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在一种可怕的新疾病被正式命名为“Covid-19”的同一天，一个由美国和中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发布了关键数据，显示该病毒的传播速度以及对哪些人最致命。
世界各地发布的健康警告都在援引该研究，它似乎成为了危机时刻国际合作的典范。
然而，几天之内，研究人员悄悄撤回了这篇论文，以一条信息取代，告诉科学家们不要引用该论文。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了这个异常的举动，但整件事在新冠大流行病的恐慌中很快就消失了。
现在我们很清楚的是，这项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错误而被删除，而是在一项对科学的打压行动中，在中国卫生官员的指示下被删除的。这一努力为早期新冠病例，例如那些该研究提到的病例的出现时间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中国获得任何信息都很难，”其中一位论文合著者、佛罗里达大学的艾拉·朗吉尼说。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首次公开描述了该研究被撤回背后的故事。“太多信息被掩盖，被隐藏。”
中国政府让科学家封口、阻碍国际调查，以及对关于大流行病的在线讨论加以审查，这些均有据可查。但北京对信息的控制比许多流行病研究人员所意识到的要更为深入。《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其审查活动将目标对准国际期刊和科学数据库，动摇了共享科学知识的基础。
中国科学家因政府的压力而隐瞒了数据，从公共数据库中撤回了基因序列，并修改了向期刊提交的论文的关键细节。时报对十几篇被撤回的论文进行审查后发现，西方期刊编辑出于不明原因同意了修改或撤回了论文，从而给这些行为提供了帮助。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团体让混乱的数据和不准确的时间线有了可信度。
这种对科学研究的审查并没有全面奏效：例如，仔细检阅后，仍然可以在网上找到2020年2月论文的原始版本。但这场运动使医生和政策制定者在世界最需要的时候无法获得有关该病毒的关键信息。它在欧洲和美国滋生了对科学的不信任，因为卫生官员引用了来自中国的论文，而这些论文随后被撤回。
这场压制行动至今仍在持续滋生错误信息，并阻碍了确定病毒来源的努力。
近日，这样的审查进入了公众视野，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发现了中国研究人员于2020年1月从武汉市场收集到的、但对外国专家隐瞒了三年的基因序列数据——全球卫生官员称这一延迟是“不可原谅的”。
序列显示，在病毒基因物质留存的同一位置发现了一种类似狐狸的动物貉留下的基因特征，这一发现与病毒从市场上非法交易的动物传播给人类的情况相符。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在本月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的科学家称这种批评是“无法容忍的”。
几乎无法将这种信息压制归咎于单一动机。对北京来说，控制和塑造信息是理所当然的事，尤其是在危机时刻。但一些审查改变了早期感染的时间线，早期的感染是一个敏感话题，因为中国政府在应对疫情是否足够迅速方面面临批评。
没有证据表明审查制度旨在掩盖大流行起源的某个场景。一些科学家认为，新冠从动物自然传播到人类。另一些人则认为可能是从中国实验室传播的。双方都指向那些被审查的数据以支持他们的理论。
但他们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中国政府对科学的控制扼杀了对真相的探索。
“我认为有一个严重的政治议程正在影响科学，”悉尼大学生物学家爱德华·霍姆斯说，他是分析了含有貉DNA序列的小组的成员。
该小组将他们的发现告知中国研究人员，不久后这些基因序列一度从全球数据库中消失。霍姆斯表示：“我们在偷偷摸摸讨论被删除的数据，走到这一步实在是可悲。”
不断变化的日期
在一段短暂的时期里，新冠病毒似乎挑战了中国臭名昭著的严格信息控制。2020年2月6日，当避免一场大流行似乎仍有可能的时候，中国互联网因李文亮去世的消息而沸腾了。李文亮是一名武汉医生，在生病前因就疫情发出警告而受到惩罚。
愤怒爆发了。人们感觉到官员在隐瞒能拯救生命的信息。在中国各地，人们质问：有多少人在12月感染了病毒？谁知道这些情况？为什么没有采取更多措施？
大约在那个时候，研究人员证实，这种病毒已经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了数周，中国官员最初否认了这一事实。
中国政府的反应是加强网络审查，并夺取对研究的控制权。起初的审查是零散的。科技部要求科学家优先处理疫情，而不是发表论文。一位欧洲科学家回忆道，他的中国合作者要求他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承诺不分享已经发表的研究数据。
很快，中国研究人员要求期刊撤下自己的论文。期刊可以出于一些合理的原因撤回论文，比如有缺陷的数据。但是，对来自中国的十几篇撤回论文的回顾显示，中国存在一种模式，即修改或压制有关早期病例、医务工作者条件及病毒传播范围的研究——这些话题可能会有损政府形象。时报审查的撤稿论文都已经被追踪撤稿研究的组织“撤稿观察”标记出来。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护士也会哭，”她们写道。
期刊撤回论文的速度通常很慢，即使它们被证明存在欺诈或有违伦理。但“撤稿观察”的创始人之一伊万·奥兰斯基说，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想要在中国征订或发表中国研究成果的期刊往往屈从于政府的要求。他说：“科学出版商确实竭尽全力去取悦审查要求。”
在那之后的3月9日，来自中国顶级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冠病毒可能如何变异的论文。这项研究发表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旗下的著名期刊《临床传染病》上。
虽然这个研究课题看似与政治无关，但它用的是从2019年12月中旬起从武汉患者身上采集的样本。这进一步证明了新冠病毒在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之前就已经广泛传播。
通知说，未按规定报批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科研人员将受到惩罚。
从期刊上撤稿仍在继续，而且原因不同寻常。
一个作者团队给出的原因是，“我们的数据还不够完善。”另一团队警告，其论文“不能作为SARS-CoV-2起源和演化的依据”。第三个团队表示，其研究结果“不完整，还没有准备要发表”。有几名科学家在撤稿声明中承诺更新他们的研究结果，但一直没有那样做。
因为中国科学家被封口，所以很难清楚地区分哪些论文撤稿是因为审查，哪些是出于正当合理的科学原因。
这些审查帮助了政府的叙事。
“中国很早就以优胜者的形象走出了大流行，”西顿霍尔大学全球卫生专家黄严忠说。“他们开始对疫情做出新的叙事，不仅从病毒起源的角度，而且从政府应对大流行的作用的角度。”
在发表了有关新冠病毒变异的论文两个月后，《临床传染病》刊登了一个更新。更新的版本称，武汉的病毒样本总归不是2019年12月采集的，而是在几周后的次年1月采集的。
该论文的通讯作者、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李明锟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中心的杰西·布鲁姆在Twitter上指出了这个差异后，期刊编辑发布了这篇论文的第三个版本，添加了又一个时间线。这次修改称，样本的采集时间是12月30日至1月1日。
该期刊刊登的更正只是说之前的日期“不明确”。
该期刊的编辑在发给时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发表更正是“澄清科学记录的最合适做法”。
起源之谜
中国科学家多年来一直不理睬外界提出的公布从武汉市场各个表面采集的样本信息的要求。这种拒绝阻碍了明确大流行起源的努力。
悉尼大学生物学家霍姆斯表示，早在两年前，他就向中国研究人员强调了这些样本的重要性。他甚至将貉的基因组序列发给了他们，希望他们能用这个基因组序列与市场上采集的样本进行比较。研究人员直到今年才将数据公开。
世界卫生组织本应是有关该病毒的可靠信息存放处，但它反而增加了人们对大流行起源的困惑。人们在2021年3月来自世卫组织和中国的一份重要报告中发现了一些错误后，世卫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曾承诺，官员们将纠正这些错误。
两年过去了，他们并没有纠正。那份存在错误的报告仍在网上，继续提供一个不准确的最早已知病例时间表。亚沙雷维奇现在把有关报告的问题送交给那些拟定报告的科学家们来回答。
“当数据被证明不正确时，那是一个很大的、在许多方面都无法原谅的谜，”乔治城大学奥尼尔国家和全球卫生法研究所所长劳伦斯·戈斯汀说，他长期担任世卫组织的顾问。“这要么表明世卫组织对中国的要求不够坚决，要么表明中国根本就不合作。”
一些科学家也同样怀疑，中国的审查制度影响了支撑全球研究的基因数据库。
2021年6月，西雅图的病毒演化专家布鲁姆在研读一篇科学论文中的表格时，发现数十个基因序列已从美国政府的数据库Sequence Read Archive中被删除。这些来自2020年初的序列由武汉大学科学家提交，但后来奇怪地消失了。
管理该数据库的是美国政府的国家医学图书馆，它当时表示，这些序列是武汉的研究人员要求撤回的，并暗示，在大流行期间应中国科学家要求删除数据仅此一例。
但一名外部顾问2022年3月的审查显示，武汉的科学家们在同一天撤回了另一组不相关的序列。在布鲁姆博士发表了一篇关于被删除的武汉大学序列的论文后，它们重新出现在网上——但大部分已被转移到与一个中国政府有关联的数据库中。
这个争议，以及最近有关另一个数据库中发现、删除然后又恢复的貉DNA引发的争吵促使人们呼吁这些基因数据库保持透明。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进化生物学家维尔日妮·库尔捷-奥尔戈戈佐表示，所有与大流行相关的序列都应该向全球卫生专家公开，尤其是早期样本的序列。“我们只有来自2019年12月的患者的不到20个序列，”她说。（国家医学图书馆表示，共享撤回的数据违反其政策。）
中国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控制仍在继续。
一名研究野生动物贸易的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最近被关闭，当局毫无根据地担心这个实验室的研究与大流行病的起源有关，正在对其进行调查，据一名参与该研究的境外科学家表示。
今年4月1日，中国政府对从海外访问学术门户网站中国知网进行了限制，限制了外界对那里的学术成果的了解。领导人敦促中国科学家把研究论文发表在国内期刊上，而不是国际出版物上。
本月，中国政府的科学家表示，是时候开始在中国境外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了。
这是对受到广泛驳斥的大流行源于其他地方这一说法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