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弃婴塔与传教士杀婴传言的由来
有史以来，若论重男轻女之程度，当以吾国为第一，纵观世界各国，也未有如此之甚者。
在部分人类马上成为火星生物的今天，仍有愚昧者还执着地连生七八胎，只为了要一个男孩。
受制于经济条件，那些取名“招弟”的女孩们，自然得不到更好地养育，仅能算活着而已。
不过相比清末而言，这些意外来到人世间的女孩们，已经幸福得多了。
清末之时，多生的女婴因为养不起，常遭父母遗弃，甚至被丢弃于河湖、池塘之中溺死。
全国有十多个省份存在“溺女之风”， 如南方的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北方的山西、山东、河南等省。
广东“溺女之风，所在皆然”;江西“皆以生女为嫌，每多溺毙”，湖南“风俗向有溺女陋习，牢不可破”，福建曾“有一家连淹十余女者，有每村一岁中淹死至数十女者”。
如此一来，清末全国男女性比例严重失调，宣统元年竟达到了惊人的121. 7：100。
后来，可能觉得亲手溺毙太过残忍，渐渐兴起在村外修建“弃婴塔”，将遗弃的女婴放于塔内，任其自生自灭，甚至还冠以不要脸的“义塔”之名！
刚刚出生的婴儿，还没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就被狠心的父母遗弃，沦为虫蚁野兽的口中之食，何其悲哀！
当时，许多来华传教士，发现当地有遗弃女婴之风，就在河边或“弃婴塔”边上挂个小篮子，写着“这是一个收集人们不想要的女婴的篮子。”
天津法国天主教堂的传教士们，还专门修建了育婴堂收留弃婴。当时有些百姓出于善心，把捡到的弃婴送到育婴堂，修女们还给予金钱的奖励。
不料，此事一经传开，有些人马上嗅到了金钱的味道，公然四处抢夺婴儿来育婴堂领取赏钱。
因为瘟疫，教堂里十几名婴儿不治而亡。传教士花钱雇人安葬，而工人们为了省事，草草刨了一个坑掩埋了事。
事后有野狗闻到气味，扒开浮土吃掉了死婴。恰好被当地百姓发现，就怀疑教堂杀死了大批婴儿。
有些村民偷偷跑去教堂求证，趴在窗外发现内有一大瓶泡制的“眼球”，更坚信了传教士杀婴的传言。
而经事后调查发现，所谓的“眼珠”，不过是修女们自己腌制的洋葱头。
谣言往往传播很快，在当地百姓心目中，传教士们买中国婴孩为了挖心取眼制药，教堂就是他们作恶的肮脏之所。
当时有个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在拐骗幼童时被抓，为了减轻罪责，他供认指使他拐骗幼童的，是一个为天主教堂做事的中国人王三，所用迷药为王三提供。
如此一来，当地百姓压抑不住怒火，纷纷要求地方官捉拿王三，惩办凶手。
天津县知县刘杰押犯人去教堂，查问王三的下落，教堂本无此事，又加上语言不通，双方争执起来，村民围住了教堂要求交出凶手王三。
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赶来，正巧刘杰准备回衙门，丰大业拔枪命令刘杰制止民乱，不想枪走火把刘杰的随从打伤了。
村民以为知县被打死了，把丰大业围起来群殴致死，又冲进教堂，打死了里面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教民，并将教堂付之一炬。
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直隶总督曾国藩受命处置此案，经过调查发现，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
此案处死为首乱民16人，缓刑4人，充军流放25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至黑龙江，赔偿白银49万两，曾国藩为此背上了“汉奸”的骂名。
教案处理完毕之后，清廷派遣大臣崇厚为专使，出使欧洲向法国道歉，以示与法国“实心和好”。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梯也尔说：“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护与条约的信守。”
亲手溺毙女婴，或者丢弃“弃婴塔”中，也司空见惯而不觉羞愧的国人，见洋人收养弃婴就妄加猜测，以为人家要杀婴制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鲁迅曾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说到杀婴制药，我国古代不乏以婴儿为药引之事例。
秦始皇给徐福的三千童男童女，实为炼制长生不老药而精心挑选的，徐福不忍，才带领童男女东渡日本。
明嘉靖年间，有个叫王冠的富豪，私养十多名少女，不停让其怀孕，再令其服药堕胎，以死婴做药服食。
明万历年间，太监高寀在福建负责收税，听信方士之言，说吃上千名儿童脑髓，“命根子”就能再生。
《西游记》中比丘国国王要以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儿童的心肝为药引，大约就是以高宷为原型。
此类事例，至今读来仍觉脊背发冷。如此行径，实在对不起“人”这个身份。平日里满口的仁义道德，不过是他们脸上用惯的遮羞布。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