显示，内政部秘密激发了对哈塞尔及其同事的指控，从而引发了法律挑战，并为 ETU 被更多右翼分子接管铺平了道路。
“我们目前的主要资产是针对 ETU 的阴谋指控。这本身就是我们行动的产物”，一份 1961 年的 IRD文件中写道，该文件被标记为“绝密”。
随着法律案件的进展，内政部对 ETU 进行了“谨慎的宣传行动”，并计划鼓励“采取措施改革或更严格地控??制[英国]工会的选举程序”。
一旦法律案件结束，共产党人就被禁止在工会中担任民选职位。
揭露罢工领袖
Haxell 远不是 Home Desk 指出的唯一 ETU 成员。这些文件显示了它如何与军情五处合作，针对英国主要工会成员并干预工会选举。
1963年，税务局和军情五处“担负着揭露ETU罢工委员会主要成员的任务”，“特别是共产主义电工查尔斯·道尔和共产主义工程师乔治·韦克”。
“内政部与军情五处合作，针对英国主要工会成员”
内政部随后吹嘘说，《每日镜报》对道尔和威克进行了“最有效的曝光”，“部分是基于其自己的信息”，部分是根据内政部本身提供的信息。多伊尔随后被 ETU 开除。
其中许多行动是与工业研究和信息服务（IRIS）联合进行的，这是一个反共产主义工会组织，接受了英国政府的秘密资助。
1968 年，一位税务局官员指出，IRIS“在过去十年中在许多工会的各种关键选举中击败共产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包括 1959 年全国矿工联盟 (NUM) 主席选举、1960 年约克郡 NUM 选举以及 1967 年铸造工人联合联盟秘书长选举。
“行动很成功”
20 世纪 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初是 Home Desk 活动的高峰期。“行动很成功；经验丰富的英国宣传家诺曼·雷达韦 (Norman Reddaway)指出，情报被成功“推销”，非官方公关人员和组织也被谨慎地招募。
1964 年哈罗德·威尔逊 (Harold Wilson) 领导的工党当选后，内政部的运作速度似乎放缓了。
有人指出，威尔逊“一直对这个[家庭]服务台的活动感到不安” ，因为他认为税务局的一名同事在 1964 年选举期间进行了“不幸的干预”。到 1970 年，Home Desk 的“业务量已减少到只能满足老客户的一些要求”。
尽管如此，内政部仍继续运作，并于 1968 年将共产主义官方委员会（内政部）更名为颠覆官方委员会（内政部），以反映“其他[新兴]颠覆领域，如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抗议’”甚至暴力的威尔士极端主义”。
保守党赢得 1970 年大选后，首相爱德华·希思“对加强这项工作表现出了新的兴趣”。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对抗“向激进的工会系统地提供关于如何从雇主和国家身上榨取最后一盎司肉的细致简报”。随着唐宁街、税务局和军情五处之间的协调程度不断提高，内政部也因此注入了新的活力。
1977年，工党重新掌权后，税务局被关闭。然而，英国国内的反颠覆机制并没有随之消失。
外交部继续通过一个名为“特别生产单位”（SPU）的秘密机构开展类似税务局的活动，而军情五处则完好无损。
（谷歌翻译：‘HOME DESK’: THE FOREIGN OFFICE’S COVERT PROPAGANDA CAMPAIGN INSIDE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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