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充斥着超级英雄电影、讽刺性的善恶概念以及无法容忍道德模糊性。
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种作为压制对手或结束辩论的有效手段的修辞工具变得越来越流行。它通常是这样发生的：有人试图解释冲突中一方的行为如何导致另一方的反应，然后被指责支持上述反应。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冲突中广泛使用这一工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些敢于指出北约挑衅和煽动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人开始被视为普京的辩护者。
受欢迎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是我学习政治学第一年的标准读物，而且绝不是激进分子，他因对这场危机提供了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解释而被谴责为俄罗斯的辩护者。芝加哥大学的一些学生呼吁对米尔斯海默采取行动，指责他“宣扬普京主义”。乌克兰政府还将他列入“俄罗斯宣传人员”黑名单。米尔斯海默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声称他只是对冲突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支持俄罗斯政府。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学生学习的标准理论。简而言之，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假设，国家出于安全利益的考虑而有追求权力的动机。他用这个框架将北约扩张解释为对俄罗斯的生存威胁，认为俄罗斯的行动是出于安全利益。
人们可能不同意对俄罗斯行为或整个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描述。国际关系中当然还有其他理论对事物有不同的解释，并认为国家比米尔斯海默这样的人更倾向于合作。但如果说用国际关系式的方式解释这场冲突本身就是对入侵另一个国家的认可，那是荒谬的。
尽管如此，这种说法并不新鲜。
9/11 事件发生后，一些人试图将这次袭击解释为反击事件。例如，2013 年，德克萨斯州前国会议员罗恩·保罗 (Ron Paul) 辩称，9/11 事件是几十年来中东糟糕外交政策的结果。不久之后，主流媒体对他进行了斥责。他们并不是简单地试图质疑他的因果解释，而是使用道德负载的语言来攻击他，指责他暗示这次袭击是应得的，或者受害者“是自找的”。
这不仅限于美国。近日，卡尔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公布了一份“受俄罗斯影响”的社交媒体账户名单。例如，加拿大记者亚伦·马特（Aaron Maté）认为，俄罗斯的行动是由于多年来对该地区的干预而引发的。虽然这种观点可能被解释为与俄罗斯政府保持一致，但马特在有关该主题的著作中写道，俄罗斯的入侵“不能被原谅”，并声称这是非法的。然而，仅仅认为一个国家的行为非法或不可原谅还不够。曾经用于基本国际关系的事情——评估导致战争的挑衅——现在是俄罗斯的虚假信息。
坦率地说，期望任何了解外交政策的人都认为外交政策不会产生任何后果，这是一种侮辱。但这正是我们应该想到的。无论我们做什么，对于我们面临的强烈反对，我们能提供的唯一公众可接受的理由是，“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恨我们。” 任何比这更复杂的事情都被视为对上述行为的道德认可。在我们目前的对话中，任何比“普京入侵乌克兰，因为他是一个嗜血的疯子”更微妙的说法都会被视为对战争的认可。
这种倾向如此受欢迎有几个原因。一是我们的教育系统确实未能教会我们区分描述性论证和规范性论证。如果你在描述某件事时没有引入道德判断，那么别人就会以最不仁慈的方式为你推断出这一点。
我们的文化也充斥着超级英雄电影、讽刺性的善恶概念，以及无法容忍或思考道德模糊性。如果不要求您进行道德评估以确保您站在“正确的一边”，就无法尝试解释某些事情。政治科学不能简单地试图概念化和解释政治现象——它必须是你属于一个受人尊敬的意识形态飞地的标志。
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审查政府行为并试图将个人反应归咎于政府的公民遭到了排斥。这势必会产生寒蝉效应，并导致学术和政治话语的想象。该学院避开米尔斯海默这样的人，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它希望学生相信在当前政治时刻被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它不想教给学生曾经是哲学和政治教育的核心原则：我们可以持有相似的价值观，但对事件或结论有不同的因果解释。
尽管如此，我们这些关心真相和公开讨论的人必须继续强调，对问题的不同看法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不道德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为了避免对事件进行另类描述而做出的努力：这是一种惊慌失措地试图建立和维持单一共识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