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合成先生文革历史巨著---血的神话 (序）

谭合成先生文革历史巨著---血的神话 (序）

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

马年伊始的这天，在美国休斯顿女儿家度冬的铁流老头，特向大家发来友人谭合成先生的《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电子文本。
如果说杨继绳先生的《墓碑》是“三年人祸”标杆性的记实巨著，而谭合成先生“湖南道县大屠杀”，则是“十年文革”灾难血腥的缩影。只要這两部书能在中国公开出版，能在书店买到和图书馆借到，“文革”留下来的那“三堆政治垃圾”—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头像、横躺在广场上的腐尸、贴在中南海门上那条“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立刻就会轰然倒坍，飞烟烟灭。中国的民主转型，不费吹灰之力就会实现。
中共为什么要封杀這兩部书？目的是不让人们知道历史真相，籍以守护毛泽东封建独裁专制的传承。真相是火，真相是光，一切魑魅魍魉都怕火、怕光。
火，焼尽谎言；光，揭穿黑暗。还原真相，回归历史，伟大中华民族才可能复兴！如果我们永远生活在谎言的世界里，中国将万刼不复。
希望大家能认真读一读谭合成先生這部史书。他说，这部纪实的书，若“一字不实，砍头示众”；如“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那些叫人泪流满面的事件，那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情节，犹如天方夜潭，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就是那样切切实实地发生过。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乃至每说过的一句话、每唱过的一首歌，都来源于真实的记载，既无臆造人物,更无虚构事件，亦无杜撰的名姓。
为了帮助中共能洗心革面，放下屠刀，做一个合格的执政党，国家不再有大灾大难，迈上民主宪政之路，看后一定请转发、转发，拼命地转发。转发者一定功德无量，惠给儿孙。
铁流
2014年马年除夕夜于休斯顿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
目录
序一：鲜血使人猛醒  杨继绳
序二：又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 丁东
序三：谭合成的书 周实
序四：敢有歌吟动地哀     野夫
序五：为了中国不再沦为修罗场  何清涟
几点说明
卷一
第一章  浮满尸体的河流
第二章  杀风卷地
第三章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布告
第四章  十类杀人的基本手段
第五章  获得道县采访的机会
卷二
第六章  1967•道县•大屠杀前夕
第七章  祭刀
第八章  寿雁区杀人概况
第九章  拉开大屠杀的序幕
第十章  传经送宝
第十一章 在周敦颐的故乡
第十二章 清塘区“8•17杀人动员大会”始末
第十三章  一个公社书记的故事
卷三
第十四章  营江“红联前指”成立
第十五章  “8•21营江汇报会”
第十六章  车头区“地富抢枪暴动”真相调查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第十八章  老先进遇到了新问题
第十九章  上关公社的杀人现场会
第二十章  不仅杀地富还要杀“叛徒”
第二十一章 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轻
第二十二章 万家庄公社杀人概况
第二十三章 写在东洲草堂的“杀”字
卷四
第二十四章  杀人冠军蚣坝区
第二十五章  沿河塘一日
第二十六章  采访蚣坝公社杀人事件责任人
第二十七章  蚣坝公社冠中冠
第二十八章  白骨累累的矿坑
第二十九章  要活命就得变成野兽
第三十章    做梦都没想到会杀孩子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梦
第三十二章  杀了也不嫁
第三十三章  涂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第三十四章  一个中游水平大队的杀人情况
第三十五章  清溪区杀人的来龙去脉
第三十六章  区武装部长亲临杀人第一线
第三十七章  县委组织部长指示杀人
第三十八章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正式挂牌
第三十九章  跃进大队放出杀人“卫星”
 卷五
第四十章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第四十一章  祥霖铺区突击杀人三天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担我担承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后的杀人亚军
第四十四章  一个大队支书的故事
第四十五章  三个弱女子的血泪控诉
第四十六章  党叫干啥就干啥
第四十七章  仙子脚区为何杀人最少
第四十八章  桥头公社万人杀人现场会
第四十九章  最后一个殉难者
第五十章    正岗头现象
 卷六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队进驻道县
第五十二章  艰难的制止
第五十三章  采访“革联”头头刘香喜
第五十四章  采访“红联”头头贺霞
附录一  道县文革中被杀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附录二  道县（36个乡镇）文革杀人事件、时间统计表
附录三  关于与“乱杀风”有牵连的干部的一些情况
 卷七
第五十五章  寡婆桥的传说
第五十六章  你热爱党，党会杀你？
第五十七章  占甲小学杀了六名教师
第五十八章  讲真话的代价
第五十九章  两个“右派”家庭的覆灭
第六十章    小彭德怀之死
第六十一章  生命的奇迹
第六十二章  杀场余生者说
第六十三章  老天爷都在哭啊
第六十四章  浮出水面的石头
第六十五章  人性的繁复幽暗
第六十六章  道县出了个李念德
第六十七章  一栋大屋与一群人的命运
第六十八章 “告状油子”是怎样炼成的
卷八
第六十九章  “开大锅饭”
第七十章    支部书记杀贫协主席
第七十一章  大义灭亲的女民兵
第七十二章  铁姑娘刀劈18人
第七十三章  人兽之间
第七十四章  血海拾遗
第七十五章  一个老地主的“坦白交代”
第七十六章  遭遇被害者遗属堵门告状
第七十七章  喝酒误事
第七十八章  道县周围十县市文革杀人事件概述
卷九
第七十九章  夜奔省城
第八十章  华国锋的指示
第八十一章   “9•23惨案”
第八十二章  大屠杀揭盖子学习班
第八十三章  天意从来高难问
第八十四章  牢狱生活

后记
再版后记：惟真主义
 
序一：鲜血使人猛醒
杨继绳

我从来没有为别人的书写过序这一类的东西，因为，一我算不得什么名人，二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个普通的记者。可是当谭合成的长篇历史实录《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以下简称《血》）摆在面前时，我决定破例为它作序，因为在《血》中我又认识了一位讲真话、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国大陆进行这样的调查、采访，写这样的书要冒多大风险、承担多大政治压力，我深有体会。说一些常识性真话的人被视为“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打算讲真话、求真理的同时就作好种种应对不测的思想准备，这不能不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大悲哀。
《血》的初稿写于24年前的1986年，由于工作关系，谭合成有缘接触到发生在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及周围十县市的文革大屠杀的大量机密资料，并将之实录在案；同时也因为这场命运的遭遇而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甚至生活的轨迹也因之发生改变。此后，作者多次赴道县采访相关人事，核实、订正、补充原稿。本稿是2007年道县文革大屠杀四十周年前夕完成的，与原稿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二十余年来，作者一直通过各种努力，试图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真相公诸于世，以期全民族的反思。附带说明一点，目前流传于海内外的关于这场大屠杀的资料大部分源自于谭的调查与采访，但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和更多的东西还在本书之中。
这篇长达五十万言的历史实录，是用实录实证的方法写成的，让事实说话。谭合成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但他的研究方法却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作者搜集的资料多达数百万字，仅案例就有近400个，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关键人物。正因为有如此翔实的资料作为铺垫，作者下笔倒也干脆利索，少见颇费踌躇的痕迹。作者以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乃至本身文革中的经历为依据，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实，引领人们重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场，回顾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体的疯狂中堕入野蛮状态。
在道县大屠杀中，有九千多无辜者死于非命，其惨烈程度，令人毛骨竦然。作者将道县大屠杀的杀人手段归为十类：1.枪杀；2.刀杀；3.沉水；4.炸死；5.丢岩洞；6.活埋；7.棍棒打死；8.绳勒；9.火烧；10.其它。仅这些抽象的名词便足够叫人心惊胆战，而其间对人类良知和精神的杀戮更在其上。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对人性的缺陷和社会的黑洞可谓所见颇多，但书中的内容依然让我十分震撼，大量细节不忍卒读，而这些细节又因为不经中间环节直接出自亲历者自己之口而更加直刺人心。作者不仅是揭开了一个被千方百计包裹的民族脓疮，更是切开了一个机体癌症的病灶，探索的触角直抵“伟大革命”的本质。道县大屠杀怎么发生的、何以会发生、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是本书始终在探求的一个主题。根子早已深埋，蛛丝马迹随处可见。大量史料表明，道县文革大屠杀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端的偶然事件，它不会因为某个偶发事件、某个人和某一群人的作为而引发。文革中，全国出现了多起与道县大屠杀类似或者不类似的杀人事件。仅以首都北京为例，公元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小将就打死1，772人，从时间看比道县大屠杀还要早一年，血腥恐怖同样惊心动魄。深入揭开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真相，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权利将责任推给后人。更不能让后人因为我们的失忆而受到欺骗。
朱厚泽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这本唤醒人们记忆的书，可以作为试金石，它在中国的的命运将告诉人们：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血》由于大量亲历者的口述实录而呈现庞杂斑驳的原生态，内涵因此更加丰富。书中不但有大量被杀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也有大量杀人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还有既非被杀者也非杀人者却被卷入其中的某些人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这种多角度的描述，不仅使普通读者对道县惨案以全方位、多侧面的了解，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
道县大屠杀这一惊天惨案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实际上，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社会。而和毛泽东对应的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社会。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它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通过这“四个垄断”，政权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
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一部分人（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也许更多）被定为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资及其其家属），通过政权机器所控制的一切舆论工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对这批政治贱民不断妖魔化，使他们处于“众人皆曰可杀”的境地。这些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贱民是阶级斗争的靶子，一有政治运动，他们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生命如草芥，如蝼蚁。那些不是政治贱民的人们，也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垄断的受害者。他们只能知道政权让他们知道的，只能相信政权让他们相信的。他们是政治愚民。他们还处于恐惧、贫困之中。由于无知和恐惧，政权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而背后操纵的是政治权力。谭合成的《血》中记录了一位处遗工作组负责人与一名杀人凶手的一段对话，该负责人询问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该凶手竟理直气壮地回答：“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这种专制土壤培育出来的愚昧而又野蛮的奴性，闻之令人魂飞魄散。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
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文革史”基本是官员的受害史，是造反派的作恶史。这样的“文革史”也介绍了知识分子受害，却没有指出迫害知识分子的主使者是官员。文革初期受迫害知识分子是被官员们“抛”出来的。有了被“抛”出来的样板，有了政权确立的政治标准，大批知识分子随之受害。《血》向我们揭示了文革的另一个侧面，也许是更为重要、更为真实的侧面：普通百姓的受害。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挖掘文革更深的层面。
文革前，官僚集团主宰着中国，官僚们依照等级享受着特权。工人、农民在名义上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决策的权利；他们经济上被剥夺，虽然有着最低的保障，但一贫如洗。广大群众对这种官僚体制极为不满。只要有人号召，就会起来“砸烂”这个“国家机器”。毛泽东也对这个制度不满意，他也想改变它。关于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民粹主义思想，也可能是乌托邦思想，可能是憎恶除他以外的官僚主义，也可能是害怕权力的失落。毛泽东希望“砸烂”这个制度，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号召老百姓起来造官僚们的反。多年造神运动形成的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加上老百姓对官僚们的憎恨，毛泽东登高一呼，全国就出现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啸。官僚们受到应有的或不应有的打击，官僚体制一时土崩瓦解。没有官僚制度，社会就出现混乱。毛泽东拿不出取代官僚制度的替代品，什么“巴黎公社”、“五七道路”，本来就不是有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用来收拾乱局。国家不能长期处于无秩序的状态。社会的需要，官僚们利益的追求，毛泽东不得不向官僚们让步，原来的官僚体制逐渐恢复原态。一旦受过冲击的官僚们重新回到权力宝座，原来响应号召造反的人们，就会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报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都是冲着老百姓来的。而“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只不过是毛泽东和恢复旧秩序的官僚们的较量。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时有沉浮，“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这些官僚得势，明天另一些官僚得势。普通百姓如果站在得势者的对立面，就要挨整。“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文革中流传的这首民谣正反映了老百姓的处境。
十年文革结束，三十年改革开放。还是沿袭了文革前的官僚体制。还是官僚主宰着中国，官僚是中国的主人；还是下级对上级依附，下级对上级效忠。改革以后的官僚体制比文革前也有不同之处：官僚们掌握的财富更多，他们的享受远远超过了改革以前的官僚；官僚们除了继续享受特权以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利益最大化；改革以前的官僚还用理想的旗帜来掩盖利益，今日的官僚完全不需要理想的旗帜作掩护，赤裸裸地、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的“蛋糕”的确做大了，但官僚们占有的“蛋糕”最大份额和最甜美部分，为改革支付成本的百姓们只能分享官僚们的剩余。政治上，老百姓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连改革前那套漂亮的、使心灵略有安慰的外衣也被剥去。这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三十年改革造就的制度。它虽然走出了改革前的极权制度，但与民主制度还有相当的距离。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不可能有社会公正，也不可能有和谐。
鲜血不会创神话，但鲜血会使人震惊，会使人猛醒。猛醒的人们推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政治贱民得到了平等，政治愚民也开始觉悟。解放的政治贱民，觉悟了的政治愚民将会用新的努力，一定会将官僚为主体的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改造为民有、民享、民治的宪政民主制度。
这就是重唤历史记忆的真正价值。
 
序二：又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
丁东

谭合成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相识于1997年。我和陈敏之先生应黄德志女士之邀，编辑了《顾准日记》一书，但出版受阻。当时担任《书屋》主编的周实，介绍我认识了运作过《中国左祸》一书的谭合成。谭合成拿到稿子，很快说通了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初志英，并自己承担投资风险，迅速推出此书，知识界争相传阅，堪称一时盛举。
谭先生学工出身，却酷爱写作，他的报告文学在80年代就名动三湘。当时，中共高层老人重掌国柄不久，在各级政权中剔除文革受益者的目的还未达到，余悸犹在，所以强调彻底否定文革。主流文学界看准了文革题材的轰动效应，所以也十分热心组织和投入这方面的创作。作为大型文学期刊《芙蓉》的编辑，谭先生获得了一个难得的采访良机，以官方身份深入道县，全方位采访1967年发生的大规模杀人惨案。谭先生采访时，道县惨案善后工作尚未结束。这使他不但可以查阅全部原始档案，而且可以采访大量当事人，既包括受害者及其亲属，也包括在押的行凶者。以后二十多年间，他又几赴道县，补充调查，全方位、多层次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本题为《血的神话》的大作，长达五十万言，不但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有各方面数据的详实统计和分析，有对大量个案的生动描述，如实地记录了害人者和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可以说，为这起不能掩盖也不应遗忘的暴行，建立了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
道县事件发生于文革期间。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道县全部10个区，37个公社，都出现了滥杀无辜的暴行，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占全县总人口1.17%。受道县影响，杀人风蔓延到湖南零陵地区其余九县市，全地区被杀7696人，被逼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杀人的同时还伴随着抄没财产、强奸妻女等暴行。一时间，尸体漂满了潇水。血腥之气长久不散。
读完这部大著，掩卷长思。我不能不思考，这种暴行到底起因何在？
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文革前期担任47军军长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黎原将军，当时曾和华国锋等人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杀人风的蔓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但是，谭合成却告诉我们，1984年，处理杀人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就调查清楚：“被杀的9000多人中，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反革命组织’经查都系假案。”也就是说，所谓敌情根本不存在。而杀人过程中也不是两派互相残杀，而是人武部支持的一派，屠杀没有资格参加运动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政治贱民。黎原写回忆录时早已不在湖南工作，凭借的还是1967年的印象。而谭合成的答案，则建立在反复调查和比较鉴别的基础之上。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野蛮征服曾经一再发生。杀戮男性，占有女性，是征服者的惯用方式。类似的血腥的屠杀，也曾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多次上演。然而，1967年的道县事件，虽然在行为方式上有相似之处，但主导性的理念不是对异族的征服，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以阶级斗争名义进行的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源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在俄国夺取政权以后，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演变为治国之道。他把人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富农和贫农、雇农，剥夺资本家、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其肉体。中国共产党是列宁在中国扶植的秘密政治团体，最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主张和政治实践，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金科玉律，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解和发挥。打土豪，分田地，伴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生命，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内容。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国共合作，一度改行减租减息的温和政策。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从解放区到全国，再度开展土改运动。其间打死、逼死的地主富农难以数计，仅1947年几个月内，在北方的几个解放区就死了25万人。1950年代，胡志明在越南曾经试图和平土改，受到中共的批评。到了文革年代，暴力土改仍然是执政党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县杀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土改补课。当时的杀人风，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操作方式，都是暴力土改的继续和重演。不同点仅仅在于决策者不是中共中央和高级干部，而是出自县、区、乡、村几级基层政权。掌握县级领导权的是人武部，实施者是人武部、“红联”和区、社、大队三级领导班子的三位一体。当时介入杀人的国家干部有426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22.6％，农村基层干部有4665人，占全县基层干部的66.5％。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参与或支持过杀人的地方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数年以后，又重新入党，官复原职，有的还得到提拔和重用。他们本来就是执政党的自己人。
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也非道县在文革中首创。毛泽东称赞“好得很”的湖南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就掌握过生杀大权。1947年，领导解放区土改的刘少奇曾经主张，组织起人民法庭，由政府和农会各派法官，土改期间每村都搞一个，给他们杀人权。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毛泽东也曾经指示把死刑的批准权从省下放到专区。并提出一般城市杀人至少应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五，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区亦可突破，但不可超过千分之一点五。那场运动实际杀人为七十一点二万人，占当时五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最高领导人预先确定杀人的百分比，已经埋下了大规模错杀无辜的隐患。当今世界，许多文明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其他文明国家执行死刑也十分慎重。中国大陆近年将死刑的核准权上收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说，这是靠近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步。谭著告诉我们：如果基层官员握有生杀大权，且无制衡性的司法程序，后果是多么可怕！
道县惨案，放在人权意识有所觉醒的今天，可谓骇人听闻。但对于这种暴行的反思和检讨，在中国大陆仍然困难重重。历史的伤疤仍然被权力有意地粉饰。在全球范围内，希特勒等种族主义狂人的大屠杀受到了文明人类的一致谴责，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阶级的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杀戮，只在部分欧洲国家得到反思和清理。最近，对红色高棉前领导人的审判刚刚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杀害无辜的政治运动，上自建国初的土改、镇反，下至1977年对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史云峰等一批政治犯判处死刑，许多历史上的暴行尚未得到清理。谭合成先生正是清理历史的先行者之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遮蔽国耻，四维不张。中国应当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承担起清理历史的使命。让中华民族的复兴，真正建立在人性尊严的基石之上。
 
序三：谭合成的书
周实

谭合成的《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出版了。当我拿到这本书时，多么厚的一本书啊，我第一句是声感叹：这事终于做成了！从想做这事到做成这事，屈指算一算：一九八六年到二〇一〇年，二十五年过去了，做事不容易，由此可见了。
合成嘱我写点文字，我想我能写什么呢？我的思绪自然地回到二十五年前。那时，我年轻，三十刚出头，在《芙蓉》杂志做编辑。编辑部讨论选题时，我提出要抓纪实文学，最好是每期能抓出一个，篇幅五万字左右。道县文革大屠杀作为拨乱反正的典型自然也就列入了。而合成在当时正好借调到编辑部，且他又会写，尤其擅长报告文学，自然就是不二人选，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也就落到他身上，这就是所谓缘分了。
五万字，他完成了，可惜，却没能发出，于是，才有了这本书，有了这个五十万字，这就是所谓宿命了。
当我拿到这本书时，我说出的第二句是：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一份纪实，一份详细的档案纪实，不但保存下来了，而且公开出版了，谁都能够看到了。这事，以前不容易，今天仍旧很难得。合成做到了，不是伟大是什么？
我要说的第三句是，在中国当代史上，湖南省铁定了要“青史留名”的有一个人、一件事，人是毛泽东，事是道县文革大屠杀。它说明了专制有多么可怕，民主有多么必要。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惜没有人施舍，要靠自己去争取。从专制向民主转型，学习民主，实践民主，完善民主，巩固民主，哪一件事情不难得？再难得，还得去努力。不然不论把楼砌多高，总有楼塌的那一天。明人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有一首曲子：“将五十年兴亡看饱。眼看他起高楼，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塌楼的时候那情景太可怕了。
多年以前，编《书屋》时，我也曾经约过文章专门探讨文革的问题，也有人曾质问我：什么不好约，为何约这些？文革是错误，文革是灾难，已经有结论，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何偏偏还要提？这样对谁有好处？我的回答是这样：重提是为了不要忘记，探讨是为了不再重犯，以免灾难再次发生，这样对百姓有好处，这样他们在今后若是再遇上类似的情况，就有可能打个问号：为什么要提这样的口号？为什么要搞这样的运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其背后有什么？其目的是什么？得利的会是谁？受损害的又是谁？这样多少能减少愚昧，使人能够更加像人。
我的回答非常简单，问题本身就不复杂，只要你还具有良知。
合成是具有良知的，所以，他能去做这事，而且，能够做成这事。
 
序四：敢有歌吟动地哀
野夫

我与谭合成先生相识有年，彼时，他和我都是流落京城的书商，他湖南我湖北，上古都算楚人。虽然因于朋友的绍介生意而杯酒订交，但彼此却并不知道对方原来都是写字的人。我们来自一湖两岸，为了几个图书折扣走到一起，又因为那些难以忘怀的故事先后淡出生意场，故而也就渐次相忘于江湖了。
十余年后，我在网上读到了关于道县文革大屠杀的历史实录，怵目惊心之余，并未联想到作者就是故交老谭。而他也在网上读到了我的一些拙作，也不相信此野便是彼夫——可见我们在混迹“不法书商”界之时，各自是怎样的被货殖遮掩着本相。
之后，我们经由网路而重新相识了——在寒夜悲风中，彼此人袖中抖出各自的暗器——于是他的这部沉重的大著，终于在他完成调查二十余年之后，抵达我的眼中。我们互相认出了对方的笔法路数，仿佛失散于板荡乱世的兄弟，终于重逢在同一条战壕之中。我们抵掌为号，相视一笑如同俯身大恸。回顾多年来彼此留下的人生轨迹，那些沉积在各自心中的万千淤血，百叠块垒，九典断肠，实在是到了一个不吐不快的时代。

道县与谭兄有大缘份，与我亦有小缘份，它是我当年逃亡路上曾经的湘南僻野，山直水曲，当年实未知那里竟然曾是血腥的屠场。印象深刻的是秀美的景色，敦厚的民风。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农人，竟会杀人如麻，一个人口不到四十万人的小县，竟然杀了四千五百多人，真的叫人难以置信。然而信也罢，不信也罢，它就是那样理直气壮地发生了。这场并不遥远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大屠杀，其血腥残暴，比前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的金边大屠杀有过之无不及，此二者，前者是我们的老师，后者是我们的学生，而我们则超过老师胜过学生，独领风骚。
多少斑斑血迹，俱在谭兄书中泛红……

官方说词中，道具文革大屠杀被解释为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偶然事件，是两派尖锐对立的“群众组织”派性斗争引起的“派性”杀人。然而，谭合成在他的《血的神话》中，用铁的事实告诉我们，道县文革大屠杀绝对不是任何特殊条件下的偶发事件，它是中共制造“阶级斗争”，实行“暴力革命”的必然产物，与中共的暴力土改一脉相承，只不过因为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表现出更加巨大的吞噬生命的能量，和更加血腥残忍的独特方式。它不是“派性”杀人，而是“党性”杀人。

中共的暴力土改，其缘由和动力，我已思考多年，一些肤浅的思考成果我在拙著《地主之殇》中，已有详尽表述。在那个争夺江山霸主之际，他们要借天下有产者之头颅，驱流民穷汉入投名状，虽荼毒遗祸无穷，然犹能从权术霸业学方面找到解释。独不解土改运动之后十几年，文革骤起之际，诸多地方还会在当地当政者主导和默许之下，再次实施对土改犹能侥幸免死的地主富农及其老幼妇孺的残杀。这是怎样的一个恶世啊！老老实实的平头百姓，竟可以被一种邪恶的学说，一夜之间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西蒙•李对这种现象有个分析：“极权制度惊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有着使人同流合污的能力，以其恐怖和无所不在的组织为工具，它使一切人作恶，把他们变成刽子手的帮凶。”而道县文革大屠杀更以血的事实证明，极权制度不但将它的臣民变成刽子手的帮凶，而且有直截了当地把他们变成刽子手。

至今，土改没有反思，文革不许清算，戾气和血腥依旧在华夏古陆回荡，历史的天空依然迷雾遮蔽。无数的血史被当政者偷偷地篡改悄悄地掩埋。乃至于年轻的一代，不知六十年来民族之内伤，不知那些刽子手们，此刻不过是藏刀于枕，假扮慈眉笑颜在含饴弄孙……这是我们民族更大的悲哀。谭兄在《血的神话》的后记中哀叹年轻一代对民族曾经的苦难所表现出的冷漠和蔑视。须知这正是极权制度继承者刻意培养的结果。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结束中国极权制度的历史使命只能由一代新人来完成，这些人不是极权制度的刽子手，也不是受害者，他们从未迫害过别人，自己也从未受过迫害。我深信，在巨大的民族灾难再度袭来之时，我们的年轻一代，一定会有人挺身而出的。

六十余年来，我们建造一架巨大的绞肉机，把无数的生命连同民族的良知投入其中，绞成碎片。
官修正史从不记载这些无辜的亡灵，巨变之际的档案或将付诸丙丁。如果没有老谭这类人等，道县乃至零陵地区的文革大屠杀，那些潇水流域的九千冤魂，很可能就被当政者悄没声息地和谐掉了。抹去一个时代的记忆，对于极权统治者并非难事。如果没有民间修史，没有我们这些曾经者的访谈和默记，这个世界的疼痛，可曾有人分担半分？
对于刽子手的追诉可以免去，但历史的真相不容篡改。没有真相，人心的裂痕仍在，裂痕仍在，真正地宽恕与和谐就不会出现，而民族的道心更不会拔高半分。我们仍旧会在罪与罚的轮回中万劫不复。
谭兄的《血的神话》不仅仅是为道县文革大屠杀这一血腥事件作史，更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存心。如果我们这个国家的众多文人，能够学着老谭的样子，走出豢养的圈栏，走向民间，只要打开每一个县市的档案室，都可能写出烛照汗青的史记。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求仁求义，书生本色。
野夫这厢有礼了。

 
序五：为了中国不再沦为修罗场
何清涟
 
乡贤谭合成这本《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记录了被中国、当然更被屠杀发生地湖南省当局刻意掩埋的一段历史。在我这个曾经目睹类似惨案发生的人心中，这不只是历史，而是经历了一场地狱之旅，这场地狱之旅永久性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文革”中被屠杀的人有多少？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8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美国夏威夷大学R．J．Rummel教授在其著作China's Bloody Century （《中国血色百年》，1991年）中估算，“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死亡人数共计为210万人左右。专研“文革”的学者宋永毅曾写过一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比对了各种说法，最后仍然无法得出确数——这让人再次想起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名言：“中国是记者的天堂 ，统计学家的地狱”，信然。

在难以计数的“文革”死难人数中，我的乡梓之地湖南省在“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应该相当惊人。而且这些死亡人数中，有一个群体大规模地死于所谓“群众专政”，事实上处在社会底层的贫下中农，凭借毛泽东给予的“革命同盟军”地位，对中共政府划定的“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实施大规模屠杀。湖南省境内这一屠杀浪潮，从1967年一直延续至1968年，在相对落后地区均有发生，至今已经确认的已经有道县、邵阳县与溆浦地区等地。

为什么这三地的屠杀能够确认？那是因为有三位身份及处境完全不同的作者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一段让中国人深感羞耻的历史，他们是：谭合成、林启山（陆芒）与苏阳。我本人年幼时曾亲历邵阳县“黑杀风”，一直希望有纪录湖南“文革”大屠杀的研究问世，因此，这三篇作品当中，林、苏两位作者的文章都经我推荐、编辑并发表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上。

谭合成先生有关道县大屠杀的文章在海外流布很广。我早在90年代中期就在香港的《开放》杂志上读到相关连载，其时作者署名“章成”。我当时就为作者那种为历史负责的精神所感动。因为有关“文革”的研究，在中国思想最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也只打开了一条门缝，此后更是被列为学术文化禁区，不容触碰。在湖南省内，1967-1968年发生的大屠杀，地方当局一直讳莫如深。我记得当年邵阳市有人在地处市中心的邮电局墙上贴出大字报要求追查邵阳县“黑杀风”的元凶，结果是当局不去追查凶手，反而将贴大字报的人投入监狱。可以想见，为了将道县“文革”屠杀真相揭橥于世，谭合成数至道县，采访许多亲历者，并得到了当年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他的书即依据这些“板上钉钉”的历史资料写成。若非本着历史良知，怀有尊重生命的大爱，很难冒政治风险，孜孜于这种不知何时才能够见天日的挖掘历史的写作。
林启山先生（笔名陆芒），是湖南省邵阳市一位退休老干部。他曾亲历1968年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在1974年4月还参加湖南邵阳地区、邵阳县联合调查团的调查工作。根据其保存的《调查材料纪实》，他在晚年写成了初稿，并将其收于回忆录《老虎坪纪事》，张贴于国内天涯网上。当年邵阳县“黑杀风”猖獗之时，我还年幼，但却很清楚地记得当时邵阳市市民万人空巷去看沿江漂流下来的尸体的“盛况”，以及当时那座城市被这股百里之外刮来的“黑杀风”搅得惊恐不安的日子。90年代中期，我曾写过一篇“为了数千被遗忘的冤魂”，以笔名“沈默”发表于香港《当代》杂志上。因此，当我看到陆芒先生的文章，如获至宝，立即与其联系，征求其同意后，将这一章改写并编成“文革时期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事件始末”，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第3期上。
苏阳先生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是其英文著作《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组成部分。苏阳先生曾在中国湖南、广东、广西三省的地方志中披沙沥金，选取了若干个样本研究。如果说前两者都是叙事式，其价值在于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苏阳的研究则在于学术领域。该书对屠杀时间（即为何发生于那段时间）、屠杀地点的政治地理特征、屠杀发生的原因都做了探索性的分析。对于海内外“文革”研究中“非正常死亡”这一重要课题，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具有界碑性的意义。
中国“文革”的大屠杀，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种族屠杀，因为屠戮者与被屠戮者都是同一民族；也不是战争结束后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屠杀，因为这些被杀害者无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早就处于被统治阶级与其他社会成员凌虐的凄惨境地。他们之所以被杀害，其根源就在于当时主宰中国的神灵毛泽东对“敌人”的定义。坚持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在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为中国找出的“敌人”之多前所未有。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所谓“敌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国民政府的的军、政 、警、宪、特等21种人及其家属。这些人当时在中国至少达一亿左右，接近当时七亿人口的七分之一。这种发生于非战争年代的大规模迫害直至屠杀，至今为止在国际社会只有红色高棉可以相比。
在世的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受到了国际法庭的审判，其深重罪孽也被全人类以各种形式在反思与批判。但波尔布特的老师——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所制造的巨大罪孽，不仅在中国本土未被认真清算，在国际社会也未能形成公开谴责。在中国政府的百般阻挠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6年3月改组，现称人权理事会）虽经多次尝试，至今还未能通过谴责中国“文革”的决议。
红色高棉“ S-21集中营”的死囚档案库，让世界看到了红色高棉的确切罪证。 中国当局曾多次下令销毁“文革”档案，中国今后就算等来了民主化实现的时刻，也很难对“文革”这一国家罪错有完整的档案纪录。但有了上述三位作者留下的三份文献，算是为死于湖南1967-1968年间集体屠杀的中国人树立了几块文字纪念碑。尽管这些作品至今都未能在中国境内正式出版。但我相信，它们总有回到其精神故乡中国的那一天。
 
谭合成写下《血的神话》，意在对“文革”屠杀事件进行良心的拷问，其目的不仅是要让健忘的中国人记住这一段极为可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希望国人通过反省而提升文明程度。现阶段，中国已经沦为一个暴力蔓延的国度，政府过度迷恋政治暴力，民间屈服于政治暴力并盲目崇拜其他种类的各种暴力。追根溯源，缘于中国从未认真反思过自己亲手制造的种种反人类罪行，如同谭合成在书中所说：“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对中国“文革”这段历史的挖掘和反思，远非几本著作就能了结。但可以肯定的是，谭合成等人的著作，已经为“文革”大屠杀的研究铺上了后人绕不过去的奠基石。
 

 
几　点　说　明

一、公元1967年夏秋之交，湖南道县及周围数县市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被杀者九千余人，官方称之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民间则叫它“乱杀风”和“杀人风”。一位被称为道县杀人事件“活化石”的人物，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控诉材料中写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实，砍头示众。”而我的这篇历史纪实，则是在大量这样“一字不实，砍头示众”或“若有虚言，愿负一切法律责任”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暮然回望，那些叫人泪流满面的事件，那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情节，犹如天方夜潭，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就是那样切切实实地发生过，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乃至每说过的一句话、每唱过的一首歌都来源于真实的记载，既无臆造人物,更无虚构事件，亦无杜撰的名姓……可能有些人的姓名用了某XX或未点姓名，那多是出于非常善意的考虑。本文初稿中，由于某种需要用了曲笔的人名、地名，这次重写时，都一律作了订正。如果还有差迟，则是因为当事人的记忆无法那样准确或道县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造成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所写的一切都是木板钉钉，字字落在实处，而笔者所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尽可能忠实的记录者。
二、公元1984年5月，零陵地区成立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陆续抽调了一千三百余名干部，从1984年6月始到1986年底，对1967年夏末秋初发生在道县及其周围10个县市的杀人事件，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不对外公开）。没有他们历时两年的辛勤工作，我的这篇历史纪实根本无法完成。这个杀人事件实在太庞杂了！涉及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云遮雾绕，真假混杂，要得云开雾散，水清见底，绝非任何个人的力量可能做到。我们有幸采访了“工作组”的一些成员，这个机会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不可多得的契机。感谢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他们的工作使得我有机会站立在高坡之上，绝对不是制高点，俯瞰杀人事件的全貌，虽然隔了时空的重重迷雾，无法看得那样真切，但那些使人一见而至死不忘的重要场景，还是被抓拍下来。根据我们事先的约定，笔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公开他们的姓名，因此只能在此再一次深表谢意。
三、我对道县杀人事件先后曾做过多次采访和调查，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次采访在道县大屠杀发生十九年后的1986年夏秋之交，历时一月有余。湖南省广播电台、电视台驻零陵地区记者站站长张明红先生和我一起参与了采访。在这次“世界观和人生观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一样震撼”（张明红语）的采访结束时，我与张先生约定，这篇纪实文字由我来执笔，我们共同对文章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任。1986年9月我们以《血的神话》为题急就了一篇约为10万字的报告文学，它实际上是应国内一家有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杂志约稿而作，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发表。此后又有多家出版单位有意出版，但……至今为止还是未能在国内与广大读者见面。特别值得感谢的是工人出版社原《开拓》杂志社副总编辑岳建一先生，他为了这篇历史纪实的发表做了大量工作，乃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和我们一样，也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
四、本书原本不应由我来执笔写成。它应该是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忏悔录，大量历史学者、社会学者的研究文章，它应该在一个有权威性的编辑委员会审定下编撰而成。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甚至四十年也过去了，这些回忆录、忏悔录、研究文章统统没有出现，更无从谈到集体意义的忏悔和真正意义的精神复活。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知情者和幸存者正在一天比一天少地消失着。我们该怎么办？
那些不愿意回忆的人，希望时间能把所有痕迹消灭殆尽。我们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对别人灾难的旁观者，我，那样真切地看到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所做的一切，那样恐怖，那样血腥，那样骇人听闻，那样丧失人性，几乎到了我们智力难以理解的程度！我不由自主地扪心自问：如果置身于当时当地，会是杀人者还是被杀者？这确实令我不寒而慄！既然命运让我窥视了这一切，我就无权保持沉默！除了把真相说给这个世界听之外，我别无选择！无论如何，不能让后代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文过饰非的、是善于遗忘的、是麻木不仁的、是庸碌无能的、是沉默寡言的、是愚蠢的、没有灵魂和尊严的！
五、2001年香港《开放》杂志连载题为《公元1967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署名“章成”的文章，系本人与张明红先生的共同作品。
本书写给一切关心中国命运之人士。
但愿本文无欺于死者，无负于生者，无愧于来者。
 
卷一

第一章  浮满尸体的河流
第二章  杀风卷地
第三章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布告
第四章  十种杀人的基本手段
第五章  获得道县采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