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角度看文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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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柯中校

发表于：201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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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美国准备对中国发动核战争

    然而更严重的是，约翰逊政府也像他的前任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一样，准备对中国和越南发动核战争。
     早在中共刚刚建国后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就想对朝鲜和新中国发动核攻击。1950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援助朝鲜的中国志愿军打退，为挽救失败，麦克阿瑟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把战争急剧升级，包括封锁和轰炸中国大陆，并沿鸭绿江南岸的朝中边界设置一道“放射线带”。他扬言要对中 国使用核武器，甚至表示准备以此核攻击引发同苏联的战争。美国海军少将莱勃也向参联会要求“以原子弹的可能使用作为阻滞中国军队干涉和掩护美国军队从朝鲜撤离的一种手段”。11月30日，也就是战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秋津水库向志愿军投降之日，杜鲁门总统召开紧急会议宣称：在朝鲜战场上“对原子弹的使用已经给予积极的考虑”。12月6日，志愿军解放平壤并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杜鲁门立即批准将原子弹装运到一艘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的航空母舰上，随时准备在朝鲜使用，美国轰炸机还对平壤发动了模拟核袭击演习。1951年1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总统提交要求对中国实施原子弹攻击的计划。美国在当年已用可以发射“马克－－4”型和“W－19”型战术核武器的280毫米榴弹炮大量装备部队，并准备将它用于朝鲜战场。1952年11月，杜鲁门总统表示：“我们准备封锁从朝鲜边界到印度支那半岛的中国海洋。我们准备用各种手段摧毁满洲的每一个军事基地，包括潜艇基地。如果还有进一步的干涉，我们在必要 时摧毁中国的任何港口和城市。”
     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月20日接任总统后，便在2月11日同意参联会关于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建议。他指出：“在朝鲜，只要需要，就使用核武器”。5月6日，他在一次国家安全秘密会议上还亲自选定在朝鲜境内进行原子弹突击的具体目标，并接受莱德尔将军的建议，认为可以考虑在开城地区使用战 术原子弹。5月19日，参联会制定并由艾森豪威尔同意的“奥普兰8－52核作战秘密计划”，准备把朝鲜战争升级为核战争，并指示把此决定通知到战区各级指 挥官。［注28］
     第二天，国安会讨论了如果中共不接受战俘协议，就决定“针对中国和满洲采取空中和海上军事行动，其中包括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这次升级行动以海上封锁中国港口为开端，然后逐渐扩大到对大陆的核轰炸，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最大的突然性和最大的心理影响”。［注29］
     美国除在朝鲜战争中准备对中朝使用核武器，也准备对中国的援越抗法战争进行核打击。1954年3月，美国为了帮助法国阻止越南人民军的胜利，打击中国援越，陆军参谋部曾准备实施代号为“秃鹰行动”的秘密核作战计划，即在黎明时分由海军航母战斗机投掷2至6枚3.1万吨级的原子弹取得优势。 为此美国陆军情报局对在越南境内使用核武器所要打击的目标进行了精心的研究，并分析了诱发中国进行干预而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部署在越南海域的美国海军航母此时也己经全部装载了原子弹，随时准备派飞机把原子弹投向北越和中国。［注30］
     同年5月，中国针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武装行动对金门、马祖两岛进行炮击，美国参联会以及雷德福海军上将及空军和海军参谋长们立即要求总统下令向中国大规模投掷核武器进行报复，并派美军进驻金马。1955年3月，美蒋担心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后会进一步解放金、马和台湾，美国决定不惜采取使 用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打击手段予以阻止。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还在3月10日表示：美国已经作好了对中国进行原子打击的准备，并说：“我们将不得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对付大陆的机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尼克松副总统也暗示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卡尔内海军上将甚至公开透露美国已经拟定好的一个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核攻击的计划，而国务卿杜勒斯和他的高级顾问以及他的弟弟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提出，只要解放军进攻金、马，美国就在台湾部署核武器，并使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就马上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封锁整个中国沿海，摧毁中国能源、交通铁路线。［注31］
    1957年上半年，台湾海峡发生了第二次金、马危机，美国又一次准备对中国动用核武器，不仅在台湾部署了“斗牛士”导弹，还向韩国派遣了装备有核武器的作战部队，中国首次受到美国战术核武器的具体威胁。9月2日，杜勒斯和参联会又要求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艾森豪威尔批准一份对华使用核武器可能 性的绝密文件，并在台湾海峡和亚太地区进行了美国战后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杜勒斯在总统授权下于9月4日发表声明称：“美国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9月6日，美国向台湾提供了能发射核弹头的8英寸榴弹炮，参联会甚至要求总统授权第七舰队可以下令对中国大陆进行核攻击的权力。
     如前所述，肯尼迪上台卷入越南战争后为阻止中国南下，也准备对中国和越南发动核战争。他曾说：“我们完全不能想像中国拥有核力量后，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中国确实很危险，禁核条约若能真的阻止中国成为核武国家，则这个条约是不错的。我们确实在不能让中国拥有核武器，禁核条约必须对中国有严重 影响，这很重要。”因此他不仅和苏英搞了个三国禁核条约，而且分别在1961年9月6日和1962年9月举行过代号为“高根1”号和“高根2”号的两次对华核战争演习，还企图同苏联合作摧毁中国的核武设施和基地，只是因为他要继续实施对付苏联的欧洲战略重点而只得作罢。
     现在又轮到取代肯尼迪的约翰逊了，他当上总统扩大越战后，也想靠核武器取胜。1964年3月，也就是约翰逊在他刚上台以后才四个月，他就批准美国军事指挥官在四种紧急情况下不经总统同意就可以自行决定使用核武器的秘密指令。这项被列为最高机密的指令，是麦克纳马拉根据《邦迪备忘录》作出的， 并得到约翰逊总统的批准。这四种紧急情况是：1、美国将遭到从空中到太空发动的核攻击；2、美国即将遭到来自海上的飞弹袭击；3、美国在遭到核攻击后不得不采取攻击行动；4、派驻海上或国外的美军遭到重大攻击行动［注32］这也表明美国早就做好了一旦中国拥有核武器并对美国构成核反击威胁时就要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的准备了，而且将领们不经总统批准、或与总统联络不上时就可以自行决定这种核攻击。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试爆成功原子弹，这使得美国更想摧毁中国的核力量。美国保守派领导人威廉•马克莱在1965年1月和6月两次要求约翰逊总统全面摧毁中国的核武力量，甚至台湾国民党的蒋介石、宋美龄和行政院长严家淦也呼吁美国使用核武器摧毁中国的核设施。麦克纳马拉和参联会、威斯 特摩兰以及许多主张核武器取胜的人更是积极地向总统建议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打一场核战争，其间还要对中越使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正如麦克纳马拉所说的：“如果中国在越南或朝鲜参战，如果美国的损失非常巨大而常规战争不能达成预期的目的时”，美国“肯定会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放射性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 武器的。”
     他们提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第一个方案是：随着越战的扩大和美中战争的发生，美国在将要坚持不住的关键时刻，对中国援越军队和中国本土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核基地等重要战略目标、政经中心、人口密集区等投掷或发射大批大当量的核弹。同时使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量杀伤中越军队主力，一举把中 国打成瘫痪，然后平息美国国内反战内乱，并回师援欧抗苏；
     第二个方案是：在老挝边境一带用三至四个师进行封锁，并用战术核武器炸出一个“核化地带”来，阻止中国援越军队南下；或者对北越进行有控制有选择的核轰炸，以打击中越军队，对中越中老边界通道进行核封锁，阻断中国援越。与此同时，对中国境内正在进行核发展的核武基地，核设施、核仓库等实施外 科手术式的核轰炸，将中国还未研制成功或刚刚获得成功的核武力量一举摧毁摘除，扼死在“摇篮里”。     由于这个核战争计划得到约翰逊总统的支持，所以痴迷于艾森豪威尔“大规模报复”战略而热衷打核战争的麦克纳马拉这时大肆鼓吹战争会进一步升级，承认要爆发核大战，并说美国在这场核大战中准备死亡1.5亿人，中国、越南要死多少人就可想而知了。［注33］
     为了进一步扩大针对中国的侵越战争，实现同中国开战、甚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计划，约翰逊在1965年6月8日宣布美国直接出兵参战以后，主张对中国先来点挑衅性的“毛毛雨”，然后逐步升级，诱使中国反击而找到对中国动武的借口。于是便在1965年7月11月开始派飞机侵犯中国云南领空，在 越南的轰炸地区也不断向中国边境方向北移，同时对中越边境、海南岛沿岸和北部湾中国南部沿海的侦察、“游猎”活动和“擦边”武装挑衅事件骤增。为了准备出兵入侵北越和准备同中国交战和打核战，约翰逊于7月27日作出了“在东南亚进行更大的战争”的决定，并更多地向越南增兵，到1965年年底时，侵越美军已 从1964年年中的8.1万人，猛增至18.43万人。
     1966年1月，美国进一步把主要军事力量从欧洲大西洋地区转到亚洲太平洋地区，把战争矛头直指中国。这正如美国《幸福》杂志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中所说的：“若干月来，美国正在以变得几乎惊人的规模把它的军事部队中的主要力量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美国的军事机构从一个面对俄国的、 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中心的战略，正在转变为一个面对中国的、以夏威夷为中心的战略。”“紧急调往太平洋的部队在大多数方面比十年多来美国为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在欧洲保持的部队强大得多。”美国希望日本扩军备战，“最理想的是，在若干年内，日本连同南朝鲜、台湾、泰国和南海的英联邦伙伴在东北部结成一 个重要的弧形，成为对赤色中国周围形成的新月形遏制圈。”［注34］
     刚过两个月，即1966年3月，约翰逊下令对北越的轰炸进一步升级。5月，美国开始直接向中国打上门来，派战机击落一架中国飞机。8月，美国战斗机又炸沉炸伤中国货船各一艘，炸死中国船员9人，炸伤7人，而且美国轰炸机对位于河内市区的中国大使馆也发射了空对地导弹。到1966年底时，侵越美军已由1965年的18.43万人，猛增至38.35万人，平均每月增加超过1.6万人，而也正是这一年毛泽东在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六、毛泽东说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

    中国始终在密切注视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和对越战争的发展动向。对于肯尼迪上台后向南越增兵搞反游击战的“特种战争”，人民游击战争的创造者毛泽东是很注意的。以后他曾对斯诺说：肯尼迪“提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就是对付这个的。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文章，这可能是真的”。［注35］
     毛泽东对肯尼迪在1963年10月下令从越南撤军和为了扫除撤军障碍在11月1日策动杀掉吴庭艳兄弟的政变，也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应该是欢 迎的。
    但在即将结束越战的关键时刻肯尼迪突然被暗杀，这是毛泽东和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是没有想到而极感突然和震惊的，因为这个突变将关系到肯尼迪的继任者是继续贯彻实行肯尼迪停止越战的决策呢还是相反，而这将决定中国的安与危，毛泽东和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然而不幸的是，依靠肯尼迪的死才得以继任的约翰逊政府却是反其道行之，不仅背弃肯尼迪的撤军计划和命令而急剧向越南大量增兵并轰炸北越，扩大越南战争，而且还把战争矛头直指中国，甚至准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这使中国受到了美国进攻、尤其发动核战争的严重威胁和巨大危险，不能不引起毛泽东最大 的重视和忧虑。
     其实，还在肯尼迪上台后不久为了阻止中国“南下”而向南越增兵搞“特种战争”时起，毛泽东就不安起来。以后肯尼迪两次举行对华核战演习，又和苏英签订了意在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三国禁核条约，还策划准备由美国单独派战略轰炸机或同苏联一道各派轰炸机联手摧毁中国西部核试验基地，使毛泽东对美 国要对中国发动战争甚至核战争的预感越发强烈起来。而当时中国经济落后，还没有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尤其还没有研制成功原子弹，这无疑加剧了毛泽东对中国安全的担忧。他再三考虑后认为有备无患，应该防患于未然，对以后可能会发生的战争和核战争要做好打的准备。尤其一定要尽快造出原子弹来，否则对美国的核攻击将只有挨打被毁的份儿而毫无回手之力。这正如他在1955年作出中国搞原子弹的战略决策时所说的：“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在肯尼迪遇刺前两个月，即1963年9月，他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时批语中说的：“如果不在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 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注36］而在此前不久的8月29日，他曾指示国家计委和国防工委关于1964年国防工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以“两弹”为中心，保证原子工业和导弹的研制和生产。［注37］
     正在这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突然在1963年10月3月下令从越南撤军。肯尼迪这个结束美国参与的越南战争而可以避免发生美中战争的选择和决 定，对毛泽东和中国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
     不料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肯尼迪又突然遇刺而使国际风云突变，继任者约翰逊立即改变肯尼迪的欧洲战略重点而扩大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这使毛泽东顿时紧张起来，对战争的准备之事也更重视起来。他在希尔斯曼发表敌视和包围遏制中国的演说后第三天，即1963年12月16日，对负责“两弹”的副总理兼国家科委副主任聂荣臻元帅说：“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注38］对于希尔斯曼的演说，他在12月28日给刘少奇、邓小平、外交部和外事办的批语中指示要对美国的反华政策“采取攻势”，［注39］又在1964提1月12日在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斗争的谈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
     毛泽东这时对尽快研制出原子弹特别重视。1964年1月17日他在接见外国记者和专家时非常自信地说：“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现在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但是总有一天要爆炸的。”［注40］
     1964年6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会议上专门谈到了军事问题，要全党作好备战工作。他提出：“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帝国主义不要怕，越怕越被动，有了准备，就不怕；我们要有准备，打起仗来靠中国顶住，靠修正主义(指苏联)是不行的；敌人打进来，我们就可以打出去了，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军不够，不但要搞文，还要搞武，要制造枪；各级地方组织也要抓军事。”［注41］    但是毛泽东知道中国更需要和平。他在1964年6月23日同智利友人谈话时表示：“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注42］所以他对约翰逊如果能像肯尼迪一样从越南撤军而避免再次发生中美战争 抱有希望。7月9日，他对法国外宾说：“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叫美国接受法国的教训，不要在越南打仗了：'我们法国人失败了，你们美国人要打，也要像我们一样失败的。’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注43］
     然而与毛泽东的希望相反的是，美国不仅没有撤军，反而更大的增兵扩战，此时派往越南的美国军队也已达到8.1万人，而且还在8月2日制造了“北部湾事件”。美国国会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败对美国的任何武装袭击，约翰逊便于8月5日开始大规模轰炸北越。中国政府对美国把战争推向北 越的侵略行径于8月6日发表了严厉谴责的声明。

           七、毛泽东说要打仗了  

   “北部湾事件”是美国把越南战争从“特种战争”扩大到“局部战争”的转折点，如果美国对北越继续升级地轰炸下去，就可能会袭击和轰炸中国，由此很可能会引发中国抗击美国侵略的中美战争，这迫使中国不得不做要打仗的实际准备了。毛泽东深知此事件发展下去的这种严重后果，所以在中国政府的声明稿 上批语道：“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注44］ 
    “北部湾事件”以后战争形势开始紧张起来，中国对越南的抗美援助和反美侵华的备战工作也加紧起来。毛泽东在批语“要打仗了”后仅过6天，即1964年8月12日，又对解放军总参谋部提交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作出了“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落实”的批语，并责成国务院组成由李富春为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为副组长等13人的专案组予以实施落实。9月21日，毛泽东又在周恩来要求立即准备进行核试爆的报告上作了“已阅，拟即办”的批示。［注45］10月16日，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核武器，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核国家。
     与此同时，为了应付未来战争和核战争的危险，三线建设也加紧开展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在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原先决定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突出位置，被称为“吃穿用计划”，但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扩大，中国领导层马上改变了这一计划。毛泽东从存在新的世界战争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在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因此决定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6月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式地对空导弹试制成功，7月9日和11日又发射两枚，使全程试验圆满成功。
     接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指出：“要准备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搬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也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三条铁路要抓紧时间修好，铁轨不够，可以拆其他线路的。” “为了防止外敌突然袭击，要改变我国工业和国防建设不合理布局。” ［注46］
     10月18日，即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第三天，中共广东省委对于在美国目前积极扩大对北越侵略战争情况下广东省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向中南局并中央作了报告，该报告提出加速地方军事工业、国防公路和通讯的建设，把前沿工业内迁到三线，做好物资仓储工作，加速农业、山区经济和文教卫的建设 等。毛泽东立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罗瑞卿，要求各省“也都讨论一下自己的三线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极”。［注47］ 
    11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央军委抓战备落实、修改全军作战计划的报告上批语道：“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件可一阅，这是件大事。请你们注意军事，不要把它忘了。”［注48］可见毛泽东对备战、作战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可见刘、邓、彭在毛泽东批语以前几乎把这件备战、打仗的大事给忘了。
     为了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尽快增强国力军力，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会，确立了“四化强国”建设路线。而这时随着越南战争向北推移，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越加严重起来。1965年2月18日，麦克纳马拉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词时说：“中国今天是美国的主要敌人”，“我们打算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党中国”。而许多美国报纸声称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那样的“庇护所”，美国军队对得到中国支援的北越军队将实行“穷追”，在作战中将不承认“任何武器限制”，言下之意是可以对越南和中国使用核武器。
     1965年4月9日，邓小平写了一份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稿，该稿要求全党县委以上干部加强战备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发展，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争引到我们国土上来；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 我们的国土上作战；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毛泽东于第二天即4月10日就批示：“已阅，同意。” ［注49］ 
    紧接着，中共中央于4月12日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鉴于美国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中央认为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 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一个月后，即5月14日，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月21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等一系列指示召开了军委作战会议，并印发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的指示纪要，该纪要的主要意见是：1、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做好准备，迫使敌人不敢轻易来打，争取推迟战争，甚至使战争打不起来；2、 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等。毛泽东在四天后作出批语：“此件已阅，退林彪同志。所提各项意见，都同意。”［注50］6月2日，毛泽东又对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份内部材料批示道：“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是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 作。” ［注51］而一个多月后，即7月11日，美国开始侵犯中国领空、对北越的轰炸北移，对中国的侦察、“游猎”活动和擦边挑衅事件骤增，约翰逊又于7月27日作出了“在东南亚进行更大战争”的决定，美国针对中国的战争已经越加临近了。
     为了避免真的发生中美战争时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和在战时有足够的后勤供给能力及安全保证，国家计委在8月21日召开了搬迁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搬迁工作必须立足于对付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要坚决地快搬、早搬，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国防尖端项目要分散、靠山、隐蔽。从这时起，全国有必要 迁移的企业、单位、工程科研项目和人员等的搬迁工作和三线建设便紧张全面地开展了起来。
     为了搞好搬迁工作和三线建设，毛泽东约同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在9月25日亲自请彭德怀出山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他对彭说：“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注52］ 
    1965年9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国家计委又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 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要求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地区，强调指出将“三线”建成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坚定的态度，就会犯方针性错误。
    1965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又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战备。
     为了准备战争，加强中央军委的作战指挥能力，毛泽东于1966年1月8日又将叶剑英、徐向前、刘伯承等老帅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此时，十大元帅中除了罗荣桓元帅已去世、朱德任人大委员长、彭德怀在三线外，其余七帅全为副主席了。

        八、中国全力援越抗美 

    “北部湾事件”也是中国援越抗美的转折点。当新上台的约翰逊一反肯尼迪结束越战决定而转为扩大越战以后，中国政府经越南政府要求给予了一些援助，在肯尼迪被刺到1964年4月27日的五个月内，中国根据《中越协定》帮助在河内以北地区修建铁路、公路项目达100多项。当美国在当年8月2日制 造“北部湾事件”并开始轰炸北越后，使原先只限于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一下子扩大到越南全境而成为“局部战争”，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则形成了越南全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但美国的狂轰烂炸也使北越损失惨重，削弱了对南方反美游击战争的支援，减弱了南方人民武装的战斗能力；另则美国为了阻断中国援越，很可能会出兵登陆北方，并可能会侵犯中国，于是很容易发生中美之间的武力碰撞。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必须加紧备战，防美侵华，准备打仗；另方面则要更大的援越，使北方能够依靠中国顶住美国的轰炸，并且有能力阻止住美军的登陆，也使南方武装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北方和中国的支援而继续顽强抵抗，把美伪军拖住在南方。因此在“北部湾事件”以后中国也就全力声援越南抗美，并大大增加了对越南的经济军事援助。
      在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并在8月5日开始大规模轰炸北越后，中国政府马上在8月6日发表援越反美的严正声明表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不会坐视不救！”8月8日，北京举行百万人声援大游行。8月10日北京又举行10万人盛大集会，周恩来总理出席了集会。10月16日，中国爆炸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极大地震动了正在逐步升级、扩大越战的美国。1965年2月上旬美国实施扩大对北越轰炸的“滚雷行动”。2月8日至10日，北京有300万人集会示威抗议，到12日全国共有1100万人走上亍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与北京军民一道声讨美国的侵略罪行。中国政府声明：“中国将给予越南一切必要的物资援助，还准备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已的人员同越南人民共同战斗。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可靠的后方。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民族牺牲，竭尽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注 53］ 
     当美国继续扩大对北越的轰炸和侵犯中国领空领海，以及美国军队在3月8日登陆南越岘港参战后，中国政府在3月10日又发表了措词更加强硬的声明：“中国人民不怕这一套。我们是有准备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进行到 底。”接着周恩来总理通过巴基斯坦阿尤布•汗总统传话给美国总统约翰逊：“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不论它来多少，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弹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注54］ 
    中国除了在政治上、道义上对越南的抗美战争进行全力支持的声援和承诺外，在物质和军事上也给了更多的援助。还在肯尼迪搞“特种战争”时，刘少奇在1963年5月访越期间就对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说：“我们同你们是站在一起的，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约翰逊取代肯尼迪扩大越战后，毛泽东在1964年6月对越军总参谋长文进勇表示：“我们两党两国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你的事。就是说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而在1965年4月7日，即美国直接参战前两个月，胡志明等越南党政军领导人相继来华要求扩大援越规模，毛泽东对他们说：对越南的援助“我们只有一条，有求必应”。因此中国对越南援助要求尽量满足，还派去了一些工程兵和防空袭高炮部队。4月12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援越抗美。4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援越部队。为了震慑美国，中国又于5月14日爆炸成功了第二颗原子弹。［注55］
      6月8日，约翰逊宣布美国直接出兵参加越南战争，越南领导人紧急要求增加援助，中国在第二天即6月9日正式出兵援越，将三个支队、两个高炮师、一个高炮加强团和三个公路支队的援越部队秘密进入越南北方助战，并增加了物资援助，这使北方能够及时抽调大批部队和青壮年开赴南方抗美战场。6月25 日，毛泽东在长沙与胡志明会见时说：“咱们一家人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不要客气。”［注56］ 
     约翰逊对中国支援修复了越南补给线并把大量军队和给养运送到了南方极为恼火，虽然在中国两次爆炸原子弹和对越出兵支援的威慑之下不敢入侵北越，却扩大了对北越的轰炸，企图阻止中国援越。但中国兑现承诺，源源不断地给于越南大量援助，为此中国政府和军队专门成立了由21个部门单位负责人组成的援越协调机构，由杨成武、李天佑两位上将担任正副组长，另由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等人组成专事援越的领导小组。到1965年年底，中国半公开赴越助战的 各军兵种部队已达10万人。［注57］

         九、美国扩大越战欲打中国和中国无限援越准备应战的战争升级必会导致中美之战和两国核战

     从以上所介绍的这场由美国直接参战和中国援越抗美的越南战争历史事实，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战争特征和因果关系：

     1、已下令从越南撤军的肯尼迪总统突然被暗杀，是约翰逊能够上台并推翻肯尼迪撤军决定转而扩大越战的起因。如果肯尼迪没有被暗杀，或刺杀未遂，健在无恙，或只伤未死，依旧可以行使总统职权，那么他的从越南撤军计划和命令就会得到坚决的执行，并会如期实现，这场由美国参与的越南“特种战争”就 不会再继续下去，而会在1965年年底结束。于是约翰逊依靠肯尼迪之死接位和扩大越南战争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中国全力援越和出兵相助之举也不会出现。越南即使还要打的话，也只会是一场越南人自己进行的国家统一战争，或是美国的代理人战争，中国则可以按照三届人大确立的“四化强国”建设路线安安心心地搞自己 的经济建设，毛泽东也就不会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2、约翰逊扩大越战的升级速度很快，增兵规模很大，从他接任总统后第三天开始向南越增兵，到1964年8月初以“北部湾事件”为契机将在南越的“特种战争”扩大到全越南和印支半岛的“局部战争”，再到1965年6月8日宣布美国直接出兵参战而把越南印支的“局部战争”，扩大到准备对中国发动 常规侵略战争和核战争的全局性“一个半战争”，整个过程只用了短短一年半时间。而且不论北越如何多的支援南方抗战，中国如何增加对北越的援助，甚至出兵帮助，都无法阻挡美国扩大战争的汹猛势头，反倒是北方支援南方越多，中国对越援助越大，美国对越战的扩大升级就越快越凶；

     3、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转机将“特种战争”提升为“局部战争”，然后又准备发动对华核战争，这种针对中国的升级扩战行动，迫使中国加紧发展经济和“两弹”，加速三线建设和搬迁，提前造出原子弹和全面备战、准备打仗，并且大规模物资援越。在美国严重的战争和核战争威胁下，中国不可能不做反 侵略战争和核战争的防备和实战准备，也不可能不去援越抗美、保家卫国；

     4、美国继“北部湾事件”轰炸北越以后，又在1965年6月8日直接出兵参战，把战争和核战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是导致中国出兵援越的转折点。从这时起，中国开始向越南派出大量援越部队帮助抗美。美国不断地扩大越战，并且直接出兵参战并准备同中国一战，迫使中国为防美侵华也出兵助越，准备应 战，为此双方都在加速对越南大量增兵。中美两国的这种战争势头都在“水涨船高”地步步升级，难以停止，照此发展下去，这场越南战争很有可能真的会由“局部战争”升格演变为第二次中美战争和美国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世界级核大战；

     5、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已经作出了“要人有人、要物有物”、“有求必应”、“尽力援助”的无限承诺，这也就把中国同这场越南战争紧紧地捆在了一起，使中国必须要为这场战争付出一切。于是美国在越南的仗打得越大，它的增兵越多，越南要求中国包括出兵在内的援助也会越大越多，并且中国必须听命于越 南狮口大开的无止境索要，无条件地给它无偿和无限的援助：它需要，就得给；要什么，就得给什么；要多少，得给多少；要中国出兵去同侵越美军公开直接地打，中国军队必须去打；如果美国要对越南实施核攻击，在越南的要求下中国也必须对侵越美军实行核反击等等，这一切中国都无法推辞。因此中美在越南正面相碰而发 生战争，进而发展成为两国核战争，看来是难以避免的；

     6、美国之所以要如此急迫地扩大越战，甚至准备对中国发动核战争，是因为越南有中国“有求必应”的全力援助。南方人民武装通过北方可以得到中国武器装备后勤给养源源不断的充足支援和补充，北方不仅能够得到中国大量的军需物资和工程援助，还有中国军队帮助防守，所以可以向南方增调大量正规作战 部队和抗美人员。这就使南方的抗美战争打得越来越大，美吴军的伤亡损失越加严重，美国国内的反战斗争也越发激烈。于是，美国要想取得越战的胜利，只有阻止中国的援越行动，切断其援助通道，加强对北方的轰炸和对中国的战争挑衅，以便准备与中国援越军队大战一场。但是朝鲜战争的教训使美国知道，仅用常规战争手段无法战胜中国，只有对中越军队和中国本土发动核攻击，把中国打瘫打垮，尤其要摘除它的核武力量，使它不仅无力援越，而且也自身难保，才能战胜南方越共、占领北方、打败中越联军和入侵中国，也才能压住国内的反战浪潮。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只要对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有求必应”地无限援助下去，中美军队在越南 战场相碰交战和美国对中越发动战术和战略的核进攻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十、促使美国准备提前对中国发动核进攻的更重要原因是苏联对欧洲的趁虚而攻

     但是促使美国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甚至准备提前举行这场战争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苏联的作用。

     苏联从1958年11月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时起，依仗自己具有洲际弹道导弹“快而远”核打击优势和空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逐步升级地向美国和西欧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战略攻势，迫使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难以招架，畏惧退让，步步被动。直到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时 才被采用“灵活反应”战略的肯尼迪总统所逼退，迫使苏联对欧美的攻势战略转为守势战略。而肯尼迪为了继续将苏联遏制住，不使它再对欧美发动攻势，便决定从越南撤军，转兵西线，以集中力量实行对付苏联的欧洲重点战略。而在美苏争霸中暂时失利的苏联此时也需要利用自己的守势处境忍辱喘息，继续扩充常规和核武的 军备实力，等到恢复过来以后再与美国作较量争夺。

     不料古巴导弹危机刚过一年，苏联的克星肯尼迪突然遇刺而死，继任者约翰逊竟然立即违背他的欧洲重点战略而放过苏联，转为对准中国的亚太重点战略，不仅取消撤军令，反而向越南大举增兵扩大战争，并还准备对中国发动常规战争和核战争。而中国在“北部湾事件”后立即全力援越抗美，迫使美国只得继续 扩战以挽救败局。这样一来中越也就把美国拖住在越南和亚太，使它无法西顾欧洲，这给正担心被肯尼迪欧洲战略继续压制的苏联来说，真是帮了个大忙、

     到1964年10月时这种对苏联有利的战略态势已经明朗起来，这使苏联正好可以利用美国被陷在越南无法脱身而造成欧洲方面力量削弱空虚的机会，依靠自己又已得到扩充的常规的和核武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地全面控制东欧各国，然后再把对欧美的战略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去进军欧洲。于是勃列日涅夫便在 1964年10月14日用政变手段推倒赫鲁晓夫，以便适应苏联对欧美战略由守转攻的变化需要。两天后的10月16日和1965年5月14日中国两次成功核试爆，以及1965年6月中国在美国直接出兵参战后也出兵北越助战，表明中美之间都在战争升级，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对抗。而只要中美战事一起，美国就更不可 能从越南摆脱出来，这给苏联攻欧也更加有利。然而对美国来说，到1965年6月时因为直接参战招来了中国的出兵援越，使自己深陷越南战场而不能自拔，已经 无法再抽兵西调去抵挡苏联了。

     那么怎么办呢？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提前发动对华核攻击，把中国和越南打瘫打败，然后再抽出身来转兵欧洲去对付苏联。

     具体地说就是，美国将侵越军队继续大幅增加，并加大对北越的轰炸和对中国的战争磨擦，以便打败南方越共，炸垮北越，吓退中国，阻其援越；或以南打北炸和对中国进行核战威胁，迫使中越软弱下来接受和谈，以使自己可以抽身转兵阻止苏联西进。如果都不能奏效，则就干脆挑起美中军队在越南或在朝鲜正面交锋，引发两国战争危机，趁苏联正要对欧洲转守为攻的当儿，突然对中越军队和中国本土核基地、大城市等战略要地实施大规模核攻击，一举将其炸垮，并趁势占领北越和入侵中国，然后迅速转兵欧洲，逼退苏联；这实际上是一种“防后先除前”的打法。因此，约翰逊政府对中国的核战争随着苏联对欧洲由守转攻的战略变 化，正在加紧准备之中。

     1968年8月21日，苏联突然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这是苏联开始将对欧美的战略转为攻势并准备以东欧各国作为向西欧进军的前沿出发阵地的一个信号。对于苏联这种企图趁虚而攻、抄美后路的战略行动，美国在苏联侵捷一个多月后的1968年10月，举行了代号为“高跟3”对华核战演习。这次由 太平洋总部、战略空军司令部、联邦航空局和反导弹武器系统司令部等联合进行的对华核打击演习，设想以朝鲜战争为导火线，诱发中美直接交战。在进行了一段常规战争以后，在太平洋游弋的美军核潜艇首先对中国大陆发射射程为2800公里和核弹头当量为100万吨级的“北极星”战略导弹。然后采用肯尼迪时期制定的“高根1”和“高根2”计划中的作战方案，对中国大陆实施全面核打击和常规进攻，摧毁其重要战略目标，并从越南、台湾、朝鲜攻入中国大陆。而美国在苏联侵捷后不久在亚太举行这次对华核战演习，其目的就是为了抢在苏联进攻西欧之前打垮在越南和亚太拖住它的中国，以便为赴欧挡苏提早除去后患作好实战准备。

     由此可见，如果中国在美国向越南急剧增兵扩战之时也“采取攻势”地相应迅猛增兵应战，并真的引发中美两军在越南正面战争冲突，美国为了尽快摆脱困境抽兵去对付苏联对欧洲的进军攻势，必定会提前发动对中国和越南的核进攻。

                     十一、中国能打赢这场来自美国进攻的核战争吗？

     既然这种战争趋势发展下去必然会引发美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地面入侵和核进攻，那么中国能否打赢这一仗呢？答案应该是，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和战果，如果仅是一场常规战争，中国同越南人民一起战斗，完全能够取胜；但如果发展成为美国主动进攻的核战争，中国和越南都会遭受核战争浩劫，其常规战争的 胜利成果也会化为乌有。一句话，中国无法打赢这场核战争。这是因为：

     1、中国为了援助越南抗美和抵抗美国的核进攻，在1964年10月16日试爆成功了原子弹，在当年年底和1965年年初的三届人大上又确立了“四化强国”建设路线，这使中国经济得到强劲的发展，国家实力大为增强，于是随着越战的进一步升级扩大，中国对越南无限承诺的物资援助和出兵相助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越南的无限要求下也必须“水涨船高”地随之加大。这样也就会把中国的建设成果和主要国力都要支付在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援助上而成为战时状态，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必会因战争负担太重而被拖垮，如果美国再要进攻中国和发动核战争，中国将无力承担；

     事实也是如此。根据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越南经济》一书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向越南提供的军事、经济、外汇等的援助和无息贷款总数超过200亿美元，其中包括足够装备200多万人的陆海空军部队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339个建设项目，177万支枪支，3万门大炮，810辆坦克、165架飞机、177艘舰只等等。越南南方部队身上穿的衣服，手中拿的武器，基本上都是中国提供的。［注58］而这还是因为进行文化大革命使经济下降削弱和中美没有在越南发生战争冲突的情况下给予的，否则对越南的支援将会随着国力增长而会更多的增加，中国的负担将会成倍的加重而难以支 撑；

     2、美国是世界第一的经济军事强国，拥有庞大而超强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力量。美国在日本、韩国、冲绳、台湾、南越、菲律宾这个对中国“新月型包围圈”弧形线上有许多可用来发射和投掷核武器的军事基地，在亚太地区部署配置了数千枚大当量核弹，而且还在太平洋的硫磺岛、父岛和日属小笠原群岛上 部署和储存了核武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准中国的。它的航母和核潜艇可以驶抵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抵近核攻击，中远程导弹也能够轻易击中中国任何目标，并且可以连续发射，摧毁力极大，而它又做好了对越南、中国发动核打击的实际准备。

     中国在解放后经济建设的成就巨大，在三届人大“四化强国”路线后使国力大增，但与美国相比，仍然十分贫穷落后，两国的经济军事力量相差太为悬殊。中国虽然已经有了核武器，但到1965年5月14日也还只试爆成功了两枚低当量原子弹，不仅数量极少，并且还没有研制成功氢弹。尤其严重的是中国的 中远程导弹这时也还没有研制成功，所以实际上是处于“有弹无枪”不能进行核作战的绝对核弱势状态。这种同美国的差距犹如“小孩同大人打架”，也如毛泽东曾说过的是“乞丐与龙王比宝”。如果美国很快就要动手的话，中国将无力相抗，不仅会遭到毁灭性的核扫荡，而且刚刚起步的核力量也会被彻底摧毁而荡然无存，再 想打败美国和伙伴的常规入侵也不太可能了；

     3、美国扩大越战的速度很快，到1965年年底侵越美军人数已达18.43万人，1966年增加了一倍，达38.35万人，1967年增至48.56万人，［注59］到1968年2月，侵越美军地面部队达9个师、4个旅，2个团，106个作战营，总兵力接近55万人。［注60］而1967和1968两年都是在中国因文化大革命减少了对越援助后增加的，否则美国的增兵数量肯定会大大超过这些，1967年可能就会达到70多万人, 1968年会有百万人，1969年将更多，可能会超过百万，其战争规模也会越来越大。中国因国力增加和越南不断请求增援，也会相应增加援助，1965年年底为10万人，1966年为20万人，并且于当年年初发射成功地对地中程弹道导弹，又于7月1日组建可以打核战争的战略导弹部队，即二炮部队。1967年时中国援越军队已达32万人，［注61］而且众多正规野战部队还没有出动。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7年和1968年派往越南的参战部队也绝对不止30多万人，可能也会达到百余万人，各种军需和民用物资的增援也会多出很多倍。而此时苏联则可以充分利用美中在越南互不相让, “水涨船高”的“鹬蚌相争”，也会做好对欧洲的攻势部署准备大举西进了，因此侵捷事件也许在1967年时就会发生。

    苏联的对欧的这种守攻转变会使美国更加着急，为了尽快从越南脱身赴欧顶苏，在苏联侵欧之前必须打掉中国，因此对中国的常规战争冲突和发动核战争的日期也就会越加临近。这样估算，最多到1968年和1969年前后，美国这场对中国的核战争就可能发生，而这距离1966年只有二、三年的时间。中 国要想在这短短二、三年时间里使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在远程核力量方面达到能同美国相抗衡的地步，甚至要达到在遭到美国大规模报复第一次战略核打击之后还能保存大量有生核力量，并能立即恢复过来，对向美国在亚洲各地的基地和它本土实行大规模报复性核反击，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中国已经失去了像过去斯大林苏联可以抢先发展和隐蔽建设的时间和机会，已经来不及抢在这场核战争之前使自己强过美国了；

     4、在五十年代初期刚刚建国又极为贫弱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够打败美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得到了斯大林苏联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形成了中国在战争第一线的对朝直接援助、苏联在第二线的间接援助的反帝战争支援模式，迫使美国害怕苏联参战而不敢扩大战争于中国本土，更不敢 对中朝使用核武器，只得认输签字。然而这次的越南战争的情况却就不同了，自从赫鲁晓夫大肆反华反中共而使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苏联不仅不支援中国援越抗美，反而在利用中美冲突甚至中美战争来为它的攻欧战略服务，这使中国处于单打独打没有外援的打的困难境地，大大增加了援越抗美战争取胜的难度。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如果继续无限援越下去必会发生中美核战争，而中国又无力胜任这场战争，不仅肯定会被无限援越所拖垮，也肯定会被美国的核 进攻所打瘫。

           十二、毛泽东知道只有停援撤军退出越战实行战略退却才能避免美国对华核战争

     然而之所以会发生中美战争和核战争，以及中国为什么打不赢这场核战争，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中国没有核反击能力的情况下，却对美国“采取攻势”战略，即采取无限援越、出兵助战、甚至不惜同美国打核大战的进攻性战略。这种做法显然超出了自己的实力和能力，以如此弱小之力去和如 此强大之敌死拼硬打，没有不会失败的。

     将要被强敌进攻之弱敌，不是知己知彼、先见之明地提前采取避敌进攻的战略防御或战略退却，反倒不顾自己的微弱之力去帮助友军向优势之敌作主动应战的战略进攻，直到自己也要被拖入战争，实乃是兵家之大忌也。如此英勇而又冒险地加大进攻冲击，不是会像二次大战德国侵波时波兰骑兵汹涌急奔冲向德军坦克，挥舞马刀劈砍钢铁堡垒那样悲壮惨烈地全军覆没，就是会因寡不敌众、退到绝路、血战到底而尸横遍地、完全失败，这是无庸置疑的事情。这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对于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 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向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注62］“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受到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傻子。”［注63］

     因此，作为世界顶尖级军事战略家、以弱克强“毛泽东兵法”的创造者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来说，为了自己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而免遭核战争的灾难，也为了越南人民抗美战争获得真正的胜利，不去当这天下“第一号傻子”，是不能再去走这条力不能胜、将会祸及自己和盟友的战略进攻路线的，而是应当认清 敌强我弱并将要受到强敌毁灭性重击的严重发展趋势，必须“避其锐气”，来一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也就是必须实行战略退却路线，也就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打不赢就走”，“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强敌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会危及到军力的保存。”“已经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拒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时候，这时的任务就是努力脱出这种被动。如何脱出法，须依情况而定。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方 法。”［注64］

     因此，在美国发动对华核战争之前中国必须要将战略进攻路线改变为战略退却路线，尽快纠正对越南“有求必应”承诺的包办式无限援助政策，将它转变为有条件的间接有限援助方式，并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对抗性外交转变为避免对抗和战争的和平外交。趁自己还没有完全被卷入这场战争之前尽早减援或停 援，撤出援越部队，退出越南战争，以避免同美国在越南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尤其避免引发美国对中、越的核进攻。

     毛泽东更是知道，1966年对于中国来说，是继续实行战略进攻路线还是改变成为战略退却路线的关键时刻，中国这时已经处在既可以通往战争和核战争“地狱”之路的入门处，又可以迈向避免战争、转危为安“天堂”之途的进门口。究竟何去何从，就要看毛泽东率领中国怎样去走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不会去冒险进攻而是会选择避免核战争的战略退却之路的。

                          十三、毛泽东难把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退却

     但是如果对1965年年底和1966年年初的越战形势稍加分析的话，却可以发现，以上所述的减援停援撤军避战的战略退却，此时中国已经难以 做到了，其原因是：

     第一、自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先冒险主义后投降主义地向美国作了屈辱性妥协退让以后，支持和支援世界上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压迫和侵略的反帝反殖重任也就落到了中国的肩上，中国成了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反美的中心和依靠。因此中国对于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发 展中国家的反帝斗争必须给予全力的支援。这正如周恩来总理在1965年3月通过巴基斯坦阿尤布•汗总统向美国约翰逊总统捎话所说的：“如果亚、非、拉和世界任何国家遭到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予支持和支援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反抗，战斗到底。”［注65］而中国由于实行“四化强国”路线，已使国力日增，现在越南遭到了美国侵略，中国不仅对越南作了“有求必应”援助的坚定承诺，并且也已经提供了与国力增长相适应的大量物资、金钱和军事援助，甚至出兵相助。因此，如果这时突然收回已经不可能反悔和违背的援助承诺而失信于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肯定会被认为是一种害怕美国、惧怕战争、放弃反帝斗争、失信于天下的“背信弃义”，甚至是“背叛”，必会遭到越南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和阻拦，也会为全世界天下人所唾弃，中国必会信誉全无、威信扫地而陷于彻底孤立，所以中国不能也不敢停止援越和撤出军队； 

    第二、美国正在加速扩大越战，越南人民、军队和南方武装正需要更多的援助来进行这场反美战争，如果中国这时因为自己要避免战祸而突然撤援退兵，越南又没有别的大量外援可以补充，这必会大大削弱越南的抗美战争。同时也会使美国发现中国因惧怕发生中美战争和核战争而先行避开的战略退却意图，不仅会趁势加大对越南的进攻，使越南处境更加艰难，难以取胜，而且欺软怕硬的美国还会趁软而击，加剧对中国的战争挑衅和武装侵犯。很显然，中国绝对不能让越南的抗美战争失败，更不能让“唇亡齿寒”的事情发生，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诺言，继续抗美援越；

    第三、在朝鲜战争时，斯大林在全力发展苏联经济时就早已清醒地认识到敌强我弱、弱军不能主动攻强的态势，所以从一开始就对朝、中实行了间接有限秘密援助的政策，甚至推动中国去打援朝抗美的头阵而使苏联避担责任。在对外关系上苏联对美国和西方也早已和平相待，没有卷入到朝鲜战争中去，处于第三者的主动地位，从而避免了同美国和西方搞坏关系和战争对抗，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对朝、中要取消无限承诺援助和介入战争后再退出来的问题。可是中国这次对越南已再三重申无限援助，也已在实际上卷入了这场越南战争，而中美之间处于敌对状态而没有外交关系，美国已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因此也不存在可以采用对话谈判来解决中美之间的战争危机。此时中国在国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如果减援停援和撤军，不仅会遭到越南和世界的反对，也会引起美国的怀疑。美国会认为这是中国因 还不强大而在作暂时退却，以便收缩战线避免战争，尽快发展强大，为以后同美国打核大战作好一切准备，这反而会促使美国加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甚至提前对中国发动核战争，不让中国实行撤援避战的战略退却；

    第四、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对美国的对华核战争究竟是实行战略退却还是采取战略进攻的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发生了严重的军事政治战略路线的分歧。刘少奇主张坚持战略进攻，甚至要联合苏联与美国大战，这使毛泽东更加难以使中国对美国的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退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