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应学俊/引文来源：青岛新闻网及相关资料）
【核心提示】中 国航天事业飞速发展，可我们在感谢当今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工人的同时，怎能不缅怀中国人造卫星之父赵九章等一批科技工作者的奠基，怎能忘记他们在“文革” 中的悲惨遭遇！赵九章、姚桐斌等20位担纲国家尖端项目的科学家、一级研究员竟在文革的1968年一年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而他们的死，仅仅是“文革”中 国千万科学家、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呜呼，至今仍有人为“文革”叫好！
“嫦娥奔月”是典型的“中国梦”。2013 岁末，中国“嫦娥”成功“奔月、探月”，国人欢欣鼓舞。我们在感谢当今担纲此项工作的所有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工人的同时，我们无法不缅怀曾为中国人造卫星 航天事业呕心沥血并付出生命的赵九章先生——公认的“中国人造卫星之父”。
赵九章，1933 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赴德留学归国后，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即主持当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蒋政权败走台湾前夕，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但 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新中国气象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中共建政后，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他的主 持下，该所很快发展成一个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中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受过赵九章 的指导。
1964年秋，赵九章不失时机地向国务院提交了开展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并引起中央的重视。1965年3月已是 文革前夕，中央批准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方案；10月起，在中科院领导主持下举行了卫星建造总体方案的进一步论证。紧接着，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 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对中国人造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 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赵九章被公认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
然而，这位“中国人造卫星之父”却壮志未酬身先死——他因被某些人至今称为“无可厚非”的文革而死，他死于“文革”席卷全国如火如荼的1968年……
人造卫星之父赵九章、航天材料专家姚桐斌之死
(文/胡平 来源：青岛新闻网/青岛报纸电子版2012.10.29/另据相关资料)
1966年，历史将中国引向大规模的癫狂。中科院里也不能幸免，赵九章首当其冲——
文 革是政治运动。赵九章是科学家，与政治何干？哦，他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年轻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可进了仕途又退出仕途，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 系，毕业后公费留学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仅3年便获博士学位。若继续留在国外，美元豪宅、香车宝马，全然不在话下。他却选择了回到动荡而又贫穷的祖国。
然而，正是这两个人生的重大选择，在“文革”中，变却成了赵九章无论怎么挣扎也爬不出来的历史沼泽。
赵 九章是科学院代号为“651”的卫星设计院院长，他的资历和地位虽然都和钱学森差不多，但他领导的机构属科学院，不属于军队系列，文革中少一层“特别保 护”。赵九章几乎每天被押到街上，像牲口一样被赶着往前走。脖子上挂一块墨迹森然的牌子，上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就是“历史反革命赵九章”。牌 子重达十几公斤，很快脖子被铁丝勒出道道血槽。据跟随赵九章多年的研究员邓增昆回忆：当时赵九章也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行走起来极为吃力。但造反派不肯放 过任何折磨他的机会，赵九章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一会儿叫他走路中间，一会儿又叫他走路边的水沟，他刚下到水沟里，又叫他爬上来，等他刚爬上来，又叫他 再下到水沟里。如此反复，一路折磨不止。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先生每次劳动途中，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样赶着往前走，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 牲口还知道爱惜呢！”每次游街完毕，再带回科学院批斗。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甚至坐 “喷气式”。人老了，腰又有病，实在弯不下去，“革命群众”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直到烟头烫灭，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1968年6月，已在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快半年的赵九章，听说了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
姚桐斌， 中国极其优秀的一位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江苏无锡人。1945年，姚桐斌毕业于当时迁移贵州的交通大学，1947年考取公费留学赴英国求学。他在英国 伯明翰大学用三年时间，取得博士学位，一年后又获得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之后，他开始在英国伦敦大学从事研究和讲学工作。1957年底，姚桐斌怀 着报效祖国的雄心回到祖国。聂荣臻得知后，通过国务院专家局点名要他到弹道火箭研究院工作，他欣然同意。1958年1月，他应调去了一个仅有12名青年科 技人员和除了几张办公桌椅什么都没有的航天材料研究组。1958年底，姚桐斌所在的材料研究组扩建为航天材料研究室，他出任研究室主任。1960年，航天 研究室扩建为航天材料研究所，姚桐斌出任所长。
《合肥晚报》2003年载文：1968年6月8日，七机部两派发生武斗，姚桐斌照 样去上班。中午，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里别回去，但他惦念孩子，还是回家了。就在这一刻，号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几个人闯进家来， 高呼着“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的口号，拳打脚踢将他推出门外。在拖往“总部”的扭扯中，两个狠心的家伙——七机部下属211厂炊事员高某，以及从七机部下 属某所调来武斗的电工于某用手中的钢管，向姚桐斌头部猛击。姚桐斌头冒鲜血，不省人事。但暴徒们并未就此罢手，姚桐斌光着一只脚被他们连拖带架到“总 部”，继续拷问……下午3时许，中国航天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姚桐斌被折磨至死！
听到姚桐斌被害的消息，周恩来异常震怒，责令公安 部长立即查明此案，并指示有关部门开列一张有贡献的科学家名单加以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据梁思礼院士回忆，姚桐斌被害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七机部军 管会对六级以上高级工程师采取了保护措施。他说：“我当时是五级工程师，在七机部二分院也属保护之列……‘文革’中，像我这样出身的人，父亲梁启超被认为 是‘保皇党头目’，我又在美国学习、生活８年之久，多亏周总理指示予以保护，否则必然要吃大苦头……”（人间正道是沧桑。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革”终于宣告结束。1979年4月，北京市中级法院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别判处直接打死姚桐斌的于某有期徒刑15年，高某有期徒刑12年）。
姚 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他绝望了，更无法忍受混乱与野蛮中人格尊严的被践踏……邓增昆后来这 样回忆说：赵九章先生当时想打电话给外交部长乔冠华，他最渴望知道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有了怎样的变化，所以他要我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在那个乱 糟糟的年代里，什么本子都被造反派抄走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我怕伤赵先生的心，就躲在家里，不敢见他。后来，还是被他碰上了。那天，他 刚一见到我，眼睛都亮了。当我告诉他没找到号码时，他的身子突然颤抖起来，两眼也顿时失去了光泽。我扶着他在原地站了足足有五分钟……晚上，他睡不着，就 一个人爬起来绕着院子走呀走，他走走停停，有时他干脆站在那里，长久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动不动，有一次，邓增昆说他亲眼看见，赵九章望着暗夜星空，面颊上 流着长长的泪水……
从这时起，赵九章开始了痛苦的失眠，亦开始了石头般的沉默。但他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依然怀着一线希望。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一个国家的知识者，怎么就可能永远是个“罪人”？
但姚桐斌的死讯，给了他最后的一击！他真的绝望了！
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把平时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躺在了床上……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打电话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放下电话，周恩来清癯的脸上缓缓地蒙上了一层泪影……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是赵九章生前常爱吟诵的诗句。仿佛这诗句成了谶语，他的遗体不知在哪里火化，骨灰也不知飘向了何方。1978年，赵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多出了一只罕见的并没有骨灰的骨灰盒。
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有20人。□
【读后随感之一】网上一位支持“文革”的某“网民”在充分肯定文革但又无法否认一些过于明显的问题时，如此轻描淡写地说：“几亿人一起参与的运动过程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和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想到文革中无辜殒命的数百万平民和知识分子科学家，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些人“举重若轻”的大手笔！还有人说：“毛并未下令把刘少奇整死”。——此话也似乎言之有理啊，呵呵，据说王光美去世前也说过这样一类的话。可不论说话人何身份何地位，出于何种目的，他们如何面对下面的事实和逻辑？
姚桐斌因为明显被打死，而且姚并非毛点名的“走资派”，故周总理还可以下令追查凶手。然 刘少奇死了，谁“追查”过责任人或凶手呢？毛下令“追查”了吗？毛批评过刘少奇专案组吗？如果毛确实不想置刘于死地，结果有人竟敢做违背毛意图的事，那为 何不追查、不问责？毛曾对王实味的死还说过几句话，毛何曾就刘少奇之死对具体办案人员表示过任何批评？有吗？即便王光美在世也无法自圆其说这里面的逻辑 吧。如果毛并不想置刘于死地，那么刘少奇之死，谁之责？谁之过、谁之罪？王光美若在世如何回答？——文革中北京和全国的许许多多打死人的事件，科 学家、知识分子因不堪凌辱而自杀的事件，的确都不是领袖下达具体命令而发生的，武斗更不是毛下令的——于是，责任便全在“下面”了，与“文革”的发动无关 了？可联想当下，青岛输油管线爆燃，四川泸州摩尔玛商场燃气泄漏爆燃，有哪一件是“领导指示”有意而为的呢？于是便不需要领导干部“问责”了？为何并未 “下令”的领导干部要承担责任受到严厉处分？
文革的任何文件，领袖的任何讲话，自然都找不到要把姚桐斌打死、把赵九章逼死、把刘少奇折磨死的证据。于 是，他们以及千万无辜因文革而死难者便与“无可厚非”的文革无关了？或者说是“难以避免”无须深究和评说的了？仅仅是下面的“群众”或“坏人”不听话胡闹 的？“文革”“无可厚非”，文革发动者非常伟大更加“无可厚非”；而从赵九章、姚桐斌以及千千万万文革中无辜受难丧命者而言，他们的生命则是一钱不值的， 而唯一可“非”的就是那些文革参与者及动手打人的那些“群众”或“坏人”了。呜呼，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
【读后随感之二】诚然，倘若赵九章、姚桐斌之死仅仅是个案，我们的确没有理由将其与“文革”联系起来。
然 而，我们如何解释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位！究竟是什么把他们逼上了绝路？这对中国来说是多么大的损失！这 对执政党和国家有利还是有害？执政党的“统一战线”信誉难道不因此受到严重损害？这都与“文革”无关？都是下面的“群众”和“坏人”胡闹的？可为什么竟然 允许他们如此胡闹呢？不是“文革”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已经不光是所谓“走资派”了）能有这些“胡闹”和“革命造反”吗？不是“毛指示我照办”吗？毛为何对保护科学家、作家等不发话？直到周总理“进谏”方勉强对某些尖端科学家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并非全部）？
一位与赵九章生前是邻居朋友在文章中写道：我知道的受到冲击而非正常死亡的就有13楼的“一代数学宗师”熊庆来、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刘崇乐，14楼的真菌专家邓叔群，15楼的化工冶金专家叶渚沛。据后来有人统计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被审查。全院科技人员迫害致死者达229人。 在《竺可桢日记》里记录了科学院各研究所受到迫害的就有：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弟周、曾呈奎、张玺、蔡邦华、刘崇乐、柳大纲、曹天钦、赵忠尧、钱人 元、陶愉生、熊庆来、杨钟键、裴文中、黄汲清、钱三强、何泽慧、赵九章等等。他们的遭遇都被记录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先生哀痛的笔下，而他们很 多人就住在这三座楼里。
当我们看完央视专题片《东方红一号卫星传奇》，我们就可以知道，“文革”曾对我国的科技发 展造成多大的破坏，科技工作者曾经怎样地在“夹缝”中为国争光争气，而这“传奇”中又包含着多少“文革”的荒诞传奇。全国最高科研机构、全国顶级科研项目 及其担纲科学家尚且如此，全国各省市的科技工作者、知识分子命运如何，多少人死于非命，可想而知！这里面有多少悲惨的故事能诉说得完？
而在某些人眼中，这些都不是“文革”的过错，更不是“文革”发动者的责任——“文革”和它的发动者始终是“英明正确”的，是“伟大”的，是“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我们”永远怀念“文革发动者”。呜呼，“无可厚非”的“文革”！
但愿如此一切归罪于“下面”、一切归罪于他人的逻辑，不会成为当今“领导干部问责制”和“干部考核”的障碍。
2013年12月31日
【参考资料索引】
1、【央视/解密】东方红一号卫星传奇
2、姚桐斌之死：两弹一星元勋竟被殴打致死
3、应学俊：重读《炮打司令部》——再析发动文革的动因、动机
4、赵九章对中国人造卫星事业发展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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