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下乡 （文革回忆）

        人这一辈子总有几个特殊的日子是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记的。1968年9月26日和1971年9月20日对我来说就是两个这样的日子。前一个是我下乡的日子，后一个是我回城的日子。就是说我在农村当了差六天整三年的农民。

       
        1968年初，武斗的硝烟已经慢慢熄灭，大战之后到处弥漫着疲惫和迷茫的气氛。我们学校地处郊区，回校的学生又少，显得异常的静谧，没有了从前的喧嚣和热闹。我们是学生，可是我们既无学可上，也无书可读，大家整天无所事事，游逛于宿舍，食堂和教室之间，尽量找些事情去打发时间。我就是这个时候学会打麻将的。一个同学会玩这种现在几乎人人都会玩的游戏，可是当时打麻将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代名词，打麻将的提议对我们充满了神秘和 刺激。其实人都是这样，越不让做的事越是想去做。到八十年代末全民普及麻将的时候，有个同事不知道我会这玩意，老在我面前摆老资格，我就问他，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麻将的吗？然后我告诉他正确答案。论资历我是当然的老大。

        到了七八月份，工宣队进驻学校，接着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返校，这时也有了清理完阶级队伍我们就要下乡的传说。学生返校后，先把班级建制改成部队建制，学校是营，年级 为连，班级就是排了。有了建制还得封官，这就有了点麻烦，因为这个官得具备几个条件，首先家庭出身要好，第二在文革中没有占错队，三是还得有一点工作能力。要求不算高，但是三条同时具备的还真不多，这样我就成为一个重要人选。可我本来就是个散淡的人，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就更不愿意当出头鸟了。工宣队找我谈几次，最后达成口头协议，我只干这一段，下乡后我就什么也不管了。

       我被正式任命为3连6排排长，无枪无饷。

       
       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中跳出来的阶级敌人清理出去，其实就是对失败的那一派的一次清算。我们学校有一个特点，虽然学生也分成两大派，但也只是在校外搞革命是对头，在学校里还是同学，尽管观点不同，两派之间从来也没有大的过激行动，所以仇结得并不深，大家还是称兄道弟，这样的背景使得清理阶级队伍就像是走过场。学校开了一次全校的批斗大会，批斗了以老佛爷为首三名对立派的头头。

        接着各排开批斗会，3连6排要批斗三个人。其中一个八年前就是我的朋友，初中，高中我们都是同班同学，非常要好。初中一年级我当四个班的联合团支部书记，他接我的班当班长。后来我记不得是什么原因，他和班主任弄得很僵，就破罐子破摔，记得有一次班主任的课，大家起立时他把一枚压炮放在前面同学的凳子腿下，那后果毫无疑问是轰动全校的。他爱好文学，字也写得好，后来他拜一个当过风水先生的人为师，学书法，很得真传，写一手极漂亮的颜体大字。他成为批斗对象是倒霉在他爱好文学，爱好文学的标志是喜欢舞文弄墨，他写了很多日记，日记里又写了不少颓废的，发牢骚的话。日记被别人看到了，白纸黑字，证据凿凿，一个反动学生。

       批斗会在教室里召开，工宣队参加，我主持。我的任务很重，一面听大家的批判发言，一面起草群众的处理意见。当我宣布对反动学生的处理意见时，他噗通就跪在我的面前。这个始料不及的举动让我措手不及，教室里静极了，我听他在小声说：我认罪。后来我想，一个再坚强，再彪悍的人，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在无助而又绝望的时刻，都是极其脆弱的。

       
         清理阶级队伍胜利结束了，接着就该打发我们了。

        后来很多人以为我们是怀着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心态离开城市的，其实不是。当然也谈不到多么兴奋。一是我们被别人安排习惯了，从来也没有自己说了算的时候，党让去哪就去哪，任人驱使，毫无怨言；二是我们实在厌倦了当时的日子，我们都22岁了，日子不能没有头，总得有点变化，不管怎么变都接受。

        开始准备下乡。思想准备是学习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当然也要做物资上的准备，那个时候物资十分匮乏，每个下乡青年都领到了购物票券。我买了一个大号的柳条包，又轻又能装，很实用。这个柳条包一直跟随着我，直到我娶妻生子。后来我有了新房子，它有点显得太格格不入了才扔掉。我还买了一双翻毛高腰皮鞋，鞋底都是上好的牛皮，鞋底印有陆军用三个黑字。这是我第一次穿皮鞋，尽管是翻毛的。这鞋非常结实，走在刚割完庄稼的地里，不用担心被扎伤。

        1968年9月26日10点我们在抚顺北站登上了列车。

        站台上有许多来送行的父母和亲属，他们在对即将远去的孩子千叮咛万嘱咐。 有的女同学开始哭了。

        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地启动了。

        爹，妈，我走了。

       
        知青专列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运行又缓缓地停了下来，这是沈山线上的青堆子车站。我们在这下车。以后的三年里我们经常到青堆子来，这是我们公社的所在地。

        公社的领导和各大队的代表在这里迎接我们，简单的欢迎仪式后，我们又坐上马车直奔八华里外的砖台村。

         砖台村号称关外第一村，人口五千多。分成两个生产大队，我们在东砖台生产大队，一年级的一个班分到西砖。

         马车直接赶进了大队部的院子。这里已经很热闹了，有生产队来接我们的人，也有看热闹的，大家嘻嘻哈哈，热热闹闹，气氛很好，这让我们忐忑的心舒展不少。接着开欢迎知青大会，书记讲话，我代表知青作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表态。然后开饭，高粱米饭，大碗菜，热气腾腾，第一顿饭大家吃得很高兴。

         可是吃饭的人当中没有我。这时我和大队书记副书记工宣队何师傅在开会。内容就一个，把人分到七个生产队去，生产大队事先只知道来的人数，没有名单，即使有名单他们不认识也没法分。工宣队何师傅也不大了解情况，所以只有我来分。

           书记简单介绍了七个生产队的情况，七个队不平衡，有的好有的差，好的队收入也高，一天劳动下来，收入比差的队能高出一倍。我开始写名单，第一个名字是我自己，写在最差的四队里，何师傅马上提出把“反动学生”也放到四队，让我监督他劳动。我没说什么就把他的名字写上了，不知为什么，从他在批斗会上那一跪，我的心里总是酸酸的，总觉得对不起这个这么些年的同学和朋友，我愿意和他在一起，或许将来能帮他一点忙。

           我把自己分到最差的四队，并不是我的境界多么高尚，实在是“势”也，我虽然想去好队，但我绝不能把自己分到好队。当然我也有私心，我把我暗恋的女生，也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分到了条件较好的二队。最好的五队分的都是平时和我关系较远，来往较少的几个同学。

           宣布完名单，各生产队把人领走，安排到老乡家里住下。四队男生住在大车老板老刘的东屋，一铺炕四个人。老刘其实不是贫下中农，他是中农，按理他家不能住知青。不过，他家人口少，条件好，干净整洁，生产队就把我们安排到他家。老刘家的确条件不错，满院子的各种蔬菜郁郁葱葱，屋里屋外井井有条。

           我躺在炕上，旁边就是“反动学生”。农村的夜很静，偶尔从远处传来低沉的狗叫声。我知道明天起我就是个农民了，我将实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日子，我不知道我要在这里度过多长时间，几年？抑或是一辈子？

           
          这篇回忆要写完了，查了一下万年历，1968年9月26日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初五，上面写着：诸事不宜。

           以后我可能还要回忆到我的“反动学生”同学，这里先交待一下，他没有能回城，1975年他死了，死于肝癌。

           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这广阔天地里终于找到了他的最后归宿。愿他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