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的行为规则中，有些是天定的，有些是人定的。
人之所以能定，是基于天定。
比如良知，同情心，是天定的。不需要谁来定人需要良知、需要多少。
个体生存保障，是天定的。
群体生存保障，是天定的。
但个体与群体利益有时不完全一致，比如对个体利益的追求破坏了整体利益时，整体利益压制了个体利益时，两者就矛盾了，冲突了。
这时，就有一个调控的问题。
政治制度就是一个调控机制。这个调控机制是人定的。
面对不同的个体与整体矛盾，因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群体的调控机制是不同的。
美国和中国，是天定兴起的两个国家。但天定的秩序与顺序却不相同。
美国建国时，白人个体与整体几乎没有利益冲突。因为面对几乎是无限的资源，个体利益可以无限满足，而个体对利益的无限占有并不会对整体构成危害。个体权利极大，整体权利极小，这就形成了美国现有的调控机制，就是美式民主。
但新中国建国时，个体利益与整体就有矛盾。因为中国没有无限的资源，甚至没有有限的资源，而是严重地缺乏各种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各种内外矛盾，中国的调控机制必然要压制个体利益，这就形成了中国前三十年的调控机制，就是社会主义。
到了各方面草创完毕，初具规模，个体利益被慢慢放开，整体利益没有被压制到极小。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定的注定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当它失去外在条件，就要发生变化，向天定规则回归。
而回归的过程，又因为原有机制的不同而经历不同。
美国的制度是在资源无限的条件下确定的，个体有极大自由。现在资源有限了，个体自由应该适当受到限制，应该倡导节制与公德。
中国的制度是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确定的，个体自由极小，现在物质丰富了，个体自由应该适当放开，更应该倡导创新与天然秩序。
这两个回归的过程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美国的个体会觉得受到压抑，中国的个体会觉得舒畅。
美国应该注意避免秩序崩溃，中国应该注意避免道德沦丧。
美国的问题是看到外在环境变化，但欲望受限对人性形成巨大冲击，而所有人都拒绝做出内在相应的调整。中国的问题是突然放开，欲望解放对人性形成巨大冲击，内在调整跟不上。
这就是天定胜人的时刻。
美国如果不做出调整，各种矛盾会不断激化，变成冲突，人为的制度最终会被压扁击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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