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角度看文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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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柯中校
发表于：201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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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刘少奇要联合苏联同美国大战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二把手，同时又是党政实权在握的中国国家元首，对于援助越南抵抗美国侵略，他早有决心。在肯尼迪还活着时的1963年5月他访问越南时就对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说，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约翰逊扩大越战后，以刘少奇为国家主席的中国政府在美国 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轰炸北越的第二天，即1964年8月6日，就发表援越反美声明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坐视它遭受侵略。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不会坐视不救。”当美国在1965年2月上旬实施扩大轰炸北越的“滚雷行动” 时，北京和全国有一千多万人游行声讨美国的侵略行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政府又发表了要给越南全力援助和中国准备出兵援越的强硬声明。可见刘少奇对援越抗 美甚至出兵相助的决心之大。
     刘少奇对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给予无限援助的承诺，甚至比毛泽东更加热心和慷慨。在美国对越南直接参战前两个月，即1965年4月，刘少奇就对前来求援的越共第一书记黎笋和国防部长武元甲表示：援越抗美是国际主义义务，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大敌当前，我们岂能不救。”然后又许诺说：“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尽力援助；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就去那部分，这个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注66］刘少奇要把中国完全贴进去打的这种慷慨大方，使中国在出兵援助上没有后退的余地。既然把属于自己的战争主动权都无条件地拱手交给了越南，那么中国也就只有听从越南 调遣，不惜一切地同美国打到底了。
     在对待美国可能会发动侵华战争的问题上，他的主战态度更是强硬，这就是立足于打，坚决地打。他在1965年5月的中央军委作战会议上就和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一起作出了“要立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的指示。然而更重要的是，对于一旦美国真的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时中国怎么打的问题上，他的主张则是要联合苏联同美国大打。据以后传出来的历史资料披露，他的这个“联苏战美”战略路线在1966年3月他与以宫本显治为团长的日共代表团会谈时有过表示。在这次中日两党会谈中，日共对美国扩大越战和中国出兵援越很可能会导致发生中美战争和核战争表示担忧，刘少奇则表示，如果美国真的要打中国，甚至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中国就准备联合苏联去同美国大打一场。
     刘少奇准备联合苏联去同美国大战的“联苏战美”主张，其实在过去的几个中国政府声明中就已有表露，比如他在1964年8月6日的政府声明中就突出越南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这个特性，要求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援越抗美，并同美国进行战争，这里面就已经包含有中苏联合共 同抗美的内容了。而在这次中日两党会谈时，对于宫本显治坚持不点名批判苏共一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表示同意；在关于是否出席苏共二十三大的 问题上他也同意参加。

 十五、刘少奇能够接受苏联对于“联苏战美”路线的交换条件吗？

     刘少奇之所以主张实行“联苏战美”路线，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仍然把苏联看成是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甚至仍然把它当作社营领导者。他可能认为，中国的经济军事非常落后，原子弹刚刚研制成功，远程导弹还没有研制出来，还不具备打核战争的条件和能力。而中国的无限援越又使国力难以承受，如果再很快就 同美国发生战争和核战争将更加困难，无法取胜。但是苏联却是一个能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虽然它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对美的核攻势中暂时失利，但因为退出了反帝斗争第一线，促使了美国战略东移于亚太扩大越战，使它获得了喘息时间和发展机会。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时，尤其到1965年美国已深陷越南时，苏联加快扩军备战和战略核力量的步伐，使军工经济、常规军力和核武力量得到大幅度提高，尤其在远程战略核力量方面又向前跨进了一步，基本上已经达到可以同美国作正面较量抗衡的地步了。再过几年，它的核武军备力量将会更加强大。因此如果美国真的要对中国和越南发动核战争，中国只要联合仍还是社会主义阵营老大的苏联，得到它的核武支援，就一定能够打败美国，或者起码会把把美国吓退，使它不敢轻举妄动，越南的抗美战争也会取得胜利，而且还可能如约翰逊在1965年5月所说的：“中国的势力、苏俄的势力势必南下，共产党国家的军事力量就可能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要道的局面。”约翰逊说这个话也是担心中苏 联合起来共同反美。

     因此刘少奇的“联苏战美”主张不是没有道理，也许确实能够救中国的急。他与日共代表团会谈时表示要“联苏战美”，实际上是在通过日共向苏联传递这个他希望中国同苏联合作共同抗美的信息，也就是向苏联求援的意向，恢复过去朝鲜战争时中国在一线、苏联在二线的反美战争支援模式。而他要参加苏共二 十三大，也是为了向苏联靠拢，进行沟通。

     但是问题在于，苏联自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举反修大旗，无情揭露和批判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挫败苏共一个又一个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儿子党”和“卫星国”的打压手段，中苏关系己经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分裂，苏联已经演变为与美国既 争夺又勾结的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苏共不仅恶化两党两国关系，把中国排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还把毛泽东视为最可恨的仇敌而欲翦除之。

     勃列日涅夫政变上台后更是欲除毛泽东而后快，在196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借祝酒之机先向周恩来挑衅道：“苏中要友好，不要让任何魔鬼来妨碍我们的关系，不要毛泽东、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接着又冲着愤而离去的周背后喊道：“我们俄国人搞掉 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没理他，又对贺龙说了同样的话。西方媒体立刻把苏联方面这种公然策反的举动报道了出去，还渲染说，据苏联权威人士透露，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中国将让毛泽东下台，改由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主席。［注67］以后勃列日涅夫集团一直希望并策反中共党内的所谓“健康力量”起来推翻毛泽东的领导。因此刘少奇想要“联苏战美”，并要到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要求苏联帮助，苏联一定会提出交换条件，而这个交换条件肯定会是：要刘少奇和中共降下反修大旗，放弃反苏修斗争，推倒毛泽东的领导，剥夺他的权力和人身自由，甚至将他除掉；接受“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工论”，中共重新承认和接受苏共的领导和指挥，才能回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来，也才能在美国发动对华核战争时去帮助中国对美国进行核反击。

     对于苏共的这个苛刻交换条件，刘少奇能够接受吗？ 

   十六、刘少奇可以接受苏共的交换条件并且能够做到的原因 

  应该说，对于苏共的这个交换条件，刘少奇不仅可以接受，而且也是能够做到的，这是因为：

     1，在刘少奇看来，中国要想单凭自已贫弱的经济军事力量和还不能用于实际核战争的几枚初级导弹原子弹，是不可能抗拒和战胜美国很快就要对中国发动的核战争的。然而苏联却拥有能与美国相抗的强大核武力量，中国只有获得苏联核支援的帮助，才能免除这场来自美国核打击而会毁灭一切的核灾难。国家安 全和民族生存是第一位的大事，在这危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去求助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仍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苏联，即使中国接受苏共提出这样的交换条件，要求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与党和国家关系上作出这些妥协让步，甚至换掉毛泽东，也是情有可原的；

     2、也许在刘少奇看来，毛泽东坚持实行既反美帝又反苏修的“两个拳头打人”政策，对越南抗美战争又作出无限援助的承诺，结果由于中国综合国力太为单薄，核武力量 很是幼弱，承担不起无限援越的沉重负担，更抗拒不了美国的核进攻，也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又没有可以在短期内把中国加速强大到足以抗衡美国的时间和办法，结果使中国陷于只能“单打、独打、没有外援的打”的孤立被动境地，甚至将会被美国的核进攻所摧毁。“人强不如家伙强”，毛泽东手里并没有可以打败美国核攻击的强大核利剑或其他能够克敌制胜的武器法宝，他的那套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和热核战争的需要，已经救不了中国。在这个时候，即使毛泽东再是一个伟大英明的战略家、军事家，再有高超的谋略策略和如神的用兵之道，在大规模核战争面前也将无计可施，无能为力，人再多也不过是如赫鲁晓夫说的只是“一堆”无力抗拒的“肉”。在核战争面前，毛泽东已经失去了战之必胜的光环和令人敬畏的权威，己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他的兵法也没有多大用处了。因此，刘少奇认为在美国很快就要发动侵华核战争之前必须要改变毛泽东的对苏政策而实行求助于苏联核支援的“联苏战美”路线，这是当时中共和中国拯救自己的唯一生存之路，毛泽东再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违背只有联合苏联才能打败美国的大方向；

     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防备和削弱得到苏共撑腰的党内以王明为首的附苏势力的需要，把从事白区地下工作的刘少奇破格提拔上来担任中央核心领导职务。刘少奇紧跟毛泽东，并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全党和中国革命指导思想而深得毛泽东和中共全党的信任和重用。从那时起直至解放战争、建国初期 和建设时期，刘少奇始终负责党务政务以及解放区和新中国的国家经济建设。而他也抓住每次政治运动的变革、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突发事变的机会，既能取得毛泽东更加的信任而将国家主席的权位交付于他，又能排除反对者、妨碍者，重用提拔和信任大批拥己者。经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逐渐扩充和壮大了自已的党政实力，使得从中央一线领导直至地方各级几乎所有的党政当权派都成为他的拥护者和命令的执行者，即使在军队里其拥刘者也大有人在。他又利用毛泽东为了防备战争、快速强国、抵御美国包围和摆脱苏联控制而急于求成的一些失误，迫使毛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检讨认错。而刘所采取的调整举措在党内外颇得人心，得到了人们普遍拥戴，声望与日俱增，甚至刘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声誉大有超过毛之势。因此到六十年代中期时他已经拥有能与毛泽东相抗衡的强大党政权力和组织实力，并且利用他在党内占有绝对多数的有利地位，已经把毛泽东逼于孤立而架空了，不仅敢于同毛泽东公开争执顶撞，不让毛说话，而且还批准在毛的专列上安装窃听器。［注68］毛泽东由于这时已经人少势寡，有时也只能以发发脾气来抗争了。

     因此刘少奇为了要实行“联苏战美”路线，可以接受苏共的反毛去毛和不反修、听令苏的交换条件，而且并不害怕毛泽东的反对和拒绝。只要苏共方面对刘的“联苏战美”路线和刘接受苏共条件表示认可和给予实际支持的话，刘少奇依靠苏联帮助和党内多数，就可以要毛泽东交出权来。刘少奇在与日共会谈时放 出“联苏战美”意向，并且在明明知道苏共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十月革命庆祝酒会上公开策动周恩来、贺龙除掉毛泽东的情况下以“去进行斗争”为由要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其用意显然是：一方面在向苏共发出请求援助和可以接受苏共交换条件使中苏两党两国重归于好的信号，同时准备到莫斯科与苏共直接联络沟通，在“进行斗争”的幌子下与苏共暗中达成推翻毛、听令苏的协议；另一方面也是以整个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力量向毛泽东施加压力，迫毛屈服。在刘少奇看来，有苏联的强大支持和实际帮助，又有党内多数的拥护，这时的毛泽东要么只有被迫接受刘的“联苏战美”路线，自动辞职下台，让位于刘少奇，整个移交权力的过程和平解决，毛泽东就此“休息”，并仍可保留崇高荣誉和良好待遇，怡养天年；要么在苏联的支持下召开党的大会或中央全会，以“少数服从多数”为由把拒绝和反对“联苏战美”的毛泽东赶下台，逼他辞职交权；如果毛泽东不吃“敬酒”，就给他吃“罚酒”，把他扣留逮捕，甚至除掉，然后再贯彻“联苏战美”路线和实行苏联交换条件中不反修、听令苏等的其他内容，以换取中国在遭受美国核进攻时得到苏联的核支援而去与美国大打。而据以后传出来的消息披露，刘少奇这时已经在进行去毛方面的工作了，而且有过两次这样的行动。

     十七、如果不是周邓向毛泽东报告和毛不阻止刘去苏 刘少奇的除毛夺权政变早已成功

     一次是在1965年下半年。当时美国已在越南直接参战并加强对中国的武装挑衅，约翰逊又作出“在东南亚进行更大的战争”决定，中国则针锋相对地出兵赴越助战，致使中美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增。正是在这种紧张背景下，刘少奇瞒着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召集中央一线领导召开秘密会议，通过尽快召开中共 “九大”的议题，决定在他们要开的“九大”上以毛泽东早已退居二线而且不了解一线工作情况为由，并以数的压力要毛辞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退而成为“名誉主席”，其中央和军委两主席的权力交由刘少奇接掌。为了确保这次要毛“休息”成功，刘少奇还通过军内拥刘者私下从西安调动一个公安师到北京，准备在“九大”上用武力迫毛就范。周恩来也参加了此会并也表示同意，但刚一散会他就马上秘密地急飞长沙向毛泽东报告，然后又连夜飞回北京，若无其事地在第二天照常上班而瞒过了所有与会者。周的及时告密使这次“请”毛下台的行动计划流产，周因此立了大功；

     另一次是在1966年3月左右。当时美国已把战略重点从欧洲大西洋转移到了亚太越南地区，约翰逊已下令对北越轰炸和对中国的战争挑衅进一步升级，美国发动对华核战争的危险大大增加。也就在这时，刘少奇一边在同日共会谈时提出“联苏战美”的路线要日共向苏共传递这个信息，并要去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一边则和掌控北京的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又一次瞒着正在济南视察的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尽快召开中央全会，在会上准备以多制少地把毛泽东逼于孤立，迫毛交权下台。邓小平也参加了该会，并举手赞成，但会议刚一结束他就立刻赶赴济南向毛泽东如实告密汇报，于是这次准备通过中央全会迫毛下台行动 又告流产，邓小平为此立了大功。

     毛泽东早就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并会发生政变事件。他在1964年的上海会议上就曾问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注69］对刘少奇在同日共谈判中的立场表示了高度的警惕，他在听取汇报后说：“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联合公报就不发了，我也不接见宫本显治了。”［注70］在是否出席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上他更是坚决反对参加，并对在京的中央常委大发雷霆地说：“一个大会为什么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头吗？是否要发贺电，也值得考虑。不发就犯了罪吗？”“最后无非是兵临城下(指苏联要进攻中国)。”［注71］“这些事在毛泽东看来，之所以作出与他不同的决策，是刘少奇'妄图以妥协来解决中苏之间的僵局问题’”。他不让刘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也是为了防备刘与苏共进行直接联系沟通和接受苏共刘除毛的策反，这时他已完全认定“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危险人物’”。［注72］

     林彪在“5.16”通知下达后的第三天，即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讲政变问题，从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中，要全党注意防止中国也发生政变问题，有一段是讲毛泽东对政变的问题的言行。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他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在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注73］林彪这个讲话，毛泽东阅后批准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注74］很显然，林彪所说的就是针对刘少奇这次准备发动除毛夺权的政变之事讲的。三天以后，即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谈到了针对刘少奇的“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注75］可见刘少奇为了实行“联苏战美”路线， 已经很是按捺不住，非要除毛不可了。

     由此可见，刘少奇为了接受苏共的交换条件而对于推翻毛泽东由自己取而代之的夺权是有成功把握的，并且已经采取行动了。如果不是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及时向毛泽东秘密告发，又如果不是毛泽东断然阻止刘少奇找借口去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与苏共联手里应外合地除掉毛泽东的政变夺权行动早已成功了，所有反苏拥毛者都会被肃整清洗，所以“毛泽东听后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注76］

     那么，既然刘少奇明明知道无限援越只会招来美国更猛的扩大越战和更快的准备发动中国不能胜任的对华核战争，他为什么又要作出把援助和战争的主动权交给越方，并强调立足于同美国早打大打全面打的强硬政策呢？

     其实这很简单，首先，因为美国扩大越战和准备同中国开战甚至发动对华核战争，这是事实，也很紧迫，中国不能不做真会同美国开打和打核战争的各种实际准备。这不仅符合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也不违背毛泽东坚决反美侵略的要求，否则必会受到党内外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毛泽东的训斥，甚至会引起毛的警觉 而会被贬黜，毕竟毛泽东军权在手，不可轻举妄动；

     其次，只有强调无限援越和同美国早打大打全面的打，才能促使美国加速准备对华战争和核战争的步伐，也才能突显出中国经济军事和核力量难以同美国较量拼打的贫弱状况和战争迫近的紧急感、危险感，也才有理由提出“联苏战美”路线去向苏联靠拢和求援。这个时候广大干群就不会非议，毛泽东也不好反 对，于是他也就可以同苏联联络沟通，并迫毛屈从，逼毛下台。

     所以不懂军事和战争也没有打过仗的刘少奇，在援越抗美和准备同美国大打的问题上表现得极为热衷和强硬，甚至比毛泽东还要左，实际上他却是如毛泽东在1964年11月12日在关于中央军委战备落实和修改全军作战计划的报告上对他和邓小平、彭真所点名批评的：“请你们注意军事，不要把它忘记了。”可见刘少奇这样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真的为了援越和打仗，而是意在促成“联苏战美”路线的确定和实施，以取代毛泽东既反帝又反修的“两个拳 头打人”路线和中央领导权。

    十八、如果中国实行刘少奇的“联苏战美”路线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刘少奇真的接受苏共的交换条件而实行“联苏战美”路线，苏联在美国发动对华核战争时会给中国核反击的援助吗？

     其实是不会的，而且刘少奇这样做只会给中国、中共以及他本人带来巨大的危害和危险，甚至可能还会促使美国加快对华核战争的时间和苏美联手摘除中国核武装并瓜分中国的大灾难，他本人也会被苏共和爪牙所除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是因为：

     1、中共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由苏共(布)派员前来中国一手操办下建立起来的，是苏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所属的一个东方支部，所重用的领导者都是苏共最相信的人，自从苏共相继除掉陈秀、瞿秋白和李立三以后，便通过变相政变在中共党内扶植起了完全听命于他们的忠实代理人王明及党羽。毛泽东及其支持 者是中共本土派，毛是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否定王明错误的附苏路线才从王明集团手中取得中共领导权的，由于毛泽东冒犯苏共斯大林而抗上夺权，所以苏共对他是始终不予信任的，过去的斯大林是这样，后来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更是这样。而由于毛泽东领导中共多次挫败苏共企图把中共和中国变成它的“儿子党”和“卫星国”的阴谋，又在国际上掀起大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勃列日涅夫社会帝国主义的反苏运动，更使苏共领导集团恼羞成怒而对毛泽东恨之入 骨。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权位和声望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同时又是中国国家元首。他长期紧跟毛泽东，反对王明路线及其附苏集团，又反对苏修，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毛甚至把他作为接班人而把国家主席之职权交于他执掌。再则他同苏共没有内在的组织关系和实际沟通，因此苏共对他也是不相信 的。对于苏共来说，刘想“联苏战美”和同意苏共去毛等条件，不论这是刘需要得到苏的支持而去推翻毛的刘毛权力之争，还是毛泽东因害怕美国核进攻而要刘出面求助苏联核支持，苏共都不会相信他这是真心投靠苏联、听令苏共之举，反而会警惕和怀疑他另有所图，别有用心。这就好像蒋介石对林彪的猜疑一样：林彪是蒋介石任校长的黄浦军校一期学生，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派林彪到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关于国共合作事宜，林去后却对老校长百般讨好献媚，大有投靠之意。但因为林是毛的得力战将，所以蒋始终对他怀疑而不予接纳，致使林彪悻悻而回。几十年后林彪在文化革命中因要“联苏反美”而策划政变杀毛，未遂后又叛逃苏联，这使在 台湾的蒋介石震惊之余也对当时没有招降林彪感到万分庆幸；

     2、但是刘少奇的这个求援意向却给苏共可以重新进入和控制中共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机会。苏共不仅可以支持和帮助刘少奇除掉他们最痛恨的毛泽东，而且还可以作为重要交换条件把流亡在苏联的王明送回中国，让他再次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死灰复燃的王明在苏共强有力的支持下不仅可以重新集合原先是他 集团的人马东山再起，而且还可以清算毛泽东和其反苏反王明的毛路线，于是也就会牵连一贯紧跟毛泽东的刘少奇，这样一来王明集团就可以进而推翻刘少奇和其势力，再次夺得中共领导权。苏共通过王明也就可以重新恢复对中共的控制和号令，把它变成苏共真正的“儿子党”，也把中国变成苏联真正的附庸殖民地，终于达到了沙俄几百年来一直想侵占和吞并中国的目的。因此苏共对于刘少奇的要求在了解清楚真实意图后是会同他取得联系沟通并会给于支持的，而刘少奇却不知道他将会成为苏共、王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口中美食，也不知道中国就此会这样被葬送；

     3、如果刘少奇为实行“联苏战美”而同意去毛，但又因为担心王明回来会威胁他的权力而不同意王明重返复位，苏共就可以扶植林彪取代刘少奇。

     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就紧跟毛泽东，是毛一手提拔起来的最亲信者，也是中共军队中最会打仗、战绩最丰的将领，而且在平型关之战中负伤以后到苏联治疗养伤期间，不仅对苏德战争为斯大林和苏军统帅部出过一些战争高招，又还对斯大林和苏共表现亲近讨好，所以深得斯大林的信任和器重，据说斯大林曾向毛泽 东提出要用十个苏联元帅换一个林彪。

     林彪不仅亲苏，而且在以后的越南战争上也主张“联合苏联”反美战美而不满中美和解。1965年9月2日，林彪发表向美帝国主义开展人民战争的讲话，这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和紧张。麦克纳马拉在以后的回忆录里说：“1965年9月2日中国国防部长林彪的讲话对我们产生了影响，林阐述了'人民战争’的慨念，呼吁'农村地区’(发展中国家)通过武装革命接管'城市’(工业化国家)。他嘲讽在越南的美国军队，说越南人民的'阶级斗争’必将使到处扩张的美国遭到可耻的失败。约翰逊政府(包括我在内)认为这篇讲话明确显示'多米诺骨牌理论’有合理的根据”［注77］。很显然，林彪要和美国大打的讲话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于是，麦克纳马拉于1965年11月7日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强调指出：“中国是威胁到我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一个主要国家”［注78］。正是基于“中国威胁”美国安全的这种认识和判断，美国加速了扩大越战的步伐，更多地轰炸北方。以后林彪还曾说：“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吃亏，栽跟头的”［注79］。后来他为了“联苏反美”，搞暗杀毛的“571”政变和叛逃苏联，这当然是后话了。

     林彪虽然也主张“联苏战美”，但更想取代刘少奇而像蒋介石一样自己成为中国军事独裁者，因此在刘推翻毛后，林可以在苏共的支持下利用手中的枪杆子发动军事政变，甚至暗杀刘少奇，夺取最高权力。然而林彪虽然是亲苏派，却又一直是毛的红人，苏共对他也是不相信的。所以在林推倒刘后，苏共会要林彪 把王明请回中国，最后想办法支持真正听令于苏共的王明去夺林彪的权，从而通过王明集团又一次完全控制和指挥中共，并把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殖民地。于是苏联终于使原先已经被毛泽东打碎了的社会主义阵营连片统一，真正形成以苏联为首的、与美国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阵营并列的社会帝国主义阵营，并由这两大阵营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对垒，甚至战争和核战争，中国也就会成为苏美争霸大战中为苏服务的后勤供应地和战争炮灰；

     4、如果刘少奇同苏联达成“联苏战美”合作协议并除去了毛，而且又做到了既使王明不能东山再起，又使林彪政变不成；或者刘少奇倒毛夺权后，没有能够阻止住林彪的政变夺权，而林彪倒刘夺权后也不准王明回国复位，既想依靠苏联对抗美国，又想搞蒋介石式的军事独裁独立王国，这种情况使苏联对于刘或 林的“联苏战美”合作可能会这样对待和处理：

     由于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所以中国对于苏联在战争方面有两个用处，一个是中国的反美为苏联在东部远东战线构筑起了一道能挡住美国侵犯的庞大坚固的“防护墙”，使苏联在向西争夺欧洲时没有东顾之忧；另一个是如果中国因援越抗美而同美国在越南发生军事对抗，甚至发生两国常规战争，美国就被拖住 在了越南和亚太地区。仗打得越大，美国也就被拖得越牢，这样一方面使美国的欧洲防务更加削弱，却又无法从亚太抽调兵力回欧救援；另方面中国的军事重心和大部兵力放在南线地区和东南沿海，不可能对苏联东线构成威胁，这给苏联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在欧洲转守为攻、趁虚而进帮了大忙。所以苏联是很欢迎美国扩大越战和 中国扩大援越的，更希望中美能在越南直接打起来的。

     但是如果美国为了尽快打败中国以便转兵欧洲对付苏联攻势而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而中国的刘少奇或林彪在美国核进攻危险之时要求苏联遵守“联苏战美”承诺，给予中国反击美国核进攻的核支援，这时苏联可以在舆论上支持中国援越抗美，并重申当美国核进攻时对中国进行核反击的支援，但在具体上则不予 实援。与此同时尽快制服离苏倾向的东欧各国，以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并加大对西欧的军事压力。这样也就促使中美两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中美两国经济全为战争服务而都不堪重负，都会被拖垮。一旦中美发生军事碰撞而真的打了起来，苏联大军即可向西出动，首先攻入奥地利、希腊和芬兰，构筑起一道从南欧地中海到中欧奥地利和捷克、东德、波兰再到北欧芬兰北海的强大西进前沿出发阵地，为不久以后对西德、法、比、荷、意、西等国的大规模进军横扫整个西欧南欧北欧作好一切由守转攻的实战准备。而在此时，苏联又快速向中亚、蒙古和远东地区的苏中、蒙中边境派遣大量部队，作好占领中国的准备。

     这时，美国为了挽救在越南和亚太的失败和抽兵保住欧洲不被苏联攻占，就要对中国实施大规模核打击，而苏联如果帮助中国向美国作核反击，美国也会在欧洲方面对苏发动核攻击，苏美两国在这场世界核大战中必会两败俱伤，都会毁灭，于是苏美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又可能会采取如下的行动：

     (1)、苏美私下沟通起来，都同意立即停止两国间因苏联对中国核援助而会在亚、欧发生的核大战，美国不对中国发动全面核进攻和对苏核战争， 苏联也不去核援助中国和进攻西欧；

     (2)、然后，或者美国对中国核武设施基地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摘除，但不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和核战争；苏联则利用美国之手除掉中国的核武器，然后以帮助中国抵御美国侵略为由将其集结在中国北方边境的苏联重兵急速越界东进、南下，很快占领中国全境和北越、朝鲜等，并将刘或林控制起来由王 明集团取代，从而完成对中国、北越和朝鲜的完整吞并；

     (3)、或者美国仍对中国发动核攻击，并率领仆从国出动数百万大军从越南、中国沿海和朝鲜攻入中国大陆与中国军队大战。苏联则以援华抗美为名趁中国军队云集南方和沿海抗美而北方空虚之际攻入中国，制服刘或林。然后与美国以长江为界瓜分中国，北方苏占区由王明作苏的代理人掌控，南方美占区由国 民党蒋介石政权接管。 

   十九、一系列大难题 毛泽东怎么办？

     对于因肯尼迪被刺而导致约翰逊上台扩大越战、中国无限援越出兵相助和中共党内刘少奇等亲苏派要“联苏战美”等情况，以及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变化所会造成的可怕后果和危害，作为军事政治战略家的毛泽东是极为敏感和非常清楚的。对自己所面临的、弄得不好可能会杀身丢权的险恶处境和因此会给中国带 来的灾难，他更是知道的。因此毛泽东一方面无论如何不能让美国发动这场对中国的核战争，另一方面也绝对不能让刘少奇去走这条会给中国带来厄运的“联苏战美”路线。毛泽东要做到这两条，对于前者，只有实行对越南停援撤军的战略退却，才有可能使中国防止和避免这场来自美国的核战争灾难；对于后者，只有把刘少奇和他的拥护者们罢官削权，才能阻止和挫败他们的“联苏战美”路线和去毛夺权的政变行动。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由于中国对越南已有无限援助的坚定承诺而不能反悔和违背，中国撤援撤军又会招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失败，中国也因“唇亡”而会“齿寒”，所以毛泽东难以实行退出越战的战略退却；而要想采用卢山会议时对彭德怀罢官那样的办法去罢免刘少奇和其拥护者，毛泽东也是无法去做和做不到的，因为；

     1、如前所述，刘少奇不仅在地位、权力和民心声望上已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而且由于他长期负责党政事务和经济建设工作，并抓住一切有利机会扩充自己的党政实力，所以到六十年代初、中期，不论是中央的一线领导，还是地方各级党政当权派，绝大多数都是他的拥戴者和听令者，在军内也有支持 他的人而接受他的调动，甚至毛泽东身边有的贴身人员都拥刘反毛而向刘少奇通风报信。可见此时刘少奇已经拥有比毛泽东强大得多的党政组织力量，毛泽东在党政中央已经处于绝对的少数地位而大权旁落，已被架空。因此他不仅不可能使用主席的权力罢免刘少奇和众多拥刘者，而且只要透露出这个罢刘意向，就会惊动刘少奇和拥刘者，促使他们提前联苏抢先动手，在党中央的会议上利用多数优势夺毛的权，然后会以毛泽东犯有严重错误为由通报全党全国全军，把毛否定和搞臭；

     2、无限援越、出兵相助、为了抗美援越保家卫国而准备同美国打一仗，甚至不惜打核战争，这个承诺和决心是毛泽东自己主张并实行的，也是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家已经确定了的国际主义路线和反美战略决策。刘少奇作为党的二把手、国家的一把手，也强调要无限援越和准备同美国早打大打全面的打，并承诺把 战争援助的主动权交给越南，尽管表现得左了一些，但完全符合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反美路线和援越决策，没有什么不对和失理的地方。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核武力量相当薄弱，美国又可能很快就会对中国发动战争和核战争，中国已经没有可使自己强大到足以抗击住美国核进攻的时间和条件。为了使中国免遭美国发动核战争的灾难，去联合当时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成员的苏联共同反美战美，这个理由和要求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因此如果毛泽东以刘少奇要无限援越同美国大打和“联苏战美”挽救中国作为反刘罢刘的理由和罪状，这不仅毫无道理，不能服人，违背自己的主张和承诺，而且也暴露了毛泽东要停止援越、从越撤军和不与美国战的战略意图。这必然会使党内外和国内外大多数人根本无法理解而难以接受，反而会认为毛泽东是在口是心非、出尔反尔、准备向美国屈服投降而不择手段地整刘少奇。

     更重要的是，如果毛泽东真的这样去做，不仅会惊动刘少奇及支持者，而且也会惊动也主张“联苏战美”的军队第二号人物林彪和拥林者，更会惊动早就想联合和策动中共党内亲苏“健康力量”除掉毛泽东的苏共领导集团。他们都会起来反对毛泽东，并会促使他们及早联合起来，苏共在外部施加政治和军事的高 压，刘、林在党政军内利用自己的绝对多数，里应外合地共同攻击和罢免毛泽东。毛泽东早已失去了对党政的实际控制权，现在又失去军队的支持，再加上苏共对刘、林的撑腰，甚至武力相助，在这三者的内外夹击下他不仅会丢权丧命，而且反而还促使他们的“联苏战美”路线获得成功：

     3、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还在于，即使毛泽东有办法罢了刘少奇和拥刘者的官，稳住了林彪和苏共，同时也做到了对越南的停援和撤军，避免了美国对中国的核战争，但是这一切的结果却是会招引来苏联要对中国挑起更大的内乱和发动更大规模的常规侵略战争和核战争。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危险局面的原因 是：

     (1)、毛泽东如果对越停援撤军和对刘罢官削权，就会大大削弱南北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美国因减轻军事压力就会加大对越攻势，并可以抽出力量来赴欧顶苏。这时候苏联一方面失去刘少奇这个可以在中共内部推翻毛泽东而联合苏联的亲苏力量，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可以利用中国援越抗美甚至中美战争把美国 牵制和削弱在越南和亚太的有利条件，打乱了转守为攻趁虚夺欧的战略计划和军事部署，只得在欧洲去同转兵而来的美国及北约盟友作战争对抗的准备。这样一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就会从针对中国的亚太地区重新转移到欧洲大西洋区域以对付苏联，美苏在欧洲的争夺和冲突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发展下去很可能会发生战争；

     (2)、此时苏联最为担心害怕的是，如果真会在欧洲同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军事对抗甚至大规模地面战争和核战争，就必须要倾全力于西线，准备大战，于是也就会造成亚洲东线的薄弱和空虚。已经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很可能会独立行动，或同美国联合，在苏联的东部趁虚而攻，苏联就会在亚欧两线陷于中美夹击 之中而腹背受敌、顾此失彼；

     (3)、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和失败，对于苏联来说，在中国退出越战、中美已经不战而苏美将要在欧大战之前，必须要消除中国这个背部之患，于是就会对中国采取“文除”和“武灭”两种办法。所谓“文除”，就是立即和中共党内又一个主张“联合苏联”的林彪集团联络沟通，策动他们搞军事政变除毛夺权。一旦成功，即可把中国收归苏联控制之下，并继续大规模援越战美，把美国主力再从欧洲拖回到越南和亚太，这样也就可以中国在东,苏联在西同时对美国发起攻势；所谓“武灭”，则是如果林彪除毛的政变失败，苏联就立刻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和核进攻，速战速决地把中国打瘫打垮和予以占领灭 亡，以提前清除背部之敌，再回师战欧。苏联在欧洲同美大战之前要这样做，与二战时德国席卷欧洲后正要大举向西进攻英美时突然回师东击、侵略苏联的情形有些 相同。

     1941年时德国已占领了包括法国在内的大半个欧洲大陆，并把英军打得惨败而逃，又持续轰炸英伦三岛，准备实施“海狮计划”渡海攻英。就在这时，希特勒突然下令停止攻英，转师东向，集中300万大军实施“巴巴罗沙计划”大举侵苏，准备在三个月内，即冬季到来之前速战速决地打败和灭亡苏联。希 特勒所以要回师东击的主要考虑是：只要德国真去大规模进攻英国和遍及世界的英联邦集团，必定会招来支持英国的美国与之为战。而德国在经济军事实力、资源人口、人心向背等各个方面与庞大的英美集团相比并不占优势，德国倾力西线而战，将很难作长期支撑。尤其重要的是，处于德国东部的社会主义苏联是当时世界第二强国，它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充足，军事力量强大。尽管德国与它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如果德国倾巢西进地全力击英打美，把战线扩展到大西洋、非洲、中东、西亚、中亚、南亚、印度洋和南北美洲等世界各地，必会使战线拉长，兵力大大分散，国内后方空虚，东部的对苏防线将更加薄弱。一旦战事吃紧，或有败迹，或美英要与苏联合作等，强大而又处于主动地位的苏联随时都可以轻易抄其后路，攻入德国和占领欧洲，德国也就会陷于腹背受敌、两线作战之中而无力抗拒，必败无疑。因此为了以后能够全力西出南下和东向地去攻打英美集团，夺取世界霸权，就必须要在此之前就打掉背部的苏联，提前除去这个可怕的后顾之患。

     这次苏联在中美不可能在越南发生战争以后之所以一定会要打中国，主要也是像当年德国侵苏一样，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两线作战而提前消除中国这 个背部之敌，这实际上是一种“打前先除后”的战法。

     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如何才能做到对越停援撤军实行战略退却，使中国避免美国发动的核战争灾难呢？如何做到罢刘除林、挫败他们或联手或先后的去毛夺权行动，避免自己的杀身之祸和中国被苏联侵吞或被苏美瓜分呢？又如何做到防止苏联在攻欧之前对中国发动特大规模的常规侵略战争和核战争呢等等，这些都是摆在他面前急需解决的大难题。那么毛泽东又该怎么办呢？ 

   二十、毛泽东要做到这些“必须”和“不能”的唯一办法只有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

     面对如此严重、复杂、危险紧急的一系列大难题，对于毛泽东和中国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别的路可走了，只有沉着冷静有勇有谋地将它们逐一克服解决，才有中国的生存安全和使自己免遭杀身之祸。而要解决这些难题，看来只有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要做好以下几个“必须”和“不能”才有可能：

     1、如前所述，美国扩大越战准备侵华和中国无限援越出兵助战的战争升级，大有利于苏联趁虚攻欧，美国为了转兵抗苏必定要先打垮中国而发动侵华战争和核战争。但是如前面所说的，由于中美经济军事实力相差太大，尤其中国的导弹核武力量太为幼弱，又有苏联以后也要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所以中 国虽然可以取得对美常规战争的胜利，却无法打赢美国发动的核战争，更无法抗拒苏联入侵的核浩劫。因此，中国要想避免先美后苏的两次核战争灾难，“必须”要尽早尽快地实行战略退却而停援撤军退出越战。但与此同时中国又“必须”要做到：

    （1）、“不能”因此违背对越南许下的“有求必应”援助的承诺而丧失信誉，中国“必须”要在继续履行无限援越的承诺下进行撤援和退兵，而这样做并不会使越南和各国人民以及世界舆论认为中国撤援撤兵是违背了原先的援越承诺，不会因此反对和指责中国，越南也不会起来阻止中国撤军；

     （2）、“不能”使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害怕美国、惧怕核战争的胆怯软弱表现而助长其欺软怕硬的气焰趁软而攻。也就是中国虽然退出越战，但要使美国仍然害怕中国，不敢对中国动武，也不敢越过十七度线进攻北越和对越南而使用核武器；

     （3）、“不能”使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因此遭受失败，越南在中国停援撤军后仍要有充足的物资和军备供应，保证可以继续同美国大打并将其打 败；

     （4）、“必须”要让美国看出中国对越撤援撤军是在帮助美国摆脱困境和可以调兵对苏，是在救美国，而“不能”使美国感到中国退后是为了暂时避战，争取时间待强大后再同美国决战，从而反倒促使美国更要提前打掉中国；

     （5）、“不能”使苏联感觉到中国撤援撤军是在帮助美国从越南脱身抽兵赴欧对抗苏联，也“不能”使它感到中国退出越战是在打乱它的对欧美由守转攻的战略部署而破坏它攻欧，从而可以促使苏联加速对欧美的守攻转换；

     2、如前所述，美国为了先除前敌再转兵保欧而要对中国发动常规侵略战争和核战争，苏联为了先除后患再夺欧战美，也要对中国发动战争和核战争。但两相比较，对于中国来说，前者要容易解决一些，后者要难对付得多，而且其战争的规模、强度、破坏损失的惨烈程度，后者也要比前者大得多。这是因为：

     首先，美国隔太平洋远离中国，更没有可以直接攻入中国境内的陆上前沿进发阵地，全要依靠海上、空中的登陆和补给，这给兵力部署、作战调动和物资装备的运输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和不便，真要派出几百万军队登陆和攻打中国大陆谈何容易；

     其次，如果美国只对中国进行核攻击而不派大量军队去攻占大陆，这不仅没有实利可得，反倒使苏联要么利用美国主力云集越南、朝鲜和中国南方与中国军队大战之际，趁机攻入空虚薄弱的欧洲并越过大西洋直逼美洲；要么利用美国之手消除中国核武力量后立即以出兵南下，席卷中国，将其独占吞并，结果却是 苏联大占便宜，美国大吃其亏，除非美苏事先勾结达成瓜分中国的交易，还能使美国得些好处；

     再者，中国人民和中共军队善于打反帝侵略的人民战争，因此即使美国率领仆从军能够登陆中国沿海，或从越南和朝鲜打入中国境内，却也很难站得住脚。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退出越战不再援越，尤其不再出兵助战而撤军，就能减轻美国在越的军事失败、在国内反战和苏联西进的压力而可以腾出手来赴欧抗苏，美国因为得到了中国退兵避战之助，又为了避免欧亚两线作战，也就会停止对华战争和核战争，美中之战就打不起来了。

     然而苏联的情况却就不同了，它有许多优于美国的侵华条件：比如，它和“卫星国”蒙古及与它关系紧密的朝鲜同中国有着山水相连、直接接壤的漫长边界，苏军又是世界上陆战战斗力最强最猛的军队，它要把百余万、数百万装备精良、机动能力和攻击火力强大的精锐大军，以及大量近中程大当量多弹头核导弹 调集部署在靠近中国边境的远东、蒙古和中亚一带，把远程战略核导弹对准中国北京和要害目标，快捷便利，相当容易；

     比如，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在与它远东地区相连的东北三省，核武基地在接近蒙古的西北地区，首都北京离中蒙边境只有几百公里，苏联又有在中国境内对日作战的战争历史，对中国东北和内蒙的地形地貌、社会人文情况了如指掌，并具备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它还有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可以很快驶抵黄海、渤海 和东海的中国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所以要进攻和占领这些地方非常轻易；

     再比如，中国为防美国侵略，已把军事重心和大部兵力部署在南方一线和东南沿海，包括东北、西北和中蒙边境的整个北方区域的防卫则相对薄弱，这给苏联可以从北线抄中国后路趁虚而攻提供最佳的便利条件，这要比美国打中国容易多了。

     如前所述，苏联要与从越南亚太转兵而来的美国北约在欧洲发生争夺大战之前为先除后患是一定要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数百万强大苏军这种排山倒海、迅猛突击的海陆空立体攻势和核攻势，就会顷刻之间摧毁中国核武力量和战略要地，并会迅速攻占中国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以至中国全境。因此毛泽东在中国退出越战之时和苏联侵华之前“必须”要提前作好最充分最可靠的反苏侵略战争的各种实战准备，并且还“必须”做到：

     (1)、“不能”使苏联敏感到中国退出越战是为了助美返欧、联美反苏，也“不能”使它感觉到中国在苏联攻欧时会配合美国趁虚北进抄其后路， 攻占远东、蒙古、西伯利亚；

     (2)、“不能”使苏联觉察到中国在对越南减援撤援之时已在将防御战线和军事重心向北转移的调兵遣将、调整部署行动，或者说中国在这样做时苏联并不会发觉这种为防苏侵略的军事调动和战线转移行动，更不会发现毛泽东此举的战略意图，而等到它发现时却已经晚了，中国的抗苏侵略的实战准备已经做好了；

     (3)、苏联发动对华现代常规战争和核战争是极其猛烈厉害的，中国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抵挡抗拒得住的，因此中国“必须”要得到强大的国际援助，但“不能”让苏联发现中国所做的这种争取外援的努力和实效。也就是当苏联真要发动大规模侵华核战争时，才会发现中国不仅已经在北方一线作好了抗击它侵略的一切实战准备，而且也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国际支援，使它不敢钦下核电钮和出兵攻中国；

     (4)、苏美之间存在着既争夺又勾结的关系，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它们的争夺矛盾而分化它们，“不能”使它们为了共同反华侵华而联手攻击 中国；

     3、在侵华问题上苏联比美国还有一个优势，这就是苏联在中共党内有亲苏力量相策应，而美国却没有亲美势力可帮忙。自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被中共打败逃亡台湾后，尤其在美国侵占台湾和发动侵朝战争与中国为敌以后，中共在大陆上肃清了蒋的残余力量和亲美势力，中共党内更是没有一点亲美派影子，反倒 是清一色强硬的反帝反美立场。因此美国要进攻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内部策应者可助；与之相反的是，正如前面所讲的，中共党内亲苏势力强大，除王明及其党羽是苏共的最亲信外，刘少奇、林彪等也都是亲苏反美派。这其中刘少奇主张“联苏战美”并已进行策应苏联除毛夺权的行动，他和拥刘当权派已经成为实行战略退却撤出越战避免来自美国核战争的主要障碍，也是要引熊入室把中国当成苏联的附庸和炮灰、甚至中国被美苏南北瓜分的主要危险；而要“联合苏联”的林彪在苏联入侵前也会作里应外合的策应而发动推翻毛甚至暗杀毛的军事政变。因此毛泽东“必须”尽快地削夺刘少奇和各级拥刘当权派的权，也“必须”及早防备和挫败林彪除毛夺权投靠苏联的军事政变。但在实施过程中又“必须”做到：

     (1)“不能”使刘少奇、林彪和苏共受到惊动而觉察到毛泽东退出越战和要罢刘除林的战略意图，尤其要利用刘、林矛盾，不便使他们联起手来共同反毛，从而使刘、林、苏三者无法联络沟通提前政变夺权和改变路线；

     (2)、“不能”以反对刘、林的“联苏战美”为理由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以免暴露毛的不与美战而要“联美反苏”的战略意图；

     (3)、与刘少奇相比较，企图投苏附苏并建立蒋式军事独裁王朝而又执掌实际军权的林彪更加危险，苏共也对林彪寄于最大的厚望，因此对林彪问题“必须”慎之又慎，在得到国际外援而能够挫败苏联侵略之前，对林及死党“不能”有任何的惊动。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要做到的“必须”和“不能”。

    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到，毛泽东要做到这些“必须”和“不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其中最最危险和真正吃重的并不是退出越战和罢刘的官去避免与美国战，而是如何不被觉察地转移战线和获得外援能够抗住和避免苏联的侵华核战争，以及如何挫败林彪策应苏联的刺毛军事政变，而要能做到这一切的关键的关键 是毛泽东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而需要绝对的保密，否则将会还未动手就已前功尽弃，一败涂地了。
     那么毛泽东又如何才能做到能解决难题的这些“必须”和“不能”同时又绝对不会泄露“天机”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只有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

注　释

 ［注1］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物•S•麦克纳马拉著《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36页。作家出版社1996年10出版。

 ［注2］杨光斌、赵少秋著：《大器早殒肯尼迪》，第216页。学苑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

 ［注3］同［注1］第109页。

 ［注4］炎勇编著：《遏制与反遏制》，第452页，时事出版社1997年出版。

 ［注5］同［注2］第223页。

 ［注6］同［注1］第91－92页。

 ［注7］同［注2］第226页。

 ［注8］同［注1］第92页。

 ［注9］同［注1］第86－88页。

 ［注10］同［注1］第99页。

 ［注11］同［注1］第109页。

 ［注12］同［注2］第225页。

 ［注13］同［注4］第461页。

 ［注14］同［注1］第45－46页。

 ［注15］同［注2］第225－226页

 ［注16］黄甫生、匡兴华、黄小龙编著：《核危机密闻录》，第123－1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注17］同上。

 ［注18］同［注1］第123－124页。

 ［注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版。

 ［注20］解力夫：《越南战争实录》，下卷，第38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出版。

 ［注21］同上，第351页。

 ［注22］同上，第379页。

 ［注23］同［注20］，第377页。

 ［注24］同［注20］，第380－381页。

 ［注25］同［注20］，第381页。

 ［注26］同［注20］，第350页。

 ［注27］同［注20］，第352－353页。

 ［注28］王仲平、夏立平著：《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第171－173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

 ［注29］美国约瑟夫•格登著：《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11页。

 ［注30］同［注28］第176－177页。

 ［注31］同［注4］第288－291页。

 ［注32］美国《中国日报》1998年9月2日第9版《约翰逊总统曾秘密批准核攻击权力，冷战时期将领可

 以径自发射核弹传闻终得证实》一文。

 ［注33］同［注4］第433－427页。

 ［注34］同［注4］第534－535页。

 ［注35］同［注19］第396－413页。

 ［注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4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注37］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编委会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第538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出版。

 ［注38］同［注36］第525页。

 ［注39］同［注19］第367页。

 ［注40］同［注36］第373页。

 ［注41］陈明显著：《晚年毛泽东》，第38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

 ［注42］同［注36］第377－378页。

 ［注43］同［注36］第385页。

 ［注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120页。

 ［注45］同上，第126页。

 ［注46］陈果吉、崔健生主编：《辉煌与误区》第360－36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注47］同［注44］第196－197页。

 ［注48］同［注44］第223页。

 ［注49］同［注44］第359页。

 ［注50］同［注44］第376－377页。

 ［注51］同［注44］第381页。

 ［注52］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238－23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注53］李连庆著：《中国外交演义》，第22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出版。

 ［注54］同上，第223－227页。

 ［注55］同［注20］第353页。

 ［注56］同［注20］第355，372页。

 ［注57］同［注20］第375页。

 ［注58］同［注20］第372页。

 ［注59］同［注20］第420页。

 ［注60］王国强著：《美国有限战争理论与实践》，第107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

 ［注61］同［注20］第393页。

 ［注6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1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5月出版。

 ［注63］同上，第183－184页。

 ［注6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1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5月出版。

 ［注65］同［注53］第226－227页

 ［注66］同［注20］第353页

 ［注67］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第94页，明镜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

 ［注68］同上，第101页

 ［注69］同［注41］第427页。

 ［注70］同［注41］第433页。

 ［注71］同［注67］第104页。

 ［注72］同［注41］第433页。

 ［注73］同［注41］第448－449页。

 ［注74］同［注41］第427页。

 ［注75］同［注67］第110页。

 ［注76］同［注41］第444页。

 ［注77］同［注1］第225页。

 ［注78］同［注1］第228－229页。

 ［注79］同［注67］第427页。

 （全文60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