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嘉南•加内什
在一个“自由主义”意味着大政府、“新保守主义”意味着乌托邦式的有勇无谋的国家，再摧毁一个抽象名词似乎也是迟早的事情。近几个月，美国政界对“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所作所为同样令人遗憾。
不论是在对“社会主义”这个词越来越感兴趣的民主党人口中，还是在仍对它嗤之以鼻的共和党人口中，这个词开始逐渐带有欧洲人更熟悉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是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意味。财政转移、全民医保、强大的工会组织：这些不仅并不组成社会主义——丹麦并不是计划经济——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还会竭力反对这些措施，认为这些是收买革命的行为。
这一切都催生出一种与直觉相反的想法。即坚定的资本主义者们应该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投票选出一位民主党总统，而非共和党总统——哪怕这位民主党总统相当左翼。毕竟，市场体系现在承受的公众压力比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要应对公众的愤恨情绪，一种做法是毫不留情，还有一种更明智的做法是，通过实际的让步来抑制这种愤怒。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通过第二种方式赢得了总统大选，但令人困惑的是，他却以第一种方式执政。在竞选之初，特朗普曾承诺，不仅会保留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针对老年人的计划），还会保留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针对穷人的计划）。然而上台后，特朗普不仅实施了减税，还正在试图提高福利效率，以弥补预算缺口。在各种吹嘘自己将“打破”共和党正统以后，特朗普似乎已经开始依据一个因循守旧的共和党政纲来施政，至少在国内事务上是这样的。
如果这是右翼拯救自由市场体系的计划，那么资本主义者们应该到左翼一方碰碰运气。一种听起来合理的未来是这样的：通过对那些因10年的资产膨胀而富裕起来的人征税，变得更为慷慨的福利国家能够将一部分反资本主义的脓水从政治体系中吸走。而依靠另一轮僵化的供给侧经济学做到这一点就不那么合理了。
的确，在下一届总统任期继续采用后一种施政方式，是自由市场支持者的一次战术胜利，但这其中的战略风险是什么呢？降低边际税率和减少监管在短期内能带来欢愉，但这可能会让本就担心体系公平的选民更加幻灭。让自由市场支持者夜不能寐的应该是千禧一代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而不是一个“进步派”政府上台带来的一时的麻烦。资本主义者的首要任务不是把共和党人推上总统宝座，而是维护公众对资本主义的支持。如果一些再分配和监管手段是赢得公众支持的最佳方式，这就不会是第一次了。
一如既往，在政治中，窍门在于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想想华尔街极其不欢迎的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吧。即使是潜在的民主党捐赠人也会思考，如果这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在2020年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他们会怎么做。她的罪过是什么？罪过是她热衷于富人税和金融监管。银行家自然会担心这些政策，但他们也应该担心，如果她的改革中包含的一些改变没有发生，公众的愤怒情绪将会累积。
沃伦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者”。她希望经济中的竞争变得更多而不是更少。如果资本主义者认为最糟糕的事情是她的左翼技术官僚统治要维持4年或8年，那他们就没有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让她执政总好过之后来一次公众舆论的严肃清算。约束下的爆炸总好过随机的、吞没一切的爆炸。目前，政治辩论关注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过度现象。很快，关注的焦点就会转向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根基。
通过资本主义的适度化来维护资本主义——这并不矛盾。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其理解为基本的治国之道，就像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等共和党人在大政府这件事上做出妥协一样。2016年特朗普有过类似的直觉。至少早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时代，资本主义最真诚的朋友就已经明白，资本主义无法以其最本源的形式赢得选举多数。事实证明，相比那些一接触罗斯福新政(New Deal)就高喊这是一种哲学上的背叛的人，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其实更好地维护了资本主义。
罗斯福知道，一种思想会因纯粹而消亡。现在知道这一点的人太少了。比起将一切改革视为“红祸”并加以抵制，有更多事情能够维护自由市场。如果共和党人开始危及资本主义，那只是因为他们太过于相信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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