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威权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正卷土重来，自由民主主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中俄两国先后修宪回归强人统治，到土耳其圣索菲亚教堂被改为清真寺，到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都反映了这一天下大势。
中美博弈看似只是两国间的利益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但其实反映了一个更大背景的文明冲突。
近期，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先是贸易战的步步升级，然后是新冠疫情的口水战。接着是随着港版国安法的通过而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最近又互相关闭对方的领事馆。
不久前，美国政府要员，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联调局长克里斯•雷和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以及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了关于“中国威胁”的一系列演说。蓬佩奥将中美冲突归纳为“自由世界”与“共产中国”的冲突。而北京则指责美国当局打意识形态牌，试图间离中共与中国人民。
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中美之间的这场冲突，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文明冲突的局部表现。这幅巨大的文明冲突的图景就是：那种源自东方的威权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正卷土重来，而以民主和自由理念为核心的近代西方文明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30年前，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曾经席卷大半个地球的苏式威权主义在欧洲土崩瓦解，这波浪潮，从波罗的海，一路向东，如多米罗骨牌，苏联瓦解、东欧各国易帜，中亚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抛弃共产主义。这波浪潮一直推进到远东，中、越、朝三国顿时成了残存的苏式威权主义的政治文明孤岛。尽管此时，这波浪潮的力道已成强驽之末，已不再具有改朝换代的动能，但它对中国和越南的冲击，至少也促进了其内部的向西方学习的改革思潮。
再说阿拉伯世界。20年前，美国挥兵攻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按美式民主建立当地政权。10年后，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民主浪潮席卷中东。 英法两国出兵利比亚，西亚、北非的独裁政权接二连三地倒下，西方世界一片欢呼，认为这是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又一胜利。
然而好景不长。
在欧洲，当年拥抱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东欧诸国中，一些国家民主倒退。匈牙利、塞尔维亚和蒙特内哥罗近年来日益走向强人独裁，被人权团体取消民主国家资格。
最具标志意义的是，已经走向民主宪政体制的俄国，再次向独裁回归。俄国总统普京，自2000年起，变换花样，一直执掌国家政权。不久前又通过所谓修宪公投，使其可以连任总统一直到2036年，成为新的“彼得大帝”。
当年脱离了苏联的中亚诸国，从阿塞拜疆，到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虽然抛弃了共产主义，但却又一一变回了独裁统治。
在西亚、北非，阿拉伯之春打碎了世俗专制主义，却导致了伊斯兰主义的泛滥。民主之花，昙花一现，要么内乱不断，要么如埃及、叙利亚一样重回独裁统治。
土耳其的圣索菲亚教堂在十字军东征时被改为天主教堂，在奥斯曼帝国时改为清真寺，到上世纪土耳其脱亚入欧，改为博物馆，如今又被改为清真寺。这种变迁最具标杆意义地反映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力量消涨，反映了今日的势态：伊斯兰文明的扩张。
在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向西方开放和学习、西风东渐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但最终并没有解构其原有的政治内核。经济力量的增长，滋养了原有的政治体系，使其满血复活,。终于导致风向反转：任期制被取消，重回毛氏威权主义的定于一尊；内敛、收缩的路线被外张、进攻的路线取代。
香港国安法的通过，具有一种力量消长的表征意义：即这个中西文明之间的边缘城市，一个曾经脱亚入欧的城市，一个西方文明的前哨据点，如今在某种意义上正在脱欧入亚，正被威权主义吞噬。
这一系列的事件，反映的是一种文明的“反噬”：曾经节节败退的古老文明，威权主义，还有伊斯兰主义，经过某种洗礼和蜕变，得益于全球化输血滋养，，得益于近几十年来西方资金和技术的源源不断的输入喂养，正起死回生，卷土重来，正在试图夺回它曾经被蚕食的地盘。
从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来看中美之间目前的冲突，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考。
特朗普的上台和蓬佩奥的宣言反映了西方人的惊醒，看到了西方文明面临的生存挑战。
一些人希望，可以复制30年前西方阵营对苏联的冷战胜利。但他们忽视了两点，一是当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所导致的自杀式国家瓦解只是一个稀有事件， 二是当年整个东方世界在经济力量上与西方相比，力量悬殊。今日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一是不能指望戈尔巴乔夫式的错误会再次发生；二是今日经济力量的对比已不同于往昔。
30年来随着全球化，财富持续从西方向东方转移，随着企业、资金和税基的流失，西方在失血，当年财大气粗的美国，如今也囊中羞涩，为了几个小钱，国际组织会费和驻外军费，而与人斤斤计较。而在东方，随着经济起飞，财富新贵大批涌现，国家经济实力大增。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导致了政治影响力的相应消长。
最近，蓬佩奥承认，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组建一个针对北京的国际联盟是困难的。他说，他对有那么多的国家支持北京的港版国安法感到“吃惊和失望”。据报道，虽然欧美27国反对港版国安法，而支持北京港版国安法的却竟有多达70余国。
西方文明走到今天面临生存挑战的地步，有自身的原因。本次新冠疫情所暴露出来的西方国家的混乱和低效，最近美国因黑人事件而爆发的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和带有某种文化专制特征的政治正确风潮，以及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失血症和空心化，都反映了当代西方文明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在这些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之前，西方世界应对挑战的能力是有限的。
尽管，利用西方目前仍然拥有的力量优势，采用分化间离、合纵连横的策略，利用某个国家急功冒进的策略失误，可以对某个国家或政权作有针对性地围堵 打压，个别国家或政权可能会因此而受挫，但是这种策略层面的博弈，可能并不足以改变全局势态。
虽然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说，政治伦理的进步是必然的，民主自由也是人类所追求的政治公义的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不会有曲折。而这种曲折可以是以百年为单位来计算的。要知道，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到文艺复兴之间，就有长达千年的中世纪。
这种威权主义的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是否是人类的一个注定劫数？这场文明的大对决，前景如何？以自由民主主义为核心的当代西方文明，在经过持续数十年财富东移、失血空心化后的今天，会有几成胜算？它是否会重蹈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覆辙？这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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