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写作来批判文革，还是第一次看到。
作者身居海外，心态平和，叙述有理有据，值得一读。
相隔不到半年的两首水调歌头词郭沫若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２日）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１日）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文革诗词见证历史·梅振才·中国是一个诗国。中国诗歌与中国历史同生共长。如沈约所言：“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历史衍生了诗歌，诗歌亦印证了历史。当代著名史家、诗人陈寅恪倡导“以诗证史”，即以诗歌作为重要的史证之一。
被定论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这是一个“史无前例”残暴和荒诞的时代。在这个特别的历史时期出现的诗歌，也可为这段历史作出佐证。 我是一个文革时代的亲历者，一个旧体诗词的爱好者。近三年来，我致力于发掘、收集和研究文革诗词，每周写一篇在纽约报刊的诗词专栏发表。为纪念文革发生四十周年，选取其中１２６篇汇成一册《文革诗词钩沉》出版。在伏案写稿时，似重温旧梦，腥风血雨尚历历在目，哀歌悲吟犹在耳边，我时有触摸诗史的真切感。这篇《文革诗词见证历史》一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中国诗史中极为重要的段落——文革诗史，没有“文革诗史”，中国诗史是不完整的。
一、文革诗词产生的时代原因
文革浩劫伊始，一个“破四旧”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所谓“四旧”，即指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无疑，旧体诗词也是属于“旧文化”之列，在近、现代已逐渐式微。奇怪的是，文革未能灭绝旧体诗词，相反，却刺激了旧体诗词的创作，以至在十年浩劫时期，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词作品。出现此种“反常”的现象，似有多层复杂的原因。
１、“大批判”助长了旧体诗词的传播
文革时期，全国遍地文字狱。文革以“大批判”开路，“反动诗词”即为大批判的对象之一。六十年代，邓拓写有一首咏东林党人的七绝：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此首咏史诗，被文痞姚文元批判为企图以暴力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邓拓有口难辩，最后以死抗争，成了文革时期因旧体诗词殉难的第一人。此后，按此模式，很多诗词被“上纲上线”，莫须有成了“反动诗词”。当然，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谙熟诗词的文化人。然而，这些“大批判”，却助长了旧体诗词的传播，这些“反动诗词”私下成了人们学习和欣赏的活教材。
２、“毛泽东诗词”之普及推动了旧体诗词的复兴
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与《毛主席语录》一样，被捧到类似“圣经”的地位，被奉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高典范。毛泽东的诗词，当时在中国家喻户晓。至于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但毛泽东诗词的普及，使旧体诗词重新得到重视，令旧体诗词重现生机。文革时期产生了大量诗词作品，从另一角度记录了文革的历史，这是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的鼓吹者所始料未及的。
其实，诗词也成了毛泽东推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道具之一。１９７３年夏，为以后开展“评法批儒”，把矛头指向“现代大儒”周恩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３、专制的利刃不能切断诗歌的长河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延绵不绝，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专制的利刃亦不能切断诗歌的长河。“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中国的诗道由来已久。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冤狱遍地，暴力与恐怖皆“史无前例”。正所谓“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吟到沧桑句便工。”诗词，也成了人们表达愤怒，宣泄情感的工具之一。文革诗词，有的是用笔和纸写成，有的是用血和泪凝成。如《出身论》青年作者遇罗克，临刑前留下悲壮豪雄的遗诗：
神州火似荼，炼狱论何足。义举惊庸世，寄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风雨更歌哭。唯念诸伯仲，时发一短呼。
文革时期出现大量诗词，当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上述三项是主因。
二、文革诗词作者的社会属性
文革诗词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其作者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其内容则反映了文革的整个进程。为进一步研究分析，我作粗线条的归纳分类，希望能理出一个文革诗词的纲要。
１、中共领袖和高干的诗词作品
中共的高级干部中，具文学素养和喜好诗词者，为数不少。在文革残酷的斗争较量中，起落浮沉，成功失败，皆决定了这些高干诗词的内容、倾向和格调。
１９６６年６月，正是文革拉开序幕之时，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恁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是毛泽东有关文革题材公开发表的唯一一首诗词，其生前曾反复修改并予审定，可见其本人对此诗的重视。此诗的基调是歌颂文革，而文革已受到历史的鞭挞。故有方家评之：“于今看来，它是一首有遗训价值和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的代表作。”
而毛泽东的一批战友，在文革中跌落万丈深渊，他们的诗词又是另种情景。如被判为“叛徒”、“中国最大保皇派＂的陶铸，身患绝症，与妻子曾志生离死别之时，写下一首《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此类“蒙垢余生”后之作，皆沈郁苍凉，甚有感染力。然就以陶铸而论，其当年在广东大反“地方主义”，害死不少地方干部，“如烟往事”，是不应该忘却的。
２、作家、学者、文化人的诗词作品
这类文化、教育界的高级知识份子，多擅长诗词，在文革中，多有遭批斗、抄家、下放干校劳动的经历，所历所感，随时入诗。故在文革诗词中，这类人的作品所占的份量最大，艺术性也最高。
此类文化人中，史学家、学者、诗人陈寅恪颇具代表性。１９６６年４月，即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陈寅恪写下此生的最后一首诗《丙午清明次东坡韵》，为其《诗集》的压卷编。此诗尽抒“丙午清明”“魂已断”的凄清、沉痛和愤慨：
史书既欲尽烧灰，何用今朝上冢哉。南国高楼魂已断，西陵古渡梦初回。
贤妻孺仲恹恹病，弱女渊明款款来。翻忆凤城一百六，东风无处不花开。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曰下午，北京红卫兵把市文化局收存的一大批珍贵的京剧戏装和道具，堆在国子监孔庙大院焚毁。萧军、老舍、骆宾基等二十九个著名作家、艺术家，分别挂上了“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的大牌子，被勒令跪在火堆前，头杵地，挨了三个多小时毒打。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晕倒在地，折磨至翌日才释放。老舍，当日就自沉于太平湖中。萧军为此写下《国子监》一诗，描绘了文革中极为惨烈的场景：
烈火堆边喊“打”声，声声入肉地天惊。藤条皮带翻空舞，棍棒刀枪闪有风。
俯伏老翁呈瘦脊，恐惶妇女裂褫裎。“英雄”猛士多年少，袒露臂章耀眼红。
３、普通干部和平民知识份子的诗词作品
以人数而论，这部份人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个十分浩巨的阶层。他们也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而在十年浩劫中，虽然处境各有差异，但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他们在文革中皆有痛苦的经历和苦涩的回忆。
游街示众，乃文革一大景观，大江南北，随处可见。当年为哈尔滨六中教师的叶昌，当然难逃此劫。被批斗游街之时，叶昌有感而口占《游街四首》，此为其中一首：
头戴高冠颈挂牌，牛鬼蛇神伫列开，草索系腰成串串，敲锣打鼓上街来。
平民知识份子也算是“臭老九”。如赵振新是一个普通干部，但１９５８年因直言贾祸，曾被戴上“右派”帽子，在文革的风雨中更是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其所写的《无题》三首，道尽平民百姓、知识份子在文革中的悲凉、无奈和愤慨。其中一首云：
满城金鼓震心肝，隐隐悲歌挟重寒。寄语故人钳口好，冬来难得是平安。
４、青年学生和红卫兵的诗词作品
文革时期，特别是文革前期，大量涌现了红卫兵、造反派撰写的“颂毛诗”、“战斗诗”和“口号诗”。红卫兵的“战歌”，充斥“杀、杀、杀”之声。这些诗歌属新体诗的范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是其中一些青年，已开始学习写作格律诗词，虽然末臻成熟，但其中也有精彩的篇章。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至１１月２６日，在三个半月时间内，毛泽东在天安门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般青年学生，视毛泽东的接见为“最大幸福”。然而，青年学生中也有清醒者，如来自广州市的大学生何永沂，写下振聋发馈、掷地有声的《接见》诗：
手捧红书不住扬，真真假假满场狂。天安门下欢呼罢，识得人间有帝皇。
何永沂之诗词结集《点灯集》，选录其写于文革时期的诗三十五首，皆富文革色彩。除《接见》一诗外，又如
“发配深山为学农，方知水瘦与山穷 。登高纵目开生面，处处山镶大字‘忠。’”
诗家周退密有评：“诗无激情，非诗也；诗无形像，非诗也；诗无境界，非诗也；诗无历史反思，更非诗也。《点灯集》之诗，有激情、有形像 ，有境界、有历史反思，此真诗也。”
当年为北大历史系学生的李树喜，在文革中也写下五十多首旧体诗词，其中有３３首收入其《杂花树》诗集中之《文革印象》卷。此阕《水调歌头·骂声歌》，即为其中之一。
挨骂不须怪，争斗伴人生。恰如雨落风过，处处时时听。
强敌高声叫骂，一似披花戴彩，哲人已叮咛。任他昏天黑地，波澜不须惊。
坚意志，长本领，须骂声。真金何惧烈火，重担压骨身才硬。人生风霜雨雪，
更兼天翻地覆，何处是安宁？芽烽火正未了，握笔亦从容。
骂，有口骂和笔骂，贯穿文革全程。骂，是文革的“胜景”之一。李树喜此阕词，乃从青年学子角度抒怀：“坚意志，长本领，须骂声。”文革亦影响了李树喜的史学观：“史家的笔墨不可不信，未可全信。一是为自己的视野能力局限，更是为时代和掌权者局限。史家也要食人间烟火，经常要求和掌权者保持一致，就主观或违心地篡改了历史，不足为怪。”
５、上山下乡知青的诗词作品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曰，《人民曰报》刊登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此后，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其中一些知青，后来成了著名的知青作家。他们认为：“中国知青的生命世界是最应该被挖掘的，是最为独特的、最集体的、最个人的、最生命的，属于三千万少男少女精神世界的、在五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
这些知青在那段特殊年代，也留下不少诗词，真实记录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狂热、迷惘和悲壮，以及他们于自身的成长和反思。如知青作家之一的木斋，在文革中写下不少诗词，此首《无题》是写于文革的后期：
少年壮志何处寻？塞北高歌不可闻。明镜伤心我憔悴，农乡惆怅锁青春。
饮酒狂欢偷欢乐，吟诗寂寞解销魂。人生已觉不宝贵，莫论低沉与认真。
此诗真实地描绘了其当时的心境：“伤心”，“惆怅”与“寂寞”，“壮志”不再，“高歌”不闻，“人生已觉不宝贵”！此诗以“莫论低沉与认真”作结，乃回应当时广为流行的“最高指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一部分清醒的知青，对毛泽东的“崇拜”，已转向“怀疑”，甚至于“反对”。
６、“阶级敌人”的诗词作品
地富反坏右，即是阶级敌人，文革前已有“五类分子”的称谓，文革中又称之为“黑五类”。而“地主”，位于“五类分子”之榜首，在中共夺权前和建国后的数十年间，始终是革命和专政的首要物件，在文革中更是不许“乱说乱动”。因此，文革诗词，最难收集的，是“阶级敌人”的诗词。下面所录的《无题》诗，是一位经历文革的诗词爱好者所提供的：
迷蒙春雾剑光寒，折得梅花带笑看。楚汉而今争逐鹿，韩侯何日振师还。
此诗作者姓甚名谁，生年卒曰，皆已无从稽考，只知是广东台山人，下川岛上一个地主分子。当年此诗被红卫兵抄家发现，上交“军代表”，被作为“反动诗词”而公开批判。当时全国各地正处武斗高潮，到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置身局外的“五类分子”，稍得喘息，故在“迷蒙春雾”中，“折得梅花带笑看”。“军代表”批判曰：“韩候，就是指蒋介石国民党，此诗作者盼望‘复辟’、‘变天’，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振师还’。”
三、最具影响力的文革诗词作家
如前所述，文革诗词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其作者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然以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而论，笔者从中选出四位诗人，作进一步剖析和研究。
１、“骨头如故作铜声”的李锐
１９１７年生于北京的李锐，１９３４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于民族危亡之际投笔从戎，转战南北。建国后曾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是最有影响的三峡工程反对派人物，曾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言贾祸，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被放逐长达二十年。李锐与毛泽东的其他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诸人，皆文章华国，才华横溢。李锐十六岁时就开始写小说，以后写杂文、散文、传记、诗词，数十年间从未辍止，著述甚丰。
据李锐对笔者所述：“文革发生时，我早已是贱民，流放乡野，后又关入秦城监狱八年。为保持脑力不衰，思想健康，在单监狱室中，曾吟得诗词四五百首，1９８０年以《龙胆紫集》出版。呻吟诗词，让我度过这难以言说的岁月……”其诗稿结集名为《龙胆紫集》，源自其于秦城坐牢时，用护士发下的棉花签，蘸着龙胆紫药水，把一首首“铁窗诗作”写在《列宁文集》上的空白处，以掩人耳目。
《龙胆紫集》收有李锐写于１９６７年４月的《五十自寿》一诗：
依然一个旧灵魂，风雨虽曾几度经。延水洪波千壑动，庐山飞瀑九天惊。
偏怜白面书生气，也觉朱门烙印黥。五十知非尤未，骨头如故作铜声。
此诗之首联“依然一个旧灵魂”，显然是回应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颔联之“延水”及“庐山”，乃李锐革命生涯之两大转折点。颈联慨叹多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在“文革”中沦为阶下囚。尾联以“骨头如故”之壮语作结。诗如其人，信然！
被关在牢中的李锐，曾写下“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的联句。他曾言及：“外面的世界我全然不知，只是从报纸上感到这种最强烈的印象：只有一种声音——最高指示；只有一种形式——早请示、汇报，跳忠字舞；只有一种忠诚——四个伟大，大海航行靠舵手；只有一种信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此，《龙胆紫集》中有几十首诗是为此而作。”
赵朴初曾为《龙胆紫集》题《临江仙》词一阕：
不识庐山真面目，几多幽谷晴峰。只缘身在此山中。峰头刚一唱，谷底坠千重！
度尽劫波才不灭，诗心铁壁能通。莫将此道比雕虫。血凝龙胆紫，花发象牙红。
李锐，代表了在文革的风雨中，“骨头如故作铜声”的老一代革命者。
２、“天地古今诗刻划”的聂绀弩
聂绀弩（１９０３－１９８６），湖北京山人。１９２４年入黄埔军校，１９２５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１９２７年归国，长期作报Ｘ编辑。曾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得识鲁迅。１９３４年加入中共。著作甚丰，体裁多样，尤以杂文饮誉文坛。建国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然于１９５５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出狱前夕独女海燕自杀。
聂绀弩的旧体诗词，包括文革时期作品，虽散佚一些，但大部份都能收入《散宜生诗》集中。据其挚友除凤兮言：“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连中共文胆、才子胡乔木也为此诗集作序，有评：“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李慎之评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寓悲情于旷达、寄忧伤于诙谐的诗，以为有诗人以来所未有，赞叹之余，称之为‘绝世奇诗’”。
聂绀弩的诗，多是逆境中的产物。１９６７年１２月，聂绀弩因“攻击林彪、江青”，被捕关入北京功德林监狱，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聂氏的监狱诗、流放诗，笔调潇洒与逍遥，此源自其豁达的哲人襟怀，而聂氏却常自嘲为“阿Ｑ气”。如《岁尾年头有以诗词见惠者赋谢》，即为其在文革初期所写的狱中诗之一首：
奇书一本阿Ｑ传，广厦千间Ｋ字楼。天地古今诗刻划，乾坤昼夜酒漂浮。
燕山易水歌红日，曲妇词夫惦楚囚。多谢群公问消息，尚留微命信天游。
聂绀弩之诗，颇多与“落难”文化人的唱和之作。如聂绀弩曾先后写下十三首诗赠胡风。胡风夫人梅志曾言：“这些诗不仅表现了他们的友谊，也表现了他对胡风一生坎坷遭遇的不平和感慨，读这些诗能使人感到一个正直人的伟大灵魂。”1９６６年初，正处于文革暴风雨的前夕，聂绀弩亦有诗赠即将遣往成都的胡风：
武乡涕泪双雄表，杜甫乾坤一腐儒。尔去成都兼两杰，为携三十万言书。
聂绀弩的诗得以传世，有其狱中难友李世强一份功劳。被囚临汾监狱期间，被判无期徒刑的聂绀弩常李世强学诗，并把自己的诗也给李世强看。李世强感到，“这些诗句是血泪凝成的，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血泪……这是千古绝唱，我一定想办法带出去！”１９７５年夏天，李世强获释，利用“一藏二背三抄”的好办法，把聂氏的诗稿偷偷带出监狱，回京后马上交给了聂氏的夫人周颖。李世强离开监狱与聂绀弩诀别时，聂氏塞给李氏一张小纸条，内有聂氏留给李氏最后一首七绝：
难事逢轻当为重，霉时斗短不如长。堪破浮云未了事，何须夜赶嫁衣裳？
最近读到章诒和所著的《往事并不如烟》，书中有对聂绀弩生动的描述和精辟的论述：“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
聂绀弩，是老一代文化人在焚书坑儒的年代，力创旧体诗词“新声”的杰出代表。
３、高唱“红日照乾坤”的郭沫若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乐山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期间，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曾参加北阀战争、南昌起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建国后，曾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郭氏集诗人、剧作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诸桂冠于一身。生前身后，毁誉相交。周恩来赞其为“革命文化的班头”，鲁迅骂其为“才子加流氓”。又有称其为“御用学者”、“无耻文棍”。
郭沫若与毛泽东相交数十年，多有诗词唱和。郭有词赞毛：“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毛视郭为诗友，其诗词曾请郭“加以笔削”。在文革中，虽有毛泽东之保护令，郭及其家庭仍遭巨创。郭曾提出“全部烧掉”其作品。而其两个儿子，受迫害致自杀。故郭氏年，其内心之惶惧、苦涩与痛苦，难以言表。
在文革的腥风血雨骤发之时，郭沫若无疑是十分惶恐，为求自保，再也不分是非，不管善恶，不辨正邪，只是一股劲“紧跟毛主席”。故其在此时期所作之诗词，皆是歌颂文革之作。在文革中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郭氏往往都写诗词表态，因此，有人称郭氏此类诗词为“表态性诗词”。而这些“表态性诗词”，郭氏常喜用《水调歌头》这个词牌。且看郭氏写于文革伊始的《水调歌头·文革》：
文革高潮到，不断触灵魂。触及灵魂深处，横扫几家村。保卫政权巩固，一切
污泥浊水，荡涤不留痕。长剑倚天处，高举劈昆仑。
铲封建，灭资本，读雄文。大鸣大放，大字报加大辩论。大破之中大立，破尽
千年陈腐，私字去其根。一唱东方晓，红日照乾坤。
至于随后所写的“见红日，见新月，见救星”，“伟力来何处，四卷太阳书”等肉麻词句，不必细表。直到文革后期，郭氏又发表了一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奋螳臂，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
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郭沫若的文革诗词，大量借用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生硬地运用一些政治概念，可说是意趣卑俗的作品。郭沫若的文革诗词，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客观上已成了毛泽东推行文革的罪恶道具。唯有其名传一时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不属违心之作。它确实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喊出时代的呼声。它勾划出“四人帮”的丑恶嘴脸，形象且传神。此词在当时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可称之为颇具特色的上乘之作。
得一提的是，１９７３年春，据说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赞扬柳宗元的顺口溜：“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１９７３年夏，毛又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中有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写于抗战时期的《十批判书》，虽大骂秦始皇的残暴独裁，其实是影射当权的蒋介石。孰料此书却获罪于自诩已超越秦始皇的毛泽东。对毛的诗批，郭氏难有招架之力。于是在１９７４年２月７日，抱病捉笔，写下题为《春雷》的七律：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胆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郭氏此诗，彻底推翻自己坚持一生的尊孔反法的学术观点，其言不由衷与痛苦难堪的心情可想而知。１９７７年，文革结束后，郭沫若编印《沫若诗词选》，宁愿１９７４年留空白，也不把这首自我批判的诗列入去。
郭沫若，为求自保成为“跟风派”诗人的代表人物。
４、“乐在天涯战恶习风”的陈明远
陈明远，１９４１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６３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旋入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工作，是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方面的专家，撰有多种学术著作。然爱好古典文学，自中学时代起便热衷写旧体诗词，并经郭沫若、田汉等名家指点，其作品颇受师生的赞赏，不料后来遭遇奇特的事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伴随文革爆发而在全国掀起的“毛泽东诗词热”中，有一本《未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广为流传。陈明远骇然发现，自己所作的十九首诗词，不知何故竟列入其中。陈立即致函周恩来总理说明事实真相，并要求把此信转呈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误传不是政治问题，澄清就行了。但陈还是被定为“伪造毛主席诗词的反革命份子”，遭到批斗和迫害。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夕，专案组负责人还扬言要“处决”他。直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陈氏才获平反，蒙冤长达十二年之
久。
陈诗之所以误传为毛诗，乃因两者的气势和风格颇为近似。陈明远在中学时代便粗通诗词格律，加上自身的文采才华，其诗作洋溢着雄浑之气，其昂扬的基调，也与当时所宣扬的时代精神相吻合，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较完美的统一。如《答友人》一诗：
问余何日喜相逢，笑指沙场火正熊。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
志存海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
此首七律，颇有气魄，抒革命者的壮志豪情，且明白如话，好懂易记，故此诗为其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中最为流传的诗篇。当年大江南北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皆以“战恶风战斗队”命名，可见此诗影响之巨。此诗“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之句，乃反用宋朝秦观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之词意，赋予一种进取的精神和豪壮的气魄，读之使人振奋。然以陈明远当时的身份地位，若不是误传为毛诗，也不会四海流传，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则“诗以人传”的奇谈，一个时代的玩笑。但在文革中，不论是真毛诗或陈明远的假毛诗，都曾起到了推动诗词复兴的作用。
１９８８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劫后诗存——陈明远诗选》，此书由陈明远自己选编审订，共收有诗词二百五十首，分为五缉，第三缉《春海潮》中包括被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书后附有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四十封信和其自传性文章《诗歌——我生命的翅膀》。为研究陈明远，笔者曾托北京的友人代寻一册《劫后诗存》。友人来电称：“《诗存》一书到处都未能购到，问到世知社总编辑室和销售部以后，查到了该书责任编辑的电话，并从其得知：陈书确出于１９８８年，不料次年陈因卷入‘六四’事件后，此书也被令从所有书店下架……”友人却也神通广大，辗转打听到陈明远的电话。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我随“美国华侨文化访问团”到中国去。在北京，我有机会与陈明远会面两次。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误传假毛诗事件中的一些疑点。据陈氏所述：“不知由何种渠道，我的诗词传入朱德元帅府中，误为毛泽东未发表的诗词，由朱德的秘书打字印出而流入社会……其实，这些诗词的真伪，只要毛泽东表个态就可以了。听说的确有很多首长当面询问过毛，但毛至死也没有未吐露过半句是或否。我没有罪，是毛泽东侵占了我诗词的署名权和发表权……”
被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并不是陈明远自已最满意的作品。陈明远告诉我，他最为珍惜的，是《沁园春·咏石》。１９７２年１月，陈氏步《咏石》韵写下同调的《悼陈帅》，前后两阕《沁园春》，又被误当作毛泽东新作的诗词，争相传抄。而我最感亲切的，是他写于１９６７年春的《水调歌头 未名湖沉思》，结篇云：
“望月忆当初，与汝相辉映，一卷未名书。”
陈明远，在那荒诞的年代，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国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角色。
四、文革诗词刻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当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称“史无前例”。的确，文革的残暴、惨酷、批斗、整人、冤案冤狱、文字狱、焚书坑儒与无耻等等，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这些丑恶、可怕的文革时代烙印，也留存在文革诗词中。文革诗词的内容，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残暴和荒诞。
１．史无前例的残暴
文革之凶残，举世皆知。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全国一片愁云惨雾，腥风血雨，惨不忍睹。如当时湖南省道县的“左派”，把所谓“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份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以千计，捆绑至双牌水库，悉数投入水中淹死。因尸体堵塞，导致水库不能发电。“双牌惨案”，有黄心培的七绝诗留下佐证：
为标革命献忠诚，左派争先清阵营。阶级敌人皆杀尽，双牌水库胜秦坑。
２．史无前例的惨酷
１９６８年，“派性”、“武斗”处于高潮，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死人无数。“十亿遭蒙蔽，豆箕痛相残。”
当时印尼归国华侨青年冯刚毅，写下《惨象》一诗，记录了惨酷的“武斗”场景：
举国民争古未闻，一朝挑起乱纷纷。冷枪惊破佳人梦，重炮堆成乱者坟。
造反姑娘哀割乳，兵团战士惨抽筋。苍生未悉因何罪？北望神州日已曛！
此诗中间两联，如实地描绘了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剧。而当年个人迷信处于登峰造极之时，此诗以“北望神州日已曛”作结句，指出种种惨象的根源是在北京的“红太阳”，可谓勇气过人，大胆之极！
３．史无前例的批斗整人
毛泽东之“最高指示”有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乎，上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一大批高干，下有基层千千万万的小干部，皆中箭落马。据传，夏衍被囚秦城期间有感于“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于是仿效清代之“剃头诗”，写下一首“整人打油诗”，幽默且辛辣：
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最早被送上文革祭坛的《三家村》，即为邓拓、吴晗和廖沫沙。邓拓不堪凌辱，自杀身亡。而吴晗和廖沫沙，遭到无止境的“喷气式”的批斗。“喷气式”，为文革中在批斗会上对被批斗者采取的一种体罚形式。通常由几个彪形大汉架着被斗者，用暴力迫使其弯腰低头，同时向后使劲拉被斗者的双臂，使之高举，状如喷气式飞机，故名。廖沫沙有一首《嘲吴晗并自嘲》，写于遭喷气式批斗之后：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４．史无前例的冤案
文革时期，冤案无数。连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尚且被“斗倒斗臭”，最后冤死狱中。其他文化人、老百姓岂可道哉！如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潘天寿，文革伊始，就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国民党特别党员”，成为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并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受过无休止的批斗，潘氏的健康迅速恶化。１９６９年冬天，年届７３岁，身患重病的潘天寿，从杭州被押回家乡海宁去游斗。带着浑身伤痕与唾沫返回杭州途中，他拾到一张香烟壳纸，在上面写下其一生最后一首诗，不久便含冤病逝。潘天寿这首诗，道出当年无数遭受冤屈者的悲愤：
莫嫌笼絷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５．史无前例的冤狱
文革时期，处处皆冤狱，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冤狱。北京秦城监狱，当年就囚禁了不少受冤屈的共产党干部。著名作家关露即为其中之一。在一个寒冬之夜，在“铁门紧锁”的黑狱中，关露听见牢房旁边的自来水管滴滴嗒嗒之漏水声，更加难以入睡，心有所触，于是口占一绝：
铁门紧锁冬无尽，雪压坚贞一片心。钢管有情持正义，为人申诉到天明。
６．史无前例的文字狱
著名红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在文革初期曾写下《感事》一诗：
千古文章定知有，乌台今日已无诗。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
冯其庸所感之事，应是指自报Ｘ发表姚文元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摧残文化、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随之批“三家村”，砸“四家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批判烈火烧遍全国。“臭老九”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如待罪之囚，似惊弓之鸟。宋代的“乌台诗案”，乃千古奇冤，当时尚有诗可批，然文革时期，人们皆收笔禁声，如鲁迅所言：“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冯其庸“乌台今日已无诗”之句，何其沉痛悲愤！
７．史无前例的焚书坑儒
文革时期之灭绝文化，打杀文化人之“焚书坑儒”，超越秦始皇何止千百倍。而文化育部门、学校、师更是首当其冲。当时的惨况，我曾亲历其境。２００５年秋天，我有缘在北京拜访了吴柏森先生，他是北京市第五十中学的退休老师。他向我展示了写于文革期间的诗词，首首皆含血和泪。其中一首为《感事》：
恶浪掀腾到学童，翻天覆地闹黉宫。千年师道成仇敌，万卷缥缃付祝融。
伦理沦亡惊世变，斯文丧尽叹途穷。春秋直笔评功罪，自有今时太史公。
８．史无前例的无耻
为林彪集团重要成员之一的黄永胜，曾授上将军衔，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文革中受林彪提携，官至解放军总参谋长，“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员。然黄永胜乃好色之徒，连其“老上级”、“大恩人”林彪的妻子叶群亦勾搭上。“黄叶”之私情，林彪至死都不知。后来林彪一家仓惶外逃，摔死异邦之后，在北京的林家大院，搜出了黄永胜写给叶群的一首情诗：
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
据传，叶群当时亦有和诗：“咫尺遥知心难静，孤燃灯光不成眠。万紫千红花无意，独念西山一叶黄。”可见，当年的政坛上，多少道貌岸然的大人物，其实是一些狗男女！
五、文革诗词的创作特色
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故写于文革期间的诗词，除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文革色彩和时代烙印之外，其创作过程、创作空间、创作氛围、创作方法及创作艺术，皆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１、监狱成为文革诗词的温床
文革时期冤狱遍怖中国各地，无数人因种种“罪名”而被投入监狱。按广义而言，“牛棚”、“五七干校。”、“学留班”、“交代会”等，也是冤狱的一种。入冤狱者，有一部分人早已是诗词高手，在此高压的环境中，满腔冤愤，只有寄情于诗词。另有一些人，原来并不懂格律，入狱之后，受教于狱友，也学会写诗填词。写诗填词，不需纸笔，有时只需记在脑海中。这是在冤狱中诗词盛行的原因之一。我收集和阅读文革之后出版的个人旧体诗集，大多都收有在文革狱中所作。
如黄克诚大将，自１９６７年１月起，从太原押至北京，辗转于数间牢房，被囚长达八年之久。据黄克诚忆述：“１９６７年四月仲春，看见窗外一株观赏桃树上开满了桃花，花红似火，灿若云霞，但不久即为狂风所袭，零落不堪。有感而作词一首……”此词即为《蝶恋花·桃花》：
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风，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变，英雄转瞬成坏蛋。
此词乃借景言情，寓意甚明。此词后来被监管人员发现，批之为“讥讽时事”，因而倍加审讯和批斗。黄克诚此词中所指之“英雄”者，当首推彭德怀元帅。
２、深藏不露的藏锋诗
文革期间，比清朝康雍乾三朝更为荒唐的文字狱随处皆是。随便一首诗词，一篇文章，都可以评为“反党大毒草”。为自身的安全计，人们皆以钳口封笔为上策。然冤愤难禁者，有的仍敢寄情于诗词，不过，不用“直笔”，而用“曲笔”。“藏头诗”、“藏锋诗”即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最为著名的，首推国学大师文怀沙所作的七绝，后被钱钟书评为“浩劫诗压卷之作”：
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
此诗是文怀沙（沙翁）被关在山西临汾监狱时所写下的一首诗。当时一位旧友李某（诗中之李龟年），传达江青要其写一效忠信即可获自由并可得重用。文怀沙遂题就此诗。结果被姚文元读出是藏锋诗，把每句的第六个字串起来，是“龟主江青”四字。幸好，不久四人帮垮台，文氏才未被枪毙。
３、严肃且意深的打油诗
打油诗体，虽多谐趣，但常流于俗气和油滑。然创作于文革时期的大量打油诗，继承和发扬鲁迅以杂文入诗的传统，打油却是严肃，语浅却是意深，以杂文入诗，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文革时期的打油诗，不少乃出于大家之手，如聂绀弩、李汝伦、邵燕祥、黄苗子、杨宪益等。 邵燕祥乾脆把其旧体诗词结集名之为《邵燕祥诗钞·打油诗》。诗界对这类打油诗评价甚高。如程千帆评聂绀弩：“他的诗初读只使人感到滑稽，再读才使人感到辛酸，三读使人感到振奋。”如水有评邵燕祥、黄苗子、杨宪益的《三家诗》诗选集：“他们的诗作，让人笑，更让人哭，让人沉思和反省，更给人以鼓舞和希望。”
而当年广为流传的一首打油诗，相传为梁漱溟所作：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而今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此首刻划“臭老九”的打油诗，是何等生动且传神，一经传出，即脍炙人口。遭毛泽东痛骂为“野心家”，“伪君子”和“反动透顶”的梁漱溟，在“文革”中当然在劫难逃。家藏四代图书典籍，被红卫兵抄家焚毁。还被像耍猴子样地以绳系颈，手持铜锣，在得胜门一带鼓锣游街示众。真是“而今老九不如狗”！
４、群体自发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因周恩来去世，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人群、花圈和诗词充满了天安门广场。群体自发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在中国的诗史上绝无仅有。天安门的“反动诗歌”，最为闻名的，乃为工人王立山作所：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５、虚假、违心的歌功颂德篇
在文革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出现浩如烟海的“颂毛篇”。其实，绝大多数是言不由衷的假话和空话。连“笔直”的胡风，也写下肉麻的《水调歌头》：
“不可鱼无水，不应水无鱼。七亿中华儿女，共沐党风舒……”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日，在狱中惨遭折磨的田汉，居然在病危时用颤抖的手在日记写下一诗：
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
田汉在诗后还注有：“党的生曰，入党３５周年纪念。”如此“豪言壮语”的打油诗，更使我感受到田汉内心的痛苦。后田汉屈死狱中，连骨灰也荡然无存。
六、文革诗词的历史价值
文革诗词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我以为起码有如下几点：
１．文革诗词在中国诗史中是不可缺少的篇章，中国诗史不能留下文革阶段的空白。
诚如李锐先生所言：“诗言志，诗言事，诗言情。我国自古诗歌相传，为中华文化一大特色……诗歌存史，是历代志士仁人的贡献……诗词语言精练，音韵铿锵，琅琅上口，易于记诵，便于流传，使人潜移默化，陶冶情操。这是我国独步世界的优秀文化传统。文革惨祸十年，受难者悲苦无告，惟有呻吟，有的化为诗歌。借此一斑，可窥全貌……揭露邪恶，伸张正义，正视历史，永记训，这是我们对待文革应取的态度。”
２．文革诗词与文革史实一样，是文革史的一个组成部份。不研究文革诗词，文革史也是不完整的。
刘心武先生为我所编著的《文革诗词钩沉》一书作序，序言题目为《延续民族整体记忆，修建纸上“文革博物馆”》。其序有言：“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椿重要事件，在事发４０年事止３０年之后，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加以探究，而这探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钩沉’……‘文革’中当然也有人写自由体的诗歌，但古典格律的诗词，却大行其道，蔚成大观，在历史的大断层中形成了痕迹鲜明的‘沉积岩’，这是耐人寻味的。这是多种因素化合的产物……每一人每一诗固然代表着一个生命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中的独特状态，合成起，则又构成了相激相荡、相克相生、人有九算、天有一除的历史大面相、大趋势……延续民族整体起忆的工作是神圣的。”
３．文革诗词，一样具有千秋万代的史训价值。
广州的《当代诗词》开辟专登文革诗词作品的专栏《劫尘史鉴》，熊鉴为此题下七绝十首，首篇云：
沧海横流事足伤，十年无路可傍惶。吟成劫史供谁赏，留与儿孙作胆尝。
而熊鉴之《十年文革祭》，更是千秋不朽之大文。文中有言：“澄清往事，传后世以真情；警告来人，鉴前车之覆辙。”熊鉴此篇祭文和一些文革诗词，镂刻在一道道花岗岩石壁上，屹立在广东澄海的《塔园》中——这是目前中国仅有的文革纪念馆。
为纪念文革四十周年，我编著的《文革诗词钩沉》也即将付梓出版。虽此书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希望此书能为文革史留下一个注脚，为巴金先生所倡建的“文革博物馆”添上只砖片瓦。我下一步计画，是继续搜集和研析文革诗词，并完成另一部专著“文革诗史”。另一个构想，是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编一部像《全唐诗》那种体例的《文革诗词全编》，我将为此项神圣的工作献出余生岁月。
《文革诗词钩沉》之自序有我的一阙《临江仙》，且引此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游子心魂牵故国，难忘旧日云烟。十年浩劫史无前。霜风摧草木，血雨洒江天。
多少悲歌多少泪，犹存断简残篇。挑灯觅句总凄然。钩沉诗百首，高抬贵手此中研。～～～～～～～～～～～～～～～～～～～～～～～～～～～
政治强奸的视觉记忆·冉云飞·昨晚看胡杰、艾晓明拍摄的《红色美术》，非常精彩，十分疼痛。国内文革宣传画还没有什么真正好的研究，但在英国、荷兰等大学里却有地地道道的搜集研究。虽然他们搜集得不少，也说得有些道理，但他们终究隔了一层。隔了一层，固然有审美距离，研究起来有一种中立的态度。但他们终究未曾经历过这种血腥土壤的浸透，不曾受过强权的真正绑架，不知其中所受的创伤及灾难的深重。那种痛彻骨髓的痛，就像非浸泡在碱水中，就不知脱皮是什么滋味一样。个中甘苦，冷暖自知。
胡杰拍林昭的片子，艾晓明拍大石村的片子，都足以为中国这个充满耻辱的国家，添一些人还活着的记录。他们的努力，是中国真正的纪录片的光荣。老实说，在这样一个民众利益普遍受到侵害，而民众维权意识逐渐高涨的时代，我们的纪录片拍摄者是很有用武之地的。可惜的是，没有多少人去下这样的笨功夫，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记录真正的历史。但即便如此，像王兵的《铁西区》、陈为军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也算给中国的纪录片增添一点真实的纪录和人道主义深度。一个愿意健忘屈辱并且不知反省的民族，的确是很让人绝望的。一方面胆小怯懦，另一方面群体作恶，以便法不责众，大家都没有忏悔，我忏悔做什么？所以对于文革，凡是经过的基本上都以受害者的姿态示人。都是受害者，这些受害是谁施予的呢？难道你们真相信就是林彪、四人帮这样简单的背黑锅的人的吗？他们是有他们犯下的罪行，但他们足以背得动文革所有罪恶的黑锅吗？显然不能，没有罪恶的制度所诱发人性的大沦丧，没有罪恶的制度引诱出来的人性之恶，是不可能有文革这样的悲惨纪录发生的。文革是中国给世界给人类提供的一个罪恶的值得研究的样板，你可以看人之可悲可叹可怕可恶到什么样的地步。
《红色美术》的叙述有一定忠实的展现。像刘春华这样画《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家，回忆起他的经历，他当然没有什么觉得画毛这样的人，去给中国添乱增添灾难，愚弄民众，是一桩需要反省的东西。他还面有得色，一方面说起江青于他有功（出名），另一方面说江青整他，最得意的是说起１９９５年拍卖《毛主席去安源》，创了纪录的６０５万。总之，在他身上我看到不少的官僚气与投机气，似乎这样的气息会跟着这位老先生一辈子了。倒是美术批评家栗宪庭一语道破天机：都是中国人不反省，才导致了这样的画有这样的纪录，他说希特勒、斯大林时期的政治艺术，根本不可能卖得起这样的价。当然我并不主张毁掉这样的画，就像我不主张台湾毁掉蒋介石的像一样，因为这些都是历史。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一定不要回避这些已有的历史。就像毛泽东的像与他的读物一样，如果我们国家民主自由了，我也不主张毁掉，专门建立一个毛研究馆，在里面陈列，作为批评的实物。不过，我很不喜欢刘春华在镜头面前那种对文革的态度，他对文革的态度与余秋雨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是在镜头面前有得色，而余秋雨是在文字中得意。一个民族的残酷记忆里，肯定不止这两个得意的人，甚至有更多，只是有些人没有表露出来。
这样的人，只有有一天悲惨轮到他的时候，他才有彻骨之痛，可是那时或许悔之晚矣。
《红色美术》里最令我感动的是两个人，一是我们四川老前辈谢韬先生，他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以革命的名义将坏事做绝，将恶大大地诱发出来，将中国人内心的善良与人道主义丧失殆尽，这是多少个世纪都恢复不过来的，他只差点说毛泽东是千古罪人了。而另一个便是广州十七中的老红卫兵周继能先生。周先生是非常有心的人，他是参与者，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许多宣传小报包括红卫兵到缅甸惹事被奈温政权打击，而红卫兵画漫画讽刺奈温的画，他都保留着，不愧是有心的人。更令人敬佩的是，他是一个真正有心反省的人，他留着这些实物并不是为了炫耀。他说到他收的许多毛的像章，以及他们３０人的红卫兵小组去广东一所大学偷铝来铸自己组织的像章时，他说我一个人都有这么多像章，你可以想见全国有多少，当时国家有多穷！而有限的诸种物资就浪费在制造毛像章之上。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他回忆起自己的老师自杀，以及他同学的爸爸被批斗晕倒，仍被一帮小孩扔砖头时，忍不住落下泪来。中国人太需要这样的镜头，这样的镜头是良知的醒悟，这样的镜头是人性的复活。我敢说，他为了接受采访一定是压住自己情感的，但即便是压制住自己的情感，依然想到那场自己亲自参与过的灾难，依旧忍不住掉泪。他落着泪说，我们同学对老师说对不起，我们也是可以忏悔的（他哽咽得说不下去）。这样的人，是我从内心里面真正感佩的人。
《红色美术》里的诸种镜头里，最让我痛心的镜头是，广东小孩用广东话批判刘少奇的那一段，真是让我看了非常伤痛，这样的人性毁灭，六十年这个政权究竟唤起和诱发了多少，有谁真正知道？感谢周继能先生高谊赠送《红色美术》，我在你这样远方未曾谋面的朋友身上所受的教益，委实良多，在此让我祝福你全家新春愉快！请你有空把你经历过的一切回忆出来，我翘企以盼。我们经历过这么多的苦难，不能让它白白长逝如流水。
梅振才：文革诗词见证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