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湖北日報集團旗下「極目新聞」一名記者前往貴州畢節採訪時，遭到當地警方毆打，引起多家媒體發聲撻伐，連胡錫進也發文聲援。此事除了凸顯大陸記者工作環境的險惡，也令人反思，大陸曾經有過「調查報導」興盛年代，是否已不復返。
此事件要追溯至四月中旬，貴州畢節市織金縣馬場鎮布底小學的兩名教師，因水電站放水而被沖走，最終溺亡。然而，家屬和相關部門事後的說詞不同，事件顯然不單純，引起了大陸媒體的關注。
極目新聞的記者在上月底前往事發地點採訪時，竟遭到數名不明身分人士毆打，導致頭皮血腫、多處挫傷。更惡劣的是，行凶者臨行前還特地抹去記者車門把手上的指紋。當時就被認為，犯案者恐非一般黑惡勢力。
在大陸輿論高度關注下，六月一日，畢節市政府通報案件調查情況，打人者包括「派出所副所長及兩名輔警」，三人均被行拘、免職，同時，馬場鎮鎮長也被免職處分。
畢節當局在通報中稱，此事件暴露出少數公職人員法治意識淡漠等突出問題，向記者致歉，向媒體致歉；並稱將痛定思痛，加強教育管理等。
其實，對長期關注大陸情勢和媒體環境的人來說，此事件的「特殊」之處並非記者遭毆打，反而是，似乎已經很久沒有聽到這類事件了，尤其在習近平二○一二年掌權之後，大陸對新聞媒體和言論管制升級，影響所及，唯一可能觸動政府官員或利益集團的「調查報導」也漸趨弱化，「記者被打」也就愈來愈少聽聞了。
大陸也曾有過「調查報導」興盛的年代，那堪稱是調查記者最熱血澎湃的職業生涯，也是大陸媒體最接近「第四權」社會角色的一段時期。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刊文整理，二○○三年，「南方都市報」以講述湖北青年孫志剛因沒有「暫住證」，最終被送至收容站後遭毒打致死的報導，促使官方最終廢止了收容遣送制度，也揭開了大陸調查報導的黃金時代。
大陸調查報導自此迎來全盛時期。二○○五年，「河南商報」刊出「一案兩凶，誰是真凶」，重啟塵封十多年的聶樹斌案；二○○八年，上海「東方早報」發表「甘肅十四名嬰兒疑喝三鹿奶粉致腎病」報導，讓這起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被曝光。二○一○年，「中國經濟時報」發表「山西疫苗亂象調查」，揭露了當地大批疫苗中毒及致死案例。
近年大陸調查報導能施展的空間愈來愈小，調查記者也成為「高危」職業，願意投身其中的人更少了。根據廣州中山大學二○一七年底發布的「新媒體環境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報告」，當時大陸在冊調查記者僅剩一七五人。調查記者的凋零，媒體只能扮演官方傳聲筒，無疑是大陸社會和人民的巨大損失。
去年十一月大陸記者節時，官媒人民網刊出「習近平與新聞工作者說說心裡話」文章，總結過去幾年習在宣傳工作會議和新聞輿論座談會上的談話。其中，習近平強調，要提高新聞輿論影響力和公信力；新聞輿論職責使命包括澄清謬誤和明辨是非等。
然而，要做到這些，需要營造對新聞媒體友善的工作環境，要讓記者無懼於被威脅或毆打，有足夠職業保障和社會支持，並讓調查報導重回盛況，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