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成
在文化大革命中，贺龙是十大元帅中唯一被打倒并被整死（于1969年6月9日病故）的一个。另一名元帅彭德怀虽也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他却是因1959年庐山会议老问题再次挨整所致，与文革斗争已关系不大。其他那些元帅们，除罗荣桓早已去世、林彪在台上发号施令外，虽说也受到了一些大字报的冲击，但并无大难临头。就是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即几位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事件），毛主席也没有想借机整他们。
可是到了1967年初，贺龙却突然被打倒了，后来还被整死，这究竟是为什么啊？
一
要知道，贺龙对于毛主席的政治主张一向是严格服从，有时候几乎到了盲从的地步。也正是因为贺龙在政治上的紧跟才逐步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长征是一次中共党内政治路线的分水岭，也是一次绝好的政治考验。也正是在这次运动中，毛泽东第一次认识了贺龙。在同张国焘南下分裂做斗争的过程中，贺龙作出了非常难得的贡献，这对当时处于险境的中央与毛泽东来说可谓是厥功至伟；延安整风期间，王实味、丁玲等人先后写出了讥讽党内作风的文章，首先发现这种倾向的就是贺龙和王震，贺龙在干部群众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丁玲的错误观点，还骂了娘。
贺龙和彭德怀的关系尽管不错，可是，一旦到了大是大非面前，也就是在选择是否紧跟毛主席的选择面前，贺龙还是牺牲了友情，毫不犹豫地选定了毛主席及其路线。在庐山会议期间，贺龙和李井泉、陶铸等人一道严厉批判了彭德怀。会后改组的中共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名单中，贺龙成为排名仅次于毛主席、林彪的第三号人物，毛主席说：“军委日常工作，林在家林主持，林不在，贺主持。”所以，当时习惯叫贺龙为军委第二副主席。
这说明，1959之前的贺龙还是让毛泽东十分满意的。贺龙虽然也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可是，他和张国焘不同，也和徐向前也不同，他始终如一的紧跟毛泽东，特别是在大跃进、庐山会议期间，贺龙比毛泽东的某些“嫡系”表现的还要“嫡系”，这也是后来毛泽东之所以把军委三分之一的大权下放给贺龙的原因。
二
可是，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看待问题的标准就只有一个了，即是不是突出政治，说穿了也就是能不能突出毛泽东及其领袖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林彪从不含糊，主动推进，而且身体力行，让毛泽东深为满意，但是，主持军委一线工作的贺龙则相对不是那么得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的生活会以及其他会议期间，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本来毛泽东还希望贺龙能够像1959年庐山会议那样冲到最前面，可是贺龙却说了一句“上不了纲”，说明他已经不能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了。尤其是这句话所流露出的对文革的态度，更是让毛泽东很不满意。毛泽东对于文革是无比的重视，直到临终时还对文革念念不忘，他把文革和领导军民推翻国民党统治相提并论，称作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他绝对不允许其他人不承认文革的“巨大作用”，否定文革的“历史地位”，更不能容忍有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对文革说三道四，即便是贺龙这样一向紧跟他的人也不能例外。
当然了，如果单凭这些，毛泽东还不会断然下打倒贺龙的决心。还有一件事情的发生让毛泽东对贺龙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
三
毛泽东对那些企图挟苏联以自重的行为一向是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毛泽东前半生两度失去指挥红军的权力，在党内曾一蹶不振，而这两次都是和共产国际对反对毛泽东的人的扶持有关。在历史上，高岗、彭德怀两个人的落马都和他们与苏联人的关系不清不楚有关，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中 央全会上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送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算一个。”（引自《叶子龙回忆录》）庐山会议期间，萧华等人揭发彭德怀同赫鲁晓夫有过谈话，这种完全是诬陷的发言却得到了毛泽东最大的呼应。后来，无论在七千人大会上还是八届十中全会上抑或文革中，都反复强调彭德怀等人的罪行就是里通外国，连组织军事俱乐部都是由此而来。
更让毛泽东担心的是，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居然做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事让他心里很不舒服，亦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因此他多次对此做了相反的评价。毛泽东不愿意大权旁落，更不愿意重演江西时代的个人悲剧。他开始时刻提防中共党内有人效法赫鲁晓夫做他的“秘密报告”，为此，他不厌其烦的多次警告党内同志。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无上权威和极左政策的贯彻，毛泽东不惜动用组织手段来解决不同意见和不同呼声，要把可能出现的赫鲁晓夫扼杀在萌芽状态，以免重蹈斯大林的悲剧。
不幸的是，贺龙也不明不白地趟上了苏联这潭浑水。苏联前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倒台以后，1964年11月5日，借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为名，中国派出代表团（团长为周恩来，副团长为贺龙）试图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宴会进行期间，苏联国防部长、元帅兼推翻赫鲁晓夫政变的执行者之一的马利诺夫斯基与贺龙有以下这样一番不同寻常也不愉快的谈话：
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他还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 （引自《贺龙传》）
贺龙不仅把马利诺夫斯基的谈话及时向周恩来做了汇报，也马上反击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中方以后正式向苏联方面提出严重抗议，苏共领导人对此一再道歉，并且声明要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等等。回到北京以后，周恩来、贺龙再次向毛泽东做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后表示赞赏周恩来、贺龙当时所坚持的原则立场。
但这仅仅是毛泽东表面上的态度，可以设想的是，他的内心肯定极不平静。马利诺夫斯基为什么单单要对贺龙而不是其他人说那番话呢？贺龙虽然向他作了毫无保留的汇报，但谁知道其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尽管毛泽东因此事对贺龙的看法没有明确表示出来，但可以确定的是，贺龙在这个问题上肯定犯了大忌，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怀疑。当后来贺龙和林彪的矛盾发展到十分尖锐之时，在选择贺龙还是选择林彪时，毛泽东正好可以借坡下驴，借林彪之手拿掉贺龙。
四
这就有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官方说法——贺龙之所以在文革中被整死，是由于林彪要整贺龙，而当时又传出贺龙要搞“二月兵变”的流言，好像贺龙是死于林彪的阴谋诡计似的。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就这样写道：
贺龙同志原任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1966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1967年九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九·一三”以后，中央直接对贺龙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审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抓紧给贺龙同志作出结论，平反，恢复名誉。经中央查证甄别：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
二、所谓“阴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
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
因此，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反正林彪已经成了臭狗屎，把整死贺龙的罪名安在他头上，他也无法辩解，这是为尊者讳的最佳做法。真实情况却是，所谓贺龙“通敌”问题，1967年才有人提出，而林彪在1966年9月就奉毛泽东之命在军委碰头会上打招呼说贺龙有问题了。到了12月，江青就在清华、北大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不久，贺龙的家就被抄了，“打倒贺龙”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的街道。（引自《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可以设想一下，即使林彪再对贺龙恨之入骨，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批准，贺龙能被打倒吗？其实，解决林彪贺龙的矛盾问题非常简单，只要把贺龙从军委调开就行了，没有必要把他打倒，更没有必要整死。
还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了一句“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下面却接着说了一句：“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我不知道贺龙是不是“经常身上有武器”，即便是真有，高级军事将领打了一辈子仗，喜欢玩弄一些武器，本是正常之事。而毛泽东却要在为贺龙平反时加上这么一句，是不是能说明他内心有什么不能言说的隐忧呢？
五
当然，毛泽东对于贺龙早年的忠心耿耿，还没有完全忘记，他虽然抛弃了贺龙，但还是做了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保留，尽管这种保留对于贺龙来说已经无补于事。
据曹轶欧后来交待，贺龙居住的地方，是不允许造反派去揪斗的，而且也规定专案审查人员不得对贺龙进行“武斗”等激烈方式。贺龙一案牵连十二个著名的军队专案审查，内中许光达、黄新廷、顿星云、雷英夫、王尚荣、谭友林等人备受折磨，许光达、谭友林、顿星云更是九死一生，廖汉生算是最轻，也是不准睡觉。可是作为“主犯”的贺龙，不仅没有组织任何一次有规模的批斗，甚至连拳脚都被忽略了，比起刘少奇（在批斗过程中屡次被人推搡，连鞋子都被踩掉，一时狼狈不堪）彭德怀（在批斗中直接被打断肋骨）、罗瑞卿甚至后来的杨成武，贺龙算是难得的“幸运”了。而这个幸运，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手下留情，是根本不可能降临到贺龙头上的。邓小平曾经说过：“谁不听他（指毛泽东）的话，他都要整一整，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