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夏天—忆高考
1977年，我在北京的一个外语中专学习。10月21号清晨，绕着八一湖跑完一圈后，我一边背诵外语单词，一边听校园喇叭里的新闻联播。当天的头条新闻让我很激动。这条新闻就是宣布恢复高考。我们中专班的同学都是上调回城的知青，也是北京市文革开始后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1972年，周恩来和物理学家李政道谈话中讲了，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为了落实周恩来的指示，北京市在1972年底恢复了高中，为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做准备。因此，我们这批学生，是当时读书无用论笼罩下的学校中的一个异数，学习空气很浓。老师教课认真，学生学习刻苦。每星期都有阶段考试，期中期末考试成绩排名次张榜公布。还经常举行各学科的竞赛考试。但是上高二时，形势大变，出了张铁生交白卷，黄帅反潮流等事件，然后是是批林批孔，批修正主义回潮。高中生直接上大学的计划胎死腹中，我们被统统赶下了农村去插队。插队时，队里也有过几个上大学的名额，但是没有后门，我们连味儿也没闻着。两年后，我们被抽调到这个外语中专学外语，为北京的中小学培养外语师资。但是上大学始终是我们心中的梦想。
听到消息后，同学们都跃跃欲试。外语课上也开始看高考复习材料，自习课上也在互相探讨解题技巧。后来同学聚会，一个同学说她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数理化的基本概念很扎实，她说起了我已经忘记了的一件事。有一次自习课上一同学在黑板上出了一道几何证明题，大家都在抓耳挠腮，不亦乐乎。我正好进教室，看完题目，说这道题无解，因为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小于第三边。众人愕然，大悟亦大乐。
不久报考规定下来了，在校中专生不能参加考试。就这样77年高考与我们擦肩而过。
1978年1月我们中专毕业，这时北京市中小学已经取消了所有小语种的外语课。确实，文革时在北京中小学教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都是为了宣传世界革命，为了迎宾的需要。现在还学这些小语种，不是误人子弟吗？但是我们却面临着一毕业就改行的尴尬。当时侯宝林的相声《改行》很流行。我们自嘲说也要上大街去卖菜卖西瓜卖大碗茶了。教育局对让我们一毕业就改行也有歉意，允许我们自己去找对口单位。我们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自谋职业的尝试。那几天，我们天天满北京城跑，新华社，社科院，中央各部委，甚至去了总参二部。去了就敲门闯关，毛遂自荐。但当时用人都由组织分配，没有人要我们这些计划外的中专生。
只好到区教育局报到，我被分配到我的中学母校。以前的老师要变成同事了，去不去报到呢？犹豫了几天，决定先去学校去看看。老师们都很热情，极力劝我来。林老师以前教我们英语，现在是英语教学组长，她热烈邀请我去教英语。怕其他教研组拦路打劫，她连忙拉我去找教导主任刘老师，刘老师也是我高一时的班主任。刘老师说：“来吧，先暂栖身嘛，等到六月去考大学吧。”又说：“我正缺师资呢，语文，英语，物理，化学，你想教哪一门？”我挑了物理，教初二，一周十六节课。教能量转换时，我兜里揣了个二踢脚，手里提了一个半满的热水瓶去教室，演示化学能和热能转化为动能的实例。等瓶塞从暖瓶口跳出来后，我又作势要放二踢脚，女学生都掩耳害怕，男学生却雀跃鼓掌。那时文革结束不久，学校秩序仍然很乱，但我上的课还比较受欢迎。
这时教育部关于78年高考的规定下来了。今年的规定又变了，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不准中小学老师报考，特殊情况也只能考师范院校。外校同学都很郁闷：上面的规定怎么专门跟我们过不去？找教育部去！教育部在西单大木仓胡同。我们约齐了在西单集合，一起闯进了教育部大楼。传达室通知进去，高教司让我们派几个代表上去，其他人在楼下的大厅里等候。我们反映了被迫改行的情况。高教司说很同情我们的遭遇，但国家的规定是基于统筹考虑，要研究一下。后来几个女同学还敲开了教育部部长家的大门，不过来接见的却是部长家的保姆。我又写了一封信，寄给所有的主管部门。我母亲那时正在帮助华罗庚推广优选法。她通过华罗庚也将这封信送给方毅一份。最后不知道是哪一个渠道起到了作用，北京市后来下了一份补充规定，特意指明我们这十几个人，由于被迫改行，可以报考大学，不限于师范，但规定只能考外语院校。事以至此，无可更改。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毕竟争取到了考试的权利。同学们都改去复习外语。只有我一人还对考理工，心存一念。
报名时我犹豫再三，最后横下一条心，选定理工科。找到学校管高考的老师，让他把我的报名表夹在应届高中生的报名表中交上去。如果区里通过了，什么也不说。如果打回来，就万事皆休，完蛋就完蛋。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宁可今年不上大学，也要选对专业，不想以后再改行了。
所幸，表送上之后，安然无事。考试前，我终于拿到了准考证，是理科。
当老师有弊有利。弊是太忙，一周十六节课，加上备课，改作业，还有政治学习，没有时间准备高考。利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的老班主任张老师正在教毕业班的化学。每次模拟考试我都能得到全部考卷，备考材料是不缺的。高中时我的化学成绩很好，开始我没有特意复习化学，只做了一遍模拟化学考题，自己打分还不错，虽然错了几道题，但我认为都是由于偶然和马虎，心里并不怎么在意。张老师把我的答卷要去了。第二天她来找我，严肃地说，“你有些错误概念，如果不纠正，高考会翻船的。” 她细细讲解了两个小时，布置了一些习题针对训练。从此自觉概念非常清晰，不论题目千变万化，答题都能得心应手。
考期终于到了，考场就设在学校。化学很顺利，早早就做完了，检查了好几遍。张老师也来监考，她在我的背后站了好一会，看我答题。出考场她就对我说，考得不错，90分以上没问题。数学开始做得也很顺手。但由于考试经验不足，在一道难题上花时间太多，没有来得及答完。语文考试文理科用的是同一张考卷，文科考生多答一部分。我觉得语文知识部分很容易，时间也宽裕，就把文科的那部分也答了。作文题是把一篇华主席的讲话，改写成一篇总结。彼时斗志正酣，心犹未足，于是引经据典，尽情发挥，洋洋洒洒地写了几页。看看该交卷了。再回头去看题目要求，猛然醒悟，大事不好，我跑题了。要求写的是总结。赶紧紧扣原文，写了一小段总结收尾，来不及写完就到交卷的时间了。
英语是加考，对非英语专业考生，不算正式成绩。结果开考五分钟后，大部分考生都交卷，教室变得空空如也。只有我一个人凭着几年来听广播英语的底子连蒙带猜地答完了所有的题。后来知道我英语考了73分，已经过了那年英语专业的口试分数线。凭着这个分数，我上大学后，英语免试，直接去学第二外语－日语。
考分下来了，物理99分，化学98分，语文91分，政治考的最不好，刚刚及格。总分421分。但是我并不满意，觉得数学和语文还能考得好些。当时高考正是轰动社会的大事，我的成绩也不胫而走。我妈有一天下班告诉我，她在公共汽车上听见别人的议论说某中学的老师考了本地区的最高分。开学以后，学校知道我肯定要被录取，没给我安排课程，就是到图书馆帮忙，还有几个班的班主任请我去和班里的学生座谈学习体会。9月25日接到录取通知。我们班同学中有一半人考取了，他们报的都是外语专业。我们约好了一起回外校去看老师。那时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上了，就像古时中了进士，回到外校，确有那种衣锦荣归，跨马游街，一日看遍长安花的感觉。
人生在关键的时候是需要搏一搏的。如果不去争取，我们就得不到参加高考的权利。如果不大胆冒险，破釜沉舟，我就上不了我喜欢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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