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成立于1950年，旨在进行海外间谍活动和道德上令人厌恶的秘密行动。它起步缓慢，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它派出三名工作人员前往智利，帮助中央情报局推翻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民选政府。
值得赞扬的是，ASIS 反对其接管三名中央情报局特工的情报收集工作的部署，这是美国破坏阿连德稳定的努力的一部分。应美国人的要求，外交部长比利·麦克马洪否决了 ASIS 的裁决。解密的美国文件显示，中央情报局向反阿连德特工提供武器和资金。阿连德在 1975 年 9 月的政变中去世，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上任。他实行了极其邪恶的独裁统治，包括广泛的杀戮和酷刑。1972 年 12 月大选后不久，ASIS 负责人比尔·罗宾逊 (Bill Robinson) 告诉新任总理高夫·惠特拉姆 (Gough Whitlam)，它认为 ASIS 特工在智利没有为澳大利亚利益服务，并要求他们撤出。惠特拉姆同意了。尽管美国已经解密了一些文件，但到智利政变 50 周年之际，澳大利亚几乎没有公布其在智利政变中所做的一切。
惠特拉姆在上任之初就收到了联合情报组织的一份报告，结论是 ASIS 不应该扮演任何秘密行动角色。两名高级军官的报告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一反常态的是，惠特拉姆没有执行这些报告。相反，他愚蠢地任命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法官鲍勃·霍普对澳大利亚情报部门进行调查。尽管没有这些领域的背景，霍普说，“间谍活动是非法的。秘密机构的工作就是在不被抓到的情况下违反这些法律”。
他从未解释过为什么违法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因为他希望 ASIS 更加“敢于冒险”。直接后果是新任命的局外人约翰·瑞安（John Ryan）成立了秘密行动理事会，吸引了一些寻求刺激、敢于冒险的兼职成员。
在一次“训练”演习中，ASIS学员戴着花哨的派对面具，手持皮下注射器、自动手枪和非法进口的消音冲锋枪，在墨尔本喜来登酒店周围奔跑。没有人想到告诉酒店管理层或维多利亚警方。当警察出现时，学员可能已被枪杀。相关人员应该被起诉。这并不是因为工党外交部长比尔·海登拒绝交出涉案人员的真实姓名而不是假名。
这些学员没有任何借口被派往海外，作为处理线人的情报官员——他们将留在澳大利亚，直到现实生活中的行动需要他们可疑的服务。情报的神秘性再次为本应受到起诉的犯罪行为开脱。
尽管霍普建议 ASIS 承担更多风险，但他仍被任命调查喜来登袭击事件并予以谴责。
霍普建议ASIS采取“攻击”角色渗透海外情报部门。他将俄罗斯、中国、越南和朝鲜的情报部门以及东南亚的其他情报部门列为适合渗透的国家。为此，他建议将 ASIS 特工派往平壤 — — 这是鲁莽的做法，如果实施，几乎肯定会让特工及其特工入狱。1984 年，当 ASIS 试图渗透到曼谷的克格勃时，这次行动却适得其反。苏联大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了 ASIS 官员的姓名和他的所作所为。一位经验丰富的 ASIS 官员后来以不可归因的方式评论道，“为什么要把资源转移到苏联人知道的游戏上，而你真正的工作是找出泰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更糟糕的是，2004 年，时任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 (Alexander Downer) 决定命令 ASIS 对帝力政府办公室进行窃听，这是一场道德耻辱和情报灾难。澳大利亚情报局官员冒充澳大利亚援助人员，持假护照进入东帝汶。澳大利亚情报局窃听了与澳大利亚就帝汶海石油租赁和特许权使用费进行谈判的讨论。这让澳大利亚赢得了远远超出其与其贫困邻国之间中线的资源边界。奖励包括价值十亿美元的副产品氦气。
霍华德政府在 2002 年东帝汶获得独立前两个月决定退出具有约束力的海洋法领土争端解决程序，这支持了这种窃听行为。（这一愤世嫉俗的举动并没有阻止特恩布尔政府警告中国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东帝汶发现了窃听行为，并于 2013 年以澳大利亚在谈判中获得不正当利益为由，向海牙国际法院采取了成功的行动。窃听的优势。
我问 2013 年政府更迭前的工党总检察长马克·德雷福斯 (Mark Dreyfus)，他是否授权逮捕负责窃听的 ASIS 举报人和他的代表东帝汶的律师伯纳德·科拉里 (Bernard Collaery) 的电话。德雷福斯回答说，他“从不评论情报问题”。但他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待他所支持的活动。
新任联合政府总检察长乔治·布兰迪斯并不那么害羞。他承认，他于 2013 年 12 月签署了 ASIO 搜查 Collaery 堪培拉办事处的搜查令。当时的 ASIO 负责人 David Irvine 正是 2004 年帝力窃听事件期间负责 ASIS 的人。在突袭过程中，官员们查获了一些文件，其中包括 ASIS 举报人（后来称为证人 K）的一份宣誓书。ASIO 还拿走了证人 K 的护照，从而阻止他在海牙提供口头证据，证明 Collaery 在商业诉讼中的正常信息交换中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在以政府为被告的商业案件中，ASIO 扣押原告文件的先例尚无。这次行动与国家安全无关，而是为了帮助伍德赛德石油公司获得比公平安排更多的天然气，从而赚更多的钱。
科拉里说，证人 K 在得知唐纳成为伍德赛德的顾问后挺身而出。据报道，证人 K 的证词称，他认为窃听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这符合石油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在海牙遭遇挫折后，澳大利亚于 2018 年 3 月同意给予东帝汶更公平的气田收入份额。
前情报分析师安德鲁·威尔基 (Andrew Wilkie) 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在议会透露，政府已批准起诉证人 K 和 Collaery，因为他们涉嫌泄露从 ASIS 获得的信息，违反了《情报服务法》。这是揭露本应曝光的严重犯罪的信息。科拉里在当天晚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证人 K 已获得情报监察长的批准，可以就窃听事件向他寻求法律建议。
这一事件暴露了政府的虚伪。政府颁布了法律，严厉惩罚任何参与外国干涉澳大利亚的人，却为自己外国干涉东帝汶的肮脏行为辩护。
近年来，ASIS资金年均增长超过10%。所有其他政府支出的平均水平低于 3.5%。ASIS 在 2022-23 年度预算中获得了高达 6.05 亿美元的预算，未来还会有更多支出。
废除 ASIS 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它是非法的。没有人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解释为什么应该允许违法行为，然后用法律掩盖它，使揭露违法行为成为犯罪。政府应请外部专家检查其报告以评估价值。时任澳大利亚援助机构前负责人彼得·麦考利 (Peter McCawley) 告诉我，他要求 ASIS 停止在上锁的书包中提供每日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毫无用处。第二天，ASIS 的一位副负责人出现，要求他不要取消发货，因为它需要保持流通量。加雷思·埃文斯 (Gareth Evans) 表示，在他担任内阁的 13 年中，“[ASIO 或 ASIS] 收集到的资料很少对我们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多大价值，更不用说对我们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了”。国防部前战略政策负责人艾伦·瑞格利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十年来摆在办公桌上的大量情报材料“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很难相信，将用于 ASIS 的 6.05 亿美元分配给亚太地区更多的记者、更多的大学研究人员以及更多的学童来访，这不是更好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拥有良好准确报告记录的 ASIS 官员可能会转向学术界或媒体。
在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方面，秘密收集的信息远不如开源材料那么重要。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赫伯特·斯科维尔退休后表示，中央情报局使用的信息95%来自开源材料，而不是人类间谍。他承认卫星监视做出了重要贡献，但 ASIS 在此方面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