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的文字是利玛窦在明朝中华文明发展高潮期写下的有关中国的文章，与今天很多使用华文的人描述西方世界何其相似
“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歎「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
而且他還發現，「凡是人們為了維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東西，在這個國家都有豐富的出產。」「中國的莊稼一年兩收，有時一年三收，這不僅是因為土地肥沃、氣候溫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於人民勤勞的緣故。」「中國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井然有序地管理著整個國家。」「雖然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但他們的皇上和人民卻從未想過要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很滿足於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
對於中華文化，利瑪竇說，「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以普遍講究溫文有禮而知名於世，這是他們最為重視的五大美德之一，他們的著作中有著詳盡的論述。對於他們來說，辦事要體諒、尊重和恭敬別人，這構成溫文有禮的基礎。」
與利瑪竇有著近似印象的、在中國生活了22年的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在《大中國志》中寫道：「這個國家幅員遼闊，它的境內有供人類生活的必需用品及各種美好的東西，它不僅用不著向別的國家乞討，反而還有剩餘滿足鄰近和遙遠國家的需求。」「中國人重視道德，更尊重實踐德行的人。他們爽快地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地承認自己的不足。對於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而言，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
另一位西班牙傳教士弗朗西斯科?奧瓦列斯在《南明行紀》中，同樣談到了中國人的謙和、吏治的清廉和國家的穩定，言語之中不時流露出對中國歷史悠久、文明先進、制度優越、社會繁榮的仰慕。 「他們的身體以及他們的頭腦，可以說是歐洲人的楷模。他們的種種德行，可以當作基督教國家的優秀榜樣。」
還有1640年來華並生活了數十年的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在《中國新史》（原名《中國十二絕》）中，向西方人展示了一幅明朝末期、清朝前期中國的全景式圖案。從中國的名稱、地理位置、歷史、語言、風俗，到中國的物質生活、礦產、航運、船舶乃至政治制度、國家結構等，無不娓娓道來。
在安文思看來，中國處處是優點：中國的版圖極其廣大，中國的歷史非常悠久，中國的語言文字優美，中國的典籍豐富，中國人有禮貌也有教養，中國水運便捷、公共工程完善，中國工藝製造精美，中國物產豐富，中國聖人孔子影響巨大，中國政治發達、君主偉大，北京之建築相當宏偉。
他甚至還斷言，中國語言比希臘、拉丁等歐洲語言都容易學習，因為她既「符合理性，又符合經驗」。
17世紀末的大哲學家萊布尼茨，曾將中國知識在歐洲的傳播稱為「當代最大的事件」，而上述書籍讓18世紀的歐洲啟蒙學者了解了東方古老的文明，並使之成為他們汲取精神力量的重要來源，成為啟蒙思想家筆下「藉以鞭撻舊歐洲的『巨杖』」。這些啟蒙思想家尤其推崇儒家學說，推崇宋儒理學將「道」視為「天地之舉、萬物之源」的理念。
在這些啟蒙思想家中，法國的伏爾泰和魁奈都對中國讚歎不已。伏爾泰在其著名的著作《風俗論》中，無前例地將中國歷史作為世界歷史的開篇。在他的心目中，中國儒教是「理性宗教」的楷模，中國的「理」或者所謂的天，既是「萬物的本源」，也是中國「立國的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稱中國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並十分推崇孔子，還在書房裡掛孔子畫像。
伏爾泰對中國的政治體制也大加讚賞：「我們對於中國人的優點，即使不至於五體投地，但最少可以承認他們帝國的組織是世界上前所未見最好的。」
法國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同樣對中國政治制度大加讚揚：「由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以無可非議和不容非議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權力基礎之上，因而能夠保證它在合法的行政管理中擁有做好事的最高權力。這種權威對君主來說是福祉，對臣民來說是應該受到尊敬的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