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又出事了，上万名退休老人为了退休医疗保险的事情，包围了武汉市政府。因为下雨，大家人手一把雨伞，活脱脱的武汉版“雨伞革命”。
退休医疗保险的细节，媒体已经多有报道，我们不多介绍，主要谈这个事件的深层原因。武汉市要“改革”退休人员医疗保险，无非是少给大家一些钱，多从老百姓那里拿走一些钱。这个事件，我估计北京会非常恼火，而且很快就能够解决，武汉市政府必须让步，甚至不排除有官员会受到批评或者内部处分。
原因很简单，这种事情，中共无法压制下去。中共做任何镇压，掀起的所有运动，都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打击一小撮，通常不超过百分之五，其他大部分必须通过各种方法笼络住，包括用各种名利的手段。但退休医疗保险这个事情，很难用同样方法解决，武汉哪位高官一拍板，损害的是两百多万武汉的退休人员，涉及的是武汉所有家庭，无一例外。所以这个事情只能退步，不能用镇压的方法。
土改杀地主，地主是少部分人，右派是少部分人，反革命也是少部分人，和大部分人没有什么牵连瓜葛，这是一种杀鸡儆猴的游戏。但退休医疗保险，涉及到的几乎是所有人。
另外，退休人员，生活中最重要的是生活保障，其中健康，有病了去医院，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涉及到几乎所有人的安全感，因为他们还有家庭，子女都受到影响的。这是人性中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安全，一旦受到冲击，反弹起来力量是难以估算的。
还有，这批上街游行示威的，是近60岁以上的人群，按照中共人口资料，这批人占中国人口比例是20%。这是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人，正好是文革接受教育的一批人。
习近平最近在中央党校讲话，谈到未来“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这个话，非常文革，但却反映了那一代人的一种定式思维模式。而武汉上街的这批人，恰好是有同样思维模式的一群人。
你想，你动了他的医疗保险，这个底线就被踩到了，他的忧患意识于是开始发作，然后大家一合计，就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了，而且还会“通过顽强斗争”打开新天地呢。中国大陆这批老人可不好惹，斗争精神特别旺盛，中国一般年青人都躲着他们，中共惹了这批人，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但是，退休医疗保险这个事情，只是中国大陆现在问题的一个表面，里面的各种深层原因，分析起来，可以发现中共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而且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发酵。
中共维持强力统治，控制整个社会，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恐惧”。但“恐惧”这个工具，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好用了。
社会运动通常是一个连锁反应，所谓破窗理论。一个空房子如果一个窗户被打破，你没有及时修复，很快会有更多的窗户被打破。社会暴动中，警察必须迅速控制住第一个引发事件的人，否则就会出现连锁反应。通常在群众中，特别大胆特别敢于出头的，一定是少数，大多数是随大溜的跟随者。一旦第一个人出手，没有受到立即的惩罚，第二个人就会跟进，随后是第三个和第四个。警察也好，军队也好，人数一定比老百姓少，一旦群体行动扩大，就很难控制了。
这就是中共过去一直说的“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监视要到位，反应要及时，手段要凶猛。才能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人动作的时候，及时阻断这种连锁反应。
所以，要对社会严厉控制，一旦动手，就必须足够震慑，制造出足够的恐怖气氛。以前，中共都是这么干的。
但最近，这个镇压机器出了点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发生了好多群体事件，包括白纸运动，包括烟花革命，包括讨薪运动，中共虽然及时出手，处理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做出动作的人，但却没有弄出大的恐怖气氛来。白纸运动，中共抓了几十个人，但却不敢公布，也不敢声色俱厉地严厉处罚。到现在，这个镇压仍然是秘密私下的，没有示众。
对中国民众来说，中共改变清零政策，显然是对民众抗议做出了让步，对抗成功了，而那些带头的人，也没有受到严厉处罚。这个公开的恐怖没有出来。烟花革命也是一样，各地政府放软身段了，让步了，法律法规还在，但各级政府和公安警察们睁一眼闭一眼，大家过年过节大放烟火，也没听谁被抓被严惩。
在古代，有人犯罪杀头，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刀砍下去。中共也一样，过年过节枪毙一大批人，先要五花大绑，架在卡车上游街示众，宣布罪行，然后在人山人海的观看下，一枪毙命。这种方式，就是要用足够的恐惧，来维持大众的服从。
但最近的这几场运动，这个东西没有了。
倒不是说中共少了暴戾之气，而是时也势也，那些恐怖手段，并不适用于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但这些事件，却足以给中国大部分人造成跟风行动的心理暗示。
但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整个专制机器开始松动了。
机械工程设计有一个原则，能够用一个零件完成的事情，绝不用两个。原因很简单，两个零件出问题的可能性，比一个零件大得多。国家机器也是一样，越是复杂越是精密的制度设计，它的维护成本也就越大。
没错，中共的这套体制极为复杂严密，通常来说也相当有效，但运作成本也非常之大。网上经常有网友总结，说汉朝几百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唐朝几百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到了清朝大概是一百多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和美国、英国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但中共这套制度，是28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
这都是钱，都是成本。因此，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尤其是政府财政出现问题，整个机器的运行就会有问题。我是牛车耕地，只需要牛健康，铁犁完整就可以。你用拖拉机，涉及的环节就多很多了，除了拖拉机本身之外，还有汽油、机油，还要维护一条路，还要准备各种各样的零件等等。一个零件有问题，整个系统就不能运作了。
中共这套复杂的系统，需要依靠大量金钱来维持运作，这是中国大陆政府行政开支比例特别高的原因。
现在是经济出了问题，尤其是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出了大问题，于是这个机器开始卡壳了。有关中国大陆经济下滑和政府财政大窟窿，今天我们不详细说，有目共睹。咱们谈一个连带的问题，就是官员躺平，懒政、惰政。
现在在中国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各级官员，基层公务人员，都非常普遍出现躺平的现象。中共想从“政治觉悟”的高度去解决问题，根本是缘木求鱼。因为这个涉及到基本的普通人性，没有钱，没有利益，必然如此。很多研究政治的专家认为，制度决定了一切。我认同一半，还有一半，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的体制，或者成功的企业，首先都必须承认人性，尊重人性。而人性，无非趋利避害而已。
中国大陆现在经济下滑，各地公务系统都开始减薪，多者减半，少者也减掉三成，然后希望官员们干更多的事情，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现在中国面对的各种危机，本质上都是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怎么解决？习近平开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药方，因此危机只会越来越严重。外国的例子不说，中共建政之后，经历了几次大的经济危机，一次是60年代初，一次是70年代后期，两次的解决方案都一样，中央放权，最高权力者放权。60年代是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搞“三自一包”。70年代末是地方财政包干，然后政企分开，改革开放，本质都是把集中的权力下放。
而现在习近平在北京开出来的药方，是集中权力。习近平最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这点，要面对未来的急风暴雨惊涛骇浪，就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说白了就是他们几个人的领导，要把权力完全集中在他们几个人那里。
因此，中共已经走入一个负循环，集中权力，经济下滑；经济下滑，体制松散；体制松散，导致进一步抓权，直到彻底崩溃。说实话，这是所有共产党专制倒台的共同原因。前苏联如此，中共也必然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