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革？到了国外我才知道，这文革在这儿是狗皮膏药，万金油，包医百病。君不见，这大陆来的一有什么事儿影响“模范少数民族”的形象，贴上一副“文革遗毒”，划清界线。最后连在饭馆里碗刷的不好，也叫“文革遗毒”。就好象这些老板和中国问题专家们在文革里“深沉”过似的。拿两张粮票布票肉票豆腐票酱油票来让你们认认，花不死你们。
咱是吃粮票，穿布票长大的“狼孩”，中毒太深。写下几个俗事，记录一段历史。省得这些文革历史都被学者们深沉掉了，独昧儿了。搞得我们的自己阶级兄弟也不待见我们。
“肉麻”开始……
课外
文革是大人的事儿。大人的忧虑能传给我一点，但我既没有“铁梅要挑上八百斤”的气概，也没有自小就忧国忧民的爱好。山不转水转。一巴掌扫进山沟照样过日子。那时候作业少，时间多，玩的也多。一个月前，这网上几哥们儿凑的游戏名大联唱，那叫一个花。文革的学制短成“五、二、二”。尽管毕业后前景淡然，但那是明天的事。今日拍三角，明日扛锄头，两者并不矛盾。不过我们也有惨的时候。大人为了解救我们将来的痛苦，把它给提前了。一把提琴塞到脖子下，脑袋搬歪了，拉，拉什么“骚拉稀拉稀拉稀”（《白毛女》主旋律）。我说妈耶，您也不看看您孩子是什么悟性，仨月过去了，哥们还只会“拉稀”。终于，提琴给转让了，那时真体会到什么是解放的感觉。也有悟性好的哥们儿穿上二尺半，进了“前卫”“战友”。那时也真有能人，用自行车链条、铁丝、皮筋儿来做一把打火枪，流传全国。那设计之巧妙，拿美国来也保不准能得什么“西屋”奖。
每一代人都有这代人特殊，就像现在的儿童向你乐道他的电子游戏达到的级别，和我们的上一辈讲述他们怎么跑鬼子的经历。但请别把我们说成是昏天黑地的无赖。
时装
文革的时装非军服莫属。红卫兵最初流行的是暗黄洗得发白，人字呢的那种，有肩章襻的更牛。板儿带一系，像那么回事儿。后来时兴草绿色的，就是毛主席上城楼那种。这草绿一定要正宗，如从街上扯块布来，一准儿是鸡屎绿，草绿色除了被服厂其它地儿没有。后来这正规军军服也改了。海军一身灰，空军上绿下蓝，陆军一身绿。文革票纪念建党五十年的三联张《阔步前进》中的一枚上就有三军的军服搭配。海军服７３年左右又改回深蓝色有飘带的水兵服（不开“大门”的那种）。据说其中一个原因是海风太大、太凉，从大门吹进去吹坏战士的“德胜门”。
军服的流行后来是因其质地好，当街上“的确良”还倍儿贵的时候，军服夏装已推行的确良了。真另人羡慕。能价拨上一件既体面又实惠，还招贼。
最值一提的是军帽的流行，某一时期，抢军帽如同拧铃盖儿一样流行。痞子如没一顶军帽戴着，跌份，小哥们儿看不起。军帽为什么好呢？边硬顶深！可塑性强。街上卖的都是钱广那种“侉”帽，跟脸盆似的。
文革后，７７年街上流行了一阵将校呢大衣。那是“贵族”身分的象征。这时候，街上的纯毛毕叽的质地和颜色都可乱真，但赝品还是明显不一样。原因？苏联红军裁缝大哥的功夫不是谁都学得像的，背后潇洒的三个褶子不好学。
学校教育
文革后期的学校并不全是“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的地方。我上的第二所中学５０个人的班就７个“商品粮”。由于学制的缩短和苏南农村人多地少，加上其它的原因，客观上形成了普及教育的效果。试想一个人七岁上学，五二二学制初中毕业才十四，假如生产队不缺劳力，你个半大小子回来了反而添乱。我们初中升高中时，全班只流失了不到十个年龄实在太大的（十八九）的同学。（学校的目标是１００％）。生产队对高中生有一定的好处，以后有时间会讲到。如果你看到今天苏南乡镇企业的兴旺，也许这与百分之八十的高中升学率对人口素质的提高有一定的联系。你可以说我们学习质量差。我们也知道单缸四冲程柴油机的工作原理。回队上开“狗扶”跑运输有用。我们也知道氨水为什么烧手。我们也知道电动机有三角和星形接法。我们也知道离心泵扬程高，轴流泵流量大。我们也知道母猪如何配种，果树如何嫁接，小麦锈病如何防治。我们更知道１０５９威力大，想不开喝一点就够，比乐果好用。当然学校不是天堂也有阶级斗争。上课没劲了，从后门溜出去打球是常事。（我们只有平房，方便。）
故事：一天上物理，老师教如何接电灯，提来一块板上横排俩灯泡（并联或串联）放讲台上。趁老师转身上黑板写字，第一排的猴儿迭了俩三角给灯泡戴上了。全班哄堂大笑。几年以后，我在这艺术馆里见到一模一样的“作品”。俩灯泡，一胸罩。我就纳闷了，我们班猴儿怎么跑这美国当“大师”来了。
公社
我将要说的公社仅限于我的第二个中学附近，不代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
我相信自然经济学，富的地方怎么都富（喝凉水都长膘）。穷的地方永远是“老革命根据地”。我们队里每年分红一个全劳力３００多，一家一千多不希奇。你城里人有什么？二级工一个月３６３毛拿了十年不带涨的，还要买米买面买菜。
这公社为什么这么富？这里地少人多，有相当一部份的农村人口在工厂作“生活”。说来不稀奇，工厂里是“正式工看，农民工干”。厂里愿意让农民干，老实，生产效率高，不用付劳保。农民也愿意有活干，不用下地也计工分。这部份农民一般要有中学文凭，这是厂里的要求，这也是学生愿意读高中的动力。地里留一小部分劳力种地。每年三季，小麦（或油菜）一季，外加两季稻子。这是应付上级的，不指望它赚。剩下的就养鱼、种菜、养蚕、开“狗扶”跑运输。这一年三百的收入不吹牛吧。
我认为，现在苏南乡镇工业兴旺起源于那时。那时的工厂培养了一大批的熟练农民工人，一旦允许他们自己办厂，简直就没任何技术问题。别割断历史看问题，把一切都归功于开一个会，两个一号文件。没技术，还是没戏！
生活
文革时代票证多。我呆的最惨的地方除了空气和水不要票什么都要票。居然有盐票、酱油票。一个不常被人提起的票叫“工业品券”。北京早年流行过。有嘛用呢？顾名思义凡是工厂出的都有可能要。四分之一张买一双尼龙袜。十几二十张买一自行车之类。二十几张如同天文数字，如同老美的信用卡５％用于卖汽车，攒到猴年才够一辆车钱。
生活的好坏因地而宜。先控诉坏的。就说那酱油都要票的地方，就是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寸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除了粮食就是什么也没得吃（还好有商品粮可吃），初来乍到，什么也不懂，不适应。过了一个月，发现老师的粉笔怎么越来越粗，晚上怎么什么也看不见。一想不对，志愿军英雄在朝鲜就有这毛病。去医院一查，缺少维生素ＡＢＣＤＥＦＧ。一没青菜，二没太阳，靠什么来生产ＡＢＣＤＥＦＧ，水土还没适应过来呢。这下懂了，挺着脖子喝那腥不拉叽的鱼肝油。好了，晚上能看见了，白天也看不清楚了。一个月损失视力一个数量级。在那地方一有人出差回来就叫带几盒“固体酱油”。这玩艺现在八成都绝迹了，成文物了，哪儿还能买到，咱要忆苦思甜一把。
生活好的时候就数许世友司令的部下和张春桥的部下不对付的时候。江苏的农副产品不再往上海调。那时候，鲜鱼长得不漂亮还不买她呢。到了季节，三毛一斤的淡水螃蟹每天提一打，只要母的。当然，也有不方便的地方，上海搞经济制裁，浙江省的布票可以在上海流通，江苏的则不行。上海的花布还是有吸引力的。后来，不知谁又拨正了革命航向（那时老拨），就没那么好的日子了。
还是那句话，生活的好坏因地而宜。７５年淮河大水有人要饭，８２年大水还是有人要饭。最近这次我不在了，没发言权了。
杂记
前面讲了路线斗争给俺村人民生活带来的好处。现在讲讲给全国人民带来的好处。小时候听人讲“上海表”只值十块钱。咱不信，国家不会这么剥削咱劳动人民。后来也还是江苏帮跟上海帮不对付，抛出了一种“钟山”表，只卖三十。一时间“钟山风雨起沧黄”，全国人民特向往“钟山表”。牛皮了十几年的二百多块的上海表的神话破了。你想二级工干八个月不吃不喝才够买一块，还要票。冤不冤呵。从此上海表的价钱也开始软了。人民也享受到一点路线斗争的成果。“大盗不盗”，有些东西的价钱高到了荒唐的地步，当然，也有一些低到了荒唐的地步。但总体上是征收了巨大的剩余价值来支援世界革命。文革把二十几年来建立的神话一个个地被打破，接班人打倒了，永远健康的死了，万寿无疆的也完了，我们真是一无所有了，只剩下永恒的自己。
神话打破以后，后来在纺织厂劳动，一位不太识字的老工人都算得出她一月的工资，一天劳动就够了。多朴素的劳动人民思想。
开门办学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著名的“五·七”指示。讲文革如果不讲开门办学总觉着差点儿什么。我们上学的一半时间战斗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线。
干农活我最怵的就是插秧，这腰一弯下去，从太阳当顶到太阳晒屁股就没直起来过。收割尽管也弯腰，但那是在不停的运动，好多了。我们因为掌握着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弟，所以我们从来都是就在本地劳动，不用打背包下去，城里的学生比我们可惨多了。我们每天自己到场院集合就行了。干过什么呢？农田里的三季，除了撒农药这种悬活没干过，从头干到尾。副业除了采桑叶，别的没干过。原因很简单，收的不如吃的多。桑葚反正不卖钱，仅我们造。吃桑葚从把内脏头到尾染的一个黑紫。这时候给埋了，保证坟头上都长桑树。
一次去纺织厂劳动，老师嫌我们多余，把我们分来干“杂务”，即搞基建，跟建筑队刨土挖坑，不让进车间。结果，这老师真救了我们。那次进车间的小哥们儿偷了大轴、大轮、小轴、小轮，拿回家去做哑铃，杠铃。“处分”了一堆，连班长都作检查。唯独我们“杂务”清白。谁让你们不给我们这些坏分子机会跳出来“充分的表现”呢？从那次我知道为什么纺织女工“困难”了。那嗓门给谁谁也受不了，车间里训练出来的。
一次去印刷厂，我发觉有几个人总是面带微笑，点头哈腰。一打听，原来是“现行反革命”。瞅我这觉悟，差点儿没和他们打成一片。印刷厂“现反”就是多，一个不小心踩到“主席像”上就是“现反”。老师这次真考验我了，派我到印《列宁选集》的车间，这不是坑我吗？没辙，谁让咱上次没犯错误呢。提心吊胆的进了车间，一看挺好，劳动人民只敬本地菩萨，不赁远方的神。一屁股坐在列宁的大头像上没事。工人阶级认不认识他还成问题呢。不过，还是没劲，看人家印小人书的和印小说（《黄海红哨》）的车间多来劲。人“杂务”也比我们强，整天躺废纸堆里睡觉，比沙发还软和。这姓列的也多事，管人家是“最高阶段”还是“最低阶段”的闲事。
剩下的几个工厂没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主要给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来着。
学军最没劲，整天听连长讲革命传统。不过还好，没让我们挺直了腰板儿站太阳底下操练。听了十天的报告，明白了，这是“皮（定筠）旅”，当年“挺进大别山”时的先头部队。好传统，难怪这儿四十好几的连长一大把呢。我以后当兵决不来这儿，一辈子也爬不上来。
全民办电子
文革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事情很多。一个人物的一句话对历史的影响往往是他自己都想不到的。中国的半导体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普及与陈伯达的一句话有着极大的关系。文革中，陈伯达提倡了一阵“全民办电子”。顿时全国开办了许多小的半导体厂，无线电厂。上海的街道厂都转产半导体。７０年，一个晶体管收音机要价两百。７３年只要三十五（当然是杂牌儿）。不仅于此，关键对工业的发展和科学的普及有着极大的作用。你可以假设如果那时候就开放，引进国际先进水平，一定比自己搞的好。我还可以说如果没“全民办电子”，我国的“电真空”事业肯定比现在要更领先于世界，有什么用？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
当时对电子的狂热不亚于“甩手”和“军帽”。穷人最爱的商店就是电子局的“清仓物资”商店。那里什么都有，除了大功率高放管要介绍信以外（怕土造电台和台湾联络），其它都买得到，最好是一毛一包不管好坏的那种，回家量一量，没准儿都能用。能有约斤卖的更盖，“来二两电阻，二两电容，一两二极管……”。每月有一次大的论斤卖，有内线的半夜就去排队，那形势，不亚于考“托福”（买股票什么样咱没见过）。这是开始。后来层次高了，人也知道，并不是随便俩管子就能干“推挽”功放，不匹配那失真，放出来比杀鸡还难听。别的东西都好对付，串串并并的就行了，唯有这四个“中周”和俩“输出输入”难搞，没什么次品（要就好，要就坏）。后来好心人把电路改了，推广“无输入变压器”技术，那可真救了穷人的命。像“凯歌”的线路穷人最爱装了，虽线路复杂，但“用料”简单。技术的普及对厂家也是压力，因没任何神秘可言了，你不降低成本，价钱，就没戏了。除非你改玩电视。从“全民办电子”到黑白电视的普及仅用了大约十年。这是被人民逼出来的。各位看着苏联老大哥的民用电器的蠢，也应想到他们没有出过陈伯达。
从前最好的期刊是《无线电》《科学普及》《科学实验》。从初学者园地到高级技术都有。好些同学上课不好好上，可玩电子特油。《无线电》上登过一个用示波管装电视的图纸，小哥们儿真能鼓捣的出人形来。
由于闭塞，咱也有倒霉的一面。
（１）中国的半导体系列是中国自己的，２ＡＰ、３ＤＧ，这系列只有中国有。到美国来惨了，修机器，找配件，从头学１ＮＸＸＸＸ、２ＮＸＸＸＸ系列。
（２）对劳动人民喜爱的“收音机”（模拟）线路普及得好，对开关电路（逻辑）不重视，没看到发展趋势。不过，逻辑电路在国外流行时，陈某人已被隔离审查了。那时三本书普及书《晶体管整流线路》《晶体管开关线路》《晶体管收音机》，就数“开关电路”薄（仅二分之一）。
（３）这也许是最倒霉的一点，中国一直照苏联走“锗”路，人老美走“硅”路。锗的半导体性能好但纯化难，到不了几个九，到了集成电路时代这缺点就太大了。中国的“集成”一直不好。记得一次某厂十辆“雷达车”（分立元件的）进山转了三小时，八台颠得不干活了，被总参一顿臭骂。如有“集成电路”就好多了。
阶级斗争
文革的阶级斗争也是因地而宜，穷的地方起搞阶级斗争来波澜壮阔。斗起坏分子来毫不留情。为什么？中央说了，你们穷就是他们搞的。反正已经穷了，斗斗他们或许能富起来。斗了一波又一波，总也富不起来。斗人的人又被斗，老是被拨正革命航向。在贵州当一个坏分子比在苏南当要“辛苦”多了。我们班一地主仔俩“现行娃”整天抬不起头来。来到富裕的地方，在班上直到快离开才知道有一个地主子女。还是班干部，从来没见有人歧视他。他们家的地主大院是和别人家共用。没被赶出去，因不比别人家好多少。那地主八成是那指标轮上他家了。听说毕业后，他还当了兵。这也许是对他的歧视，但那时当兵还被亿万人民认为是美差的时代。不愁吃愁穿的斗你干嘛呀。还伤了街坊和气。那里从不出元帅、大将。
上级运动来了，那也轰轰烈烈。可说归说，批归批，干归干，我们过的挺好的，不用按您的方子抓药了。你也不能让我们堆个山来修梯田吧？你没山，你有湖，就说围湖造田，那真是瞎掰。修个大堤，把水抽出去就行了，像脸盆儿，也叫田？下边的土种什么都不长。村里人在下边做土坯烧砖，既挖深了湖又搞了副业，真聪明。就知道将来还得还回去，别往下投资，也别填土给平了，留着。果然，７５年讯期，田还湖了。江南人聪明，算计之精，不得不服。现在，一发洪水就骂“围湖造田”。不错，那是傻，是影响生态，但聪明点儿的地方，都没往下填土，后来，早就趁机还给湖了。这在太湖流域是大部分情形。洞庭湖是“造田”的鼻祖，也最惨，搬山填湖。现在，想救都救不回来了。呜呼！
上山下乡
早几年，进兵团。内蒙、黑龙江、新疆、云南，都是边疆，打帝修反的前线。后来，插队，去老区。陕北、井岗山……都是革命传统好的地儿。只有７０届的赚，分了工作（６９届留级生更赚），也不知为什么？对这段历史，自有能砍的。
后来，知青不太有人愿意接收了，就推广株州的“厂社挂钩”经验。挂钩如同陪嫁，要带嫁妆下去。农药厂、化肥厂的子弟好办，其它厂的就没社队愿与你挂钩了。那时，家家视下乡如毒蛇猛兽，计划生育的人就吓唬说生两个小孩就会有一个下乡（想得真远）。有一技之长的纷纷被送进“小红花”或者“大学校”。没天才的就等着挨宰。这才留下了以下的一段往事。
７６年征兵，很多部队趁华主席高兴得还没缓过劲儿来呢，开展了“大换兵”运动。院子里的子弟，只要愿意，就收。发一身军服，塞上车皮开往“合同”部队，下车发领章帽徽。就“正式”了。我知道最小的才十二岁，照这样，三年复员了才十五岁，进工厂？开什么玩笑。人人都像疯了似的，没人想过，只想“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大人来电报，问我去不去（挺民主的）。我说不干。咱见过珍宝岛的英雄，苏修的坦克开炮照样打的死人。再说了，当兵不自由，每天得出操。结果被饶过了。我们好些成绩挺好的哥们儿，也就这样进了“大学校”当了名副其实的“子弟兵”。靠华主席电报“此风不可涨”才打住。但也承认了既成事实。一年后考大学，好多家长叫苦不迭。都是让下乡给吓的。
人定胜天
文革里人们干了好些出力不讨好的事，像“围湖造田”“开垦草原”一类的。但有一个工程是真令我（们）自豪的。
７５年左右，为缓解日益紧张的运河航运，上面计划重开一条新运河。我们也自然被征去了义务开河。那开河的技术与一千多年前隋炀帝的年代一样，一根杠棒，一个箩筐。装了土，沿一大斜坡（未来的河床）抬上去。累得个要死。后来四人帮下台了，我直嘀咕，会不会让我们再把那河给填了？哪哥们儿要真说那是四人帮遗毒，真有可能。后来，再回去，看见那河上修了桥了，放心了，哥们儿没白干。现在，主要的运河航运就靠这新运河了。我真希望教科书里讲大运河时写上“还有一段新运河，是七十年代的现代人用古代人的方法挖出来的。”那时我也能拿这书来牛皮一把。
一个工程价值并不再于它是哪个朝代建的，而是再于它的用途。这是文明人应有的价值观念。文革中，因是某领导人批准的工程，新领导下令炸掉，而不管它是否有用的例子很多，如昆明的“工人文化宫”。就好象新王朝烧旧皇宫一样自然
咱是吃粮票，穿布票长大的“狼孩”，中毒太深。写下几个俗事，记录一段历史。省得这些文革历史都被学者们深沉掉了，独昧儿了。搞得我们的自己阶级兄弟也不待见我们。
“肉麻”开始……
课外
文革是大人的事儿。大人的忧虑能传给我一点，但我既没有“铁梅要挑上八百斤”的气概，也没有自小就忧国忧民的爱好。山不转水转。一巴掌扫进山沟照样过日子。那时候作业少，时间多，玩的也多。一个月前，这网上几哥们儿凑的游戏名大联唱，那叫一个花。文革的学制短成“五、二、二”。尽管毕业后前景淡然，但那是明天的事。今日拍三角，明日扛锄头，两者并不矛盾。不过我们也有惨的时候。大人为了解救我们将来的痛苦，把它给提前了。一把提琴塞到脖子下，脑袋搬歪了，拉，拉什么“骚拉稀拉稀拉稀”（《白毛女》主旋律）。我说妈耶，您也不看看您孩子是什么悟性，仨月过去了，哥们还只会“拉稀”。终于，提琴给转让了，那时真体会到什么是解放的感觉。也有悟性好的哥们儿穿上二尺半，进了“前卫”“战友”。那时也真有能人，用自行车链条、铁丝、皮筋儿来做一把打火枪，流传全国。那设计之巧妙，拿美国来也保不准能得什么“西屋”奖。
每一代人都有这代人特殊，就像现在的儿童向你乐道他的电子游戏达到的级别，和我们的上一辈讲述他们怎么跑鬼子的经历。但请别把我们说成是昏天黑地的无赖。
时装
文革的时装非军服莫属。红卫兵最初流行的是暗黄洗得发白，人字呢的那种，有肩章襻的更牛。板儿带一系，像那么回事儿。后来时兴草绿色的，就是毛主席上城楼那种。这草绿一定要正宗，如从街上扯块布来，一准儿是鸡屎绿，草绿色除了被服厂其它地儿没有。后来这正规军军服也改了。海军一身灰，空军上绿下蓝，陆军一身绿。文革票纪念建党五十年的三联张《阔步前进》中的一枚上就有三军的军服搭配。海军服７３年左右又改回深蓝色有飘带的水兵服（不开“大门”的那种）。据说其中一个原因是海风太大、太凉，从大门吹进去吹坏战士的“德胜门”。
军服的流行后来是因其质地好，当街上“的确良”还倍儿贵的时候，军服夏装已推行的确良了。真另人羡慕。能价拨上一件既体面又实惠，还招贼。
最值一提的是军帽的流行，某一时期，抢军帽如同拧铃盖儿一样流行。痞子如没一顶军帽戴着，跌份，小哥们儿看不起。军帽为什么好呢？边硬顶深！可塑性强。街上卖的都是钱广那种“侉”帽，跟脸盆似的。
文革后，７７年街上流行了一阵将校呢大衣。那是“贵族”身分的象征。这时候，街上的纯毛毕叽的质地和颜色都可乱真，但赝品还是明显不一样。原因？苏联红军裁缝大哥的功夫不是谁都学得像的，背后潇洒的三个褶子不好学。
学校教育
文革后期的学校并不全是“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的地方。我上的第二所中学５０个人的班就７个“商品粮”。由于学制的缩短和苏南农村人多地少，加上其它的原因，客观上形成了普及教育的效果。试想一个人七岁上学，五二二学制初中毕业才十四，假如生产队不缺劳力，你个半大小子回来了反而添乱。我们初中升高中时，全班只流失了不到十个年龄实在太大的（十八九）的同学。（学校的目标是１００％）。生产队对高中生有一定的好处，以后有时间会讲到。如果你看到今天苏南乡镇企业的兴旺，也许这与百分之八十的高中升学率对人口素质的提高有一定的联系。你可以说我们学习质量差。我们也知道单缸四冲程柴油机的工作原理。回队上开“狗扶”跑运输有用。我们也知道氨水为什么烧手。我们也知道电动机有三角和星形接法。我们也知道离心泵扬程高，轴流泵流量大。我们也知道母猪如何配种，果树如何嫁接，小麦锈病如何防治。我们更知道１０５９威力大，想不开喝一点就够，比乐果好用。当然学校不是天堂也有阶级斗争。上课没劲了，从后门溜出去打球是常事。（我们只有平房，方便。）
故事：一天上物理，老师教如何接电灯，提来一块板上横排俩灯泡（并联或串联）放讲台上。趁老师转身上黑板写字，第一排的猴儿迭了俩三角给灯泡戴上了。全班哄堂大笑。几年以后，我在这艺术馆里见到一模一样的“作品”。俩灯泡，一胸罩。我就纳闷了，我们班猴儿怎么跑这美国当“大师”来了。
公社
我将要说的公社仅限于我的第二个中学附近，不代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
我相信自然经济学，富的地方怎么都富（喝凉水都长膘）。穷的地方永远是“老革命根据地”。我们队里每年分红一个全劳力３００多，一家一千多不希奇。你城里人有什么？二级工一个月３６３毛拿了十年不带涨的，还要买米买面买菜。
这公社为什么这么富？这里地少人多，有相当一部份的农村人口在工厂作“生活”。说来不稀奇，工厂里是“正式工看，农民工干”。厂里愿意让农民干，老实，生产效率高，不用付劳保。农民也愿意有活干，不用下地也计工分。这部份农民一般要有中学文凭，这是厂里的要求，这也是学生愿意读高中的动力。地里留一小部分劳力种地。每年三季，小麦（或油菜）一季，外加两季稻子。这是应付上级的，不指望它赚。剩下的就养鱼、种菜、养蚕、开“狗扶”跑运输。这一年三百的收入不吹牛吧。
我认为，现在苏南乡镇工业兴旺起源于那时。那时的工厂培养了一大批的熟练农民工人，一旦允许他们自己办厂，简直就没任何技术问题。别割断历史看问题，把一切都归功于开一个会，两个一号文件。没技术，还是没戏！
生活
文革时代票证多。我呆的最惨的地方除了空气和水不要票什么都要票。居然有盐票、酱油票。一个不常被人提起的票叫“工业品券”。北京早年流行过。有嘛用呢？顾名思义凡是工厂出的都有可能要。四分之一张买一双尼龙袜。十几二十张买一自行车之类。二十几张如同天文数字，如同老美的信用卡５％用于卖汽车，攒到猴年才够一辆车钱。
生活的好坏因地而宜。先控诉坏的。就说那酱油都要票的地方，就是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寸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除了粮食就是什么也没得吃（还好有商品粮可吃），初来乍到，什么也不懂，不适应。过了一个月，发现老师的粉笔怎么越来越粗，晚上怎么什么也看不见。一想不对，志愿军英雄在朝鲜就有这毛病。去医院一查，缺少维生素ＡＢＣＤＥＦＧ。一没青菜，二没太阳，靠什么来生产ＡＢＣＤＥＦＧ，水土还没适应过来呢。这下懂了，挺着脖子喝那腥不拉叽的鱼肝油。好了，晚上能看见了，白天也看不清楚了。一个月损失视力一个数量级。在那地方一有人出差回来就叫带几盒“固体酱油”。这玩艺现在八成都绝迹了，成文物了，哪儿还能买到，咱要忆苦思甜一把。
生活好的时候就数许世友司令的部下和张春桥的部下不对付的时候。江苏的农副产品不再往上海调。那时候，鲜鱼长得不漂亮还不买她呢。到了季节，三毛一斤的淡水螃蟹每天提一打，只要母的。当然，也有不方便的地方，上海搞经济制裁，浙江省的布票可以在上海流通，江苏的则不行。上海的花布还是有吸引力的。后来，不知谁又拨正了革命航向（那时老拨），就没那么好的日子了。
还是那句话，生活的好坏因地而宜。７５年淮河大水有人要饭，８２年大水还是有人要饭。最近这次我不在了，没发言权了。
杂记
前面讲了路线斗争给俺村人民生活带来的好处。现在讲讲给全国人民带来的好处。小时候听人讲“上海表”只值十块钱。咱不信，国家不会这么剥削咱劳动人民。后来也还是江苏帮跟上海帮不对付，抛出了一种“钟山”表，只卖三十。一时间“钟山风雨起沧黄”，全国人民特向往“钟山表”。牛皮了十几年的二百多块的上海表的神话破了。你想二级工干八个月不吃不喝才够买一块，还要票。冤不冤呵。从此上海表的价钱也开始软了。人民也享受到一点路线斗争的成果。“大盗不盗”，有些东西的价钱高到了荒唐的地步，当然，也有一些低到了荒唐的地步。但总体上是征收了巨大的剩余价值来支援世界革命。文革把二十几年来建立的神话一个个地被打破，接班人打倒了，永远健康的死了，万寿无疆的也完了，我们真是一无所有了，只剩下永恒的自己。
神话打破以后，后来在纺织厂劳动，一位不太识字的老工人都算得出她一月的工资，一天劳动就够了。多朴素的劳动人民思想。
开门办学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著名的“五·七”指示。讲文革如果不讲开门办学总觉着差点儿什么。我们上学的一半时间战斗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线。
干农活我最怵的就是插秧，这腰一弯下去，从太阳当顶到太阳晒屁股就没直起来过。收割尽管也弯腰，但那是在不停的运动，好多了。我们因为掌握着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弟，所以我们从来都是就在本地劳动，不用打背包下去，城里的学生比我们可惨多了。我们每天自己到场院集合就行了。干过什么呢？农田里的三季，除了撒农药这种悬活没干过，从头干到尾。副业除了采桑叶，别的没干过。原因很简单，收的不如吃的多。桑葚反正不卖钱，仅我们造。吃桑葚从把内脏头到尾染的一个黑紫。这时候给埋了，保证坟头上都长桑树。
一次去纺织厂劳动，老师嫌我们多余，把我们分来干“杂务”，即搞基建，跟建筑队刨土挖坑，不让进车间。结果，这老师真救了我们。那次进车间的小哥们儿偷了大轴、大轮、小轴、小轮，拿回家去做哑铃，杠铃。“处分”了一堆，连班长都作检查。唯独我们“杂务”清白。谁让你们不给我们这些坏分子机会跳出来“充分的表现”呢？从那次我知道为什么纺织女工“困难”了。那嗓门给谁谁也受不了，车间里训练出来的。
一次去印刷厂，我发觉有几个人总是面带微笑，点头哈腰。一打听，原来是“现行反革命”。瞅我这觉悟，差点儿没和他们打成一片。印刷厂“现反”就是多，一个不小心踩到“主席像”上就是“现反”。老师这次真考验我了，派我到印《列宁选集》的车间，这不是坑我吗？没辙，谁让咱上次没犯错误呢。提心吊胆的进了车间，一看挺好，劳动人民只敬本地菩萨，不赁远方的神。一屁股坐在列宁的大头像上没事。工人阶级认不认识他还成问题呢。不过，还是没劲，看人家印小人书的和印小说（《黄海红哨》）的车间多来劲。人“杂务”也比我们强，整天躺废纸堆里睡觉，比沙发还软和。这姓列的也多事，管人家是“最高阶段”还是“最低阶段”的闲事。
剩下的几个工厂没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主要给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来着。
学军最没劲，整天听连长讲革命传统。不过还好，没让我们挺直了腰板儿站太阳底下操练。听了十天的报告，明白了，这是“皮（定筠）旅”，当年“挺进大别山”时的先头部队。好传统，难怪这儿四十好几的连长一大把呢。我以后当兵决不来这儿，一辈子也爬不上来。
全民办电子
文革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事情很多。一个人物的一句话对历史的影响往往是他自己都想不到的。中国的半导体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普及与陈伯达的一句话有着极大的关系。文革中，陈伯达提倡了一阵“全民办电子”。顿时全国开办了许多小的半导体厂，无线电厂。上海的街道厂都转产半导体。７０年，一个晶体管收音机要价两百。７３年只要三十五（当然是杂牌儿）。不仅于此，关键对工业的发展和科学的普及有着极大的作用。你可以假设如果那时候就开放，引进国际先进水平，一定比自己搞的好。我还可以说如果没“全民办电子”，我国的“电真空”事业肯定比现在要更领先于世界，有什么用？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
当时对电子的狂热不亚于“甩手”和“军帽”。穷人最爱的商店就是电子局的“清仓物资”商店。那里什么都有，除了大功率高放管要介绍信以外（怕土造电台和台湾联络），其它都买得到，最好是一毛一包不管好坏的那种，回家量一量，没准儿都能用。能有约斤卖的更盖，“来二两电阻，二两电容，一两二极管……”。每月有一次大的论斤卖，有内线的半夜就去排队，那形势，不亚于考“托福”（买股票什么样咱没见过）。这是开始。后来层次高了，人也知道，并不是随便俩管子就能干“推挽”功放，不匹配那失真，放出来比杀鸡还难听。别的东西都好对付，串串并并的就行了，唯有这四个“中周”和俩“输出输入”难搞，没什么次品（要就好，要就坏）。后来好心人把电路改了，推广“无输入变压器”技术，那可真救了穷人的命。像“凯歌”的线路穷人最爱装了，虽线路复杂，但“用料”简单。技术的普及对厂家也是压力，因没任何神秘可言了，你不降低成本，价钱，就没戏了。除非你改玩电视。从“全民办电子”到黑白电视的普及仅用了大约十年。这是被人民逼出来的。各位看着苏联老大哥的民用电器的蠢，也应想到他们没有出过陈伯达。
从前最好的期刊是《无线电》《科学普及》《科学实验》。从初学者园地到高级技术都有。好些同学上课不好好上，可玩电子特油。《无线电》上登过一个用示波管装电视的图纸，小哥们儿真能鼓捣的出人形来。
由于闭塞，咱也有倒霉的一面。
（１）中国的半导体系列是中国自己的，２ＡＰ、３ＤＧ，这系列只有中国有。到美国来惨了，修机器，找配件，从头学１ＮＸＸＸＸ、２ＮＸＸＸＸ系列。
（２）对劳动人民喜爱的“收音机”（模拟）线路普及得好，对开关电路（逻辑）不重视，没看到发展趋势。不过，逻辑电路在国外流行时，陈某人已被隔离审查了。那时三本书普及书《晶体管整流线路》《晶体管开关线路》《晶体管收音机》，就数“开关电路”薄（仅二分之一）。
（３）这也许是最倒霉的一点，中国一直照苏联走“锗”路，人老美走“硅”路。锗的半导体性能好但纯化难，到不了几个九，到了集成电路时代这缺点就太大了。中国的“集成”一直不好。记得一次某厂十辆“雷达车”（分立元件的）进山转了三小时，八台颠得不干活了，被总参一顿臭骂。如有“集成电路”就好多了。
阶级斗争
文革的阶级斗争也是因地而宜，穷的地方起搞阶级斗争来波澜壮阔。斗起坏分子来毫不留情。为什么？中央说了，你们穷就是他们搞的。反正已经穷了，斗斗他们或许能富起来。斗了一波又一波，总也富不起来。斗人的人又被斗，老是被拨正革命航向。在贵州当一个坏分子比在苏南当要“辛苦”多了。我们班一地主仔俩“现行娃”整天抬不起头来。来到富裕的地方，在班上直到快离开才知道有一个地主子女。还是班干部，从来没见有人歧视他。他们家的地主大院是和别人家共用。没被赶出去，因不比别人家好多少。那地主八成是那指标轮上他家了。听说毕业后，他还当了兵。这也许是对他的歧视，但那时当兵还被亿万人民认为是美差的时代。不愁吃愁穿的斗你干嘛呀。还伤了街坊和气。那里从不出元帅、大将。
上级运动来了，那也轰轰烈烈。可说归说，批归批，干归干，我们过的挺好的，不用按您的方子抓药了。你也不能让我们堆个山来修梯田吧？你没山，你有湖，就说围湖造田，那真是瞎掰。修个大堤，把水抽出去就行了，像脸盆儿，也叫田？下边的土种什么都不长。村里人在下边做土坯烧砖，既挖深了湖又搞了副业，真聪明。就知道将来还得还回去，别往下投资，也别填土给平了，留着。果然，７５年讯期，田还湖了。江南人聪明，算计之精，不得不服。现在，一发洪水就骂“围湖造田”。不错，那是傻，是影响生态，但聪明点儿的地方，都没往下填土，后来，早就趁机还给湖了。这在太湖流域是大部分情形。洞庭湖是“造田”的鼻祖，也最惨，搬山填湖。现在，想救都救不回来了。呜呼！
上山下乡
早几年，进兵团。内蒙、黑龙江、新疆、云南，都是边疆，打帝修反的前线。后来，插队，去老区。陕北、井岗山……都是革命传统好的地儿。只有７０届的赚，分了工作（６９届留级生更赚），也不知为什么？对这段历史，自有能砍的。
后来，知青不太有人愿意接收了，就推广株州的“厂社挂钩”经验。挂钩如同陪嫁，要带嫁妆下去。农药厂、化肥厂的子弟好办，其它厂的就没社队愿与你挂钩了。那时，家家视下乡如毒蛇猛兽，计划生育的人就吓唬说生两个小孩就会有一个下乡（想得真远）。有一技之长的纷纷被送进“小红花”或者“大学校”。没天才的就等着挨宰。这才留下了以下的一段往事。
７６年征兵，很多部队趁华主席高兴得还没缓过劲儿来呢，开展了“大换兵”运动。院子里的子弟，只要愿意，就收。发一身军服，塞上车皮开往“合同”部队，下车发领章帽徽。就“正式”了。我知道最小的才十二岁，照这样，三年复员了才十五岁，进工厂？开什么玩笑。人人都像疯了似的，没人想过，只想“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大人来电报，问我去不去（挺民主的）。我说不干。咱见过珍宝岛的英雄，苏修的坦克开炮照样打的死人。再说了，当兵不自由，每天得出操。结果被饶过了。我们好些成绩挺好的哥们儿，也就这样进了“大学校”当了名副其实的“子弟兵”。靠华主席电报“此风不可涨”才打住。但也承认了既成事实。一年后考大学，好多家长叫苦不迭。都是让下乡给吓的。
人定胜天
文革里人们干了好些出力不讨好的事，像“围湖造田”“开垦草原”一类的。但有一个工程是真令我（们）自豪的。
７５年左右，为缓解日益紧张的运河航运，上面计划重开一条新运河。我们也自然被征去了义务开河。那开河的技术与一千多年前隋炀帝的年代一样，一根杠棒，一个箩筐。装了土，沿一大斜坡（未来的河床）抬上去。累得个要死。后来四人帮下台了，我直嘀咕，会不会让我们再把那河给填了？哪哥们儿要真说那是四人帮遗毒，真有可能。后来，再回去，看见那河上修了桥了，放心了，哥们儿没白干。现在，主要的运河航运就靠这新运河了。我真希望教科书里讲大运河时写上“还有一段新运河，是七十年代的现代人用古代人的方法挖出来的。”那时我也能拿这书来牛皮一把。
一个工程价值并不再于它是哪个朝代建的，而是再于它的用途。这是文明人应有的价值观念。文革中，因是某领导人批准的工程，新领导下令炸掉，而不管它是否有用的例子很多，如昆明的“工人文化宫”。就好象新王朝烧旧皇宫一样自然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