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继续折藤："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

一、“清队”与“一打三反” 1967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讲话，第一次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清队”）。此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接连发表社论，将“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项紧迫任务，要求迅速开展。 1968年初，上海市革会召开扩大会议，将“清队”作为全市1968年的首要任务之一进行布置和动员。5月，中央批转《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后，市革会成立领导全市“清队”工作的专案办公室，全市各单位也普遍成立“清队”专职机构，上海“清队”运动正式展开。运动对象主要是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现行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 当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公、检、法专政机构被“砸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被破坏殆尽，刚掌握全市党政大权的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为借助“清队”运动进一步稳固其篡得的权力，鼓动掌了权的造反派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整个“清队”采用“怀疑一切”、“残酷斗争”和所谓“群众办案”的方法，使用各种骇人听闻的刑罚，大搞逼、供、信，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全市各级党政干部和各阶层人士，凡历史上曾被俘、被捕过的，曾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家庭出身非劳动人民的，社会关系复杂的，曾在海外留学或工作过的，曾有过所谓“不恰当”言论的，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当作运动对象的等等，都被作为审查批斗的理由。实在查不出什么“罪证”的，则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也遭到审查批斗。 “清队”运动中，“文化大革命”前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常委、上海市市长、副市长的20名领导干部，除张春桥、马天水、王少庸3人外，全部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等，遭到残酷迫害，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机关900多名干部被诬陷而受到审查批斗，市委统战部长陈同生、教卫部长常溪萍等46人被迫害致死。全市局级以上干部1019人中受到立案审查的有853人，处级以上干部6161人中5868人受到立案审查，有3617人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上海文化界因有许多是江青30年代在上海活动历史的知情人，因此成为运动的重点。在江青“17年（的帐）要算，30年代（的帐）也要算”的口号下，接连制造了“演剧九队案”、“国民党沪中区特务集团案”等一系列专案，全市文艺界原有相当于文艺6级以上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冲击，80％以上被立案审查。 1968年12月“清队”运动高潮时，全市各系统、各单位出现的专案组难以计数。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市专案办公室列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团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审查的达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市革会成立“清队”审批办公室，全市“清队”进人定案复查阶段，到1970年初，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清队”逐步结束。 1970年1月底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一打三反”）。2月4日、8日，市革会连续召开全市干部会议，部署“一打三反”，“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市展开。 在“一打三反”运动初期，许多基层单位响应中央号召，查处了一批犯有生活腐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造反派。1970年6月，张春桥发出“要正确对待老造反”的指令，运动重点即转向揭批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反对过江青、张春桥的人，尤其是1967年、1968年上海两次“炮打”张春桥活动的参与者成为运动的重点。如复旦大学部分师生，因“文化大革命”初期有过反对张春桥等人言行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全校因该案受到隔离审查的多达40多人，全市和外省市因与此案有牵连而受到政治迫害的达100多人，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戴上“反革命”帽子。 据统计，到1972年“一打三反”运动基本结束时，全市共有188904人被作为运动对象，29242人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挖出所谓“反革命集团”案122个，1651人被迫害致死。 二、上海地下党冤案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拥有中共地下党员8665人，建国后不少党员成为各级党政领导骨干。对原中共地下党员的迫害，是张春桥等人实施“改朝换代”的一个重要步骤。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会主任张春桥利用中共中央转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注：1967年3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等人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文，将早已有明确结论的薄一波等61人被捕出狱问题诬陷为“叛变投敌”。）之机，在市革会成立了材料组，下设“抓叛徒查线索小组”，查档案、排名单、理线索，开始了在全市范围内“抓叛徒”的准备。 6月，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下达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以“抓叛徒”为名，在全市范围内制造了上海地下党冤案。 张春桥多次说：“上海地下党的问题很大”、“好的不多”。市革会副主任、“工总司”司令王洪文也公开宣称：“一定要从地下党开刀”、“地下党和国民党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为整个“抓叛徒”运动定下基调。并借口“群众办案”，把一些“造反精神足”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派到市革会专案办公室充任领导骨干，负责“重点专案”，还在市专案办公室专门成立“群众专案联络组”，负责全市“抓叛徒”运动。全市曾经有中共地下组织活动过的单位普遍成立了专案机构，排出原中共地下党员名单，进行审查、批斗，甚至连一些建国前积极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进步活动的党外人士也不能幸兔。凡曾在上海从事过地下活动，尤其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原中共地下党员，几乎全部被立案审查。全市地下党被按解放前的原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和警委等系统，建立了39个大案、845个小案，3675人被立案审查。以原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工厂系统活动而建立的六大专案《注：即沪东棉纺专案（503专案）、沪西棉纺专案（504专案）、颐中烟厂专案（505专案）、中山钢厂专案（506专案）、电话公司专案（509专案）、丝绸专案（320专案）。》为例，就涉及292个单位，被立案审查589人，其中受隔离和拘留审查的233人，造成38人被迫害致死，78人被打伤致残，9人精神失常。 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对原中共地下组织的迫害，都采取先给审查对象戴上“叛徒”、“特务”的帽子，而后私设牢房，刑讯逼供，从肉体和精神上残酷折磨，寻找所谓“材料”，完全无视地下斗争的特殊性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将一些早已弄清并且已有明确结论的历史事件，重新拿出来大做文章，把因斗争需要打入敌人内部（即通常所说的“白皮红心”）诬陷为“白皮白心”的特务，把根据组织决定撤往解放区的诬陷为“受敌人派遣的特务”，把曾遭逮捕坚贞不屈而活着出狱的诬陷为“叛徒”，对没有被捕而长期坚持地下工作的则诬陷为“红皮白心”等等。“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区、县、局以上领导职务的原中共地下党员有99人被赶离领导岗位，65人被拘捕或隔离审查，4人被迫害致死。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地下党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三、“五七干校”与“四个面向” 早在上海市革会成立前后，张春桥就把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看成是“旧政权留下的旧人员”。1968年3月底，张春桥借口贯彻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下令全市市、区、县、局以至公司各机关一律分成大小两套班子，并提出大班子要占机关干部总数的2／3以上。除少数人员作为小班子成员继续留在机关工作外，绝大部分（有的单位占90％）被赶离了工作岗位，作为大班子人员，集中搞“斗、批、改”。 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柳河建立以毛泽东“五七指示”（注：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致林彪的信中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应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段指示后称为“五七指示”。）命名的“五七干校”，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经验。张春桥、王洪文等立即以响应中央号召为名，要求全市各机关将大班子成员以及“靠边审查对象”和“隔离审查对象”，送往郊区建立“五七干校”。 从10月15日第一批机关干部被送到市郊奉贤海边建立市直机关“五七干校”，到1969年6月，全市共建立起工交、财贸、文化、科技以及各区的“五七干校”共19所，在校人员达1.5万多人。名为下放锻炼，搞“斗、批、改”，实际上是变相的劳动集中营，按军事编制组成兵团、连、排、班，进行繁重的开河、筑路和田间重体力劳动，重点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设置大、小“牛棚”（注：即专门关押被打倒的所谓“牛鬼蛇神”的场所。“大牛棚”关隔离审查人员，“小牛棚”关靠边审查人员。），大“牛棚”设监管班，被关押对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还被编上“监号”，相互之间只准称呼“监号”，肆意侮辱人格，除参加惩罚性体力劳动外，还经常挨批斗，受体罚。 1969年，张春桥又提出机关干部“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文教单位，以彻底赶走在“五七干校”的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2000余名干部被送往黑龙江、云南、贵州等边疆地区，与知识青年一起插队落户；4888名干部被送往南京梅山工程，大多数当工人；近3000名干部去中学当教师。1970年7月至1971年，张春桥等以高温季节工厂劳动力紧张为名，先后将2万多名机关干部和文化工作者（包括部分未去“五七干校”的）放到工业、交通企业“战高温”，从事体力劳动。1971年12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发文，把这批干部的行政供给关系全部转到各基层单位，实行所谓“就地消化”。 1970年以后，随着“清队”运动的逐步结束和干校人员“四个面向”，全市各“五七干校”逐步转变为在职干部和知识分子轮换下放劳动的场所。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单位所建立的“五七干校”逐步撤销。参加“四个面向”和“战高温”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也逐步重新安排了工作。 四、工、军宣队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驻沪陆、海、空三军奉命组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介入上海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进驻部分重要单位、市郊各县和大学，实行军管、军训。 1968年7月，北京市经毛泽东同意，成立“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等单位，制止派仗，促进联合。张春桥利用这一时机，同王洪文等人密谋，提出上海抽调工交系统的“工人代表”进驻市革会各部门和全市重要单位，选拔标准为“造反要早”、“敢于斗争”，“主要看现实表现”，共挑选了128人，称为“128个工人代表”，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亲自接见，集中学习。7月28日，市革会成立了“工宣队领导小组”，由王洪文、陈阿大负责，为工宣队全面进驻各单位作准备。 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同日，姚文元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宣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 从1968年8月至1969年1月，由9万多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全市1971个独立单位。由张春桥、王洪文等人选定的“128个工人代表”也以工宣队员身份于9月1日进驻市革会各部门和区、县、局重要部门参加领导班子，实行所谓“掺砂子”。张春桥规定，这批人的职务非经他同意不得变更。10月，张、王还借口“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将市革会“工宣队办公室”扩充为第一、二、三、五、六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管政宣、文教系统，第二办公室主管全市10个区，第三办公室主管科技系统，第五办公室主管市郊各县，第六办公室主管财贸系统，并从“工总司”委员中抽调王秀珍、戴立清、黄金海等26名帮派骨干分子（占“工总司”委员总数60％）担任这些办公室的负责人。还将市革会原有组、办同工宣队办公室对口合并办公，使王秀珍、戴立清、黄金海等人成为市革会各组办负责人。“工总司”系统先后进入市革会各组、办以及区、县、局等单位担任领导的达168人。 在工宣队大规模进驻各基层单位的同时，根据中央指示，军宣队也进驻全市基层单位。驻沪三军先后共派出1.9万余名官兵，进驻全市1800多个单位，开展“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 1970年起，进驻各基层单位的工宣队，随着各基层单位革委会的建立，除文教、科研系统之外，都逐步撤离。到1974年，全市尚有工宣队员1万多人，未从18所大学、1516所中小学、202所医院、3O所市属科研单位撤离。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提出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根据这一指示，至1975年3月，进驻全市各单位的军宣队全部撤离。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全市工宣队全部撤出进驻单位。 五、突击入党与突击提干 1967年，毛泽东提出了“五十字建党纲领”（注：五十字建党纲领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968年10月，又作出整党建党的“吐故纳新”指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接过这一口号，将其作为“改朝换代”的一个重要手段。 196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市革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同意上海市革会可以发展新党员。市革会立即布置建党试点工作，指定上棉十七厂、良工阀门厂和上海港七区作为全市第一批建党试点单位，并由市革会指派调查组进驻。发展中共党员的主要对象为“第九次路线斗争中冲杀出来的老造反”。当时基层党组织还处于瘫痪状态，广大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尚未恢复组织生活，根本无法履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领导建党工作的负责人大都是非中共党员造反派，因此，整个建党试点工作为张春桥等人解决其帮派骨干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如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早在试点之前，就已经被张春桥内定为中共九大代表，然而一直到他入党并当上九大代表以后，仍未缴过入党志愿书。据粉碎“四人帮”后统计，上海市第一批建党试点单位发展的中共党员中，属“四人帮”帮派骨干，不具备党员条件而被开除、取消党员资格的占74％。1970年4月，整党建党运动全面展开，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加快了突击发展党员的步伐，仅6～11月这5个月间，就发展5000多人，大批帮派骨干分子被突击发展入党。 1971年1月，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党代表大会是在“四人帮”帮派体系控制了领导权，许多党员尚未恢复组织生活，特别是大批党员领导干部处在被打倒、关押，被剥夺了党员权利，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选举了中共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使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夺取的市委大权合法化。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任第二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任书记。 1971年2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组发出《关于在干部中发展新党员和党员组织处理审批权限暂行规定的通知》，提出了发展党员的所谓“预审”制度，将一些帮派骨干分子绕过基层党组织，采用“飞过海”（注：“飞过海”方式是指违反党章规定，不经过发展对象所在单位党支部大会审查通过，而由上级党组织直接“批准”入党。）的方式直接拉入党内。据统计，到1976年为止，共有115名帮派骨干分子通过这一手法被拉入党内。1974年6月，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又提出要在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批林批孔”成果，再次掀起“突击入党”高潮，这一年发展党员数占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总数的20％。大批帮派骨干分子被突击发展入党，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据粉碎“四人帮”后1985年的统计，全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突击入党而又不符合党员条件，予以开除与取消党员资格的共5413人。 在突击发展帮派骨干分子入党的同时，张春桥等人还采取突击提干的办法，扩充帮派势力。1968年8月，张春桥利用工宣队进驻各单位之机，以“128名工人代表”的名义，突击提拔了一批“老造反”到市革会各组、办及区、县、局担任领导。1972年，中共中央提出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安排部分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借口“要落实老干部政策，也要落实新干部政策”，在市总工会成立“专案复查组”，专门从事“关心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老造反”。到1976年10月，共“复查”了86个案件，为一些劣迹斑斑、民愤极大的“老造反”“落实政策”。并举办各种“读书班”、“选苗班”，突击提拔亲信骨干。1973年9月，市委组织组起草报告，提出要在二、三年内力争做到区、县、局的第一把手中“新干部”占50％左右，做到领导班子“全新”、“全青”。以后，他们加快了“改朝换代”的步伐。1974年，市委组织组绕过主管单位，制定了调整31个区、县、局以上单位领导班子的方案，将56名亲信骨干突击提拔到这些单位的领导岗位。同年10月，张春桥、王洪文在中央决定陈丕显重新出来工作的同时，突击整理编制186名“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组织“老头头”的名单，将其中一些帮派骨干分子重新委以重任。1976年，又抽调30名帮派骨干进驻科技系统担任各单位的领导。 六、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活动 1966年10月初，江青为销毁自己30年代在上海活动的历史资料，勾结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林彪之妻叶群和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向当时任空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的江腾蛟下达了秘密指令。10月6日凌晨，江腾蛟挑选一部分上海空军警卫排战士和空军干部子女，面戴口罩、臂戴红卫兵袖章，化装成红卫兵组成抄家队伍，分成5路，分别同时对上海文艺界30年代同江青有过交往的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实施秘密抄家。抄家抄出的材料装了几麻袋，经江腾蛟选出“非常重要”的一包，亲自交给叶群，由叶群和江青共同销毁。1968年3月，江青又通过叶群、吴法宪将30年代她在上海时照顾过她的女佣秦桂贞骗到北京，然后捏造罪名，长期关押。 1968年1月25日，根据中央《关于对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任主任，掌握了全市公检法大权。王维国同张春桥等人相勾结，污蔑上海公安机关“十几年来干尽了坏事”、“要把公安局彻底改造过来，把法院、检察院改造过来。”在公检法内部接连制造了“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调查案”（“一号专案”）等一系列冤案，将因工作关系而接触过江青历史资料的人员作为“反革命”，由吴法宪派专机押往北京长期关押。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公检法系统受迫害人员多达5300多人，194人被迫害致死。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抢班夺权的活动遭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而失败。林彪集团转而密谋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1971年3月21日，林彪之子林立果（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在上海召集秘密会议，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会后，起草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行动纲领《“571工程”纪要》（注：571为“武起义”谐音，指“武装起义”。）。《纪要》中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策划采取“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达到“夺取全国政权”或至少是制造“割据局面”的目的。 3月31日深夜，林立果又在上海召开了有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空五军政委）、周建平（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明确分工：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总责，“进行三点联系，负责协同作战”。 在此前后，林立果开始建立为其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武装组织，并将其命名为“联合舰队”。在上海，林立果通过王维国在上海新华一村建立实际上为其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教导队”共有成员107人，藏有枪支、电台、汽车、炸药等，专门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并向队员进行效忠林家父子的法西斯教育。与此同时，王维国还在市内设置多处秘密据点，组织代号为“2·27”和“01工程”的特种技术小组，试制轻型冲锋枪。 8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沿途谈话中，点名批评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林彪等人“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9月6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得悉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连夜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的密谋策划，7日，林立果向其建立的反革命武装下达了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注：周宇驰，是林立果“联合舰队”重要成员，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同志传达命令办”的反革命手令。林立果立即飞回北京，传达“决定在上海动手”，从9日至10日，连续进行了紧张的策划和部署，密谋用飞机轰炸、用火焰喷射器和40火箭筒打火车以及炸毁桥梁等办法在毛泽东由杭州赴上海途中谋害毛泽东。同时他们还作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 南巡途中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不知道林彪等人的武装政变阴谋，但他在得知林彪等人的一系列反常活动后，机警地改变了行动路线。10日下午6时，毛泽东到达上海，列车停靠虹桥机场的专用车站，他不下专列，在列车上接见了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当晚就在列车上休息。11日上午，毛泽东在列车上接见了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王洪文。12时半，毛泽东突然决定离开上海，在南京稍作停留后，即全速北上，于12日13时返回北京，彻底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部署，使林彪反革命集团欲在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彻底破产。同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机警地采取防止林彪等人调动飞机的防范措施，制止了林彪集团南逃广州的阴谋。林彪、叶群、林立果看到南逃阴谋难以得逞，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国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17日，王维国等人在上海被捕。 七、参与“四人帮”阴谋组阁活动 1971年11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外交都是老人马，都是知识分子，外事干部要“掺砂子”，要上海物色一批“工人大使”。1972年4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及市委组织组负责人金祖敏等以市委组织组名义提出《关于选拔、培训外事干部的请示报告》，从全市工交系统中抽调113人，培养“工人大使”，其中80人送到复旦大学“工人外事培训班”学习，33人送到上海外事部门“锻炼”。为其夺取外交大权作组织准备。 1972年9月，王洪文经张春桥推荐，由上海调到中央工作。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江青反革命集团（“四人帮”），密谋把上海作为其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主要基地，在上海进行了“组阁”阴谋活动。 中共十大以后，张春桥立即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布置：上海要多培养些新干部，派到中央各部，要他们“闹个天翻地覆”。王洪文也布置：上海要多培养点人，准备调入中央各部。王秀珍、金祖敏根据张、王的“指示”，于1973年9月29日召开市委组织组核心组会议，确定了第一批7名输送到中央各部当“部长”的名单，之后，又专门举办“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对选拔对象进行集中培训。 1974年3月，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在北京对王秀珍布置：上海要抓紧培养干部，要抓要害部门，要尽快物色20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卫生部、中组部以及《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4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组提出了第二批88名中央部长备选名单及单项材料。此后，又根据王洪文“指示”：中央各部都要“掺砂子”，上海不仅要有部长人选，而且还要有“司局级”备选名单。8月19日，又确定了18名正、副“部长”，12名“司局长”的名单及单项材料，并报送王洪文、张春桥。 1974年底，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组阁”活动，王洪文多次“指示”上海：步子要迈得更大，对干部工作要规划一下，要准备上海的中央委员都到北京来工作。1974年12月31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通宵开会，确定了第三批16人名单，甚至内定了去向，作为中央各部的部长、副部长人选上报。 “四人帮”的“组阁”活动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975年1月18日，全国四届人大选举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为总理。周恩来主持确定了国务院人员组成名单。“四人帮”的“组阁”活动失败，安插“工人大使”阴谋未能得逞。但是，“四人帮”向中央各部门安插亲信骨干的活动从未停止，他们变换手法，化整为零，继续向中央一些部门输送亲信骨干。从1975年3月到1976年2月，先后将第三批“部长”名单中的5人安插到教育部、团中央等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