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名人今安在？
作者： 裴毅然
更新于︰2013-10-28
编者按：香港多年来出版了众多有关文革的大陆禁书，尤以个人回忆录源源不绝。许多文革的风云人物都写出亲身经历与感受，为史见证，为己立碑，良莠不齐，真伪可考。本文扼要点评一批有知名度的「文革遗老」的作品，并介绍他们的落寞心境与近况。
笔者乃文革少年，如今亦岁近六旬，快压缩成「文革遗老」。那些长我一两辈的「文革健儿」，岁暮人静，尘埃落定，心态如何？如何看待那难忘的「火红年代」？小刀轻剖，「红味」立飘，很能嗅出一些历史内涵与人性特色。
一派极权主义思维：天无二日
从深层次上，文革遗老的「遗味儿」包裹着特殊的红色伤害——他们尚浑然不知的「内伤」。王力（1921～1996） 孙女评《王力反思录》：「他的反思，到死还有他那代人意识形态的局限。」一九九五年，王力还坚持「突出宣传领导核心是历史的必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 上书中央，要求突出宣传邓小平；十四大后再上书，建议突出宣传江泽民；论据竟是：「没有核心，党心人心就会散了。天有二日、天有数日，是不利于稳定和发展 的。第一小提琴手只能有一个。」[1]握持封建政治逻辑，将歪歪理说得振振有词，一派「长缨在手」的气势，确为文革遗老留给后人的特殊精神遗产——他们的臀部上竟盖着这样的封建纹章！
崇毛乃「文革健儿」一大共性。邱会作反思能力相对较强，但最后仍坚持：「毛泽东起正面作用的时间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他一生中毕竟还是短的。」[2]言出旨显，评毛「正面作用时间长」，邱氏立场在党不在国。邱仍感激毛为中共打下天下，故意忽略毛氏祸国巨罪。可如今连中宣部都只歌颂「改革开放」，不提一九四九年后的毛氏「治绩」了。
文 革人物的自传自评，如陈伯达、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上海的「徐老三」徐景贤、朱永嘉，北京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无一人真正服气。 这些人物的品格境界，从他们叙述文革的口吻即可清晰嗅出。他们大多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豪迈心态回忆那段日子，不仅无悔无忏，而且还带着难以掩饰的得 意。对他（她）们来说，小人物翻然成要角，指点江山起来，一生也就这段日子「无限风光」了。聂元梓、徐景贤的自传，此种「得意」溢透纸背。武宜三先生评徐 景贤的《十年一梦》（载《开放》2005年第六期）：
通 读全书，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业绩，有王洪文的错、王秀珍的错，甚至有江青的错、马天水的错，就是没有徐景贤的错。连他爸爸当班主任的历史，也成了他炫耀的 本钱。全书插图、照片也都是他的光辉形象。其中还有一张是他夫妇和朱永嘉夫妇二○○三年三月在海瑞墓前的留影。徐景贤和朱永嘉完全忘记了他们曾协助姚文 元，在毛、江的亲自策划、指挥下，秘密炮制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而且还笑嘻嘻的。我在这照片边上批了二十八个字：发迹只因批海瑞，今到墓前能无愧？嘻皮 笑脸还照相，人间皮厚君为最。
留恋往日风光，坚持文革有理
这些文革红角只承认客观上的政治失败，不承认主观上的「主义」失败。在他们内心，输事不输理。即便承认当年的错误，亦属「路线错误」，个人没有多少责任，亦毋须忏悔。对于全面彻底「否定文革」，当然更「不服气」：「这不，还是毛主席有远见，资本主义这不真的复辟了？！」
《邱会作回忆录》定型于九○年代，邱会作（1914～2002）不服气「公审」，从根子上不认同邓小平：「如果说毛主席晚年有什么错误的话，他最大的错误就是看错了邓小平。邓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势后掘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祖坟』。」[3]邱甚至认为应该搞一点个人崇拜：「个人权威一点不搞，也不行吧，连个权威都没有了，也不行呵。」[4]
二○○四年，九旬老翁李作鹏（1914～2009） 上书中央，再三为林彪鸣冤：「……『拥护』变成错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烈马扬脚一踢，把林彪踢翻了，落在臭水坑里，惨不忍睹，臭不可闻。毛泽东对待几十 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亲密战友，多么无情无义。」李作鹏最后的政治遗言：「我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终会胜利！」[5]
级别较低的上海文革弄潮儿朱永嘉（1931～ ）， 学出复旦历史系，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名家，文革时上海市委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为王洪文讲解《后汉书·刘盆子传》，且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重 要赞助者」（参与写作）。复旦史家朱维铮：「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出来。」文革期间，朱永嘉深得张春桥、 姚文元器重。四凶被抓，朱永嘉高呼：「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真正铁杆「三种人」。文革结束后，隔离审查五年，一九八二年领刑十四 年，八八年提前释放。二○○○年前后，七十岁的朱永嘉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对来访者说：「我们当年看中的人（按：指余秋雨），现在不也很红么！」[6]
二○一一年，戚本禹在香港再出《评李秀成》，还是那么崇毛迷毛，无限怀念的还是那段「峥嵘岁月」。再读他那篇成名之作，「无产阶级专政」、「农民起义」已那么遥远、隔阂，本皮都已被完全颠覆，依附其上的戚氏之毛，还能有什么价值？徒留赤踪吧？
红卫兵领袖谭厚兰死蒯大富中风
红卫兵「五大领袖」先甜后苦，早早星光黯淡。北师大女将谭厚兰（1937～1982）， 其文革「功绩」是砸了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两千七百余册，字画九百多轴，砸碑千余座，包括国家一级文物七十余件，珍 版书籍一千七百多册。一九七○年六月，谭厚兰隔离审查，七五年八月，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七八年四月，逮捕下狱；八二年六月免于起诉；此前查出宫颈 癌，保外回老家湖南湘潭治病；八二年十一月去世，终身未婚。如今，谭厚兰仍「扬名」曲阜。曲阜人民仍惦记着她的「业绩」，一九八○年代就将她的「打砸烧」 铭记在「三孔」游客告示牌上。
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1945～），七一年因「五一六」隔离审查、开除党籍；七八年再以「反革命」被捕，领刑九年，八三年出狱后蛰居川中都江堰，先在一个街道商店当临时出纳，后被军办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1945～），六八年底隔离审查，六九年十一月分配湖南株洲工厂；七一年三月～七五年九月，再隔离审查，此后监督劳动；七八年四月逮捕，八三年领刑十五年；八七狱中接到「宽大」通知：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到原单位，后调至深圳，入某国企公司担任总经理；二○○三年内退。
清华大学蒯大富（1945～），领刑十七年，出狱后与朋友合作经商，似乎接近「大富」，但深圳只准其妻女落户而不批准蒯。经多年申请，蒯大富才在山东获得护照，方可出国旅行。公安机关始终禁止他接受记者采访。[7]一位与蒯有交往的文友告知：蒯至今还有「六八年情结」，四次中风，已住进养老院，行动不便，妻子离婚。清华学友评曰：「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
聂元梓（1921～ ） 十六岁加入中共，五○年十二级「青年高干」，十年文革八年审查（毛泽东批准），文革后领刑十七年（实际蹲监六年），出狱后二十年无住房，十四年无收入，失 去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只能「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聂元梓不认同全盘否定文革，在港版回忆录中认为文革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余秋雨：公开赖帐第一人
这一派的「一号」非余秋雨莫属。此派人士大多文革后再次「起来」，享有一定社会声誉，十分「爱惜羽毛」。他们深知文革脏臭，虽然身下压着文革屎尿，「只能」死捂死扛，绝不承认与文革的关系，尤其与文革写作班子「石一歌」之类有染。
余 秋雨在直面个人历史的勇气上，智商之低、勇气之弱，很令绝大多数国人看不懂。原本低个头认个错，检讨几句也就过去了，谁会去揪文革青年的「当年盲从」呢？ 谁还能不理解那会儿「跟着走」的年轻人？偏偏余先生不肯认帐，状告古远清、肖夏林等「诬蔑」，激起社会共愤，忽忽然形成声势颇壮的「揪余派」。最后越描越 黑，弄得全国人民皆知余先生确有一根「文革小辫子」，当年不仅「下水」，而且还是「石一歌」主要笔杆，以及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下属文艺组的「第一号种子 选手」。[8]
另一位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二○○二年致信古远清：
我已渐渐看淡了远去的刀光剑影，当时闹得挺凶，过了若干年，只是泡沫而已。
这位文革遗老的心态比较典型，看空了，不愿提，人生入暮，岁远事了，大彻大悟，四大皆空，微笑对尘世。这一「看空」心态，在文革遗老中估计占到一定比例。
火气最大的是《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其港版文革回忆录《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充满对文革的控诉与不平，激情反思，无人能及。
多数对改革开放不无嘲讽不评论
文革弄潮儿回忆录的一个共同特点为避评当下，字里行间对改革开放不无嘲讽轻蔑。聂元梓、徐景贤、朱永嘉、郭凤莲均如是。
倒是老粗吴法宪（1915～2004）对改革开放明确赞扬：「我亲眼看到了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随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通过比较，我认为这才应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从内心里拥护我们党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9]
邱会作前面骂邓小平掘了毛泽东、共产党的祖坟，晚年也承认：「邓小平改革开放有功，了不起。」「我真心地为邓小平、赵紫阳的农村改革大声叫好！邓小平好福气呀，他『摸着石头过河』，头一脚就踩了个正着，向前跨了一大步。……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是正确的。」[10]林彪四虎将中，数邱会作文化程度最高，思考能力最强，回忆录也写得最好，但对赤潮祸华这一根本问题上，邱会作尽显时代局限，无有一点点反思。
吴 法宪之子吴新潮，「九一三」前为沈阳飞机制造厂军代表，一颗冉冉待升的新星。「九一三」后，他懵然不知原委就被关入地下室，久不见天日，一段时间竟失明。 后发落陕西一偏僻农场喂猪、干农活。他揣着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裁，但从未付诸行动。从云空跌落尘埃的他，说了一幅概括他们这一拨人心态的对联：「活着没信 心，去死没决心」。这拨「红二代」从不承认自己是「黑二代」，黄永胜之子黄春光激动地说：「我认为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11]
大寨「铁姑娘」郭凤莲（1947～ ），1999年 自由亚洲之声女记者采访她「大寨人感到『包产到户』对大寨的农业发展有利还是不利？」郭答：「现在已经习惯了，一样。」记者现问：「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 政策的变化，您自己的感受如何？」郭答：「我感到还可以吧。」再问：「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你们有没有什么感受？」郭答：「不良风气慢慢纠正吧，都没 办法，我们也没办法，那个咱们就不要多讲了吧，我讲不清楚。」女记者终于放弃继续采访。[12]郭的态度属于沉默的抵抗。
文 革渐走渐远，遗老们也一点点走进厚厚史褶，成为历史的垃圾堆。惟赤潮留下的意识形态脚手架仍未清除，还有相当后滞力，整个国家运行在歪斜的意识形态辙道 上，如「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江泽民语）……不仅「自由」距离国人十分遥远，说点真话都还那么困难哩。至于各大社会显弊（机构庞大、贪腐渎职、浪 费黑洞、新闻自由、贫困群体、访民日增……）明知其病而无法疗治，成为真正「特殊国情」，怎么办？读书人只有一声潼关长叹！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1] 王雪：〈为了不能忘记的——《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再版后记〉。王力：《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香港）2008年1月第二版，下册，页880、849。
[2] 程光：《心灵的对话》，北星出版社（香港）2011年4月第一版，下册，页936。
[3]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香港）2011年1月初版，下册，页909。
[4] 程光：《心灵的对话》，北星出版社（香港）2011年4月第1版，下册，页935。
[5] 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北星出版社（香港）2011年4月第1版，下册，页883、844。
[6] 古远清编着：《庭外「审判」余秋雨》，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页171、141。
[7] 丁东：〈追随毛泽东的「反革命」——重访原首都高校红卫兵领袖〉，载《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年夏季号，页72～81。
[8] 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载《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参见古远清编着：《庭外「审判」余秋雨》，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99页。
[9]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香港）2007年7月第二版，第982页。
[10] 程光：《心灵的对话》，北星出版社（香港）2011年4月第1版，下册，第934页、第884页。
[11] 章剑锋：〈“林彪集团”后代现状〉，原载《扬子晚报》2013年1月22日。《文摘报》2013年2月2日，第五版。
[12] 张敏：《穿墙的短波》（第一卷·记录红色中国），溯源书社（香港）2012年10月第一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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