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红色公主”－肖力
文/京城孤魂
有资格称为中国第一“红色公主”的非李讷莫属。１９４０年出生的李讷，虽然按长幼排序，还有一个李敏在她前头，但女以母贵，无论在宠信程度和委以重任上，姣姣都要远远逊于她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１９６６年春，伟大领袖一挥巨手，要“烧毁一切旧世界”的“文革”如失去束缚的地狱烈火贪婪地吞噬着中国大地上敢於阻挡它的一切：火光中，承载中国数千年文化精髓的书籍化作片片灰烬；火光中，凝聚中华民族聪明睿智的建筑变为齑粉；火光中，支撑中国脊椎骨的知识精英惨遭剿灭……。
火光中，走来了立志“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对陶斯亮语）的李小江。这个化名极其自然地将母亲的两个姓融在一起，显示了李讷这位北大历史系高才生并非浪得虚名。李小江随“红卫兵”大串联的浪潮在全国各地的文革烈火中闯荡了半年多，回京后被奉旨安排到“文革”中的风口浪尖《解放军报》进一步“锻炼”。
为了“保密”，李讷在军报使用化名“肖力”（小李）。用曾任《解放军报》副社长的姚远方的话来说：解放军报“文革”中最尖锐、最复杂、最突出的乱源是“天上掉下一个毛姑娘”！。
肖力不愧为出身于中国第一革命家庭的“红色公主”，短时间内就在军报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红色风暴！肖力一到军报就发现了李、金、刘、陈四员造反派小将，组成军报实际上的“内阁”。还从部队抽调来三十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形成了解放军报社的造反派骨干。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她组织了“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
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勇敢战斗，一举把解放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记者处副处长宋琼以及杨子才等人揪了出来，“开创了解放军报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凭着无可比拟的背景，到报社不到两个月，肖力领导的“革命造反突击队”，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军报的运动。同时，她担任了军报版面组组长。报纸版面是报纸全部工作的载体，是出版前的最后一道关口。肖力虽不是社长、总编辑，但她掌握了版面权，也就实际上夺取了报社的大权。再后来干脆就担任了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直接执掌了军报编辑出版大权。而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的。人们都知道，《解放军报》在文革中的地位和级别与一个大军区不相上下的。比较起来，被吹成“超天才”的林立果使了吃奶的劲，爬到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位子上还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肖力当得起是“超超天才”！
毛泽东对汉宣帝的“王霸道杂之”统治经验非常欣赏，奉为治世的圭臬。肖力在《解放军报》夺权后就宣告她在报社要实行“王、霸杂用”的方针。作为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肖力当然知道“王霸杂用”的典故，也就是说，她要像汉宣帝一样“霸道”了。在肖力的带领下，军报的造反派先后推翻了军报两届领导班子，制造了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和“赵易亚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案”。
１９６８年，跟随肖力打天下的“革命小将”打着她的旗号，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谓“阴谋绑架肖力同志的反革命案”，成为解放军报社在“文革”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在这一案件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该案牵涉到许多无辜的干部、群众。后来，迟浩田到《解放军报》任副总编，分管政治工作。在１９７３年“落实政策”中，他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了解，认定军报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谓的“绑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在肖力的操纵下，都是通了天的，迟感到棘手，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涉及到肖力的事，张志哪敢作主。他又汇报到总政治部田维新那里。田又与李德生商量，想瞒过江青先把无辜的干部解放出来。结果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看了这些材料后，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这是个坏人”，最后要“德生同志查处”。害的军报的干部又被挂了起来。当时肖力已经离开军报四、五年了，可见肖力的影响能力有多大。
在肖力主管期间，解放军报出现了奇奇怪怪的各种形式主义做法：当某版刊有毛主席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同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保证背面版上的同─地方没有贬意词！是笑话，也是真实。报社专门做了一个报纸透视箱：─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都放在玻璃板上，打开玻璃板下的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这个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儿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成为那个时代愚蠢的见证。
肖力的追随者们还在军报掀起了一个对肖力的个人崇拜的热潮。平安里３号（当时军报驻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张贴出红对联：“向肖力同志学习：向肖力同志致敬：”，随后，还专门开辟一间“肖力丰功伟绩”的展览室。连肖力骑的蓝色自行车、喝水用的大白茶缸，都作为重要展品展出，以颂扬肖力的艰苦朴素作风。仿佛在这一方面肖力也把林立果的“小舰队”比了下去。
完成了对军报的改造，踌躇满志的“红色公主”又开始了另一次飞跃。这次是直接登堂入室中央领导文革的头脑机关－－就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
１９６６年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中规定，要“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於政治局常委之下”。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於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成立隶属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革小组，本质上是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尽管陈伯达名列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并无实权，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江青依仗“第─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经常“假传圣旨”（有些时候也确是“密诏”），陈伯达不得不让她三分。文革小组开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如果江青还没有来，陈伯达就得和别人等着。开会时，如果陈伯达和她有分歧，江青就叫“暂停”，拉着陈伯达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呆在会议室里等着。直等陈伯达被“打通”了回来，会议才能继续进行。江青实际上是文革小组的“无冕女皇”。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更是从法统上明确了江青的地位。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中央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上，毛泽东为进一步提升江青的地位，打破过去一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家署名的惯例，特批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此后同类电报、文件即由四家署名。２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正式说道：“现在是文革小组代表了书记处”完成了江青掌握文革大权的全面部署。
江青眼里是只有毛泽东一人，其他人等统统属於靠不住的可疑对象。仅中央文革办事组负责人位置上就被她先后“干掉”了６人。先是穆欣被撤掉，后投入大牢呆了８年。接任的宋琼不久就被被肖力划入解放军报社“胡痴反党小集团”。此后，办事组由王广宇、矫玉山负责。６７年９月１日，王广宇又被江青强令回马列研究院接受批斗，改由原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和矫玉山分任正副组长。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３日，矫玉山又被江青诬为“特务”，下令逮捕。阎长贵也没逃脱“华盖运”，后来同矫玉山、王广宇先后进入天字一号监狱秦城大牢。办事组担任总支部书记的王道明，工作人员张根成（来自解放军沈阳部队）、周占凯（来自解放军济南空军部队）、担任江青警卫的孙立志，也前后被江青送进了监狱。
对於江青这种多疑善变，翻脸无情的得志小人，真是稍一沾边，不缺胳膊少腿，也得脱三层皮。这就搞得人人把在江青身边工作视为畏途。但办事组人员换来换去，江青在指挥操纵上也感到不便。思来想去，江青认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决意起用在军报已初露峥嵘的李讷，来个“文革一家亲”！自６８年１月起，肖力走马上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
要说肖力还真不愧为帝王后裔，有胆有识，上任伊始就在周恩来身上试了第一刀。其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都已经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一切重大问题都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处。这个“碰头会”，是吾党的体制被“文化大革命”打垮后，按毛泽东意图建立起的一个不伦不类的权力机构。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原本每次开会前，都由周恩来吩咐秘书赵茂峰拟定议程和通知，交由中央办公厅发出。肖力接任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后，就通过江青在一次会上说，文革碰头会通知不发给文革办事组，给江青的工作造成被动，今后应由文革办事组发通知。江青说的事，周不敢有二话，回去就吩咐秘书，以后开会通知由中央文革办事组办。考虑到肖力初到办事组，周恩来担心她对这个工作不熟悉，就让秘书代肖力草拟一个会议通知的样子，巴巴地送去供她参考。不料李讷又借机在江青处告了周一状，说周的秘书还不肯放手，通知是代拟、代行。终於闹得周认输服软，不得已让赵茂峰给肖力写了个检查，才算了事。从这以后，发通知的权就在文革小组办事组了。肖力小试牛刀，初战告捷。
整治了周恩来，肖力的第二刀也不可小觑。她竟然敢向汪东兴辖下的警卫钓鱼台的大内侍卫，中央警卫局二处下手。２月２８日上午，警卫二处一位科长在执勤后，到处里反映说：昨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到了１６号楼，把开会时首长、警卫员休息的房间巡视了一遍，还看了警卫值班室。江青对警卫二处在１６号楼设警卫值班室大为不满，对那位科长说：“你们都成了大老爷了。”那位科长答说：“我们在这儿组织警卫员学习。”周总理说：“你们组织学习可以找别的地方嘛。”警卫值班室这么一点小事，竟然惊动了周、陈、康、江等我党顶尖人物，大动干戈，是什么来头？经了解，原来警卫值班室是原文革小组保密室，隔壁就是肖力的住所。二处当时并不知道肖力近在咫尺，即使知道，可能也没把这个黄毛丫头当份菜。所以保密室搬家、及警卫室的设立均没通过肖力，忽视了她的存在。这可惹恼了肖力的“公主”脾气。趁初战告捷的余威，肖力意欲再次借题发挥，在立威的同时也教训一下素来与江青不合的汪东兴，可谓一箭双雕，与江青不谋而合。肖力在值班室就曾质问二处那位科长：“你们不通知人家，就来了几个人，把保密室搬了家。听说是汪（东兴）主任让搬的？”那位科长见来者不善，赶紧替汪东兴开脱：“搬家是办事组的王道明（注：王后来倒酶，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让搬的。这件事如果做错了的话，我们做检查，跟汪主任毫无关系。”
根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查看警卫值班室及其言谈，结合肖力对保密室突然搬家有意见并提到汪东兴等情况，警卫钓鱼台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不敢怠慢，当日下午即赶赴中南海，向汪东兴及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汇报了此事。久经政治风浪的汪东兴立马看出此事来头不小，稍做思考后说：“如果你们同意，就把你们撤回中南海，进行学习。把你们的警卫工作，交给部队先搞一段再说。”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如果垮下来了， 你们要经受得起。”谁都知道那年代撤下来进学习班意味着什么，汪连“垮下来”都想到了，可见肖力搅起的这股风浪有多大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汪不肯束手就擒，准备放手大干的决心。
２月２９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１６号楼开碰头会。肖力路过餐厅，从门缝里听到里边有说话的声音，推门而入指着服务人员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服务人员说：“准备开饭。”肖力说：“现在不开饭，开饭时再叫你们。”把服务人员轰出了１６号楼。在钓鱼台国宾馆支左的负责人张振良得知此事，当时就向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汪东兴做了汇报。汪知道江青和肖力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能再等了，就在第二天３月１日下午２点半，召集了张耀祠、杨德中、邬吉成、李连水等开了一个小会。会上，汪东兴孤注一掷，以退为进做出了交出钓鱼台警卫工作的决定：
第一、陈伯达、康生、江青的随卫移交警卫团，钓鱼台驻地的警卫也移交警卫团。第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１６号楼内部安全，由中央文革小组自己管。二处把外围搞好就行，不要进去。第三、要训练一下，二处把警卫任务暂时交给警卫团，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警卫用车交回原供给单位。第四、钓鱼台内部要改革，机构要精简。首长用的厨房与工作人员的厨房要分开。第五、８号楼、１５号楼门口各放四个警卫战士。到１６号楼开会时，外来司机到１７号楼休息，不要进１６号楼。决定从当晚就开始执行。但就是“忘了”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回到钓鱼台，全体警卫人员因为晚上不必警卫了，就像接到命令一样都吃了安眠药，上床倒头就睡。
这天晚上，肖力突然发现那些熟悉的警卫都不见了，大惊失色，看来事态闹大了，赶紧向江青汇报了这一新情况。江青一听闹到警卫“罢工”的地步，也不敢自作主张了，只好请来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出面来摆平。周、叶建议还得由汪、杨来控制局面。江只得同意，３月２日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杨德中来到钓鱼台警卫处的住所，乓乓乓地敲门，叫了很久（这是警卫？），众人好似才从朦胧中醒来。杨德中说：“总理来了，要见你们，有话要讲。都到１７号楼会客厅集合。”被安眠药整的“稀里糊涂”的二处科长以上的警卫干部集中到１７号楼楼下的小会客厅里，周恩来、叶剑英、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还有谢富治、杨成武等中央党军领导和汪东兴都来了。江青先做了开场白，紧接着汪东兴做一番检讨，说什么做出让警卫二处交出警卫的决定，办得有些粗，有些主观。犯了毛主席批评的那种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的错误。现在总理、江青同志及时纠正了，这对我们的工作是个推动。汪东兴说完，由周恩来讲话。他知道江青的意图，就反其道而行之，说：“你们不要背什么思想包袱，继续在这里好好安心工作。你们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好同志。”
顺着周的话题，邬吉成大而化之地说，停止警卫值班，是对上面的精神没能很好领悟，事情办理得过急，过粗，责任应由我负。今后要努力学习，提高觉悟，遵照各位首长的指示，做好工作，保卫好毛主席、党中央。叶剑英也讲了话，意思和周差不多。周、叶、汪、邬的讲话，此唱彼和，把江青气的脸乌青，猛地从沙发中站起来，一脸的怒容，二话不说拂袖而走。唯一的观众一走，这个规格高得不能再高的国家级临时党军大戏就此戛然而止。
自３月３日起，钓鱼台的警卫又恢复了原状。肖力也领会到了，军人的头，不是那么好剃的。
紧接着肖力又碰上了另一件文革中的大事：傅崇碧带人“冲击钓鱼台事件”。
６８年３月６日，傅崇碧从杨成武处领受了中央文革要求追查鲁迅手稿下落的任务。经过详细了解，这批手稿就在钓鱼台！这时已是３月８日了。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肖力接的电话。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肖力说：“有。”“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与此同时肖力把傅崇碧要来的消息通知了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所以当傅崇碧到达钓鱼台门卫，问王保春可否进入时，王准许了。那天陈伯达吃过晚饭，跟秘书王文耀上西郊散步去了。所以王保春又给钓鱼台警卫处打了个电话，要他们立即派一辆车，沿着西郊公路颐和园方向寻找，见到陈伯达的车子，马上追上，请他回钓鱼台处理急事。
傅崇碧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正巧碰到姚文元，礼节性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进屋还没有站定，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
傅崇碧说：“我们是来汇报的。而且我事先打了电话，任务也是你们交待给刘副司令、周副政委的。”
当时冯正午秘书站在傅身后，由於几个晚上没睡觉，他又有低血糖的病，江青一发火，冯正午疲劳加上紧张，一下子晕倒在沙发上，口吐白沫。他的皮包掉在地上，滑到了江青脚跟前，江青跳了起来，说冯甩皮包打她，包里有手枪。实际上包里只装了信纸和笔记本。
她说：“你们说鲁迅手稿在这里，把保密员叫来。”保密员卜信荣被叫来了，江青问：“鲁迅的手稿在你那里吗？”他说：“是在这里，整整有四大箱。”江青一听就发火了，说：“你不是毛主席的兵，你是坏人，你不讲老实话。”卜说冤枉，江青不让他讲话，让小卫队把他的嘴堵起来，把他抓起来了。此后该人就此下落不明。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以此为导火索，半个月后，傅崇碧被撤职查办，逮捕入狱。３月８日当日如果肖力能出面澄清一下，也许傅崇碧不会落得个如此下场。但这也只是猜测，因为倒傅的原因不仅仅是“冲击钓鱼台”这件事。照笔者看来，被傅崇碧一再引以为豪的匿藏３０余名老干部并在江青和毛泽东之间玩了一把欺上瞒下手法的作为，才是傅被打倒的祸根。毛是何等精明之人，岂能容忍这种手法。
肖力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背景，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的位子无人能撼，直到文革小组寿终正寝。九大后，文革小组完成了缔造人赋予它的历史使命，李讷这位“红色公主”也走完了她人生中最耀眼的旅途。
１９７０年，年过３０的李讷，按照毛的批示随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江西干校。这时，有一个比她小几岁的男青年小徐，闯入了她的生活。工农家庭出身的小徐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内部招待所的服务员，李讷和小徐的婚恋传到江青耳朵里，江青表示坚决反对。但李讷也固执己见，双方相持不下。女儿索性向爸爸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要求批准她和小徐结婚。毛泽东尊重公主的自由选择，御笔一挥：“同意，转江青阅。”毛泽东签字同意的婚事，江青也无法再推翻。於是，在江西进贤县的“五·七”干校里，李讷和小徐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毛泽东送给他们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结婚礼物。一年以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为徐小宇。但是“公主”和“农民”之间的鸿沟不是爱情鹊桥能够跨越的。最后，分居了一段时间，小徐被推荐到河北省某大专院校读书，他们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孩子归李讷抚养。易名为李小宇。
１９７３年，组织上安排李讷担任了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县委书记。１９７３年８月，李讷在北京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她和全体代表一起，最后一次在公众的政治集会上见到了毛泽东。此后，李讷自己也因为婚姻失败，精神受到刺激，以身体不好为由，一直未返任工作。
后记
１９８４年，王景清进入了李讷的生活。他原来在中央警卫团工作过，护卫过少年时代的李讷；后来他调到云南省军区怒江军分区工作，任参谋长。经过李银桥和韩桂馨的介绍，李讷和王景清结合在一起，建立了新家庭，李小宇又改名为王效芝（仿效润之？）。江青在世时，李讷和王景清常一道去看望狱中的江青，江青对这一次女儿的婚事表示很满意。
王效芝念完了北京市旅游外事服务职业中专以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饭店工作，当服务员兼管理，工作十分出色，很受上司欣赏。
参考书目：
叶永烈：《陈伯达传》
穆欣：《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
傅崇碧：《傅崇碧自述》
姚远方：《天上掉下个毛姑娘》
邬吉成：《红色警卫》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邢志远：《那年奉命寻李讷》
张树德：《毛泽东为１７５位将军平反的前前后后》
附参考阅读：
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
○阎长贵
江青利用鲁迅手稿遗失问题制造大案、冤狱
“文革”中鲁迅手稿遗失问题，有人撰文称为“震撼全国”的大案。此事的确云谲波诡，惊天动地。鲁迅先生夫人、全国人大常委许广平先生为此事急愤交加心脏病发作猝然逝世。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负责追查鲁迅手稿下落。杨成武又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具体办理。江青则借此大兴大案、冤狱。
一、追查鲁迅手稿成为“杨、余、傅”事件的由头之一，即所谓在杨成武指挥下，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傅崇碧接受杨成武以及江青、陈伯达布置的追查鲁迅手稿的任务后，和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副政委等几个人，废寝忘食，连续作战，花了三四天的时间，查清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保密室，十分高兴，急于向江青、陈伯达报告。于是，１９６８年３月８日，傅崇碧带着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委周树青和他的秘书冯正午赶往钓鱼台，经请示陈伯达的秘书进来了，姚文元把他们接到钓鱼台１６楼的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不一会儿，江青带着秘书杨银禄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大发淫威，冲着傅崇碧狂叫：“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是不是抓人啊？”傅说：“我们是来汇报的。”这时，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由于几个晚上没睡觉，又有低血糖病，也没见过这阵势，一下子晕倒在沙发上，口吐白沫。他的提包掉到地上，滑到江青脚边。江青跳了起来，说提包里有手枪。就是这件事，后来被定性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除杨成武、傅崇碧被撤职监禁外，傅的秘书冯正午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治委员周树青等先后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离职检查。
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被逐出钓鱼台。１９６８年３月８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钓鱼台东门打电话到陈伯达办公室，说他和卫戍区的副政委、副司令员要进钓鱼台汇报鲁迅手稿的事。陈伯达秘书王保春接电话，适逢陈伯达不在，没法请示，他觉得卫戍区司令员有什么不可以进钓鱼台，又经常来，于是答应：进来吧。为此事，江青通过陈伯达要王保春两次做检讨，还将其检讨在政治局常委中传阅。江青怒气冲冲地对陈伯达说：“照顾你的面子不逮捕他，但他不能在钓鱼台工作了！”陈伯达无奈，只得将他多年的秘书调离钓鱼台。王保春就这样被逐出了钓鱼台。
三、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被投入监狱７年多。王广宇原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不久，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做秘书工作和服务工作，１９６７年１月到８月任办事组组长。他和这批鲁迅手稿的事毫无关系，只是此前戚本禹派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家取过一批材料，其中有一份鲁迅手稿，取回后就交给戚本禹了。陈伯达把这件事和要追查的鲁迅手稿事混在一起。３月４日晚上，陈伯达和杨成武带着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肖力（即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找到王广宇，要他交代。王广宇说了戚本禹派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取材料的事，但和要追查的鲁迅手稿对不起茬来。陈伯达就说王广宇不老实，硬诬蔑他和戚本禹把鲁迅手稿“卖掉了、私分了、烧毁了”，根本不听王广宇申辩。当场，王广宇就被抓了起来，投入监狱，一直到１９７５年５月才获释。
四、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总支书记王道明和工作人员周占凯被投入监狱关押了７年多。王道明是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刺杀能手，写有论刺杀的辩证法方面的文章，闻名全军。周占凯是一名优秀的解放军基层干部。他们都是“文革”初期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的。他们之所以被抓，是因为他们曾受戚本禹指派到许广平家，告诉她不要和潘梓年、郑公盾联系。江青斥责他们：“胆大包天，竟敢接受戚本禹的旨意，背着中央文革去威胁许广平！”就为这莫须有的罪名，王道明、周占凯被抓，在监狱里关押了７年多，也是１９７５年５月才被释放。
所谓鲁迅手稿遗失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很简单：戚本禹奉江青之命从文化部取到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等人如此大张旗鼓、兴师问罪，而所谓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实事求是地说，不论从今天看，还是从事情发生的当时看，都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件事情。江青等人随意给戚本禹扣上“盗窃”鲁迅手稿的罪名，这是别有用心的。我觉得，对戚本禹也应该实事求是。现在不论官方出版的书籍，还是个人署名文章，在谈到鲁迅手稿遗失问题时，仍然说戚本禹“盗窃”。实际上，这是因袭江青别有用心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不管按理讲，还是按法律讲，盗窃鲁迅手稿可是不轻的罪名。１９６８年３月３日江青就说：“……叫戚本禹交代，冲着这一条（指盗窃鲁迅手稿）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可是，我们看１９８３年审判戚本禹，戚被判１８年徒刑，但不论是检察院的起诉书，还是法院的判决书，一句也没有涉及鲁迅手稿的事。这是为什么？是疏忽吗？显然不是。其合理的逻辑只能是：盗窃鲁迅手稿的罪名不能成立。
戚本禹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从文化部档案室取走鲁迅手稿，这是“奉命”行事（并给文化部写了收据），而不是“盗窃”。戚本禹在取鲁迅手稿时的讲话，应看作戚本禹和鲁迅手稿关系的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根据。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戚本禹在文化部大门口讲话，除了批判当时文化部负责人萧望东外，还谈到鲁迅手稿问题。他说：
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商量。各派都要派人封人事档案和档案室，文化部这里有毛选四、五卷的手稿和鲁迅的手稿，各派观点不同，不稳定，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把手稿交中央文革小组保管，大家看行不行？（群众高喊：同意）我今天就为这个任务来的，我现在就把这个材料带走。我的话完了。
酌情度理，戚本禹这个讲话是说得清楚的，取走鲁迅手稿，是为了“稳定”，即安全，是执行“把手稿交中央文革小组保管”的“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并不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讨论过，江青或陈伯达说句话，或有所表示，也算中央文革小组决定。１９６８年３月４日，傅崇碧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戚交代说，他是受江青之命去文化部取走这批鲁迅手稿的，如今就存放在钓鱼台的中央文革。应该说，戚本禹这个交代也是实情。换言之，没有根据说这是戚本禹在推卸责任。
这就是所谓鲁迅手稿“遗失”的真实情况。１９６８年３月２日，许广平先生给周总理写信查问鲁迅手稿，其心情是焦急的，但叙事却是平实的——她只是说戚本禹把手稿“拿走”，并没说盗窃。其信的原文是：
现向您汇报一下：北京鲁迅博物馆原藏有鲁迅《答徐懋庸……》手稿１５页，书信手稿１０５４封（１５２４页，大部未印）。１９６６年６月３０日，旧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１９６７年春天，戚本禹在文化部听说此事，又将这部分手稿全部拿走。现在我不知道这些手稿究竟落在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失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失。因此希望能帮助了解一下此事，最好能将结果告诉我。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看看这些手迹。鲁迅博物馆已有报告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此事。随信附上抄件一份，请您一阅。
这封信充分反映和表现了许广平先生对鲁迅的宝贵遗产和国家的重要文物高度负责的精神。从这封信看，许广平知道鲁迅手稿是戚本禹在“１９６７年春天”从文化部拿走的，那时戚是“文革”的风云人物，而到１９６８年１月戚本禹已倒台，被抓起来，她当然要查问鲁迅手稿的下落，这很自然，否则，不闻不问反而奇怪了。许广平先生因此突发心脏病以致辞世，这是一场悲剧——一场“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悲剧。
江青看到许广平先生这封信后，说什么：“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冲着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个东西是不是找一个地方保管（姚文元插话：放在中央档案馆），统统拍照。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看来她（指许广平）受了刺激。有心脏病的人怎么受得住这个刺激呢！分明是陷害，要追查这件事！”江青说这件事“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看来只有天知道。而她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找一个地方保管”，这不就是说明她知道“这个东西”当时还在什么地方存在着吗？！我觉得，江青这番话，一方面是假慈悲，一方面是推卸责任，是把许广平先生之死的责任栽在已经被他们抛弃的戚本禹身上，即认定戚本禹盗窃鲁迅手稿气死许广平先生。江青正是据此制造了一系列大案、冤狱。而迄今仍不断出现在书籍和文章中的所谓戚本禹“盗窃”鲁迅手稿云云，也盖源于此。看来，在“震撼全国”的鲁迅手稿遗失问题上，必须分清两件事：一件是事情本身即鲁迅手稿遗失本身，一件是江青心怀鬼胎即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制造这样或那样的事端。这两件事，或者说两个问题，显然是不同的。
鲁迅手稿一直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没有任何人动过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鲁迅手稿的实际命运和遭遇，透视一下这件事情的真相。从戚本禹１９６７年１月从文化部取走鲁迅手稿，到他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４日“被抛出来”（即被抓起来），整整一年的时间，再到１９６８年３月２日许广平先生给周总理写信查问鲁迅手稿下落，时间将近一年零两个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鲁迅手稿在哪里？不论戚本禹的交代，还是事实，都说明鲁迅这批手稿一直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到１９６８年３月８日傅崇碧经过艰苦努力查到它们时，看到的是装鲁迅手稿的“四只樟木大箱子，都用铁锁封闭着”。这说明什么？就是说，到这时鲁迅手稿只是从文化部的档案室移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不要说“毁坏”，甚至动都没有人动过。实际上，除了后来江青利用这批鲁迅手稿所谓“遗失”制造大案、冤狱外，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说过戚本禹（以及其他人）利用这批鲁迅手稿做过什么事，派过什么用场。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实际上是从１９６６年６月），我开始在戚本禹手下工作，并于１９６７年１月开始任江青的秘书（止于１９６８年１月）。在１９６７年一年的时间里，我没听戚本禹说过一次鲁迅手稿的问题，也没听江青说过。关于鲁迅手稿问题，我没有任何接触，一无所知。唯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１９６７年春，有一次江青向我布置任务，对我说：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送我一套１９３８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我要表示感谢。你打电话不行，身份低了；你告诉戚本禹给许广平打个电话，代我向她表示感谢。我应道：好。我立即用电话通知了戚本禹。我想这件代劳的事情，戚本禹肯定是做了的。
实事求是最重要。千万不要违反和忘记实事求是
２００２年１月，读穆欣同志写的《震撼全国的鲁迅书信手稿遗失案》，从中看到这样的话：“江青心怀鬼胎，派戚本禹将这批手稿全部盗走。”对这个论断，我有些怀疑，就往上海给戚本禹挂电话询问。他说尚未看到穆欣的文章，还说情况并不是这样。２月１５日，戚本禹给我一封信。关于这件事，他写道：“穆文我最近才看到。关于鲁迅手稿问题，纷纷扬扬了好几年，我想以你的智力足够对此事作出正确判断。当年在文化界各派混战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办公室去接管鲁迅手稿，完全是为了妥善保存这位伟大文学家的遗产。此事首长有指示，我和办公室的同志完善地执行了任务，没有过错。江、陈也没有错误，他们后来把这件小事忘了，也可以理解。”穆文说什么“盗窃手稿”，“陷人入罪”，全无实事求是之意。“你既有我当年讲话，当可作实事求是之文，以留历史真相。”
在这封信中，戚本禹仍称江青、陈伯达为“首长”，说“ 他们后来把这件小事忘了，也可以理解”等等，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和意思，读者尽可玩味。但他要求恢复这件事的“真相”，应该说，是合理的。读者也许觉得，我写这篇文章的缘起，是听了戚本禹的意见。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当我在“文革”中红卫兵编印的材料上发现戚本禹当年关于取鲁迅手稿的讲话后，觉得应当对历史负责，还这件事情以本来面貌。我想，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文化人，应该采取的态度。无数事实表明，对现实，实事求是不容易；对历史，实事求是也不容易。但是，不论对现实还是对历史，都应该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最重要。千万不要违反和忘记实事求是。■
文/京城孤魂
有资格称为中国第一“红色公主”的非李讷莫属。１９４０年出生的李讷，虽然按长幼排序，还有一个李敏在她前头，但女以母贵，无论在宠信程度和委以重任上，姣姣都要远远逊于她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１９６６年春，伟大领袖一挥巨手，要“烧毁一切旧世界”的“文革”如失去束缚的地狱烈火贪婪地吞噬着中国大地上敢於阻挡它的一切：火光中，承载中国数千年文化精髓的书籍化作片片灰烬；火光中，凝聚中华民族聪明睿智的建筑变为齑粉；火光中，支撑中国脊椎骨的知识精英惨遭剿灭……。
火光中，走来了立志“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对陶斯亮语）的李小江。这个化名极其自然地将母亲的两个姓融在一起，显示了李讷这位北大历史系高才生并非浪得虚名。李小江随“红卫兵”大串联的浪潮在全国各地的文革烈火中闯荡了半年多，回京后被奉旨安排到“文革”中的风口浪尖《解放军报》进一步“锻炼”。
为了“保密”，李讷在军报使用化名“肖力”（小李）。用曾任《解放军报》副社长的姚远方的话来说：解放军报“文革”中最尖锐、最复杂、最突出的乱源是“天上掉下一个毛姑娘”！。
肖力不愧为出身于中国第一革命家庭的“红色公主”，短时间内就在军报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红色风暴！肖力一到军报就发现了李、金、刘、陈四员造反派小将，组成军报实际上的“内阁”。还从部队抽调来三十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形成了解放军报社的造反派骨干。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她组织了“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
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勇敢战斗，一举把解放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记者处副处长宋琼以及杨子才等人揪了出来，“开创了解放军报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凭着无可比拟的背景，到报社不到两个月，肖力领导的“革命造反突击队”，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军报的运动。同时，她担任了军报版面组组长。报纸版面是报纸全部工作的载体，是出版前的最后一道关口。肖力虽不是社长、总编辑，但她掌握了版面权，也就实际上夺取了报社的大权。再后来干脆就担任了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直接执掌了军报编辑出版大权。而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的。人们都知道，《解放军报》在文革中的地位和级别与一个大军区不相上下的。比较起来，被吹成“超天才”的林立果使了吃奶的劲，爬到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位子上还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肖力当得起是“超超天才”！
毛泽东对汉宣帝的“王霸道杂之”统治经验非常欣赏，奉为治世的圭臬。肖力在《解放军报》夺权后就宣告她在报社要实行“王、霸杂用”的方针。作为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肖力当然知道“王霸杂用”的典故，也就是说，她要像汉宣帝一样“霸道”了。在肖力的带领下，军报的造反派先后推翻了军报两届领导班子，制造了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和“赵易亚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案”。
１９６８年，跟随肖力打天下的“革命小将”打着她的旗号，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谓“阴谋绑架肖力同志的反革命案”，成为解放军报社在“文革”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在这一案件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该案牵涉到许多无辜的干部、群众。后来，迟浩田到《解放军报》任副总编，分管政治工作。在１９７３年“落实政策”中，他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了解，认定军报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谓的“绑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在肖力的操纵下，都是通了天的，迟感到棘手，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涉及到肖力的事，张志哪敢作主。他又汇报到总政治部田维新那里。田又与李德生商量，想瞒过江青先把无辜的干部解放出来。结果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看了这些材料后，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这是个坏人”，最后要“德生同志查处”。害的军报的干部又被挂了起来。当时肖力已经离开军报四、五年了，可见肖力的影响能力有多大。
在肖力主管期间，解放军报出现了奇奇怪怪的各种形式主义做法：当某版刊有毛主席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同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保证背面版上的同─地方没有贬意词！是笑话，也是真实。报社专门做了一个报纸透视箱：─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都放在玻璃板上，打开玻璃板下的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这个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儿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成为那个时代愚蠢的见证。
肖力的追随者们还在军报掀起了一个对肖力的个人崇拜的热潮。平安里３号（当时军报驻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张贴出红对联：“向肖力同志学习：向肖力同志致敬：”，随后，还专门开辟一间“肖力丰功伟绩”的展览室。连肖力骑的蓝色自行车、喝水用的大白茶缸，都作为重要展品展出，以颂扬肖力的艰苦朴素作风。仿佛在这一方面肖力也把林立果的“小舰队”比了下去。
完成了对军报的改造，踌躇满志的“红色公主”又开始了另一次飞跃。这次是直接登堂入室中央领导文革的头脑机关－－就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
１９６６年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中规定，要“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於政治局常委之下”。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於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成立隶属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革小组，本质上是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尽管陈伯达名列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并无实权，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江青依仗“第─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经常“假传圣旨”（有些时候也确是“密诏”），陈伯达不得不让她三分。文革小组开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如果江青还没有来，陈伯达就得和别人等着。开会时，如果陈伯达和她有分歧，江青就叫“暂停”，拉着陈伯达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呆在会议室里等着。直等陈伯达被“打通”了回来，会议才能继续进行。江青实际上是文革小组的“无冕女皇”。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更是从法统上明确了江青的地位。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中央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上，毛泽东为进一步提升江青的地位，打破过去一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家署名的惯例，特批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此后同类电报、文件即由四家署名。２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正式说道：“现在是文革小组代表了书记处”完成了江青掌握文革大权的全面部署。
江青眼里是只有毛泽东一人，其他人等统统属於靠不住的可疑对象。仅中央文革办事组负责人位置上就被她先后“干掉”了６人。先是穆欣被撤掉，后投入大牢呆了８年。接任的宋琼不久就被被肖力划入解放军报社“胡痴反党小集团”。此后，办事组由王广宇、矫玉山负责。６７年９月１日，王广宇又被江青强令回马列研究院接受批斗，改由原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和矫玉山分任正副组长。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３日，矫玉山又被江青诬为“特务”，下令逮捕。阎长贵也没逃脱“华盖运”，后来同矫玉山、王广宇先后进入天字一号监狱秦城大牢。办事组担任总支部书记的王道明，工作人员张根成（来自解放军沈阳部队）、周占凯（来自解放军济南空军部队）、担任江青警卫的孙立志，也前后被江青送进了监狱。
对於江青这种多疑善变，翻脸无情的得志小人，真是稍一沾边，不缺胳膊少腿，也得脱三层皮。这就搞得人人把在江青身边工作视为畏途。但办事组人员换来换去，江青在指挥操纵上也感到不便。思来想去，江青认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决意起用在军报已初露峥嵘的李讷，来个“文革一家亲”！自６８年１月起，肖力走马上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
要说肖力还真不愧为帝王后裔，有胆有识，上任伊始就在周恩来身上试了第一刀。其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都已经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一切重大问题都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处。这个“碰头会”，是吾党的体制被“文化大革命”打垮后，按毛泽东意图建立起的一个不伦不类的权力机构。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原本每次开会前，都由周恩来吩咐秘书赵茂峰拟定议程和通知，交由中央办公厅发出。肖力接任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后，就通过江青在一次会上说，文革碰头会通知不发给文革办事组，给江青的工作造成被动，今后应由文革办事组发通知。江青说的事，周不敢有二话，回去就吩咐秘书，以后开会通知由中央文革办事组办。考虑到肖力初到办事组，周恩来担心她对这个工作不熟悉，就让秘书代肖力草拟一个会议通知的样子，巴巴地送去供她参考。不料李讷又借机在江青处告了周一状，说周的秘书还不肯放手，通知是代拟、代行。终於闹得周认输服软，不得已让赵茂峰给肖力写了个检查，才算了事。从这以后，发通知的权就在文革小组办事组了。肖力小试牛刀，初战告捷。
整治了周恩来，肖力的第二刀也不可小觑。她竟然敢向汪东兴辖下的警卫钓鱼台的大内侍卫，中央警卫局二处下手。２月２８日上午，警卫二处一位科长在执勤后，到处里反映说：昨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到了１６号楼，把开会时首长、警卫员休息的房间巡视了一遍，还看了警卫值班室。江青对警卫二处在１６号楼设警卫值班室大为不满，对那位科长说：“你们都成了大老爷了。”那位科长答说：“我们在这儿组织警卫员学习。”周总理说：“你们组织学习可以找别的地方嘛。”警卫值班室这么一点小事，竟然惊动了周、陈、康、江等我党顶尖人物，大动干戈，是什么来头？经了解，原来警卫值班室是原文革小组保密室，隔壁就是肖力的住所。二处当时并不知道肖力近在咫尺，即使知道，可能也没把这个黄毛丫头当份菜。所以保密室搬家、及警卫室的设立均没通过肖力，忽视了她的存在。这可惹恼了肖力的“公主”脾气。趁初战告捷的余威，肖力意欲再次借题发挥，在立威的同时也教训一下素来与江青不合的汪东兴，可谓一箭双雕，与江青不谋而合。肖力在值班室就曾质问二处那位科长：“你们不通知人家，就来了几个人，把保密室搬了家。听说是汪（东兴）主任让搬的？”那位科长见来者不善，赶紧替汪东兴开脱：“搬家是办事组的王道明（注：王后来倒酶，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让搬的。这件事如果做错了的话，我们做检查，跟汪主任毫无关系。”
根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查看警卫值班室及其言谈，结合肖力对保密室突然搬家有意见并提到汪东兴等情况，警卫钓鱼台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不敢怠慢，当日下午即赶赴中南海，向汪东兴及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汇报了此事。久经政治风浪的汪东兴立马看出此事来头不小，稍做思考后说：“如果你们同意，就把你们撤回中南海，进行学习。把你们的警卫工作，交给部队先搞一段再说。”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如果垮下来了， 你们要经受得起。”谁都知道那年代撤下来进学习班意味着什么，汪连“垮下来”都想到了，可见肖力搅起的这股风浪有多大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汪不肯束手就擒，准备放手大干的决心。
２月２９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１６号楼开碰头会。肖力路过餐厅，从门缝里听到里边有说话的声音，推门而入指着服务人员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服务人员说：“准备开饭。”肖力说：“现在不开饭，开饭时再叫你们。”把服务人员轰出了１６号楼。在钓鱼台国宾馆支左的负责人张振良得知此事，当时就向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汪东兴做了汇报。汪知道江青和肖力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能再等了，就在第二天３月１日下午２点半，召集了张耀祠、杨德中、邬吉成、李连水等开了一个小会。会上，汪东兴孤注一掷，以退为进做出了交出钓鱼台警卫工作的决定：
第一、陈伯达、康生、江青的随卫移交警卫团，钓鱼台驻地的警卫也移交警卫团。第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１６号楼内部安全，由中央文革小组自己管。二处把外围搞好就行，不要进去。第三、要训练一下，二处把警卫任务暂时交给警卫团，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警卫用车交回原供给单位。第四、钓鱼台内部要改革，机构要精简。首长用的厨房与工作人员的厨房要分开。第五、８号楼、１５号楼门口各放四个警卫战士。到１６号楼开会时，外来司机到１７号楼休息，不要进１６号楼。决定从当晚就开始执行。但就是“忘了”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回到钓鱼台，全体警卫人员因为晚上不必警卫了，就像接到命令一样都吃了安眠药，上床倒头就睡。
这天晚上，肖力突然发现那些熟悉的警卫都不见了，大惊失色，看来事态闹大了，赶紧向江青汇报了这一新情况。江青一听闹到警卫“罢工”的地步，也不敢自作主张了，只好请来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出面来摆平。周、叶建议还得由汪、杨来控制局面。江只得同意，３月２日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杨德中来到钓鱼台警卫处的住所，乓乓乓地敲门，叫了很久（这是警卫？），众人好似才从朦胧中醒来。杨德中说：“总理来了，要见你们，有话要讲。都到１７号楼会客厅集合。”被安眠药整的“稀里糊涂”的二处科长以上的警卫干部集中到１７号楼楼下的小会客厅里，周恩来、叶剑英、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还有谢富治、杨成武等中央党军领导和汪东兴都来了。江青先做了开场白，紧接着汪东兴做一番检讨，说什么做出让警卫二处交出警卫的决定，办得有些粗，有些主观。犯了毛主席批评的那种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的错误。现在总理、江青同志及时纠正了，这对我们的工作是个推动。汪东兴说完，由周恩来讲话。他知道江青的意图，就反其道而行之，说：“你们不要背什么思想包袱，继续在这里好好安心工作。你们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好同志。”
顺着周的话题，邬吉成大而化之地说，停止警卫值班，是对上面的精神没能很好领悟，事情办理得过急，过粗，责任应由我负。今后要努力学习，提高觉悟，遵照各位首长的指示，做好工作，保卫好毛主席、党中央。叶剑英也讲了话，意思和周差不多。周、叶、汪、邬的讲话，此唱彼和，把江青气的脸乌青，猛地从沙发中站起来，一脸的怒容，二话不说拂袖而走。唯一的观众一走，这个规格高得不能再高的国家级临时党军大戏就此戛然而止。
自３月３日起，钓鱼台的警卫又恢复了原状。肖力也领会到了，军人的头，不是那么好剃的。
紧接着肖力又碰上了另一件文革中的大事：傅崇碧带人“冲击钓鱼台事件”。
６８年３月６日，傅崇碧从杨成武处领受了中央文革要求追查鲁迅手稿下落的任务。经过详细了解，这批手稿就在钓鱼台！这时已是３月８日了。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肖力接的电话。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肖力说：“有。”“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与此同时肖力把傅崇碧要来的消息通知了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所以当傅崇碧到达钓鱼台门卫，问王保春可否进入时，王准许了。那天陈伯达吃过晚饭，跟秘书王文耀上西郊散步去了。所以王保春又给钓鱼台警卫处打了个电话，要他们立即派一辆车，沿着西郊公路颐和园方向寻找，见到陈伯达的车子，马上追上，请他回钓鱼台处理急事。
傅崇碧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正巧碰到姚文元，礼节性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进屋还没有站定，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
傅崇碧说：“我们是来汇报的。而且我事先打了电话，任务也是你们交待给刘副司令、周副政委的。”
当时冯正午秘书站在傅身后，由於几个晚上没睡觉，他又有低血糖的病，江青一发火，冯正午疲劳加上紧张，一下子晕倒在沙发上，口吐白沫。他的皮包掉在地上，滑到了江青脚跟前，江青跳了起来，说冯甩皮包打她，包里有手枪。实际上包里只装了信纸和笔记本。
她说：“你们说鲁迅手稿在这里，把保密员叫来。”保密员卜信荣被叫来了，江青问：“鲁迅的手稿在你那里吗？”他说：“是在这里，整整有四大箱。”江青一听就发火了，说：“你不是毛主席的兵，你是坏人，你不讲老实话。”卜说冤枉，江青不让他讲话，让小卫队把他的嘴堵起来，把他抓起来了。此后该人就此下落不明。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以此为导火索，半个月后，傅崇碧被撤职查办，逮捕入狱。３月８日当日如果肖力能出面澄清一下，也许傅崇碧不会落得个如此下场。但这也只是猜测，因为倒傅的原因不仅仅是“冲击钓鱼台”这件事。照笔者看来，被傅崇碧一再引以为豪的匿藏３０余名老干部并在江青和毛泽东之间玩了一把欺上瞒下手法的作为，才是傅被打倒的祸根。毛是何等精明之人，岂能容忍这种手法。
肖力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背景，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的位子无人能撼，直到文革小组寿终正寝。九大后，文革小组完成了缔造人赋予它的历史使命，李讷这位“红色公主”也走完了她人生中最耀眼的旅途。
１９７０年，年过３０的李讷，按照毛的批示随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江西干校。这时，有一个比她小几岁的男青年小徐，闯入了她的生活。工农家庭出身的小徐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内部招待所的服务员，李讷和小徐的婚恋传到江青耳朵里，江青表示坚决反对。但李讷也固执己见，双方相持不下。女儿索性向爸爸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要求批准她和小徐结婚。毛泽东尊重公主的自由选择，御笔一挥：“同意，转江青阅。”毛泽东签字同意的婚事，江青也无法再推翻。於是，在江西进贤县的“五·七”干校里，李讷和小徐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毛泽东送给他们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结婚礼物。一年以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为徐小宇。但是“公主”和“农民”之间的鸿沟不是爱情鹊桥能够跨越的。最后，分居了一段时间，小徐被推荐到河北省某大专院校读书，他们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孩子归李讷抚养。易名为李小宇。
１９７３年，组织上安排李讷担任了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县委书记。１９７３年８月，李讷在北京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她和全体代表一起，最后一次在公众的政治集会上见到了毛泽东。此后，李讷自己也因为婚姻失败，精神受到刺激，以身体不好为由，一直未返任工作。
后记
１９８４年，王景清进入了李讷的生活。他原来在中央警卫团工作过，护卫过少年时代的李讷；后来他调到云南省军区怒江军分区工作，任参谋长。经过李银桥和韩桂馨的介绍，李讷和王景清结合在一起，建立了新家庭，李小宇又改名为王效芝（仿效润之？）。江青在世时，李讷和王景清常一道去看望狱中的江青，江青对这一次女儿的婚事表示很满意。
王效芝念完了北京市旅游外事服务职业中专以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饭店工作，当服务员兼管理，工作十分出色，很受上司欣赏。
参考书目：
叶永烈：《陈伯达传》
穆欣：《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
傅崇碧：《傅崇碧自述》
姚远方：《天上掉下个毛姑娘》
邬吉成：《红色警卫》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邢志远：《那年奉命寻李讷》
张树德：《毛泽东为１７５位将军平反的前前后后》
附参考阅读：
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真相
○阎长贵
江青利用鲁迅手稿遗失问题制造大案、冤狱
“文革”中鲁迅手稿遗失问题，有人撰文称为“震撼全国”的大案。此事的确云谲波诡，惊天动地。鲁迅先生夫人、全国人大常委许广平先生为此事急愤交加心脏病发作猝然逝世。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负责追查鲁迅手稿下落。杨成武又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具体办理。江青则借此大兴大案、冤狱。
一、追查鲁迅手稿成为“杨、余、傅”事件的由头之一，即所谓在杨成武指挥下，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傅崇碧接受杨成武以及江青、陈伯达布置的追查鲁迅手稿的任务后，和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副政委等几个人，废寝忘食，连续作战，花了三四天的时间，查清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保密室，十分高兴，急于向江青、陈伯达报告。于是，１９６８年３月８日，傅崇碧带着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委周树青和他的秘书冯正午赶往钓鱼台，经请示陈伯达的秘书进来了，姚文元把他们接到钓鱼台１６楼的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不一会儿，江青带着秘书杨银禄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大发淫威，冲着傅崇碧狂叫：“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是不是抓人啊？”傅说：“我们是来汇报的。”这时，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由于几个晚上没睡觉，又有低血糖病，也没见过这阵势，一下子晕倒在沙发上，口吐白沫。他的提包掉到地上，滑到江青脚边。江青跳了起来，说提包里有手枪。就是这件事，后来被定性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除杨成武、傅崇碧被撤职监禁外，傅的秘书冯正午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治委员周树青等先后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离职检查。
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被逐出钓鱼台。１９６８年３月８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钓鱼台东门打电话到陈伯达办公室，说他和卫戍区的副政委、副司令员要进钓鱼台汇报鲁迅手稿的事。陈伯达秘书王保春接电话，适逢陈伯达不在，没法请示，他觉得卫戍区司令员有什么不可以进钓鱼台，又经常来，于是答应：进来吧。为此事，江青通过陈伯达要王保春两次做检讨，还将其检讨在政治局常委中传阅。江青怒气冲冲地对陈伯达说：“照顾你的面子不逮捕他，但他不能在钓鱼台工作了！”陈伯达无奈，只得将他多年的秘书调离钓鱼台。王保春就这样被逐出了钓鱼台。
三、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被投入监狱７年多。王广宇原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不久，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做秘书工作和服务工作，１９６７年１月到８月任办事组组长。他和这批鲁迅手稿的事毫无关系，只是此前戚本禹派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家取过一批材料，其中有一份鲁迅手稿，取回后就交给戚本禹了。陈伯达把这件事和要追查的鲁迅手稿事混在一起。３月４日晚上，陈伯达和杨成武带着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肖力（即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找到王广宇，要他交代。王广宇说了戚本禹派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取材料的事，但和要追查的鲁迅手稿对不起茬来。陈伯达就说王广宇不老实，硬诬蔑他和戚本禹把鲁迅手稿“卖掉了、私分了、烧毁了”，根本不听王广宇申辩。当场，王广宇就被抓了起来，投入监狱，一直到１９７５年５月才获释。
四、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总支书记王道明和工作人员周占凯被投入监狱关押了７年多。王道明是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刺杀能手，写有论刺杀的辩证法方面的文章，闻名全军。周占凯是一名优秀的解放军基层干部。他们都是“文革”初期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的。他们之所以被抓，是因为他们曾受戚本禹指派到许广平家，告诉她不要和潘梓年、郑公盾联系。江青斥责他们：“胆大包天，竟敢接受戚本禹的旨意，背着中央文革去威胁许广平！”就为这莫须有的罪名，王道明、周占凯被抓，在监狱里关押了７年多，也是１９７５年５月才被释放。
所谓鲁迅手稿遗失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很简单：戚本禹奉江青之命从文化部取到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等人如此大张旗鼓、兴师问罪，而所谓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实事求是地说，不论从今天看，还是从事情发生的当时看，都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件事情。江青等人随意给戚本禹扣上“盗窃”鲁迅手稿的罪名，这是别有用心的。我觉得，对戚本禹也应该实事求是。现在不论官方出版的书籍，还是个人署名文章，在谈到鲁迅手稿遗失问题时，仍然说戚本禹“盗窃”。实际上，这是因袭江青别有用心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不管按理讲，还是按法律讲，盗窃鲁迅手稿可是不轻的罪名。１９６８年３月３日江青就说：“……叫戚本禹交代，冲着这一条（指盗窃鲁迅手稿）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可是，我们看１９８３年审判戚本禹，戚被判１８年徒刑，但不论是检察院的起诉书，还是法院的判决书，一句也没有涉及鲁迅手稿的事。这是为什么？是疏忽吗？显然不是。其合理的逻辑只能是：盗窃鲁迅手稿的罪名不能成立。
戚本禹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从文化部档案室取走鲁迅手稿，这是“奉命”行事（并给文化部写了收据），而不是“盗窃”。戚本禹在取鲁迅手稿时的讲话，应看作戚本禹和鲁迅手稿关系的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根据。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戚本禹在文化部大门口讲话，除了批判当时文化部负责人萧望东外，还谈到鲁迅手稿问题。他说：
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商量。各派都要派人封人事档案和档案室，文化部这里有毛选四、五卷的手稿和鲁迅的手稿，各派观点不同，不稳定，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把手稿交中央文革小组保管，大家看行不行？（群众高喊：同意）我今天就为这个任务来的，我现在就把这个材料带走。我的话完了。
酌情度理，戚本禹这个讲话是说得清楚的，取走鲁迅手稿，是为了“稳定”，即安全，是执行“把手稿交中央文革小组保管”的“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并不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讨论过，江青或陈伯达说句话，或有所表示，也算中央文革小组决定。１９６８年３月４日，傅崇碧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戚交代说，他是受江青之命去文化部取走这批鲁迅手稿的，如今就存放在钓鱼台的中央文革。应该说，戚本禹这个交代也是实情。换言之，没有根据说这是戚本禹在推卸责任。
这就是所谓鲁迅手稿“遗失”的真实情况。１９６８年３月２日，许广平先生给周总理写信查问鲁迅手稿，其心情是焦急的，但叙事却是平实的——她只是说戚本禹把手稿“拿走”，并没说盗窃。其信的原文是：
现向您汇报一下：北京鲁迅博物馆原藏有鲁迅《答徐懋庸……》手稿１５页，书信手稿１０５４封（１５２４页，大部未印）。１９６６年６月３０日，旧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１９６７年春天，戚本禹在文化部听说此事，又将这部分手稿全部拿走。现在我不知道这些手稿究竟落在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失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失。因此希望能帮助了解一下此事，最好能将结果告诉我。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看看这些手迹。鲁迅博物馆已有报告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此事。随信附上抄件一份，请您一阅。
这封信充分反映和表现了许广平先生对鲁迅的宝贵遗产和国家的重要文物高度负责的精神。从这封信看，许广平知道鲁迅手稿是戚本禹在“１９６７年春天”从文化部拿走的，那时戚是“文革”的风云人物，而到１９６８年１月戚本禹已倒台，被抓起来，她当然要查问鲁迅手稿的下落，这很自然，否则，不闻不问反而奇怪了。许广平先生因此突发心脏病以致辞世，这是一场悲剧——一场“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悲剧。
江青看到许广平先生这封信后，说什么：“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冲着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个东西是不是找一个地方保管（姚文元插话：放在中央档案馆），统统拍照。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看来她（指许广平）受了刺激。有心脏病的人怎么受得住这个刺激呢！分明是陷害，要追查这件事！”江青说这件事“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看来只有天知道。而她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找一个地方保管”，这不就是说明她知道“这个东西”当时还在什么地方存在着吗？！我觉得，江青这番话，一方面是假慈悲，一方面是推卸责任，是把许广平先生之死的责任栽在已经被他们抛弃的戚本禹身上，即认定戚本禹盗窃鲁迅手稿气死许广平先生。江青正是据此制造了一系列大案、冤狱。而迄今仍不断出现在书籍和文章中的所谓戚本禹“盗窃”鲁迅手稿云云，也盖源于此。看来，在“震撼全国”的鲁迅手稿遗失问题上，必须分清两件事：一件是事情本身即鲁迅手稿遗失本身，一件是江青心怀鬼胎即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制造这样或那样的事端。这两件事，或者说两个问题，显然是不同的。
鲁迅手稿一直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没有任何人动过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鲁迅手稿的实际命运和遭遇，透视一下这件事情的真相。从戚本禹１９６７年１月从文化部取走鲁迅手稿，到他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４日“被抛出来”（即被抓起来），整整一年的时间，再到１９６８年３月２日许广平先生给周总理写信查问鲁迅手稿下落，时间将近一年零两个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鲁迅手稿在哪里？不论戚本禹的交代，还是事实，都说明鲁迅这批手稿一直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到１９６８年３月８日傅崇碧经过艰苦努力查到它们时，看到的是装鲁迅手稿的“四只樟木大箱子，都用铁锁封闭着”。这说明什么？就是说，到这时鲁迅手稿只是从文化部的档案室移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不要说“毁坏”，甚至动都没有人动过。实际上，除了后来江青利用这批鲁迅手稿所谓“遗失”制造大案、冤狱外，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说过戚本禹（以及其他人）利用这批鲁迅手稿做过什么事，派过什么用场。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实际上是从１９６６年６月），我开始在戚本禹手下工作，并于１９６７年１月开始任江青的秘书（止于１９６８年１月）。在１９６７年一年的时间里，我没听戚本禹说过一次鲁迅手稿的问题，也没听江青说过。关于鲁迅手稿问题，我没有任何接触，一无所知。唯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１９６７年春，有一次江青向我布置任务，对我说：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送我一套１９３８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我要表示感谢。你打电话不行，身份低了；你告诉戚本禹给许广平打个电话，代我向她表示感谢。我应道：好。我立即用电话通知了戚本禹。我想这件代劳的事情，戚本禹肯定是做了的。
实事求是最重要。千万不要违反和忘记实事求是
２００２年１月，读穆欣同志写的《震撼全国的鲁迅书信手稿遗失案》，从中看到这样的话：“江青心怀鬼胎，派戚本禹将这批手稿全部盗走。”对这个论断，我有些怀疑，就往上海给戚本禹挂电话询问。他说尚未看到穆欣的文章，还说情况并不是这样。２月１５日，戚本禹给我一封信。关于这件事，他写道：“穆文我最近才看到。关于鲁迅手稿问题，纷纷扬扬了好几年，我想以你的智力足够对此事作出正确判断。当年在文化界各派混战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办公室去接管鲁迅手稿，完全是为了妥善保存这位伟大文学家的遗产。此事首长有指示，我和办公室的同志完善地执行了任务，没有过错。江、陈也没有错误，他们后来把这件小事忘了，也可以理解。”穆文说什么“盗窃手稿”，“陷人入罪”，全无实事求是之意。“你既有我当年讲话，当可作实事求是之文，以留历史真相。”
在这封信中，戚本禹仍称江青、陈伯达为“首长”，说“ 他们后来把这件小事忘了，也可以理解”等等，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和意思，读者尽可玩味。但他要求恢复这件事的“真相”，应该说，是合理的。读者也许觉得，我写这篇文章的缘起，是听了戚本禹的意见。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当我在“文革”中红卫兵编印的材料上发现戚本禹当年关于取鲁迅手稿的讲话后，觉得应当对历史负责，还这件事情以本来面貌。我想，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文化人，应该采取的态度。无数事实表明，对现实，实事求是不容易；对历史，实事求是也不容易。但是，不论对现实还是对历史，都应该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最重要。千万不要违反和忘记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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