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还要等多久，中国会真正的改变，实现言论自由，每一个人可以自由的发出自己的声音？
请每一个读者自己先独立做一个估测回答，再与文后的答案做一个比较。
油管“越哥说电影” 讲解电影《至暗时刻》(Darkest Hour)
（该片讲述二战时面临来自内部的偏见与外部的法西斯战争，温斯顿·丘吉尔抵住压力，带领英国人民奋起反抗，赢得敦刻尔克战役的胜利，度过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情节，丘吉尔一个人到了地铁车厢，向在此的英国人民问了一件一直在困扰他的事，并希望从英国人民这里，得到真正的答案：如果最坏的情况出现了，比如敌人出现在了街道上，你们会怎么做？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战斗，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和他们战斗，与法西斯战斗到底。丘吉尔再次问道，如果我们可能会跟希特勒签订和约，你们觉得怎么样？所有人都坚定地答道，绝不。随后丘吉尔走到一个小女孩身边，轻声地问她，你们永远不会妥协吗？小女孩目光坚毅地答道，不，绝对不会。接着丘吉尔喃喃说，对于这世间众人，死亡迟早降临，但是怎样的死亡能比直面强敌，为了守护先祖遗骨和信仰的神庙而死更为崇高？说完这些，丘吉尔忍不住老泪纵横。
看到这里，虽然明知这可能是虚构的情节，这只是电影，这只是别人在解说电影，我也忍不住流泪了：如果中国有这样一个人民领袖，在疫情最黑暗的时刻，独自走到了武汉街头，医院，市民的家里，去问一下苦难的中国人民，你们需要什么，你们痛恨什么，你们想要改变什么，那该有多好啊！
有网友发文“病毒阴影下的平行世界”，中国人好像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里，一些人批评中国政府，一些人赞美中国政府，病毒灾难还仿佛更加重了这种对立和撕裂。一些人感受幸福，一些人血泪辛酸， 每一方都觉得对方有偏见在沉睡在装睡，这不是事实吗？
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深爱这生我养我的地方，深爱这里的父老乡亲。为什么会撕裂？为什么要改变？怎么改变？
谈谈李文亮吧。大二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发帖护红旗，支持香港警察打压香港人，发帖散布SARS病毒的确诊，在训诫书上签名永不再犯，在医治病人中被传染和死亡。他是一个体制内的人吗？他是一个被洗脑的人吗？他是说真话的人吗？他是一个英雄吗？都是又都不是，他就是像你像我一样的普通人，做的事有对有错，有优点也有缺点。
再说说陈秋实，方斌，武汉口罩哥，武汉痛斥政府的大嫂，他们都是英雄吗？如果他们是警察，红十字会的领导，武汉市长，湖北省委书记，中央领导，他们就不会私饱中囊，欺上瞒下，互相甩锅，保护自己，优先自己的家人和亲属吗？
心理学有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找一些大学生志愿者，随机抽出一半饰演监狱的看守，余下的一半饰演囚犯。从第二天开始，看守和囚犯就开始对立，撕裂和抗击，愈演愈烈，在第六天不得不终止实验。为什么这样？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和角色的变化会让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坏人做出可赞的事情。
那么怎么去寻求一个最好的体制，法律，规范去尽量鼓励普通人多做好事少做坏事呢？
一个多世纪以前，著名的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研究发现，在牛市场，参观者会尝试估计出一头正展出的牛的屠宰重量。高尔顿检查了人们所做的估计，发现一项令人惊讶的事实，平均估计值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大。所有人估算出的重量进行平均之后，就能提供一个相对准确的结果——通常比大多数估值更好，专家的估值更好，有时甚至比所有的估值都要好——的原理被称为“人群智慧原理”（Wisdom of the crowd）。
民主制度下的投票决定也是这样，每一个个人独立自由投票下后的平均值，往往是最合适，最中庸，最正确的选择。为什么会这样呢？少数极左的和极右的，太激进的和太保守的会互相中和，大多数的中间派的平均意见在绝大多数时候往往是最恰当的，这也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背后的道理。
去问一下每一个中国人民，你们需要什么，你们痛恨什么，你们想要改变什么，你们要制定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法律，规范去尽量鼓励普通人多做好事少做坏事呢？他们的答案的平均值就是最正确的选择。
现在回到开文的问题：还要等多久，中国会真正的改变，实现言论自由，每一个人可以自由的发出自己的声音？
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回答做一个平均值，就是正确的答案。
作者个人的估测回答/希望：十年以内。据统计一个国家在经济的初期发展阶段独裁体制下发展更快，到中期发展阶段以后民主体制下发展更快。感觉中国已到了这个经济的拐点，体制的最黑暗的时刻，人民开始集体觉醒反思的时刻，黎明即将来临。
每一个读者，您的答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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