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多样化

观念的多样化

第一章、观念单一化的害处

一、闭关锁国或对外开放

大部分的人都把中国近几百年来的落后归因于明末开始的闭关锁国政策，认为是闭关锁国导致了中国未能及时学习、吸收外界的新思想、新技术，从而导致了越来越贫穷、落后。于是，中国人的对外观念就空前地统一成要始终保持对外开放这一共识上。现在全世界的人们基本都认为要坚持对外开放、自由贸易这一基本原则，决不动摇。那么，闭关锁国真就不好吗？对外开放真就那么好吗？我们不妨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来看看。

以中国历史为例，中国在过去至少自周朝到汉朝这一段时期内，施行的就是闭关锁国的政策。政府严格控制对外贸易的规模、品种和数量，防止各种技术的外泄，以维持国家的科技优势。比如，在汉朝初期及其以前，象铁器等就是严格禁止对外交易的，这使得中国士兵在武器装备上远远优于没有多少铁器的北方游牧民族。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齐国就可以追杀游牧民族几千里远。弱小的赵国也可以独抗游牧民族的入侵并向北不断地开疆拓地。到了汉朝，对外贸易逐渐放松，尤其允许外民内服，使得各种技术和战略物品迅速外移，国家又醉心于诗赋歌唱造成科技停滞，结果科技优势逐渐消失。到了后来，即使合全国之力亦不能抗击来自北方的入侵，这有唐、宋、明为例。同样，没有中国的火药、枪炮、高超的冶炼技术以及其它各种技术的输入，西方也难以在近代入侵中国。因此，中国近代的落后不是因为闭关锁国，而是因为没有能够长期维持闭关锁国的状态和没有持续发展科技。由此可见，闭关锁国有时也有好处，对外开放有时也有害处。

自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发生东西对峙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对中国施行贸易和技术封锁，就属于西方对中国的闭关锁国。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害处，对没有科研的中国却是损害严重。在来自苏联的军事和生产技术的援助停止后，中国不但国防实力日益落后、破旧，连工农业生产效率也大为落后。后来在矛盾日益缓和后，西方阵营仍然统一维持着原来的技术封锁政策，中国政府只好费劲地讨好属于西方阵营的日本，不顾内部的仇日情绪，高喊着“让中日友好世世代代继续下去”。可是，却忘记了“远交近攻”的原因：没有国家愿意看到邻国的强大。除非面临着更大的威胁，邻国之间是互相嫉妒、提防，并随时希望对方垮台甚至能够占领对方的。结果，从中共建国开始，讨好了日本几十年，只能拿到一点点极为落后的小技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日本身上，许诺了极大的好处，换来的只是生产“大发”这样的汽车的技术，且严格控制。后来中国招揽欧洲国家时，日本才开始同意生产改进了的“夏利”。到了现在，日本宁可眼睁睁看着德国、美国的汽车公司在中国挣大钱，也只是犹犹豫豫地落后一步勉强跟进而矣。所以，莫要小瞧古人的智慧，那些貌似老旧的书籍永远都有它们的价值，免得几十年如一日地老是执行“睦邻友好”、“与邻为善”的政策。

工业技术封锁最终就是通过与远方的德国的合作打破的。德国在中国建立正规且现代的汽车生产线，并因此而赚了大钱，并进一步导致了医药和化妆品等生产技术的输出，继续发了大财。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西方国家都坐不住了，纷纷来中国投资设厂，各种工业技术纷纷流入中国。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施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已经彻底瓦解，与之相伴，他们对中国的技术优势也随着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而日渐缩小。

不止工业技术，西方过去的技术封锁对中国的国防实力影响更大。如果不是苏联或俄罗斯在欧美联盟咄咄逼人的肢解、分裂、消灭政策下被迫与中国联合，中国的国防水平也不太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这样，不要说统一台湾了，恐怕连海也出不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或明或暗地与中国进行着军事合作，在不久的将来就是中国军事在技术和实力上与西方的平起平坐，在更久的将来可能就是超越了。

这些例子都说明，闭关锁国并不一定对自己就是有害的。至少在自己具有科技优势或重视科技研发时，它对自己是有利的，打破这一政策而施行对外开放却会是有害的。周朝时期的老子就说过：“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美国在二战即将结束时为了炫耀和吓阻苏联，匆匆忙忙在日本试放了刚刚研究成功的两颗原子弹。结果当后来准备好了要利用原子弹的威力来肢解、消灭苏联时，苏联也造出了原子弹，于是一切都成了梦想。到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其盟国拥有原子弹，面积和人口都更庞大的美国却远远达不到英帝国当年的辉煌了。后来为了取得在核武器使用上的不对称优势，决心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可是，研究还没有启动，却先喊了出来。结果，苏联就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发展出突破防御系统的技术，使整个计划未启动就已注定失败。

西方国家的对外开放损害了他们对中国的科技优势，从而也消弱了他们对中国的生产和国防优势。但伤害决不仅仅这些，这些也不见得就是最严重的。英国对外开放更严重的结果是造成了产业外移，使国家内部实业空虚化，使国内的大部分需要都依赖于进口，而自己只能靠军火、金融等少数产业来出口。其结果是进口多于出口，使整个国家靠赤字和卖黄金等来维持生活，最终使自己沦为二流国家。美国现在也正一步一步地重复着英国的老路，只要科技的领先程度和范围稍一下降，就会出现入不敷出，靠赤字过日子的地步。国内实业空虚化必然导致生产实力的减弱以及在与之相关的领域的科技落后，并最终拖后越来越多的领域，从而使得科技领先的领域越来越少，领先的程度也越来越小，然后逐渐失去霸主地位，沦为二流国家。

那么，完全相信并严格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处于技术劣势的中国除了受益之外，有没有从中受害呢？这是当然的。在我看来，任何观念和政策的单一化都是有害的。任何一个观念，本身并没有对错或好坏，但一旦它在一个社会或国家成为共识并付诸行动之后，也就是形成垄断，成为单一化的观念之后，它就会开始危害社会。可以说，一个观念在成为社会的共识并全面付诸实践之时，就是它为害社会之始。这种危害还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日渐加深、加剧。

过分坚持、迷信对外开放并全面推行对外开放，即使对科技落后的中国也是同样有害的。目前最明显的、最表面化的就是占有资本优势的外国大企业或私人操纵基金对中国各个行业的逐步从入股或购买到形成垄断，使得中国的大部分行业都将渐渐为外国人所控制。中国在2008年左右发生的食用油价格忽升忽降就是外资垄断后操纵的结果。升是为了多赚，降回原有价格甚至更低价格则是为了防止民怨和竞争对手的出现，升或降都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利益最大化本身不是什么坏事，但大头儿都让外国人赚走就不是什么好事了。生产的食用油、粮食、食品、洗涤用品、衣服等中故意加入使全中国人都变傻、变呆或绝育的药品就更不得了了，就是亡种亡国的事了。

为了保证自己资本的安全和获得最大利益，外资还会通过各种手段收买政府官员、影响政府政策，从而逐渐把中国政府变为外资的服务工具，甚至极力打击、排挤民族企业，牺牲民众和国家的利益。商务部不就帮助可口可乐解除了它对汇源的收购合同吗？铁道部为了帮西门子卖火车，不就以扩大内需、提高速度为名不停地在改建、扩建高速铁路，从中国的挂名公司手中买入所谓的“拥有全部知识产权”、“全部国产化”的实际上原产于德国的价值百亿欧元的100列火车吗？这些都会越来越明显、频繁，不久还会越来越严重、广泛。

更为严重的是，为了维持外国公司的技术优势，政府官员在利诱下还会帮助外资公司腰斩中国的科技研究项目，尤其是应用广、利润大的项目，以维持外国公司的长期独占，消除来自国产化的竞争。由于技术差异不是能够马上赶上的，所以这方面的例子目前还不很多，但会在不久的将来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国近来对外开放的其它后果还很多，比如使中国成为外国的垃圾场和排污场等。

所以，当全世界人民都迷信、执行对外开放、自由贸易的时候，对外开放、自由贸易导致的不是双赢的结果，而是双输的结果。迷信对外开放实际上也是缺乏自信和奋斗精神的表现，是民族自卑的体现，是全民懒惰和自我放弃的暴露。相信对外开放才能救国，就是相信外国人民是自己的救世主，就是相信自己离不开外国人的拯救、扶持和帮助。

那么，既然全面对外开放不好，全面闭关锁国是不是就好呢？也不是。任何一个观念，一旦它成为主流并付诸实践后就会成为有害的观念，与之相对立的就成为有利的观念。对外开放与闭关锁国之间谁好谁坏、谁利谁害也是因此而不断互换的。所以，一个观念的好坏并不在于这个观念自身的本质和内涵，而在于它的社会占有量和执行度。一般说来，一旦一个观念的社会占有量和执行度超过了一定程度，形成了垄断，这个观念就变得有害，与之相对立的观念就变得有利。

二、忠与奸：

拜“三国演义”的流行不辍，曹操大概是被中国人糟蹋、咒骂次数最多的人，可能比秦桧还要多。但稍有头脑的人，即使只读被作者刻意扭曲了的“三国演义”也会发现曹操其实才是第一忠臣，而孙权、刘备才是大逆不道之人。二流角色刘备、孙权稍有喘息就急不可耐地称帝，而最有资格称帝的曹操一直到死都拒绝称帝，始终维护着汉天子的地位。这样的忠臣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却被人骂成大奸臣，真是冤枉。其实，大部分的历史人物都是黑白颠倒的，这只能算是其中一个较明显的小例子吧。

那么忠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不妨就以曹操这个大忠臣为例来看一看。这样的忠好还是不好呢？曹操没有篡位，在他死后，他的儿子曹丕篡位。没过多久又被司马氏篡位，司马氏从第一代（西晋的晋武帝）就把天下搞得大乱，其后在他傻儿子（第二代）手里更是烽火遍地、赤地千里。自有明确记载以来，中国第一次最严重的亡种危机就发生于西晋时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五胡乱华。这次大混乱使得中国北方大地上的汉人几乎完全被杀光。

那么这种惨剧能不能避免呢？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最简单就是曹操在巩固了北方后就篡位登基。这样，有雄才大略的曹操就能名正言顺地早日动手巩固、建立曹魏政权。凭他的声望、才能和见识可以迅速把各种异己力量和不利于政权世代延续的力量基本除去，还可以获得最大的力量支持，并把这些支持力量迅速凝结、固定起来，形成长久的支持曹魏政权的力量。凭曹操的智慧和才能，他建立的政权也会有一个更完善的制度以维持政权的长久稳定和延续。不管怎么说，最起码可以象刘备、孙权一样使自己的子孙不会很快亡于内部的篡逆，至少不会比孙、刘政权还要灭亡的早吧？这样就可以越过晋武帝和他的那个傻儿子了。如此，五胡乱华就基本不会发生了，中国的历史就彻底改写了。

曹操称帝不但可以改写中国的悲惨历史，还可以为自己捞一个好名声。试想，曹操称帝后，后世的迂腐文人还敢这样颠倒黑白地咒骂他吗？他们声嘶力竭地歌功颂德还来不及呢，哪还有时间和胆量来骂他呢？他们对称帝的刘备、孙权尚且如此恭维，把弑亲篡逆的李世民更是形容为一代明君，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把曹操他老人家称为什么，不和尧舜并列，也得和刘邦比肩吧。

因此，不能不说曹操的忠是害国害人又害己的。可见，忠并不见得就是好的，奸并不见得就是坏的。在全社会确立一个普遍、单一的忠奸观念是有害的。单一的忠奸观念（如忠好奸坏的观念）造成的祸害很多，上面曹操的例子就是一个。可以说，曹操就是这种观念的受害者。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曹操为了虚名而不敢有所作为，结果导致害己、祸国、殃民。

几千年来，自从世袭制度自夏朝出现后，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权力和利益的世袭便开始提倡、表扬、奖励人们忠于王或君，反对、批判、惩罚人们对王或君的背叛或篡逆。于是快速形成了一个以“愚忠”和“死忠”为核心价值、视篡位为大逆不道的为官观念。这种忠君观念或许能在短期内维护一下国君的地位和社会稳定，但中期或长期来看却会危害国君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

频繁的篡逆、政变容易造成战乱和混乱，因此不是什么好事。广泛灌输忠君思想则使君权绝对化，使帝王们可以终日沉溺于声色、不问时政而能高枕无忧，导致国家和社会由于疏于管理、调节而日益败坏、混乱，直至灭亡，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可以说，忠君观念最多只是把频繁的小动乱压缩为间隔较大的大动乱。但如果仅仅如此，也就算持平了，也就不算什么大罪过了。问题是这种观念还使民主和民本思想在中国迟迟不能出现。即使到了今天，这种忠君观念也仅仅是由忠君变为忠于党而矣。

这种在全社会广泛流行的“忠君”观念使得人们不敢挑战国君的地位、不敢试图限制国君的权力，是中国几千年来始终重复世袭的帝王制度、没有出现君主立宪制度或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由强大而日益没落的原因之一。直到现在中国还由于统治者的习惯和民众的胆怯仍在走权力世袭的老路。其危害可谓大且久矣。

过分推崇“忠”，还造成了对忠臣的作用过分夸大，使群众过分期待、迷信忠臣。在这样的观念下，人们往往把失败归因于忠臣的不得志，而不去从社会制度等更根本的层次来寻找原因。其结果就是社会制度得不到反思、改善，只有一朝接一朝的因循重复。

岳飞是近几百年来中国人普遍崇敬的大英雄，几乎人人都为岳飞被屈杀而叹息，几乎人人都认为要是朝廷能让岳飞继续乘胜杀敌，就一定能驱除外敌、收复中原。却不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而矣。岳飞是取得过一些胜仗，别的抗辽或抗金将领也取得过不少胜仗，朝廷上的皇帝和大臣们也希望能收复中原和整个北方。可是，不要说当时内政混乱的南宋，就是刚建朝时兵强马壮的北宋在宋太祖和宋太宗时对辽也无法取胜，连家门口的燕云十六州都收不回来。所以，就象北宋的灭亡与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这种子无虚有的事无关一样，南宋无法收复中原也不是由于奸臣秦桧杀害了岳飞。

岳飞是忠臣，但秦桧就真的是奸臣吗？在我看来，秦桧显然不是奸臣，而是大大的忠臣。如果非要说他坏，也最多把他划为和谈派或主和派，连投降派也算不上。岳飞是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南宋对辽和金的战争在整体上却是失败的。在岳飞时更是随时面临被金兵直馅首都而亡国的危险。杀害岳飞只是金国提出的和谈条件之一，是皇帝、宰相和众大臣们为了通过和谈保国而做出的无奈选择，最终拍板决定的是南宋的皇帝或是整个朝廷的集体决定，秦桧只是一个“替罪羊”而矣。

为了顾全大局、顾全皇帝的脸面、顾全中国人的自尊心，秦桧同志真正忍辱负重、含污藏垢，把杀害岳飞以及向金国称臣纳贡的罪名和过错都担当了下来。但他也不甘心以后世世代代都背着这个罪名，所以在临终前留下了在肚子里憋了一辈子的辩解书，以说明当时的经过，说明是集体的决定，是皇帝的主意，是被迫的。“莫须有”，即“不一定有罪”的罪名就说明了大家当时被迫的心态，也是含蓄地承认国耻、激励世人的方法。如果秦桧真是奸臣，真是为了杀害忠臣而杀害岳飞，状元出身、发明了宋体、在国家内乱外患的危难岁月能当宰相的他怎会愚蠢到以这么一个荒唐透顶、无法作为罪名的的罪名来杀害当时的大元帅呢？延续历朝历代奸臣们的光荣传统，来一个简单的“反是实”的罪名不是更简单、省事、没有争议吗？

当时的秦桧不是奸臣，他是在死后因为形势的需要被朝廷变为奸臣的。后来的南宋皇帝想励精图志、收复中原，不得不为岳飞平反，不得不把岳飞树为英雄，以激励民心、鼓舞战志。后来的皇帝自然不肯承认当时是自己的爷爷或老爷爷犯了错、屈杀了岳飞，众大臣们也愿意维护皇帝的利益和自己的爷爷或老爷爷的名声，于是众口一词地把秦桧打入了十八层地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到现在还跪在岳飞的塑像前，承受着众生的唾骂。这虽然没有岳飞屈，也够冤的了。

后人们也都是死要面子的主儿，光愿意高喊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源远流长、光荣伟大、繁荣强盛，没有几个人愿意承认文化、传统、制度上的缺陷或是咱堂堂中国的集体无能、全民腐朽，而宁愿把一切挫折都归为奸臣的破坏。另外，自己通过对奸臣大义凛然、义正辞严、慷慨激昂、悲愤交加的批判，还能过一把嘴淫，炫耀一下自己人品的高尚。何乐而不为？

说起“和谈”能保国，大家都不会同意，都会认为抗战才能保国。其实这也是观念单一化造成的错误。汉朝的汉高祖、唐朝的唐太宗都是在危机时候通过向外敌和谈、称臣纳贡等来保全国家的。汉朝和唐朝的许多其它时候也是通过和谈来换取和平的，昭君出塞、文成入夏不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实例吗？北宋和南宋也是通过向辽国和金国的和谈和称臣纳贡保全国家的。你说一个不能保全国家的岳飞重要，还是能保全国家和无数人民的和谈重要？如果你是当时的皇帝或宰相，你会不会为了满足对方的和谈条件而杀掉岳飞？即使你选择站着死，人民怕是要选择跪着生。在自然界中，生存是第一位的，一个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地活下来的民族要比一个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地被消灭了的民族要胜利、适应得多。

所以，北宋灭亡也好，屈杀岳飞也好，是全体国人的耻辱，不单单是皇帝或宰相的耻辱；是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体制和制度的耻辱，而不仅仅是和谈派、投降派占据朝廷的耻辱；是中国文明的耻辱，而不仅仅是秦桧的耻辱。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才能从制度和文化上寻找原因，才能变革制度和文化，才能免遭以后的耻辱。认识不到这一点，念念不忘忠臣来救国，把国家败亡的耻辱归结为忠臣被奸臣屈杀等看似偶然的因素，就不会反思国家和制度在根本上的缺点，就只能再次经历国家败亡的耻辱，如后来的明、清和民国。

三、仁爱：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仁爱好，政府应施行仁政，个人应对他人仁爱。我1996年左右在德国时，那里看病、吃药都是免费的。英国也是全民医保，看病不要钱，吃药要自己掏钱，但儿童在十八岁之前吃药也是免费的。而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后，直到现在，还常常听说有人由于出不起押金或没有带够押金而死在医院或医院门口的事。这也不是中国财力、物力不够的原因，因为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更穷，那时却有全民医保。

德国和英国的人们即使失业也都有很好的失业救济，除了住房享受政府的补贴外，每个月还都能领数量可观的救济金。有的地方则是按星期发救济金，据说是防止他们拿到钱以后在前两个星期很快花掉，而出现后两个星期没饭吃的现象。前几年看新闻时，偶尔看到过几条报道，讲德国的流浪汉凭着政府的救济金在泰国娶了几个太太、生了许多孩子，或嫖妓时故意传染爱滋病等。在过去的中国农村，政府只知道收税，受提留，对孤寡老人、残疾人、智障人的生死根本不闻不问，就更不用提什么退休金、失业救济金了。

在德国和英国时还常常看到政府的车辆天天到别人家里把残疾人接送到政府建立的残疾人中心，即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又有利于残疾人的身心健康。看到这些景象时，我常常会联想到自己小时候在中国农村的所见所闻：衣衫褴褛、浑身肮脏不堪的残疾老人或儿童在地上费力地爬着，挨门挨户地乞讨一两口残渣剩饭。有时他们刚走不久，天空就乌云密布，刹那间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就站在自家的屋檐下为他们焦虑不安，问我妈妈他们现在会正在路上吗？会不会正被雨打着、水淹着？他们冷吗？雨过后他们有没有干衣服换呢？在这二者之间稍作对比，就会发现英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仁爱和照顾。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不论是痴呆者、残疾者，还是孤寡老人，政府一律不闻不问，重担和忧愁全由百姓自己承担。

由此可见，对人民没有仁爱的政府是可怕、可憎的。两相对比，即知仁爱的重要性。

那么，仁爱是否就是完美无缺、对人们绝对有利的呢？不仁爱是否就是百无一是、对人们绝对有害呢？按照多样化的观点，任何观念都有其对的、好的一面，也有其错的、坏的一面。任何一个观念以绝对优势施行后，对国家、社会和人们的危害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政府对百姓不仁不爱的观念如此，政府对百姓又仁又爱的观念也如此。

1998年左右我在苏格兰读书时住在政府建给低收入的人住的一个三层公寓，每层都住着十几家，我们住在第三层。一层有两户人家，各有一个残疾儿童，都是男孩。一个大约十四五岁，一个大约十一二岁。刚开始时可能由于天冷的缘故，很少见到他们，只是常常在早晨看见带有残疾人标志的政府的车辆来楼下接他们，他们坐在轮椅上被人推到车上去。下午三点左右再由同样的车把他们送回来，由工作人员把他们从车上推下来，送到家里。后来，天暖和起来后，他们开始常常出来坐在轮椅上晒太阳。大的那个脸色苍白，整天无精打采的样子，却又脾气烦躁。小的那个要健康一些，偶尔还自己转动着轮椅和更小的小孩一块儿玩，见了我们也常常会主动打个招呼，简单地谈上几句。有一次，我们偶然发现那个十一二岁的男孩竟也能慢慢站起来，甚至一瘸一拐地走上几步。这使我们意识到他们其实并没有多么严重的疾病，只是腿的发育有些缺陷。在我们看来，这点儿缺陷实在不算什么，他们完全不必因此而终生坐在轮椅上。

我小时候，在我们村的另一侧有两个“小儿瘫”患者，一个比我大三、四岁，一个大概比我小一岁。在我刚上小学时，这两个人都是基本上在地上半爬着走路，很少能站直了走路。虽然家里都曾给他们做过拐棍儿，但他们经常弄丢，后来也就不再给他们做了。由于他们这样半爬着走路，就自然成为大家嘲笑和欺负的对象。但大家也并不把他们排斥在外，于是他们在大家的嘲笑中和大家一起玩耍、长大。玩儿到疯狂的时候，他们会用一个手划拉着地帮助那个有残疾的脚，趔趄着象受伤后在地上扑啦着挣扎的小鸟儿一样，身子严重地倾斜着、快速地起伏着，从而快速地“奔跑”着，和大家一起互相追赶着、打闹着。这样过了几年之后，我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两个人已经能和常人一样走路了，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有一点点儿拐。长大后他们也都像普通人一样能种地、耕田，因此也都很快结婚、成家、过日子了。

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不是小儿瘫，但脚部严重变形，只有脚的外缘能接触到地面。刚上小学时，他常常拄着拐棍走路，但不用拐棍也可以慢慢地一瘸一拐地走路，当时比那两个“小儿瘫”强多了。但他自尊心很强，对别人的嘲笑极其敏感，也因此从不和大家一起追逐、奔跑着打闹。在课间休息时，他则往往选择一个人在教室里烦躁地走来走去。我们背地里叫他“拐子”。几年以后，当那两个“小儿瘫”能够几乎和常人一样走路时，他虽然彻底不再用拐棍儿了，但走路仍然明显地一瘸一拐。有时不小心被别人轻轻一碰，他就会马上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再过几年，当那两个“小儿瘫”和平常人一样种地、耕田、干体力活儿时，他则几乎连铁锨都无法使用，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助家里开拖拉机。后来，学了点儿手艺，常常骑上自行车走街串巷，帮人们修收音机、电视机，但生意也不是很好。当那两个“小儿瘫”都娶了普普通通的女子为妻时，他娶了我们同班的一个羞涩的、略微有点儿傻的女子。

在没有国家福利，也没有社会照顾的中国，我们村里不管是那两个“小儿瘫”，还是这个“拐子”，他们最终都过上了正常人或接近正常人的生活，都溶入了正常的社会活动之中，并通过自食其力过上了还算体面的生活。在有很好的国家福利和很好的社会照顾的英国，在我们楼下生活的那两个英国残疾少年有幸坐在高级的轮椅上，有幸接受着工作人员接送、陪伴、照顾，但却只能终生坐在轮椅上，以一个残疾人在轮椅上度过一生，既不能溶入正常的社会，也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很难想象他们以后有结婚、成家、过日子的机会和能力。

两相比较，应该是英国政府的仁爱政策害了这两个英国少年。可见，仁爱也会有缺陷、有害。

对残疾人的过分仁爱、照顾如此，对失业者的过分仁爱、照顾也如此。对残疾人的过分照顾和仁爱会使他们普遍失去自我奋斗的决心和自食其力的能力，失去与普通人一样过正常生活的机会。对失业者的过分照顾和仁爱则会使更多的人选择不从事任何工作和劳动而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还会进一步使整个社会处于散漫、懒惰的气氛之中。我在苏格兰时就常常看到那里许多很年轻的男女整天呆在家里，无所事事。他们并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好工作，又不愿意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那里，整个社会也一副懒散的样子。

所以，仁爱与残忍之间应该有所平衡，任何一个获得完全优势并施行后都会是有害的。

四、“多生多育”或“计划生育”：

中国人过去都提倡多生多育，不论是夏商周时期，还是明清时期。其结果就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在人口不向外扩张、粮食产量不能相应增长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的结果就是贫穷、饥饿和内战。按照中国近两千多年的历史记录，中国大概每过二百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大的动荡、混战。大动荡过后，人口往往只剩下十分之一左右。于是，人均就有较大的土地，人与人之间就有较小的摩擦，在其后五十年左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次欣欣向荣的盛世。随后，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人均土地逐渐减少，即使在开发了大部分的可用荒地后也难以满足粮食需求。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也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空间缩小、需求难以满足而加剧，政府的腐败和贪婪又进一步使人与人之间的摩擦、矛盾、仇恨加剧。于是在经过欣欣向荣的盛世后逐渐达到一个稳定期，然后走向衰弱和黑暗。然后重新爆发由干旱等因素诱发的大动荡，然后重新进入新的循环。近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就是十几次这样的反复重复，大同而小异。导致大动荡的干旱等因素只是偶然性的触发因素，只能使大动荡的发生提前几年、最多几十年。同样，风调雨顺也只能使大动荡的发生推后几年、最多几十年。

这个大致固定的周期也诉说着科技和人均生产力的停止，因为如果科技进步的话，粮食的亩产量、家畜的蓄养量等都会增长，而这会使社会能容纳更多的人口，使周期延长。当然，也存在其间出现的医学进步导致的人口增长加速抵消了其它方面的科技进步导致的人口容量增大，从而使周期长度维持不变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发生。清朝寿命较长就与后期引入了美洲的玉米，提高了粮食产量有关。

所以，中国近两千多年的朝代兴衰史主要是一部人口增减史，也即其间的兴衰、和乱主要是由人口因素或人口与粮食产量的平衡关系决定的。这中间既没有制度、体制的大变动，也少有科技和生产的进步。因此，这段时间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停滞的、原地转圈圈的历史，是人类历史或中国人历史上的一个时间较为漫长的黑暗期。我们可以称这两千多年为中国的近古黑暗期（因为发生在整个近古代）或秦清黑暗期（因为主要发生在秦到清这段时间）。

在这个黑暗期中，多生多育的观念和实际施行，加上儒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的推波助澜，使得人口增长过快，导致“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只能如昙花一现，为时极短，使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国人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贫穷和饥饿之中。因此，多生多育的观念和施行使得这段由体制和科技停滞导致的黑暗期更为黑暗、悲惨。

试想，如果能同时流行一种与之对立且大致势均力敌的少生少育的观念并以同样的力度得到施行，中国这段黑暗时期虽然可能会依旧发生，但“太平盛世”的日子就会多得多、长久得多，贫穷、饥饿和杀戮的日子和次数就会少得多。少生少育带来的长久和平与宽松甚至可能通过促进科技进步和某些制度变革而改变历史，使这个黑暗时期根本就不会发生。

现在不同了，在中国流行的观念是少生少育，施行的是“一孩化”政策，即“一对儿夫妇只生一个小孩”。这种观念和政策也不比多生多育的观念和政策好多少，其危害正日渐加深、加大。前几天我爱人给她父母打电话，她父母告诉她，她们村已经没有小学了，孩子们每天要跑近十里地到另一个村上学，很不方便。据说由于长期计划生育的缘故，现在许多村里每个年龄的孩子只有几个或十几个，许多村里取消了学校，改为几个村合一个小学。我也读过一些报道，说是近些年中国小学生和小学校的数量每年都以惊人的速度锐减，初中生和高中生也在迅速减少。依此推测，再过两、三年到2012年左右，高考人数和大学生的数量就会开始急速下降。进一步按时间推算，再过十几年到二十年，中国就会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那时候政府就会不得不再次急转弯，转而大肆宣扬、鼓励生育了。结果就又是一会儿忽左，一会儿忽右，为社会运行和人们生活造成无数不必要的困扰、阻碍和破坏。

那么目前的计划生育如果继续下去究竟会在十几年后造成哪些危机呢？首先就是人口老龄化，国家未兴先老，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那时候，要养活我们这么多老人不但需要维持许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供给，还会需要许多护理和医生，从而使本就减少了许多的年轻人中只能有更少的可以从事科技和生产活动，而那时我们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又尚未足够领先。这就会导致在科技研究上出现人力和物力投入不足的情况，使我们本就不够先进的科技水平进一步落后于别人，从而继续保持被动挨打的局面。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中国人再次失去了一个向全球扩散的机会。在白人人种通过杀戮和灭绝而占领了原先被黄色人种占有的南北美洲和澳洲时，白种人获得了大量繁衍的空间，而黄色人种的生存空间则受到严重压缩，使其未来的繁殖数量受到严重限制。在东西方对峙减弱以及中国的经济和地位得到提高后，中国人得到了一个和平地向南北美洲和澳洲进行缓慢扩散的机会。但计划生育造成的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现实使得中国人的子女移民这些地区的动力大为减弱，于是如过去几千年来的历史一样，中国人再次错过了进行较大规模扩散的机会，固步自封地留守在几千年来一直生活的地方，自得其乐地继续享受着相互内斗和彼此倾轧的乐趣。

按照过去和目前的数量，进一步减少人口是好事，但凡事都要循序渐进，要逐渐减少，要慢慢减少，要各种人种都一致减少。一直、长久地保持“一孩化”的政策会使这个过程太快，会带来太多的负面效应，甚至能影响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多生多育有它的道理，少生少育也有它的道理，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流行并施行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只有当二者都能以近乎相同的力度发声时，社会才能根据现实情况制订、采取较平稳、正确的生育政策，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国情来调整现有的生育政策和措施。因此，社会的生育观念要多样化。

五、爱国（歌颂与批判、看好与唱衰、爱与不爱）：

根据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看法，“爱国”就是热爱自己国家的政府和政策，热爱自己国家的文化和传统，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民和环境。但热爱与否是内心的感情，我们无法直接看到，目前也没有仪器能可靠地测量它的正负和大小。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根据一个人的言行来推测他的感情，从而判定他是否爱国。在太平年代，人们往往缺少机会通过行为来表现自己是否爱国，众人也因此没有多少机会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来判定他是否爱国。于是，爱国与否往往就只能靠言辞来表达，一个人是否爱国也往往只能通过他的言辞来判定。这样以来，称赞国家的政府和政策，赞扬国家的文化和传统，歌颂国家的人民和环境就被认为是爱国。反之，批评自己国家的政府和政策、批评自己国家的文化和传统、批评自己国家的人民和环境就被认为是是不爱国，是忘本，是对国家、祖先和人民的背叛。

这样以来，象杨振宁一样称赞中国的教育好、人聪明的就是爱国。现在可能有人不同意杨振宁是爱国的了，但那只是因为杨振宁在82岁时娶了一个28的太太的缘故。在这之前，杨振宁可是中国人的骄傲，是爱国分子的典型，是许多中学生杂志的封面人物。相反，在国外骂中国政府和国家政策的运、独、轮就是不爱国、就是卖国贼。象丘成桐一样批评中国的教育差、人不聪明的也是不爱国，但因为人家得过国际数学大奖，也没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所以暂时还没有被骂为卖国贼。试想，如果现在反过来，是骂中国的丘成桐在82岁时娶了一个28岁的中国女子，丘成桐能有杨振宁今天这样的好下场吗？我想，这时的丘成桐不要说不能象这时的杨振宁一样拿着政府丰厚的津贴、住在清华大学高级的大师楼里悠哉悠哉地养老，怕是自费到中国的大学里讲几次数学也不可能了。

我有一年回国，与朋友们谈论时不停地讲外国如何、如何比中国好，中国如何、如何地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结果被当场批判为卖国贼、忘本、不爱国。人人都有自尊心，我的话伤害了别人的自尊和骄傲，别人因此骂我几句也是可以理解的。骂那些批评国家、批评政策、批评人民、批评文化、批评传统的人可以理解，却并不值得支持或表扬，因为它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为什么大部分的中国人会有这种过度膨胀的有害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呢？这是过分的爱国教育造成的结果，更进一步深入地探究，就会发现是爱国观念过于单一化的结果。多少年来，流行的爱国观念认为赞扬祖国就是爱祖国。但实际上，批评祖国也是爱国，而且是更深层、更有益的爱国行为。

前几年看台湾大选，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只要有一个候选人敢忧国忧民地说台湾的未来多么不乐观、多么令人担忧，这个候选人马上就会被说成是在“唱衰”台湾，居心不良。现在在网络上经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每当有人对中国的某些重大科技成就、成果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时，总会有人斥其为“见不得中国强大”、“中国落后对你有什么好处？”之类的话。我看不出这二者有何关联，怀疑成果的真假怎么就是见不得中国强大，就是希望中国落后？

大约三千年前，神医扁鹊三见齐桓公，说齐桓公有病需要治疗，齐桓公总是不相信，不久齐桓公果然得病死了。齐桓公怎么死的？是被扁鹊咒死的。

我说齐桓公是被扁鹊咒死的，大家肯定不信。为什么不信？因为大家都读过课文，课文上说齐桓公是不听劝告，不肯接收治疗，然后病死的。

这是发生在三千年前的事情，其结果是人们由此更加佩服扁鹊的医术高明。要是发生在现在或秦以后的年代，扁鹊就要倒霉了。他一说皇帝有病，周围的人就会大声斥责他诅咒皇帝，即使不被马上杀头，也会被杖打几十下。要是皇帝真的不久死了，众人马上会说是被扁鹊咒死的，杀头、满门抄斩、甚至株连九族都是可能的。因此，如果这事发生在秦以后的朝代里，记录此事的课文就不同了，就成了“扁鹊咒死齐桓公”了。大家，包括台湾人，会觉得这很荒谬，但是却不觉得说别人在“唱衰”台湾荒谬。台湾人民以及我们大家不也很荒谬吗？

人不是被咒死的，楼房不是被骂塌的，台湾不是被唱衰的，国家不是被批灭的，民族不是被咒亡的。

过去十几年来西方尤其是美国民众和政府普遍认为消费是推动进步、维持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于是流行鼓励消费、刺激消费，最后到鼓励超前消费。如果当时社会上能多一些大声唱反调的人、多一些吹毛求疵的人、多一些批评政府和社会的媒体，我想美国也不会落到今天（2009年）这地步。

由此看来，唱反调、持异见也都是爱国。即使不是爱国，也至少是对国家有利的，因而是值得鼓励、表扬的，至少应该被允许、被容忍。其实，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爱的深与浅、多与少，甚至爱与不爱也并不重要，关键是他的言行是否对这个国家有利。

大约十年前（1998年左右）我在英国生活时习惯于晚睡晚起，每天早晨要到十点以后才起床。起床后匆匆忙忙洗一把脸，吃几口饭，穿上外套就去上班。由于懒得去照镜子，我在出门前总是问一下我的爱人，脸是否干净，也就是执行“以人为镜”。我爱人端详一下后总是满心欢喜、兴高采烈地说，“脸色好极了”、“气色好极了”、“白里透红与众不同”等。听得我又舒服、又自信，高高兴兴地出门、信心百倍地工作。每天刮胡子也是在晚上，洗手间的光线很暗，镜子也很旧，也看不太清楚。这样过了大约一年以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地上扔着一个小镜子，忽然想到好久没有仔细照过了，就拿起来照了照。这一照不要紧，我吃惊地在镜子里看见一张熊猫脸！也就是围着两个眼睛长了一圈儿黑。我楞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那是我自己。我又惊又气又急之后大声责问我爱人：“我的脸都成这样了，你怎么还天天说好极了！？”。她困惑地说“怎么了？不是挺好吗？”。我只好指给她看，她竟是茫茫然一副似是非是的表情。我然后赶紧想办法处理，用各种东西磨擦变黑的部位，发现都快擦出血了也擦不掉，竟然已经很厚了。后来我每天坚持擦两次，过了两个月后，才略为减轻，但依然很明显。然后回中国休假，到了老家大部分人都不说什么，只有一个爱冷嘲热讽的堂兄说：“胖是胖了不少，就是脸象熊猫了，要是能美美容就更好了。”

可见“以人为镜”也是不可靠的，关键是以什么人为镜。以爱你的人、以宽厚的人或以老好人为鉴，有了大缺点他或她也常常看不见（比如上述中我的爱人），即使看见了也往往不说（比如上述中大部分的亲戚和邻居）；以爱挑剔、爱批评、爱嫉妒或不爱你的人为镜，才可以发现自己的缺点，改进自己的容貌和言行。而真正能及时甚至提前发现你的缺点的则往往是你的敌人。

大家都喜欢听别人说自己好，没有人会喜欢听别人的批评和挑剔，但唯有批评和挑剔的言论才能指出其中的缺点和不足。我到现在还因为那位堂兄的直言而痛恨他，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直言吧。但如果我没有提前照镜子发现自己脸上出现问题的话，最终能让我知道的恐怕不是其它人（包括我的父母），而是这位爱嘲笑人的堂兄。而十多年以后我还常常照镜检查自己的脸面也与这位堂兄当年的嘲笑对我的刺痛有关。

对于国家也是如此。过分爱政府的人会爱得盲了目，看不见政府政策中存在的缺点、隐患和危害，对政策的调整和改进无补。过分爱人民的人也会爱得盲了目，看不见人民的缺点、不足和愚昧，对人民的素质和行为的提高无益。过分爱文化和传统的人也会爱得盲了目，看不见文化和传统的缺陷、罪过和祸害，对文化和传统的纠正和进步无用。所以，爱可以是有害的，爱国可以是误国害民的。在许多情况下，对一个人爱得多一点儿不如爱得少一点儿对他或她有好处；对一个国家爱得多一点儿不如爱得少一点儿对它有好处。甚至，爱还不如不爱对他、她或它有好处。

在国外有个发行量极大的中文报纸，叫“*****”，办的很不错。它上面的许多观点和论述充满对中国政府和政策的痛恨和批判，常常连我这样的人看了也连连摇头、大为反感。但看过之后渐渐地回味起来也会意识到它的论述也有一定的道理，是一种全新的角度和思维，颇有启发性。在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当别的媒体都在捶胸顿足、抢天呼地地痛苦、悲哀地进行报道的时候，它却以一副幸灾乐祸的态度宣称那是报应，是人祸，是活该。当大家正纷纷捐款的时候，它却开始报道贪污、腐败和捐款被侵吞、被私用。我当时读后对它十分反感、厌恶，直到现在也没有再读过它一次（在大部分中国商店的门口都有，可以随便拿，免费）。可事后想想，我发现它的话也有它的道理，能启发我们想一想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它说这次地震是活该、是报应、是人祸也是有原因的。附近三峡大坝的蓄水可能就是造成这次地震的直接原因，至少有触发作用。试想，把几亿吨的水压在地球表面的某一个点上，必然会推动点下面的大地向下、向四周运动，从而造成或引起地震。而延续了很长时间的持续、频繁的余震，也与这种塌陷和断裂的缓慢性相符。其次，楼房的倒塌也与楼房的质量差有关，尤其是中学的。我们通过电视画面或网络图片常常看到周围的楼房都基本仍然耸立着，而学校的楼房却如碎末一样平平地彻底贴在了地上。这明显说明学校的楼房有严重的质量问题，投资方、施工方、监督方和验收方（校方）都有直接责任，他们是杀死学生的真正罪魁祸首。

说人被砸死，包括学生被砸死是活该，也有它的道理。看看那里绝大部分的人们，除了美食就是麻将，整天快乐无比、得过且过、松松散散地生活着，对未来既不担忧，也无规划。既然一心想着享受而且天天都在享受着，为未来的突发或渐发事件付出一些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也自然是应该的。不然，那些整天认真、勤恳、严肃地劳动、生活着的人们或民族不就太亏了吗？若懒散没有这样的代价，又还会有谁愿意继续认真、勤恳、严肃地劳动、生活呢？再说，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怎么就没有人在施工前、中、后等任何一个时期被及时发现、纠正呢？投资方、施工方、监督方和验收方都是人民的一员，是全体人民的缩影。他们的失责就是全体人民的失责，是文化和体制同时出现了错误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尽力做了反抗和补救工作的人，谁都死得不冤。

在当前的中国，大气污染是造成肺癌的主要原因，室内装潢污染和衣服被缛化纤化是造成造成儿童白血病的主要原因，水源（地下水或河流湖泊）的工业污染是造成癌症在一些地区出现高发性的主要原因，大量滥用中药是导致肾衰竭或尿毒症的主要原因。大家可能会说这是奸商和贪官为了贪财而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造成的，百姓们尤其是得了癌症、丢了生命的人们是无辜的。其实他们也很难说就是无辜的，至少很难说是完全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真正无辜、冤枉的人，就象在历史上的每次战乱中妇幼也被杀戮一样。

首先，贪官和奸商都是我们中的一员，在几乎所有的官员和商人或实业家都为了利益而丧心病狂、不顾一切的时候，我们中的每个人，包括得了癌症的或已经因癌症死掉的那些人，处于那个官或商的位置的时候，也会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官和商一样，做同样的缺德事。我们现在能义正辞严地指责他们，只是由于我们没有机会处于那个位置，从而没有机会暴露我们的卑鄙、无耻和缺德，没有机会去批准、支持、鼓励、施行、制造这些污染。在这种体制和文化背景下，当我们中的几乎任何一个处于官和商的位置时，我们会干同样的事。既然一个社会的绝大部分人都如此，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也就几乎没有了。普通民众的普遍沉默、不反抗和自私，精英和杰出人士的沉默、软弱和自私，就是一个民族的沉默、柔弱和自私。这样一个民族的人们普遍遭受自己造成的各种污染的损害也是应该的。不然，老天也就显得不够公平了吧，至少不应该派神仙来为此帮忙吧。

因此，说我们的灾难是报应、活该的人能让我们更清醒地反省我们的缺点、改正我们的错误，从而使我们向进步、完善靠近。说是天灾引起的悲剧并痛哭流涕表示悲伤的人只能使我们得到并没有多少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同情，只能使我们继续麻醉、麻痹下去，并不能使我们反思、进步、奋起。

因此，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些话不但对个人有用，对国家也同样适用。满腔热情地赞扬国家、赞美人民、称颂文化的人和言行一旦太多，国家和民族就会被麻醉下去，失去思考和反应能力，成为自然和外族的鱼肉。

目前大家心目中的“爱国”观念太含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为了澄清、提高和进步，我们需要在此作一重新定义，以澄清各种利害关系。按照现在流行的观念，“爱国”可以定义为希望国家或其中的一部分更好，“赞国”可以定义为认为国家或其中的一部分很好；而“批国”可以定义为认为国家或其中的一部分较差，“恨国”可以定义为希望国家或其中的一部分垮掉或完蛋。

这样以来，“恨国”和“批国”的人和言行也可以是“爱国”和“赞国”的，甚至是由于“更爱”而“恨国”、“批国”。比如，为了爱人民可以恨政府，为了爱传统文化可以恨背弃了传统文化的人民等。这种混乱是由于国家由许多组成部分，如政府（主要指官员）、制度和体制、人民以及文化和传统等，而现有的定义和观念没有进一步把它细分造成的。

我们可以仍然把“爱”定义为心中热爱；把“赞”定义为口头或书面称赞；把“恨”定义为口头或心中憎恨；把“批”定义为口头或书面批评或批判。这样我们可以更精细、正确地定义“爱国”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把爱一个国家的政府定义为“爱官”； 把赞扬一个国家的政府定义为“赞官”。反之则分别为“恨官”和“批官”。把爱一个国家的制度和体制定义为“爱政”； 把赞扬一个国家的制度和体制定义为“赞政”。 反之则分别为“恨政”和“批政”。把爱一个国家的人民定义为“爱国民”； 把赞扬一个国家的人民定义为“赞国民”。 反之则分别为“恨国民”和“批国民”。把爱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定义为“爱传统”， 把赞扬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定义为“赞传统”。 反之则分别为“恨传统”和“批传统”。

但是，不论怎样划分、定义，对于一个国家或其任意一部分来说，爱它或赞它不见得就是对它有益的，恨它或批它不见得就是对它有害的。在目前的文化背景下，更经常的情况则是爱或赞是有害的，而恨或批却是有益的。“恨传统”和“批传统”能使我们改进我们的文化和传统，使之更有益、更健康。“恨国民”和“批国民”能使我们看见人民的缺点和局限，使我们的人民在素质、言行和观念上更完美、更提高。

过分的爱和赞就象母亲溺爱子女，是有害的，而过分的恨和批则象父亲责打子女，也是有害的。对政府批判过多、过狠会打击执政者的信心，使执政者不知该如何做，也不敢有所作，国家就真有被“咒灭”、“唱衰”的可能。

对赞扬者或批评者，政府和人民都应平等地看待，同样地宽容。对政府或人民，赞扬者和批评者都应以实事求是和就事论事的精神公正、客观地来赞扬或批评，不应因为爱人民而过分地批政府、看不见政府所做的任何好事，也不应因为爱政府而对人民的困难和需求视而不见。只有这样，才能有互相包容，才能有体制和文化的多样化，才能有一个健康的国家和社会。

六、观念的单一化或片面化导致败、衰、亡：

一个社会如果在观念上重农业而轻工商则必然导致未来在实力上的落后；如果重农工而轻科技则必然导致未来在科技上的落后。中国最近两千年之步步败亡就与此有关。相反，如果重工商而轻农业则必然导致未来基础的不稳；如果重科技而轻农工则必然导致未来在农业和工业生产上的落后。

同样，如果重科学而轻技术则必然导致未来在实用技术上的落后，从而在贸易和生产上处于劣，当前的英国和美国就是如此。如果重技术而轻科学则必然导致技术更新速度越来越慢，而且会由于无法提供新的技术生长点而始终失去先机，当前的德国和日本就是如此。于是就有当前的英美与德日之争，其结果将是两败俱伤：英美失去制造优势，从而无力继续大力支持科学研究，而德日虽然获得短暂的技术优势，但最终会由于自身和英美在科学上的减速而无以为继。解决的方法之一乃是全球统筹，相当于全球的大一统，类似国家的中央集权制，统一分配资源、利润和物力。但这样做会害大于利，因为它消灭了竞争、消灭了多样化、消灭了决策中枢的总数量。美国为何无法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主要原因就是只有一个中枢，一心不能二用造成或决定的。虽然有多个部长，但一切都要由一个大脑——总统的大脑决定。即使管作战的国防部长，也只有一个。一个大脑是很难打赢两场战争的，更何况还要同时压制、应付或预防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这也是中央集权制的危害或缺点之一。方法之二乃是仍然各自为政，但大国、强国或各国应各自按照自己的需要尽量平衡，比如英美应同时重视实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这样可以既保证竞争，又保证多样化。

如果在教育和用人上重文艺而轻理工则必然导致未来在科技上落后、在生活上浮华。中国过去两千年的用人制度和社会风气就是如此，美国当前的小学和初中教育也是如此，这不但会导致社会风气过于浮华，也会导致未来科技人才的不足。如果重理工而轻文艺则必然导致未来社会活力不足、僵化死板，从而导致在科技创造上由于缺乏活力也落后。

如果在用人上过于重品德而轻才能则必然导致未来的人才不足和人才浪费；如果只重才能而全部不看品德则必然导致未来在制度上的败坏。如果重成绩而轻才能则必然导致平凡的人才占据要位，产出下降以及杰出人才无出头之日、无用武之地；如果重才能而轻成绩则必然导致夸夸其谈之风而失去埋头苦干、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不断进取之习惯。

如果在教育上重知识而轻创造则必然导致未来创造性人才的缺乏和创造力的严重不足，从而在科技、人文、社会制度等方面都停滞不前（孔孟之道就是如此，孔子的“君子循而不做”即是代表）；如果重创造而轻知识则必然导致空想型人才和少知识型人才的大量出现，人才就会由于缺乏知识而无法实现其才能，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就会由于难以利用前人和他人积累的知识而进步缓慢以致于逐渐落后。

第二章、实现观念多样化的意义：

通过上面所述可知，社会观念在任何方面的单一化都会危害社会，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以及社会的管理和运行又都离不开观念。那么我们该如何防止观念的单一化呢？我想，可能只有两种方法值得尚试。一种是在社会上使各种观念交替流行，让它们各领风骚三五年。一种是实现观念的多样化，使各种观念在社会上同时并存、流行，且不使任何观念处于垄断地位。

交替流行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能够克服观念的单一化和僵化，但由于社会有许多方面，在每个方面又往往有多个不同的观念，让这些数目众多的观念交替流行在实行上有一定的困难。比如，社会问题至少要归结为十几个主要方面，每个方面又有四五个不同的观念，这样加起来至少有五十个不同的观念要交替宣扬，如果每个观念宣扬半年，要二十多年才能一个循环。

相比之下，交替流行对数量较少的学说倒更可行一些。通过随机抽取可以将社会上的学说进行先后次序，然后依次在社会上对它们进行宣传，每个的宣传时间都相同（比如半年）。比如大约15个学说的抽序结果由先到后为道教、儒教、墨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独裁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博爱主义、自私主义等，则这15个学说可以形成一个宣传周期，如果每个学说宣传半年，则七、八年就可以循环一次。其间如果有新的学说出现或人们认为需要有新的调整或取舍，则可以在完成一个周期后对入选的学说进行调整，通过重新抽签确定下一个周期的循环次序。

交替流行首先要对要加以宣传的观念（或学说）进行人为的选定，这不但会出现对某些已有观念的遗漏，也由于被选中的各个观念的正统地位的确立而使得新的观念很难再有成长的空间，对观念自身的发展不利。此外，交替宣传的循环周期过长也是一个缺点，容易造成某个时期正在被宣传的观念（或学说）并不是这个时期所真正需要的，于是对社会的帮助作用会大大减小甚至会起到不利影响。另外，各个观念（或学说）的交替流行也容易对人们造成困扰，使人们无所适从。更重要的是，交替流行不是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念，而是使所有的人都走向中庸，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创新。

除了交替流行，剩下的一个方法就是实行观念的多样化。观念的多样化就是使社会上同时存在各种尽可能多的观念，使每个观念都有与之对立的观念，使不同的观念都能自由地得到宣扬、传播和信仰，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念（虽然可以在不同的观念间进行转变），并使任何观念在社会上都不占据绝对优势。

我认为观念的多样化在道理上最科学，在实行上也很简单，也最能避免社会上出现观念的单一化，最能为社会带来好处。

观念的多样化能防止社会上人们的意识形态出现集体性僵化和偏执，使社会拥有较大的灵活度和自由度以及适当的开放性、宽容性和前瞻性。比如，过去的中国很自高自大，把自己以外的国家和人们一律贬称为“蛮夷”等，对外族人充满蔑视。到了清朝末期受到严重挑战时还认为“非我族类，其行必异”，拒绝与外国或外族人进行正常交往。这种自高自大的心态能维持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使中国人具有竞争的自信和勇气，也使中国人们在发现自己彻底落后时有必须领先世界、完全优于外国的责任感和压力，有助于使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但这种轻蔑外族或外国的观念在整个社会占据绝对优势时，会使中国人轻视外国的威胁和竞争，使管理者沉溺于沾沾自喜、高枕无忧和纵情享乐之中，专心于内部的勾心斗角和盘剥压榨，使国家在社会管理、科技创新和生产发展上处于松懈、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与此同时，这种观念导致的心态还会使中国人们拒绝学习或引进国外在技术和体制上的特长和优势，排斥国外有用的知识和思想。于是，己停人长、己闭人学，国家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地会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自清朝末年到现在，在外国人枪炮的轰击下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屈辱、妥协与投降后，中国的统治阶层内部流行起畏洋惧外、崇洋媚外、自卑自贱、自惭形秽的观念。不论是摇尾乞怜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还是战战兢兢的“外交无小事”，都是畏惧、胆怯、自弱、自卑的表现。统治阶层的这种崇洋媚外、自卑自贱的观念使中国政府不再相信中国人们的能力和素质，不但说“中国人民的素质还没有高到能够实行民主的地步”，还在科技上缺乏自力更生的信心，专心于引进、抄袭和盗窃，从而导致中国的社会制度停滞不前甚至走向倒退，使中国的科技始终处于落后状态，只能天天追赶着别人的科技。

唯有自高自大、自卑自贱以及居中的彼我相若等几种观念在社会上尤其是决策阶层同时流行，使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自高自大、三分之一的人自卑自贱、三分之一的人彼我相若时，中国才能合理地做到既能自信自强、独立创造，又能积极学习、师夷之长，才能清醒认识到内外相比之下何优何劣，不会出现抛弃自己的长处学习别人的短处或不学别人的优点只学别人的缺点的现象。

观念的多样化能使社会具有较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在社会出现某些问题或某一方向的偏差时会使能纠正这些社会问题的观念暂时得到更多人的认同而临时占据一定优势，从而通过决策使相应的社会问题或发展方向得到纠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出现其它问题或相反方向的偏差时会使能纠正这些新问题的观念暂时得到更多人的认同而临时占据一定优势，从而使得这些新的社会问题得到及时纠正。

观念的多样化能因应现实情况来调节各种观念在社会上的瞬时（或暂时）流行率，从而能细微、连续地调节社会风气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从而不但能通过不断调节着人们尤其是决策者（全民、样民或专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平均看法而影响社会政策的制订，同时也能连续地调节各种生产和生活习惯在社会上的流行率，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在保持多样化的同时在总体上得到与时俱进的改进以能更好地适应各个时候的社会现实和自然情况，使社会在保持足够灵活度和适应力的同时还具有充分利用各个时候的社会和自然优势的能力。

第三章、如何实现观念的多样化

观念的多样化也应该以10％的流行率（也即观念的支持率）上限为标准，通过各种努力使任何一个观念的流行率或支持率都不超过10％，以维持各个观念之间的平衡，防止出现任何观念的垄断。

为了知道社会上各种观念在各种人群中的流行率，我们需要一些统计机构或公司通过社会调查来得出统计结果。为了保证统计结果的可靠性和全面性，减小其可操纵性和被利用性，统计机构或公司应该既有公立的统计机构又有私立的统计公司对各种观念进行统计和公布。统计的结果用来提醒大家何种观念的流行率已经到了过大的程度，何种观念的流行率由于过小而值得重视和反思。

公立的统计机构可有多种，其中一种为地方性的，一种为全国性的。每种公立机构根据人员的组成又分别至少可以分为人员固定、人员全民随机、人员特殊随机等三种。人员全民随机就是由从全民中随机产生的样民进行每次统计的设计、统计、数据分析与综合以及数据的公布等。人员特殊随机就是从特殊群体如全体教师（大中小学的全体教师）和全体科技人员中随机抽样产生每次全部参与统计的人员。另外，各个大、中、小学也可以有自己的统计机构，既可用于教学和科研，也可公布于众供社会参考。

私立的统计公司可以通过自由化、公开化（公开过去的各种统计结果及其在所有统计中的位置、每次的数据收集方法（调查者的产生手段或组成情况、被调查者的年龄、职业、性别和地区分布等以及采用何种问卷或何种指标等）、每次数据的分析方法和分析结果）和责任化来产生多种独立的统计机构。私立统计公司的统计和数据处理人员可以是固定的（自愿的或雇用的），也可以是随机产生的。

不同的统计机构或公司会侧重不同的社会方面进行调查和统计，多种多样的统计机构和统计公司除了能保证结果的可信度，还能尽可能地保证调查和统计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公布的统计结果供全体民众进行了解和思考。各种民间人士、评论家或社会学家可以据此得出各自的结论并发表评论，但主流舆论应该是对各种流行率过大的观念进行反思和警惕，对其各种可能的害处进行分析和预测，以促进社会上各种观念的平衡。

各地和全国每年都有随机产生的样民对各种统计结果进行总结，当认为统计结果显示某些观念的流行率或认同率超过10％时，可以发表规定以限制赞扬这些观念的言论在媒体和网络上的出现频率，适当增加批评这些观念的言论或与这些观念相对立的观念的出现频率。

实现观念的多样化不仅要保持各个观念的平衡，还要鼓励创新，以不断地引入新观念或对已有的观念进行修改，使观念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从而真正地实现观念的多样化。为了鼓励观念的创新可以引入各种独立的奖励机制，由不同的人员和方法（网民投票、样民投票、专家投票）来各自选定获奖者。

另外，观念的多样化不是中庸之道，不是人人都身兼数种观念或对各种问题都模棱两可、不置可否、不知可否，而是让社会上有信仰不同观念的各种人，使从极端到激进到温和的各种观念都有自己的信仰者和支持者。部分决策者和民众则可以没有任何信仰和观念，在各种观念的全面影响下，这些中立者会根据社会的现实和未来需要做出合理的判断，影响社会的平衡，使国家不断因需要而调整、改变政策和规划。

本文写于2007-2009，有些信息可能显得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