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美联社）——当中国在去年 12 月突然取消COVID 清零措施时，该国还没有准备好应对大量病例。医院拒收救护车，火葬场日以继夜地焚烧尸体，亲属因存储空间不足而将死去的亲人拖到仓库。
中国官方媒体称，开放的决定是基于“科学分析和精明计算”，“绝非一时冲动”。但实际上，美联社发现，执政的共产党推迟了顶级医学专家多次启动退出计划的努力，直到为时已晚。
取而代之的是，在病毒最容易传播的冬季来临之际突然重新开放。许多老年人没有接种疫苗，药店缺乏抗病毒药物，医院没有足够的物资或工作人员——根据数据模型、美联社记者对中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现任和前任雇员、医疗专家和政府顾问的20多次采访以及美联社获得的内部报告和指令，这些匮乏导致多达数十万人死亡，而这些死亡原本可以避免。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流行病学家张作峰说：“如果他们真的有早点退出的计划，那么很多事情本可以避免。” “不会有这么多死亡 。”
两年来，中国因其对病毒的严厉但成功的控制而令人瞩目，在其他国家因停摆和启动封锁而苦苦挣扎时，它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随着 2021 年底出现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变种，许多中国顶级医学专家和官员担心零 COVID 是不可持续的。
2021 年底，中国领导人开始讨论如何解除限制。早在 2022 年 3 月，顶级医学专家就向中国内阁国务院提交了准备逐步退出的详细建议。 但同月在上海爆发疫情后，讨论陷入沉寂，这促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封锁了这座城市。零 COVID 已成为民族自豪感的焦点，在习近平领导下加强对言论的控制使科学家们不愿公开反对党的路线。
到上海疫情得到控制时，距离中共二十大召开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是该国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会议，这使得重新开放在政治上变得困难重重。因此，即使omicron 逃避了越来越严厉的控制，该国仍坚持对数百万人进行大规模检测和隔离。
随着示威游行、工厂骚乱和企业倒闭，动荡开始酝酿。压力越来越大，直到当局突然屈服，让病毒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席卷全国、并造成致命的后果。
专家估计，在中国的 COVID 浪潮中可能有数十万人甚至更多人死亡——远高于官方公布的不到 9 万人的死亡人数，但仍远低于美国和欧洲的死亡率。然而，根据香港大学的模型和科学家的估计，如果该国更好地接种疫苗并储备抗病毒药物，本可以避免 200,000 至 300,000 人死亡。
”这根本不是一个明智的公共卫生决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说，就敏感问题坦率发言。“这绝对是个糟糕的时机……这不是有准备的做法。”
计划出轨
临近 2021 年底，许多公共卫生专家和领导人开始思考如何退出零 COVID 政策。omicron 的杀伤力较低但传染性强得多，这使得遏制 COVID-19 变得更加困难，其传播的风险也降低了，附近的韩国、日本和新加坡都在放松控制。
四位知情人士说，那年冬天，国务院任命公共卫生专家加入一个新委员会，负责审查 COVID-19 控制措施，该委员会于 2022 年 3 月提交了一份报告。美联社首次报道了该文件的存在。
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时候开始为可能的重新开放做准备了。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它长达 100 多页，其中包括详细建议，以推动中国拖延的疫苗接种、增加ICU 床位容量、储备抗病毒药物以及让轻度 COVID-19 患者呆在家中。它还包括一项提议，将中国南部的热带岛屿海南指定为放宽管制的试验区。
但随后事情开始出现问题。
香港爆发的一场混乱、致命的疫情令北京感到震惊。然后在 3 月，病毒开始在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传播。
最初，上海采取了一种轻松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封锁个别建筑物——这是由医生张文宏领导的一项开创性策略，他一直公开呼吁政府准备重新开放。但很快，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邻近省份的官员抱怨说他们看到的病例来自上海，并要求中央领导层封城。
美联社获得的中国疾控中心接触者追踪报告显示，到 3 月初，附近的一个省份发现了数十例 COVID-19 病例，全部来自上海。省级官员辩称，他们缺乏上海的医疗资源和追踪病毒的能力，有可能在中国做好准备之前就将病毒传播到全国。
与此同时，中国对老年居民的疫苗接种率下降和香港的死亡情况令当局感到震惊，国外有关长期 COVID-19 的报道也是如此。当上海未能控制病毒时，最高领导层出手干预。上海于 3 月下旬宣布部分封锁。
4 月 2 日，时任副总理、被称为“COVID 沙皇”的孙春兰前往那里监督全面封锁。 “他们失去了勇气，”一位经常与中国卫生官员联系的专家说。
上海准备不足。居民们在网上怒火中烧，抱怨饥饿和参差不齐的物资。但北京明确表示封锁将继续。
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说：“坚决维护零新冠肺炎”。“坚持就是胜利，”习近平说。
保持沉默
上海封城后，中国公共卫生专家不再公开谈论准备撤离。没有人愿意公开挑战习近平支持的政策。一位人士告诉美联社，一些专家被中国媒体列入黑名单。
这位被列入黑名单的专家说：“任何想说出与官方说法不同的人，基本上都被压制住了。” 4 月初，中国国务院泄露了一封来自欧洲商会的信函，敦促放松对COVID 的零控制。据一位直接熟悉此事的人士称，市议会官员希望引发辩论，但觉得自己没有权力提出这个问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没有回复要求置评的传真。
时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也暗示要做好退出准备。在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最近公开的 4 月中旬内部小组讨论中，引用高的话说“omicron 没有那么危险”，公开讨论是否需要零 COVID调整后，他们“希望尽快达成共识”。
据三名因未获授权向媒体发言而不愿透露姓名的与会者说，几周后，高在北京德国大使馆参加了一场关于全球 COVID 退出策略的私人活动，并敦促在中国接种更多疫苗。高没有回复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 也有迹象表明党内意见分歧很大。
据称，在 5 月份与西方商会的非公开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时任党内二号人物的李克强似乎对有关零 COVID 正在摧毁经济的抱怨表示同情。一名与会者和另一名听取了会议情况介绍。这与习近平预先录制的将战胜 COVID 列为首要任务的讲话形成鲜明对比。但分析人士说，在中国几十年来最专制的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李克强无能为力。
公共卫生专家分成几个阵营。那些认为清零 COVID 不可持续的人——比如高和上海医生张——沉默了。但时任中央政府 COVID-19 专家工作组组长的梁万年一直在大力倡导零 COVID 作为战胜病毒的一种方式。尽管梁拥有流行病学博士学位，但他有时被指责推行党的路线而不是科学驱动的政策。
“他知道习近平想听什么，”美国疾控中心驻中国办事处创始负责人叶雷说。
叶说，梁在 2022 年 1 月和 5 月的内部会议上否决了重新开放的建议，这使得其他人很难提出退出准备的建议。梁没有回复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
卫生当局也知道，一旦中国重新开放，就没有回头路了。
一些人对不明确的数据、漫长的 COVID 和更致命的毒株的可能性感到害怕，让他们充满不确定性。
“每天，我们都被大量未经核实的数据淹没，”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位官员说。“每周我们都会听说新的变种。……是、我们应该找到摆脱零 COVID 的方法，但是何时以及如何？ ”
当局可能还一直在等待病毒进一步减弱，或者等待中国开发的新的、更有效的mRNA 疫苗。
”他们没有紧迫感，”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中国零 COVID 政策的博士后研究员朱宏深说。“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优化整个过程，他们认为他们有时间。” 上海的封锁期从预期的八天延长到两个月。当上海重新开放时，距离中国关键的第 20 次党代会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届时习近平有望获得有争议且打破先例的第三个任期。
有爆发的风险开放计划被排除在外。尽管来自北京、上海和武汉的科学家写了内部请愿书，敦促政府开始准备，但他们被告知在代表大会结束前保持沉默。 “每个人都在等待党代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学专家说，就一个敏感话题发表评论。“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非常谨慎。”
增加压力
中国各地的官员采取了非常措施来阻止 omicron 的传播。
游客被锁在旅馆里，商人被无限期隔离，许多人因为害怕被困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而停止旅行。退休工人 Moses Xu 说，在内蒙古，一家国营军火厂强迫工人每天24 小时连续数周远离家人住在工厂大院里。
在中国偏远的西部长达三个多月的残酷封锁中，新疆居民忍饥挨饿，而西藏则有数千人上街游行，在一次罕见的抗议活动中违抗命令。尽管如此，官员们仍然坚持他们的立场，因为政府解雇了那些没有控制住 COVID 的人。
然而，omicron 仍在继续传播。随着20大的临近，当局开始隐瞒并采取秘密封锁和隔离措施。
当局封锁了拥有超过 1000 万人口的省会城市郑州，没有发布任何公告，尽管他们只报告了少数病例。一位人士告诉美联社，他们用公交车将一些北京居民送到遥远的隔离中心，并要求他们不要在网上发布有关此事的信息。一些村干部故意少报 COVID-19 病例数，以给人一种病毒已得到控制的感觉。
地方政府向大规模检测和检疫设施投入了数百亿美元。从武汉到河北工业省的村庄，公务员被迫从事检测或检疫工作，因为地方政府没有钱雇用工人。
在 10 月中旬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与习近平意见不同的高级官员被搁置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六名忠诚者跟随习近平登上了新的领导阵容，标志着他对党的全面控制。
推动变化
随着大会的结束，终于可以听到公共卫生部门的一些声音了。
在美联社获得并首次在此报道的 10 月 28 日发布的一份内部文件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吴尊友批评北京市政府对 COVID 的过度控制，称其“没有科学依据”。他称这是对中央政府零 COVID 政策的“扭曲”，有可能“加剧公众情绪并引起社会不满”。
同时，在公开场合他又称中央政府的病毒政策“绝对正确”。一位前 CDC 官员说，吴感到无助，因为他被命令在公共场合倡导零 COVID，即使他有时不同意其私下的过度行为。
一位熟悉吴的人证实，他撰写了内部报告。吴没有回复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
另一位发言的是钟南山，他是一位因对武汉最初爆发的 COVID-19 发出警报而闻名的医生。一位熟悉钟的人说，他曾两次亲自写信给习近平，告诉他零 COVID 是不可持续的，并敦促逐步重新开放。一位政府顾问告诉美联社，担心经济低迷的金融、贸易和制造业商界人士也在幕后游说当局。
除了游说，重新开放的压力还来自全国各地爆发的疫情。美联社获得的一份由北京卫生部门发布的 11 月 5 日内部通知称病毒形势“严峻”。 据三位直接了解会议情况的人士透露，11 月初，中国最高“COVID 沙皇”孙春兰召集了卫生、旅游和经济等领域的专家，讨论调整北京的病毒政策。两人表示，著名医生钟博士提供了来自香港的数据，显示该市上次疫情爆发后 omicron 的死亡率很低。
11 月 10 日，习近平下令进行调整。 据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表示，“坚持科学精准防控”，暗示他希望官员减少极端措施。
第二天，北京宣布了 20 项调整限制措施的新措施，例如重新划分风险区域和缩短隔离时间。但与此同时，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坚持COVID清零。 “必要的防疫措施不能放松，”习近平说。
结束清零
政府想要秩序。相反，这些措施造成了混乱。
由于来自高层的信号相互矛盾，地方政府不确定是封锁还是开放。政策日新月异。
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官员们取消了大规模检测并开放了这座城市，但几天后又恢复了严厉措施。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打电话给市政府官员，指示他们采取既不过严也不过软的措施。
个别公寓被突然封锁，持续数小时或数天。大量的检测和病例让医护人员不堪重负。旅行、购物和餐饮都停止了，街道空无一人，富人购买了离开中国的单程机票。
11 月下旬，公众的不满情绪沸腾了。中国西部新疆地区一场致命的公寓大火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锁门和其他病毒控制措施的抗议。一些人呼吁习近平辞职，这是自 1989 年亲民主抗议以来对共产党权力最直接的挑战。
防暴警察出动，抗议活动迅速平息。但在幕后，情绪正在发生变化。 政府声明中不再提及“零 COVID”。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称，这种流行病正在造成“疲劳、焦虑和紧张”，控制它的成本与日俱增。
抗议活动发生几天后，COVID 沙皇孙春兰举行了会议，她在会上告诉医学专家，政府计划“快速”退出COVID清零。一位退休官员表示，一些人对政府转变的速度感到震惊，其中有人说领导层变得比专家们“更加激进”。
据一位了解习近平讲话的人士透露，12 月 1 日，习近平告诉来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抗议活动是由对封锁感到沮丧的年轻人发起的。
“我们倾听我们人民的声音，”这位人士回忆说，习近平告诉米歇尔。 一些人告诉美联社，最终决定是突然做出的，几乎没有公共卫生专家的直接意见。
”我们都没有预料到 180 度的转变，”一位政府顾问说。
据三名现任和前任政府雇员称，中国政府中的许多人认为，抗议活动加速了习近平完全取消病毒控制的决定。
”这是导火索，”一位匿名人士说，因为他们未获授权对媒体发言。
据新华社报道，12 月 6 日，习近平指示官员改变对 COVID-19 的控制。
次日，中国卫生部门宣布了 10 项全面措施，有效取消管制、取消病毒检测要求、强制集中隔离和位置跟踪健康二维码。如此突然地重新开放的决定令全国措手不及。
”即使提前三天通知也好，”一位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说。“这件事发生的方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很快，病人挤满了急诊室，病人瘫倒在地板上。COVID-19 抗病毒药在黑市上每盒售价数千美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后来估计，在短短六周内，超过 10 亿人（约 80%）被感染。但根据一名前官方媒体记者获得并发布在网上的泄露指令，即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当局仍命令官方媒体转移对中国突然重新开放的批评。
”大力宣传，”它命令道。“反驳美国和西方关于我们‘被迫开放’和‘没有准备’的虚假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