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之子回忆:文革乱局中整顿战略武器生产厂 zt

来源: 2009-01-18 08:20:25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张爱萍之子回忆:文革乱局中整顿战略武器生产厂
2009-01-18 03:02:41 点击:393
张爱萍之子回忆:文革乱局中整顿战略武器生产厂



  在狱中,每天晚上他能“听”到人造卫星在唱歌

  1967年,父亲被打倒,1972年底获准保外就医。在关押期间他折断了左腿,是股骨胫粉碎性骨折。两个星期后,他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只能靠趴着侧着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妈妈给周恩来写信,说即使从最起码的人道主义考虑,也应该给予治疗。

  这样,父亲被化名张绪进行了手术。第一次手术不成功。几个月后,不得不重新切开,进行了第二次手术。5年的关押,伤残的折磨,再加上两次手术和多半年的卧床牵引,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那时也才62岁,却给人以风烛残年的感觉。

  若干年后,已是90高龄的父亲回忆起自己在狱中的那段日子,他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了,我真很欣慰。每天晚上它从我头顶上飞过,我还能听到它在唱歌呢!”

  我们都哑然失笑:“爸,你这是幻觉!”

  “我真听到过的。关押在那里,每个晚上都难以入睡,夜很静,它一个小时绕地球一圈,每次飞过头顶时就能听到它在唱歌……”

  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我们都沉浸在木然的哀痛中。

  1972年12月9日,正式通知恢复使用“张爱萍”这个名字。

  叶帅三请父亲出山

  1975年3月8日,父亲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这一天,距他被打倒解除职务差10天整整9年。从此开始,揭开了“文革”中急风暴雨般的国防工业战线大整顿的序幕。父亲回忆说:“我是不想再干的,宋老鬼(宋时轮,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要我去军科我都不去。”

  叶帅究竟和父亲谈了些什么,能把他拉回这条道上?

  第一次谈话,父亲以身体不好为由婉拒了,叶颔首微微一笑,说那你再考虑一下吧。一个月后,又找了他。

  父亲回忆:“叶帅说,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20秒就坠毁了。”

  叶帅接替周总理担任专门研制核弹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这颗刚刚坠毁的卫星,是叶帅10月22日听取汇报后同意发射的。这是当年坠毁的第二颗了。

  何止是战略武器?“文革”的冲击,使所有的项目都推迟或中断了。那年头,头头像走马灯似地换,谁上台都要上个新型号,搞出份文件,捅上去,什么培养宇航员,什么反导,不顾现有的技术和经费条件,异想天开,结果都是废铁一堆。

  作为中央专委会主任的叶帅能不急吗?父亲说:“这都是在败这个家啊!”

   在纪念李达(注:副总参谋长)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叶帅要张爱萍出山,谈了三次都没有结果。叶知道李达和张有多年的交情,就让李来做做工作。李来到张 的住所说,一起去参加个活动吧。张问是什么活动?李说别问了,就当是去散散心。原来是个讨论中程导弹定型的会议,听着听着,张就忍不住了,激愤地说,你们 都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年了,还在争论中程导弹的问题,居然还都大言不惭地说是什么大好形势……

  这篇文章题目叫“李达智请张爱萍”。

  他决心出山了。

  “好!就拿230厂开刀”

  父亲没有去科委机关上班。这个新上任的国防科委主任直接下到了七机部所属的230厂,他在这里蹲点试验。由此,展开了他历时8个月的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急风暴雨般的整顿。

   在这之前,他做了一件事,连续开了几天的座谈会。从他们反映的情况中,父亲得到的印象就一个字“乱 ”!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自“文革”9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 个,他们分别夺取占据了下属各研究院、所、厂、办、局、校的实际权力。总起来又形成两大派,两派各自有后台,有队伍,派系内相互支持、帮衬、依存、声援。 “三结合”时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

  他们说,周恩来总理接见七机部造反组织代表达37次之多,创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吉 尼斯纪录。他把两派的头头召集在人大会堂,号召两派以大局为重,联合起来,规劝他们,在大批判的同时,也把生产科研搞上去。一国之总理,为安定一个部门, 居然如此煞费苦心,可谓旷古奇闻。这些家伙之所以嚣张,还不就是因为有后台。动不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就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革命小将了。周恩来 的苦口婆心无疑与虎谋皮……

  父亲听后,提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键性的卡脖子的环节在哪个单位?二是,闹得最凶的派性头头在哪个单位?

  答复是:都在230厂。

  230厂,是开发研制陀螺仪的单位,控制导弹平衡最核心的设备出自于它。

  230厂的造反派头头叫舒龙山,也是七机部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这个人造反起家,上挂王洪文,下联七机部最大的造反组织“916”。

  父亲说:“好!就拿230厂开刀。”

  第一次到230厂讲话,那场面就像“列宁在1918”

  第三天,他就带着他的小分队来到了一院下属的230厂及配套的13所,开始了他后来被人们戏称为是“1975年七机部大地震”的整顿工作。

  父亲说:“叶帅交代我的任务是要尽快拿出东西来,这是专委的决心,也是中央的决定。完成任务,230厂是核心,解决得好,武器就上天了。我就是要从这里打开突破口,以点制面,以点带面,横扫整个七机部!”

  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亲眼目睹他当年大战七机部的场面,但从许多亲历者的叙述中,我仍能感受到那一幕,惊心动魄!

  科委科技部综合局局长陈保定,当时的小分队成员,1991年9月10日他对采访他的军报记者说:

   “一进大院,就是大字横幅:‘张爱萍,你来干什么!’‘不许以生产压革命!’很明显,他们也大有来头。在一幅‘张爱萍滚回去!’的大标语前面,他抄起手 杖,稀里哗啦地扯个粉碎。在进厂的马路上写着一行大字:‘张爱萍,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张爱萍说,就这样欢迎我吗?那我今天就要踩着你走进去!

   “这哪是工厂啊!院内一片混乱,研究室连口水也没有。”陈保定继续说:“科研生产就不用说了,有个车间百分之七十的千分尺都不合格,怎么生产啊?什么都 是两派,一天到晚就是搞夺权和反夺权,各派内部的控制也很厉害。动不动就是大批判,谁不听他们的,就揪斗。从德国回来的专家姚桐彬就被他们给弄死了,是活 活打死的。其他专家打扫厕所的干什么的都有。

  “地下室是全封闭恒湿恒温无尘车间,一下去,就竖立着一根一米多高的大冰柱。首长说,天 下奇景!到底是搞尖端,钟乳石长到工厂里来了!房顶滴水,有人找来顶草帽给首长戴。他说,这个办法好,以后大家都戴草帽上班吧!……垃圾成堆,汽车进出都 是在垃圾上跑。马路都挖断了,你修好了,他又挖开,说是要从工厂把暖气接到猪圈去,猪也需要取暖。厕所的水从五楼淌到一楼,根本找不到人。”

  父亲回忆时,我把上述这些说给父亲听,他说:“就一句话,惨不忍睹!”

  3个月后,父亲向军委—国务院联席会议汇报。记录摘要:

  张爱萍:作为战略核武器研制生产的核心单位230厂,实际上已经完全瘫痪了。4个车间1000多工人,只有4%在岗,96%的人已不来上班了。工人们说他们是8923部队,以后又改叫8200部队……

  邓小平插话:什么意思?

  张爱萍:这是工人们的话。8923,就是上午8、9点上班,下午2、3点下班。后来干脆上午8点、下午2点来,点个卯就走。一位女工对我说:这几年我们是在吃社会主义!拿着国家给的工资不干活,公家的东西想拿就拿想砸就砸,这在哪个社会能行?这不是吃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吃社会主义?这个话概括得好!

  申丙辰(工作组成员)插话:工人们说了,他们这里只剩下两项制度,一是开饭制度,二是发工资制度,其他的全没有了。

  父亲自1967年3月就被隔离,当目睹了这一切时,他斩钉截铁地说: “七机部的问题,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什么革命造反?什么保卫毛主席?什么反修防修?都是乘着天下大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称霸一方。不拿掉这批派性头头,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就无法伸张正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永无宁日!”

   陈保定说:“张爱萍一来,旗帜鲜明。他讲了两条:一是发动群众,造起舆论,批倒派性;二是组织解决,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是把靠造反起家、专搞派性的 造反派头头,如舒龙山这种人,坚决解除他们的职务。230厂是舒的老巢,张爱萍就是到他那里去演讲,他在全体大会上说,我来,就是来快刀斩乱麻的!张爱萍 的魄力、胆识和他大刀阔斧的作风,真正使我开了眼界。”

  陈保定接着说:“3月27日的讲话是到230厂的第一次讲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把一个大车间挤得满满的,窗口外都挤满了人,有的人还上到天车上。他边讲、边听、边回答下面群众提的问题。台下不断地鼓掌……那场面就像‘列宁在1918’。”

  “他讲话从来不用稿子,念稿子哪有煽动力?开始我们按惯例给首长准备好了稿子,他看了一眼说,你们照着念不就行了,还让我讲什么!吓得我们都不知说什么好。他从兜里拿出一张台历纸,一讲就是两个小时。”

  “他说,同志们,现在我是没有好话讲的,我想讲一点坏话。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

  “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文革’这么多年了,有谁敢讲真话的?像他这样在大会上公开骂造反派头头是坏蛋的,还是第一次。人们钦佩他的胆量。”

  他骂得是够难听的:“把我的专家、工程师都搞到哪里去了?统统找回来!那些不通的王八蛋,占着人家的位置,蹲在茅坑又不拉屎,还不都撵出去!”

  “同志们,我们必须整顿,而且一定要整顿。不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事,我就要管!如果说你是玉皇大帝,我也要请孙悟空把你搬下来。我就不怕牛鬼蛇神、跳梁小丑。对这类东西,一句老话,何足道哉!”

  两个月52次讲话,经常是掌声不断

  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揭发批判他,说张爱萍在七机部两个月,共讲了52次话,去掉8个星期天,等于一天有一个新讲话,而且,他的每次讲话都以简报形式下发,流毒甚广。

  他把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召集起来说:

  “工人同志告诉我,这些年来,领导干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摸摸自己的心口吧,都问问自己,我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我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回忆当年,许多人说,开始大家还在远远地观望,后来,一传十,十传百。他一来,大家就抢着挤进去听。他不是长篇大论,是叫台下的工人提问题,一个一个的回答。有时骂人,有时说笑话,还有时讲故事,气氛活跃,经常是笑声、掌声不断,连一些工人家属都抢着提问题。

  有几份传抄的父亲讲话:

  “伸张正义,打击邪气,用不着害怕。捅你两刀子,捅就让他捅嘛,毛主席说死得其所。哪有一个革命者说我革命是为了长命百岁?捅一个洞,进医院;捅几个洞,就进八宝山。为了中华民族,光荣!”

   “说我讲今不如昔,那是抬举我,我还没有这么讲咧,但今天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比比过去的老五院,天渊之别!你们说,是不是今不如昔?!他们的导 弹、卫星能上天,你们行吗?记住,我会给你唱‘虎踞龙盘今胜昔’的,但今天不行,绝对不行,管你报纸上怎么吹,就是不行!

  “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毛泽东送给父亲“四块石头”

  清理帮派,大力整顿

   1975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 业书记会议。邓小平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整顿铁路秩序。

  就在这期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指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江青讲话:“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

  七机部和230厂呢?

  陈保定说:“造反派当然不会甘心,派了很多人盯我们的梢,230厂有个女秘书,走哪跟哪,讨厌透了。

   “那时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四面八方,上下左右都有。很多人都给我们打招呼,这是‘中央文革’设的圈套,七机部最乱,就是看着他犯错误,邓小平、张爱萍 长不了,早晚还得被打倒。还有许多人要我们提醒张老总说话别太过了,有些是担心,也有些是恐惧,也有些是恐吓。这个期间,反对的大字报就一直没断过。我们 提醒他,他说,我倒了,就让群众去判断真理在谁手里吧!”

  邓小平给予了他有力的支持。

  1975年5月18日邓访法归来。第二天上午,就同叶剑英、陈锡联一起,在三座门听取父亲的汇报。他说:

   “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不管是谁,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 然还得了!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吗?还在那里闹,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了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

  邓小平又说:“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

   据此,父亲以国防科委名义起草了一个决定,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坚决解散所有的派别组织,最后期限为7月1日,凡继续坚持搞派性活动的人,一律调 离国防系统。这个决定上报了中央后,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1975]14号文件的形式下发。迄今为止,在记述1975年整顿和1976年“反击右倾 翻案风”的这段历史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其实,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份相当重要的文献。

  搞好整顿,就必须从组织上解决帮派体系问题。后来,七机部造反派头目舒龙山就在调出之列。9年来,毛泽东这次是破例了。

  父亲当年的不少讲话,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为一年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汇编成供批判用的《张爱萍主任部分言论摘录》。正是这个《摘录》,忠实地保留下了父亲当年的风采。

  经过了5年的炼狱,他已经不是当年在东海前线指挥三军联合作战的张爱萍了;也不是在荒凉戈壁滩上组织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张爱萍了;更不是在方巷搞社教对农民大讲毛泽东思想的张爱萍了。他说:“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

  晚年我曾问父亲:“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

  不想我这一问,竟惹恼了他。

   父亲说:“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 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跟着你,也不是跟你个人,而是跟你 的思想,你的路线方针。”

  召开“抢时间”会议

  父亲曾多次大声疾呼“抢时间”,他何尝不知道头上高悬的那把达摩克 利斯剑呢!1975年4月21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召开东风5号和东风4号方案论证会。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天这个会议,我想给它取个名 字,叫‘抢时间’。我们曾有过时间,但失掉了,现在你们要帮我把它抢回来。”

  会议根据父亲提出的抢时间的要求,确定了一个“三步走” 计划:1977年前拿出东5、东4;1978 年拿出潜地导弹;1980年拿出通信卫星。重点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这个计划,比1965年8年4弹的规划推迟了4~5 年。1977年父亲再度复出后依据这个计划,提出“三抓”任务,但时间上又推迟了3~4年,就是说,延误了7~9年。我看过一些经济学家写的文章,说“文 化大革命”在国防尖端上取得很大成就。真令人费解,难道还要用这种忍辱负重的痛苦经历给“文革”贴金吗?

  当时,有三个关于卫星的方案,侦察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卫星。他拍板第三方案,即卫星研制以通信卫星为重点,集中力量攻关。他说,“专门给它成立一个局”,国防科委给我盯住管住它,要“管好管到底”。

  安排好卫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从新疆到陕西再到四川跑了一大圈,和打仗一样,他必须亲临一线督战。

  1975年10月27日9时,我国的第17次核试验,也是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父亲写诗道:“任尔金刚能炸!”

  随后是七机部所属717厂,接着又飞067三线厂。他呼吁科技工作者和工人们抢时间,抢速度,为1977年拿出洲际导弹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看着这个拄着拐杖的65岁老人的背影,随行的人都说:归山之虎!

  抢时间。真的只是像父亲在会上讲的那样,因为“文革”,我们失掉了太多的宝贵时间吗?我问他,他说了句心里话:“我知道,他们给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把卫星在今年打上去。”

  政治风暴如期到来

  抢时间,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还是如期到来了。

  1975年的毛泽东,已是82岁高龄,他要收拾这个搞了8年革命的烂摊子,可又绝不允许任何人否定这场在理论上解释不通的“大革命”。这盘棋已下了9年,到了最后的残局。

  5月3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5月27日、6月3日,政治局连续两次开会,江青、王洪文检讨。

  7月25日,毛泽东对张天民关于电影《创业》信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消息虽是从小道传来,但我们还是欢呼雀跃。

  但是,20天后钟摆似又摇动了。

  在此期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同为副书记的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这两封信均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阅过第一封信后,没有表态,阅了第二封信,雷霆震怒。

  10月19日晚,毛泽东对邓小平转呈刘冰来信提出严厉批评:“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同时决定,由毛远新担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虽然他的这个决定是以建议的方式提出来的。

  据说,邓小平听到决定的一刹那,反应非常强烈。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上述这一切,父亲一概不知。他当时正在大西北,风风火火地准备发射那颗返回式卫星呢。这颗卫星对他太重要了。父亲当然清楚,失败对他意味着什么,历史将永远不再给他证明自己的机会了。

  11月5日深夜,他在三线的凤州接到陈锡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陈说: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在外面不要乱讲话。父亲问北京有什么情况;陈说,说不清楚。电话就挂断了。

  11月8日,父亲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有重要事请你马上返回。

  回京的当天晚上,他发着高烧。妈妈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刘冰的事情。他静静地听着,脸就像是花岗岩刻成的,冷峻、刻板,又透着威严。我知道,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毛泽东的四次批示

  父亲这辈子就是喜欢收集石头,每一块都有一个故事。还有一件被父亲称之为“四块石头”的东西,也一直保存着,那就是经毛泽东4次批示过的几页文件,父亲在上面写道:“我留着这四块石头以兹纪念。”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毛泽东在舒龙山、叶正光等人状告父亲的信上作过4次批示。1975年11月2日、11月26日(两次)、1976年1月7日,共4次。当时有人就说:张爱萍有什么了不起!毛主席扔四块石头就把他打倒了。这就是所谓的四块石头。

  父亲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被通知去中南海开会。

  参加会议的只有6个人,除父亲外,其余5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因叶剑英“生病”而临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以及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

   李先念首先递给我父亲一份文件,说你先看看吧。文件标题是:《关于对我调离处理的申诉报告》,副标题是:《揭发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 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署名是230厂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舒龙山。文件的上方印有一行大字:毛泽东11 月2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舒龙山的信是10月1日写的,内容无非是原有几张大字报的翻版,叙述自己如何受刘少奇、王秉璋、张爱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不错,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来救他了,这不,有批示了。尽管这个批示从字面上看不很明确,但这已经足够了。

  华国锋替父亲解围

  还是让我忠实地记录下父亲对会议的描述吧。原谅我,不管涉及到谁。

  李先念:看完了?怎么样?

  张:不怎么样!

  李:什么?连毛主席指示也不怎么样吗?

  张: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嘿!怎么跟小孩子斗嘴一样。)

  沉默……

  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摞!(父亲在讲述时,照他的样子,也用手比划着。)

  张: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纪登奎:你什么意思?

  张:“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了?

  又是沉默……

  有人站出来揭发了:张爱萍任职后根本没来机关,一下子就跑到七机部去了,其目的是整那里的革命左派,污蔑七机部的大好形势,并动用部队的人力、物力到工厂笼络人心,以批判派性为名搞反攻倒算,在国防科委压制民主,个人说了算……

  看来,预料这一天迟早要到来的,还应该包括这位一直跟在身边的揭发者了。

  揭发批判后,又是难捱的沉默……

  李先念:你说拿出能打到莫斯科的武器,是什么意思嘛!

  张:什么意思?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嘛!你们不是老在喊要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吗?

  会场再次出现沉默……

  又是纪登奎发言。父亲回忆,他一口一个路线错误,由得他说吧。

  陈锡联用腿碰了碰父亲,悄声说:你就承认算了。

  父亲大声说:你们要我承认什么?

  陈: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

  这下可把父亲给激怒了,他吼道:那是你!

  华国锋是主持会议的。他一直没开口,冷场了很久后,最后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父亲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

  若干年后,父亲在重新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毛的批示来了,把他们都吓坏了,把一切都往我身上推。其实,我哪里会去揭发他们?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这样高的位置。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不过,当时对他是很有看法的。在汇报七机部的问题时,他也是一起参加的嘛。

  “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对他是不公道的。”

  对毛泽东在舒龙山信上的批示,无论当时还是此后20多年间,我们都不愿相信那是毛泽东所批。毛泽东82岁的高龄,还能记住舒龙山这些小人物的名字吗?何况,从感情上讲,我们宁可认为这是有人做了手脚,蒙蔽了毛主席。

  父亲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我说,为什么不能也像造反派一样,疏通一下毛泽东身边的人呢?父亲被激怒了:“要我对那些小人下跪?对不起,我做不到!”

  和父亲讨论时我说,毛泽东老了,被周围的人封锁了。父亲说:“四人帮是谁支持的?还不明白吗!”

  邓小平:“七机部的问题,责任在我”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全国范围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展开了。毋庸置疑,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

   在那次四个副总理谈话后,鉴于父亲顽固的态度,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 布了刚刚作出的决定: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 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领导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在上述两个地方宣布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既是铁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样子。

  响当当的72字“检讨”

  主席说:对爱萍还是要帮嘛

   12月3日晚,李一氓突然登门,他刚随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总统,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匆匆赶来了,说是有个重要的情况要告诉。据妈妈回忆:“氓公 (指李一氓)告诉我,会见结束告辞时,小平同志专门提到了爱萍,他对主席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接着就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 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氓公说,从毛的态度看,估计问题不致太严重。你赶快和爱萍说说,让他宽宽心。”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由于毛、邓之间联系的管道已经被毛远新所阻断,邓小平只能抓住会见结束后的这个宝贵机会,他没有陈述自己的委屈,而是为部下开脱责任。邓小平真的令人敬重。

  再度倒台进入倒计时

  和右派们一样,左派们也绝不会听从毛泽东安排的。

   中央文件的精神是,批判右倾翻案要联系本单位的实际,于是就有了“批邓联张”,铁路系统则是“批邓联万(里)”,科学院是“批邓联胡(耀邦)”,教育部 是“批邓联周(荣鑫)”。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被调离的造反派头头舒龙山又被请回来主持会议了。

  王洪文亲自到会讲话:“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伟大胜利,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

  江青更是信口雌黄,参加了政治局听取科委“批邓联张”汇报会议的马捷说,江青在会上调子最高,说:“张爱萍不是好人,是个通台湾的特务,要把他彻底打倒。”

  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后,张春桥也出来说话了:“这只能说明,卫星上天是个幌子,红旗落地才是他们的真意。”

  “四人帮”全体上阵了,反作用力的能量远远超过父亲刚来230厂的时候。

  中国当时的政局,就像一架失控了的天平,或像一艘要沉的船,无论在哪边加一点轻微的力,都会造成更大的偏移振幅,毛泽东已经左右不了局面了。

  对方已开始读秒,他们说,张爱萍的再度倒台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尖兵”发射成功

  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使父亲精神更加振作,他把心思都放在了这颗卫星上。

  他一直住在招待所,他根本无暇也没想去追回“文革”后被别人占据了的家。在招待所与前沿阵地联系不方便,他就干脆住在指挥室里。

  1975年11月26日,是个大晴天。一大早,父亲就和总设计师孙家栋等人来到指挥室。父亲再次询问发射基地一切是否准备停当,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上报中央专委,下命令准时发射。

  一瞬之后,前方报告:发射成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顿时,指挥室里一片欢腾,但父亲说:真正圆满的成功,是卫星胜利归来的时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多么漫长而焦虑的等待!

  11月29日下午,渭南测控中心报告:“‘尖兵’返回大气层,进入角……高度……速度……”

   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指挥室里,操作人员的手就按在炸药起爆按钮上。“尖兵”把它的着陆点选在贵州。越过国境,对这颗星来说,也就几分钟的路程。总设计 师孙家栋说:“卫星按预定时间返回,落在贵州关岭铁索桥的树林里。奇妙的是,这里正是长征时期张爱萍大获全胜的地方。”

  太神奇了,大科学家也相信命运?

   “尖兵”发射成功后,11月30日,根据军委的要求,我们替父亲写了份检讨。这份检查陈锡联看了后特别高兴,说:爱萍同志的检讨很深刻嘛,我看可以过关 了。因为没有签字,又给退回来了,但就是这个名字,父亲死活不肯签。陈锡联很无奈,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检讨一下过了关不就算了嘛。

  父亲真的病了,连续紧张的工作,无休止的批判,毕竟是65岁的人了。在一次参加批斗会回来后,人就不行了。心肌梗死。幸得301医院的护士小孙发现得早,加上王士雯主任的果断抢救,才得以脱离危险。

  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得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

  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立即上报军委。

  7000人批斗会上,72字检讨掷地有声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愈演愈烈。

  1976年1月18日经中央批准,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包括230厂职工及社会各界共7000人参加。地址选在先农坛体育场,中央、国务院机关和解放军驻京大单位及新闻媒体都被邀请参加。

  父亲一早就起床了,他刮了胡子,对镜着装。在医院里住久了,会显得衰老疲惫。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影响到他形象的事,在今天是决不允许的。

  我们家人都没有陪去,原因很明显,目睹自己的亲人承受磨难和屈辱,谁也受不了。我们偎坐在妈妈身边,企盼着噩梦的结束。

  原以为怎么也要大半天吧,没想到伴随他参加批判大会的秘书邱景春同志突然来了,说首长讲完就回医院了,他是专来报信的:

   “首长一上台,还是他那个习惯,对着麦克风,把他那根手杖在地上使劲地顿了一下,全场一下子鸦雀无声。可能是首长好久不露面了吧,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 吸。他慢慢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全场一下子哄然大笑。是发言稿!”邱景春兴奋地用手比划着说。科技战线的人们对他太熟悉了,这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讲话居 然也念稿子了。

  “主持人就喊,严肃点!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父亲根本没有用事先准备的那份讲稿,他不知什么时候为自己拟定了一份只有72个字的讲话。我记得在推敲检查稿时,他曾嘟囔过一句:“检什么讨?但话要讲!”

  72个字的全文如下:

  “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来,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作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

  完了?邱说:“就这几句话,首长说完,又把手杖狠狠地在麦克风前顿了一下,扭头就走。”

  父亲说过:“既然他们要我面对这么多群众,怎么检讨,就不是我个人的事了。我决不低头!”他没有为解放军丢人,没有为老红军这个称号丢人,没有为1975年的整顿丢人。他也没有为共产党丢人,虽然,批判他是中共中央批准的。

  批判仍在持续不断。规模在六七千人左右的批判大会,继1月18日后又开了多次:2月5日,2月6日,2月11日,3月1日,3月2日,3月5日,3月24日,8月5日……父亲一律拒绝参加。他说:“你有本事就来绑架我吧!”

  他还劝国防科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向荣不要去参加批斗会。肖说,不去,政治上被动,毕竟是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啊。肖向荣去参加了并据理力争,但越是这样,对他的批斗就越是没完没了。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交代检查,倒在写字台上。闻此噩耗,父亲泪如泉涌。

  多少年过去了,每次提到这事,父亲都是那句话:“是我找他出来工作的,他是代我受过而死。他比我更忠于这个党,他对党是真忠,真忠……”

  他被打倒,230厂停产,就像黑夜里的一座大坟

  卢晨征,曾任航天部质量司司长、七机部一院230厂厂长。当年是张爱萍极力推荐和安排他担任厂长的。他对张爱萍的回忆令人动容。

  我听说他们推荐了我,就开溜了,跑到胜利油田去了。那里就像是个青纱帐,下到钻井队,就是油田指挥部也别想再找到我。

   后来听说是张爱萍发火了,人到哪里去了?给我找!当时我并不知道,以为事情过去了,就偷偷回了趟家。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刚起床,就看见窗外停了辆军用 吉普车,这下堵住我了。我没有法子,跟着他们到了京西宾馆,在外屋先见到宋彬成秘书长。宋说,你就是卢晨征啊,就给了我一个本子一支铅笔,说,拿着,张主 任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地图,中间一个大条案,桌上好几部电话,像个作战指挥所。屋里光线很暗,靠里的 墙边上站着个人,背对着我。我猜到是张爱萍。我远远地站着,好一会儿,他看都没看我,说,叫你来,怎么不来啊?声音很慢、很低沉。我说,张总长,你问我 啊?他顿了一下拐杖,仍然背对着我说,难道这间屋子还有其他人吗?我壮起胆子对着他的背,讲了三条理由:我说自己身体不好,经常吐血。再者,虽说在机械行 业呆了20多年,但对运载火箭可一点也不懂。这些理由我自己都觉得牵强,最后我还说了点实话。七机部派性斗争的厉害,派任何人去,都是没有办法工作的。

   我一边说,他一边还是看他的地图。听完我的话后,还背朝着我。他说,你讲了三条,我只说一条好不好?拿本子记下来:明天上午10点钟到230厂上班。记 下了吗?我说,记好了。他见我不说话了,回过身来,说了声坐吧。他交代了四个问题,我还记得,是情况、任务、干部、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共四个方面。记得 他专门交代说,要特别和几个人搞好团结,他说,和则兴、散则败。

  我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后来批判我时要我交代和张的这次谈话,说用了两小时20分钟。当时共调了司局长一级的干部22人,张只谈了十几分钟,而和你却谈了这么久,要我交出笔记,我说没记录,他们说,有人看见你做了记录。但我就是没有交给他们。

  临走,张当着我的面交代宋,你明天9点50分到厂里去,检查卢厂长到了没有。宋送我出来说,明天在家里等着,我去车接你。

   我回到家,和老伴说,有麻烦了,你给我打个行李卷吧。因为明天就要上班了,就要和张爱萍一起去拼命了。晚上我找了七机部几个熟悉的同志,问了一些情况, 大家都说糟糕透了。我的心情更沉重了。第二天我在办公室安了张床,人家告诉我,住在这里也没饭吃,厂里的食堂早垮了。我说,再说吧。

   搞这个平台难度是很大的,230厂只有一个姓邢的师傅能做,他是915的。916一个姓李的车工也能做,叫李凯丰。后来又调来一个叫郭崇伟的,是915 的。他们之间也争,但都和张老总很亲近,听他的话。怪了!这些人谁要有病,张都知道,叫人把药送到他们家里,连谁头痛脑热都知道,特别是对916的人。

   我当厂长时,配给我一辆专车,后来有人告诉我,是张老总知道我身体不好,专门批的。我当时身体很不好,无法入睡。有天早上5点钟,有人敲我的门,给我送 来4瓶胃得乐,说是张爱萍带给我的,市场上买不到,还带话说,让你先吃,再给你找。这个药真的是很对我的症状的,但他是怎么知道的?我百感交集。

  中国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有个人关心你,他用你时可能不讲理,但他是真的关心你的。过去知道他给工人送药,现在叫人这么早给送来,估计是怕别人知道了。230厂派性斗争那么厉害,他一来,就能团结起那么多的人,是和他深入到最底层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有个既无技术又无本事、专门捣乱的916铁杆,张老总亲自过问他的户口问题,还为此找过丰台区的领导,把他的老婆、孩子都办到北京来了。目的是一条,只 要能把科研生产搞上去,就要团结。张被打倒后,这个人慷慨激昂地在大会上发言,张爱萍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惜亲自用小恩小惠瓦解工人阶级,我没有技 术,他还亲自给我跑户口……这个人真无耻!

  后来批张,除少数916的几个铁杆,绝大多数人都不讲话,没有什么人响应他们搞的这一套。那时每天都要搞到夜里一两点钟,很紧张,也很疲劳,但还是向前冲,就像黄河大合唱里唱的:我们一天天接近了胜利。

   山雨欲来风满楼,空气慢慢就不对了。开始批判张爱萍了。他们叫我揭发,我说不知道,就说我装糊涂。后来,周总理去世了。我开始写交代材料,“文革”已经 教会了我写这种东西。我写道:我听说张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很吃惊,经过革命群众的教育,我才认识到。过去我认为张是全心全意地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 示,对生产抓得很紧、很细,对生产进度了解得很具体,对干部群众搞五湖四海,对工人生活上关心体贴。经教育,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反革命。我把检讨贴出去后, 他们急了,说是给张涂脂抹粉。我真想这张大字报有一天能让张爱萍看到。

  我是1979年离开230厂的。厂里停产了,没有人了,一切又恢复到张老总来之前的那个样子,就像黑夜里的一座大坟,寂静得让人害怕。

   毛泽东去世了。在追悼会上我见到了穆可民,他老了许多,但我还是忍不住地对他说:老穆啊,你可是张老总器重的人啊,把你从外地调进来,但你是怎么对待张 老总的呢?你在揭发他时,是那么不实事求是。假如有一天你见到张老总,他说,老穆啊,你好呀!我想知道,你怎么回答啊?

  穆呆了半天,哇的一声就哭了。

  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我说,也许我说得不对,也许我不该这样说,请你原谅。他流着泪,把头往墙上撞……
编辑:龙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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