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民族国家像澳大利亚一样受到其基本自然地理和在世界上的位置的影响。
由于名义上的外交政策独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不安的接受，澳大利亚的决策精英们很难决定拥有整个大陆并远离潜在冲突根源是祸还是福。这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决定性的挑战。
澳大利亚领导人应对地理孤立所带来的普遍脆弱感的传统方式是讨好“伟大而有权势的朋友”。尽管我们目前名义上的保护者——美国——并不像美国或这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所认为的那样可靠或强大，但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大变化。
对于堪培拉的专家来说，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相对衰落的部分原因是中国重新崛起，成为我们邻近地区最强大的经济和战略参与者。
正如最近达成的 AUKUS 安全协议所表明的那样，与亚洲“大国”打交道给本能地依附于传统盟友的政策制定者增加了另一层复杂性。
这里评论的两本书直接或间接地分析了这一尴尬现实的各个方面。
尽管范·杰克逊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治国之道所做的杰出且历史性的分析只是顺便涉及了澳大利亚，但《 太平洋强国悖论》 却是我们国家和平与繁荣所依赖的地区地缘政治的重要指南。
《接触中国》由杰米·赖利 (Jamie Reilly) 和袁京东 (Jamie Reilly) 编辑，探讨了这种快速变化且日益不可预测的环境对澳大利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人们希望这些书将成为我们的战略和经济精英们众所周知的“必读书”，并且他们的重要教训将被吸收，甚至付诸行动。然而，从最近发生的事件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可能性是不可能的。购买核动力潜艇和 制造美国导弹的有争议的决定有争议的决定 只会巩固澳大利亚在美国反华联盟中的地位。
具有美国特色的地区主义
关于亚太地区（或者更流行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最值得注意和最乐观的事实之一是，它总体上是和平的。
鉴于几代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战略评论家都预测该地区会出现混乱和混乱，尤其是在美国缺乏所谓的良性、无私和稳定影响力的情况下，这比看起来更令人惊讶。许多人仍然这样做，特别是因为“中国的崛起”。
不过，有几点值得一开始就说明。迄今为止，中国还不是一个侵略性的国家，而且未来是否会成为一个侵略性国家还远未确定。相比之下，美国在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90%以上的历史中一直在与某个地方的某人交战。
当亚洲和平被颠覆时，就是因为美国的干预。越南战争仍然是一场灾难性的、不必要的“选择战争”的典型例子。杰克逊将美国这种直接干预亚洲事务的方式描述为“专横的超级大国”的行为。
然而，这并不是美国在亚洲采取行动的唯一方式，军事干预也不是该地区和平或战争的唯一决定因素。杰克逊认为，美国有时会充当“冷漠的霸主”，其行为“是事件进程的偶然事件”。
在其他时候 — — 这显然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和盟友更喜欢的说法 — — 美国充当了“重要堡垒”，阻止地区内部冲突，促进亚洲安全的发展。
美国外交和战略政策的这三个截然不同的面孔是杰克逊所说的“太平洋权力悖论”的核心。有时可能会提出支持所有这些立场的论据，这就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如此矛盾和多变的原因。因此，杰克逊认为，将美国实力的经济、制度和本土化理由分开，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为了论证这一论点，杰克逊考察了美国实力在亚洲的影响，考虑了自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 1972 年与中国和解以来历任总统的政策。杰克逊认为这一发展是“亚洲和平的关键奠基时刻”。
正如所谓的“亚洲奇迹”所证明的那样，地区稳定也为国家主导的广泛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其中最终包括中国。
尽管人们对“亚洲参与”的讨论很多，但澳大利亚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却表现出惊人的连续性。“在战略外包方面，”杰克逊写道，“美国官员明确表示，澳大利亚是一个重要的盟友，尤其是因为它可以充当美国在大洋洲利益的代理人。”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许多邻国都试图充分利用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战略和经济竞争。他们是通过杰克逊所说的“双重等级制度”来做到这一点的。个别亚洲国家“通过在经济上与中国进行大量接触来进行对冲，因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承诺减轻了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的过度担忧”。
这一回应可能被认为具有启发性，但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总体上仍然坚持以美国为“重要堡垒”的地区概念。他们仍然将中国视为威胁而不是机遇。这一判决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越来越明显。
（不）与中国达成协议
《接触中国》相当乐观的副标题是“澳大利亚如何再次引领潮流”。怀疑论者可能会问：澳大利亚第一次在地区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是什么时候？
尽管如此，编辑们仍值得赞扬，因为他们提出了急需的“对接触的全力辩护”和“对近年来席卷澳大利亚的令人担忧的‘中国恐慌’的集体反击”。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聚集了一群知识渊博、精通中国的学者来分析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三个关键领域：外交和安全关系；经济; 以及媒体、教育和文化。
正如前驻华大使芮捷锐 (Geoff Raby) 所言，我们所需要的——以及本书所提供的——是对以下问题的解释：
澳大利亚外交的失败如何导致两国关系跌至目前的最低点，因为它没有认识到改变的世界秩序需要不同的外交反应和定位，而不是简单地加倍加强与美国的联盟。
布伦登·奥康纳、劳埃德·考克斯和丹尼·库珀在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继续“与美国一路同行”的潜在风险。作者指出，美国日益严重的国内问题意味着“我们可能只需要一次总统选举就能恢复并加深特朗普上一任总统所特有的孤立主义和对盟友的矛盾心理”。
尽管全球化和贸易相互依存的好处有时可能被夸大了，但毫无疑问，澳大利亚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受益。因此，詹姆斯·劳伦森（James Laurenceson）和周伟环认为，“部署公共政策来减少对中国的贸易敞口很难成为一项连贯的战略”。事实上，中国所谓的不良国际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他主要参与者采取的行动，特别是美国以安全为由滥用经济制裁”造成的。
李伟和汉斯·亨德里施克详细介绍了地缘政治对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同样有害的影响，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已经从商业驱动的投资合作转变为受安全担忧限制的合作”。
同样，格伦达·科波拉尔指出，外交和贸易促进“有潜力在广泛的领域创造善意，并以国防开支成本的一小部分显着减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冷战新闻2.0
考虑到明显的经济成本、对教育部门的影响，更不用说反华言论对澳大利亚不断壮大的华人社区的不利影响——所有这些都由其他撰稿人详细描述——两个主要政党的政策适得其反。国家需要一些解释。
这种解释的一部分就是孙万宁所说的“冷战新闻2.0”。她认为，由于中国被视为敌对国家，“通常需要试图平衡并提供证据的报道仪式已不再必要”。
事实上，不负责任、缺乏证据的“红色警报”并不乏，暗示三年内可能会发生“对我们大陆的直接攻击”。
然而，对于澳大利亚决策精英之间完全缺乏真正的辩论，还有一个更令人震惊的解释。另一位前大使、对华关系最精明的观察家之一斯蒂芬·菲茨杰拉德 (Stephen Fitzgerald) 指出，外交和贸易部一直在
在堪培拉完全被边缘化，失去了情报和安全机构的建议和意见。这些以怀有民族主义和仇外观点而闻名的机构一直在推动这项政策[…]
[……]因此，澳大利亚反华立场极端和顽固的更深层次原因并不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而在于澳大利亚那些指导外交政策的人的心态、态度和偏见。以及他们所建议的政治家。
那些准备花费（至少） 3680亿澳元购买核潜艇 以表明他们对看似日益脆弱和不合时宜的国际秩序的承诺的领导人不太可能被“局外人”的学术论点所动摇。
澳大利亚独特的“战略文化”已经酝酿了数十年。它的基本假设是无可争议的、不言而喻的真理——至少对于那些相信它们的人来说是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传统的战略智慧，这一事实不太可能改变堪培拉战略泡沫中的想法，无论有多少证据表明其有害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尽管拟议的国防支出带来了机会成本，而且它们不太可能影响中国的行为，但即使是看似合理的战略反驳也可能不会受到重视。
相比之下，《与中国接触》中的一些建议恰恰有可能。
改变路线并重新参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可能需要唐纳德·特朗普的回归才能最终鼓励一些重新思考——甚至是一些真正独立的思考——以更准确地反映澳大利亚的战略和地理环境。正如前五角大楼内部人士杰克逊悲伤地观察到的那样：
在一个美国政治可能产生极右独裁煽动者的世界里，仅仅指望美国保持和平、无限期地维护和平国际承诺、甚至保持和平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么。然而，从理论上（如果不是实践）来看，“战略外包”的逻辑是双向的。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仍然认为美国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在实际需要的情况下，美国会向我们提供援助。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堪培拉的一些内部人士现在也认识到，由于我们本能地效忠美国而被战略孤立的危险。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损害我们的独立性并坚决地将我们的集体未来与美国体系的弱点和病态联系在一起也是不明智的。当这种情况以牺牲我们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为代价，并且在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中我们无能为力时，它看起来是愚蠢和不加思考的。
当然，真正独立的中等强国有空间走中间道路。正如杰米·赖利和袁京东所说，这可能会通过“促进基于多边主义和区域机构的新兴新秩序，并对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参与者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和规则”来促进。
毕竟，这就是被广泛引用但很少见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意义所在，不是吗？
首次发表于2023 年 8 月 1 日《对话》
（谷歌翻译：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is traditionally hitched to the US – but the rise of China requires a middle path for a middl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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