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翻花样折腾："斗批改"，"新生事物"，“样板戏”，“七二一”工大，同济“五七公社”。。。。

一、“样板戏” 1963年12月和1964年4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文艺两个批示下达后，现代戏成为戏曲创作的重点。上海在“大写13年”的口号下，传统戏剧剧目的整理、上演基本停止。调集各方面人才，集中创作和排演了一批现代戏。这些戏的题材大都以革命斗争为素材，在戏曲结构、音乐唱腔、人物造型、舞美灯光和伴奏乐器等方面突破原来的戏曲样式，融入了其他艺术的表现手法，公演后颇受好评。此时，江青将上海作为其“京剧革命”的一个点，开始介入上海现代戏的创作活动。 1967年5月1日，上海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和山东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会同北京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8个剧目，在北京举行会演，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会演前后历时37天，演出218场，接待观众近33万人。5月10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称这8个剧目“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斗批改’的优秀样板。”“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6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会演结束，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样板戏”从最初的戏曲改革研讨和艺术实践变为一场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此后，以这8个经江青认可的戏为代表，“样板戏”几乎取代其他一切形式的文艺作品。 与这次会演相配合，中央和上海等地的报刊接连发表文章，称江青是“文艺革命的旗手”，将这8个“文化大革命”前就基本完成创作、凝聚许多文艺工作者心血的现代戏，说成是江青“呕心沥血”创作的“样板戏”，江青是“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不仅传统剧目全部被禁演，连上海“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一些非“样板戏”的现代戏，如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京剧《红灯记》系根据此剧改编）、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京剧《沙家浜》系根据此剧改编）和上海淮剧团的《海港的早晨》（京剧《海港》由此剧改编），也被全部打入冷宫，不许再提及。许多原参与领导、创作和演出现代戏的人员遭到迫害，《海港》的编剧之一、诗人闻捷被迫害致死。 1968年5月23日，于会泳（上海文化系统革筹会主任）在《文汇报》上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文章从“理论上”对“样板戏”进行了总结，首次提出和阐述了“三突出”的口号，“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这一提法经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首肯后，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样板戏”和其他文艺创作中必须遵守的公式。 1969年9月30日，《红旗》杂志发表《学习革命样板戏，保卫革命样板戏》，提出“保卫革命样板戏”的口号，要求“举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坚决打击破坏革命样板戏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在这一口号下，演出“样板戏”丝毫不许走样，必须以“两报一刊”陆续发表的“样板戏”正式演出本作为标准。一句台词、一个台步、一束灯光、一个道具，甚至一个人物身上的一块补丁，都不能作变动，否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破坏革命样板戏”。上海铜管厂青年工人谈元泉因在业余时间组织演出文艺节目时，用沪剧传统曲调演唱“样板戏”，被作为“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于1970年4月25日被判处死刑。 继第一批“样板戏”中的《智取威虎山》、《海港》和《白毛女》之后，上海还陆续创作和排演了第二、第三批“样板戏”，主题进一步突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剧目有京剧《龙江颂》、《磐石湾》以及钢琴弦乐五重奏《海港》和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等。 二、“七二一”工人大学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 上海机床厂是中国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企业，该厂从50年代初就开始在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1958年又开办业余大学，招收工人学员，到1965年，全厂共拥有技术人员580多人，其中既有在工人中培养的技术人员，也有从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把知识分子（学生出身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技术人员对立起来，否定老技术人员和大学毕业生，片面强调工人技术人员的作用，把工人技术人员短期培训的作法说成是“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这篇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7月21日，他在调查报告上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调查报告和载有毛泽东批示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市革会立即在上海机床厂召开现场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会主任张春桥到会发表讲话，要求对照调查报告予以落实。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以毛泽东指示日期命名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全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以上海机床厂为样板，办起了各类“七二一大学”。“七二一大学”的学员来自工厂生产第一线，基本上都是有实践经验，但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办学方式有全日制、半日制，亦有短期训练班补习班的形式。这类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内容，缺乏必要的师资和设备，无论从教学内容还是教学质量，都根本达不到高等教育的水平。许多中专、技校、职工业余中学等都办成“七二一大学”，打乱和破坏了国家的教育体制。据统计，到1976年，全市共举办“七二一大学”1609所，在校人数达8.3万人，全国“七二一大学”达1.5万多所，在校人数78万多人。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3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办好七二一大学的几点意见》，全国各地“七二一大学”进行了调整整顿，除部分具备办学条件的逐步改名职工大学外，其余都逐步停办，“七二一大学”也逐步自然消失。 三、同济“五七公社” 上海同济大学是一所以培养建筑工程专业人才为主的高等院校，1967年7月，同济大学建筑系的部分学生，为探索“教育革命”道路，提出了以学校、施工单位、设计单位“三位一体”办学的初步设想。10月9日，由同济大学建筑、建工、建材三个系的部分师生和上海市建筑第二工程公司205工程队以及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组成了“三结合”的“教育革命试点”，为表示按毛泽东“五七指示”去实践，遂定名为“五七公社”。同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们“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教改方案，并加编者按给予肯定。此后，同济“五七公社”被姚文元作为进行所谓“教育革命”的试点。1969年11月19日，《文汇报》、《解放日报》以“社会主义工科大学的雏形”为题，发表同济“五七公社”调查报告，称赞同济“五七公社”在学校体制、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体现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对全市文教战线具有普遍的意义。1971年6月，同济大学建筑系、建工系被取消，全部并入同济“五七公社”。 同济大学“五七公社”所提倡的“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教改方案，在课程设置上大量削减和取消基础理论课，实行所谓“两部、三线、一中心”，“一中心”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以三大革命运动（注：三大革命运动是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为中心；“两部”是课程分为政治和业务课；“三线”是将原来设置的二十几门业务课合并为建筑、结构、施工三线。在教学上提出教学服务于生产计划，施工单位搞什么工程，“公社”学生就学什么工程，遇到劳动紧张时，则取消教学时间，“开门拆墙”，直接参加体力劳动。这种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打乱和破坏了高等教育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但作为张春桥、姚文元树立的全面否定建国后17年教育成果的“教育革命”典型，“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教育革命的突破口”、“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革命方向”的同济“五七公社”，从1967年10月至1976年，经《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先后以各种名义发表文章120篇，其中由张春桥、姚文元等点题授意、直接组稿、修改的达13篇。硬性向其他学校和学科推广，全市其他高等院校的一些理工科专业甚至文科专业都相继效仿同济大学的做法，办起了各种名目的“五七公社”。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2月，经国家教育部同意，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建制撤销，恢复建筑系及有关学科教研室。 四、“莱农不吃商品粮” 1969年11月19日《文汇报》发表《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牌楼十一队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的长篇报道及社论《赞菜农不吃商品粮》，这一由张春桥、徐景贤制造的“菜农不吃商品粮”口号，在全国造成极大的混乱。 牌楼十一队地处上海市郊上海县梅陇公社，是一个以生产蔬菜为主，粮、棉、油夹种的生产队，全队24户、118人，耕地107.8亩，人均粮田2分4厘，“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一个先进生产队。1969年全队农业生产全面丰收，亩产蔬菜5250公斤、皮棉107.5公斤、油菜籽134公斤，粮食亩产达1079公斤，成为上海县农业生产先进典型。 牌楼十一队的成绩，引起了张春桥、徐景贤的注意。徐景贤去那里“蹲点”。张春桥认为要从“政治高度”认识牌楼十一队的农业成就，将菜农种粮得高产上升为“斗、批、改的方向”。徐景贤亲自审阅《文汇报》的报道稿件，并将原来拟配发的评论员文章改为社论，正式提出“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认为“这件事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可以说服很多人。”“菜农不吃商品粮是备战备荒的一个重要措施。”“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坚持的方向，应当提倡。”并提出：“宁愿多收一百斤粮，不要多赚一百元钱，”“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能够做到不吃商品粮，市郊不少条件和他们相仿的生产队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此后，《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不断刊登和广播市郊各县社队学习和落实“菜农不吃商品粮”的体会文章和措施，为全郊区的推广升温加热。 “菜农不吃商品粮”口号的提出，在全市郊区尤其是以蔬菜种植为主的蔬菜区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本来，为更好地落实“市郊农业生产为城市服务”的方针，本市有关部门曾对郊区农作物生产区域作了统盘安排，划出一定区域种植蔬菜，作为城市副食品生产供应的基地。蔬菜种植区菜农的粮食，则由国家统一供应商品粮。这一做法，不仅有利于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而且符合农业生产规律。而“菜农不吃商品粮”这一口号，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提倡和鼓励在蔬菜区盲目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以粮挤菜。 “菜农不吃商品粮”口号提出后，市郊各社、队纷纷前往参观、学习，“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也进一步发展为“宁要千斤粮，不要万斤菜”，“抓菜就是抓钱，就是资本主义倾向”。郊区各蔬菜区修改耕作计划，片面砍掉蔬菜种植面积，向蔬菜生产争地、争劳力、争肥料。据统计，1970年郊区粮食播种面积比1969年增加48.65万亩，而蔬菜种植面积却一减再减，全郊区曾有5万亩蔬菜地被借茬种粮，占全郊区蔬菜生产规划面积的四分之一。城市蔬菜供应紧张，居民买菜需凭卡限量供应。 196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菜农不吃商品粮》称其是“经过激烈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取得的”。把“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推向全国。并陆续出现了“棉农不吃商品粮”、“果农不吃商品粮”、“茶农不吃商品粮”、“林农不吃商品粮”等口号。针对“菜农不吃商品粮”造成的混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及时严肃批评和制止。1970年冬，徐景贤不得不宣布“菜农不吃商品粮以后不要再宣传了”。至此，曾在全市乃至全国引起极大混乱的“菜农不吃商品粮”草草收场。 事实上，牌楼十一队1969年尽管粮食取得丰收，实际并未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据查，该队1969年粮食总产量29554公斤，实际用粮44113.5公斤，其中社员口粮31213公斤，饲料粮11155.5公斤，种子粮1745公斤。国家实际供应统销粮16796公斤（其中包括社员口粮5966公斤和饲料粮9729.5公斤）。 五、工农兵上大学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从1966年起，上海市各高校停止正常招生工作达4年之久。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高等学校招生应废除过去的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主要招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学习“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10月15日，国务院以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试点招生工作按北京、清华大学请示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 上海市革会根据上述精神，决定先在市内几所重点大学试点招生，其中复旦大学招收学员1135人，同济大学招收786人，华东师范大学招收735人，共计2656人。本市其他高校在年内也相应地举办“试点班”，招收工农兵学员，当年招生总计3180人。1971年继续招收试点生。1972年开始，经过合并的上海高校按照上述原则正式全面招生。当年从全国各地招收工农兵学员共4600余人。由于取消文化考试，所招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很多缺乏文化基础知识。加上当时开展“教育革命”，提倡“结合战斗任务教学”，使高等教育正常的教学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1973年11月21日，《文汇报》、《解放日报》以《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为题，发表经徐景贤修改的上海师范大学（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和上海教育学院等校合并而成）某工农兵学员的谈话记录。《谈话记录》认为学校在平时教育、毕业生分配等问题上重业务、轻政治，“是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流毒尚未肃清”。质问“究竟要把学生引到什么方向上去”。徐景贤在编者按中称其“揭露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的若干表现，说明了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在上海两报开展了以批判“智育第一”、“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大讨论，持续3个月，发表文章170余篇。在半个月内，全市1万余人前往上海师范大学观看大字报。 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调查报告。1974年12月底，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农经验”现场会。上海市出现了宣传、学习所谓“朝农经验”的浪潮。实行“社来社去”，即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再回到社队；不少院校把“学大庆”、“学大寨”作为基本课、必修课，教育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等。办学方式采取“几上几下”，即每年分几段组织学生在校学习和回生产队实践。上海市高校的基础理论教学被作为“右倾回潮”遭到批判，教学秩序被进一步搞乱。 1974年九十月间，市革会要求各高等院校深入开展“开门办学”，改变“三脱离”（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实践、脱离工农兵）的现象。此后，文科院校师生主要到工厂、农村、部队和工农兵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宣讲“儒法斗争史”，并以此为中心确定教学内容，组织教学。理工类院校则搞厂校挂钩、厂校合一、厂办专业、半工半读、按生产过程组织教学等。这样，学校中阶级斗争成为主课，劳动成为中心，教学计划经常变动，文化学习没有严格要求，师生经常到社会大课堂去“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教学秩序混乱。 1976年，全市大专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12878人，为历年之最。在1977年8～9月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国务院作出决定改变高校招生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