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先生：
你好！
我叫戎小捷，是北京的一个普通中国公民。我认真读了两遍你5月9日致即将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的公开信，考虑了一下，决定提笔给你写上这封信，交流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你的公开信的核心思想，就是想立即在中国实行宪政，并以此来解决中国目前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坦率地说，你的想法很有代表性，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抱有与你相同的看法（在上世纪末，我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你的论述也非常符合逻辑，环环相扣，可以说滴水不漏。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中国不能走宪政民主之路。理由简述如下：
我们先从中国尝试推行宪政民主的历史事实来考察。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开始，中国就不断有人尝试推行宪政民主。康梁们算一次，宋教仁们算一次，胡适们又算一次，罗隆基们又一次，方励之们又一次，刘晓波们又一次……但全失败了，而且是在离目标越来越远的地方就开始失败。失败后，康梁们是怪慈禧太后，宋教仁们是怪袁世凯，胡适们是怪蒋介石，后几次的人们是怪毛泽东、邓小平……但我现在认为，他们全怪错了对象。导致失败的实际原因就是，我们总幻想把一种在西方欧美有效的民主模式照搬到中国来，但120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此路不通，因为中华文明和欧美文明压根就是两码事。当然，你也许会用普世价值的观点来反驳我。那么请你看一下当代那些推行了“普世的宪政民主”的阿拉伯国家吧，我不说它们出现了灾难，但至少可以说效果不佳吧……
其实，宪政民主制度本身没有问题，它在欧美取得成功就是明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宪政民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在整个社会（国家）中，市场系统必须已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长期的市场交换实践中），已经认同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规则：遵守契约（合同）。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才能形成尊重并遵守宪法的传统。实际上，在市场系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宪法就是全社会的最高的、最基本的底线契约。而在一个市场系统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例如阿拉伯诸国，则是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你若推行宪政民主，或者造成混乱，或者造成形同虚设（宪法是一纸空文）。
再具体说到我们自己，中国是一个行政系统几千年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人们长期习惯的、长期所认同的一个至高无上的规则是：服从指挥（服从上级的命令）。如果说，西方的社会主要是靠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契约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一个分工协作的整体，那么中国就主要是靠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命令来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一个分工协作的整体。换句话说，在西方，宪法的本质是（必须遵守的）契约，在中国，宪法的本质是（必须服从的）命令。进一步来分析，契约的主要特征是其一旦签署，则不可更改（这也就是在市场系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即使发现有问题，宪法也很难修改的根本原因）。命令的主要特征则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随时更改（这也就是在行政系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宪法经常反复修改的根本原因）。总之，在中国，若想靠制定一部完美无缺的宪法来解决一切问题，只能是一个空想。
好了，我们不讲这些抽象的东西，现在让我们来讨论几个实际的具体问题。假设按你的《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学者建议稿）》，我们选举出了总统，那么请问，这个总统是否有权撤换中国几个国有大银行的行长？是否有权撤换几个国有大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是否有权撤换各大国有企业的总经理？是否有权撤换所有国办大学校的校长？是否有权撤换国办各大媒体（各广播电视台、各大报刊）的领导？……假设能撤换吧，那么这些新上任的领导，是否有权撤换其所在单位或部门的那些中层干部？……等等。须知，在市场系统占主导地位的欧美国家，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因为他们是私有制，总统当然无权撤换上述机构的头脑，他也无权对那些机构发号施令，更无权按照他的想法来重新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在西方，换个总统，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正常生产活动不会被打乱。可中国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上述公有机构的领导都必须服从总统的命令、接受总统的任免，并按照总统的指挥来安排组织整个社会的主要生产活动。如果我们照西方那样四年一选总统，四年就来一次大撤换,来一次“改朝换代”，四年河东，四年河西，那么，整个社会就会乱成一锅粥……
也许你会说，那我们就先实行私有制呗，先让市场经济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呗。这也不行啊，即使它能走通（假设中国高层也阴差阳错地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代价也太大了。前苏联因此乱了十几年，而我们的历史比其长三四倍，人口比其多四五倍，如果乱的话，强度要大三四五，延续的时间恐怕也要长四五倍。而且即使那样，即使我们愿意承担这个代价，最终的结果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一个灾难。因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了清一色的市场系统占据主导地位宪政民主国家，那么，在每个国家中的市场系统都有大概率的可能恶性膨胀，又由于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了对立面（行政系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来平衡，整个世界庞大的市场系统一旦失灵，或一旦遇到类似瘟疫这样的灾难，已经全球化的整个人类社会就会瞬间崩溃……（详见我的《文明社会原理》之第三文明均衡原理。）
当然，我说了以上这些，并非否认当下的中国需要改革。恰恰相反，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一个需要推进政治改革的历史时期。但，作为一个行政系统超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悠久大国，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推行西式的宪政，而是要创建摸索出一个机制、一个模式，用以解决中国特有的问题。比如，如何防止中央出现重大的决策失误（错误命令），以及，在中国这个具有超大体量的国家中，如何防止中央决策的“一刀切”；还有，如何解决中央领导人的有序接替，如何防止整个行政系统愈演愈烈的腐败，等等。简单来说，我的初步想法是，既要借鉴外国的经验，又要汲取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比如，借鉴西方逐步扩大选举权的经验（先给大富人选举权），我们中国可以尝试先给各级高干们一定的“推举权”。汲取“周制”（可以防止决策失误和一刀切，但会轻则导致本位主义、重则导致分裂、混战）的教训，汲取“秦制”（可以避免本位主义、防止分裂，但当中央出现重大决策失误时，则满盘皆输，而且整个体制会逐渐僵化、腐败，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教训，我们可以尝试、摸索，建立一个半“周”半“秦”的模式，以兼具两者之长，避免两者之短。此方案说来话长，这里我不详细展开。（我愿意就此和你以及其他有志于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朋友们进行交流探讨，我的邮箱：rongxiaojie1492@gmail.com）
好了，此信已经很长，也不知你能否收到，我们下次再聊。谢谢！
戎小捷
2020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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