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51）
我们不参加学习班回单位，袁芸风很高兴。大概张宜也曾对她说过要她负起处理日常工作之类的话，她有心理压力。我们回来了，她就可不管事安心待产了。所谓处理日常工作，当时主要是应付一些因为服用治疗血吸虫病药物后产生神经方面后遗症的病人。文革前，治疗血吸虫病主要用一只叫“酒石酸锑钾”的针剂，副作用是容易引发心脏方面的疾病“阿斯氏综合症”，死亡率很高。文革初期出了一只“中西结合”研究出来的口服新药“麻油846”，病人服用后死亡风险是降低了，但此药对神经系统伤害很大，不少人服用后得了神经官能症，严重的会丧失劳动力。因为当时治疗血吸虫病也是搞“群众运动”的，大批的病人集中治疗，等后来发现问题，得后遗症的病人已经很多。而且，当时即使发现这个药有严重的后遗症，由于此药也算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上级领导不说话，下级就不敢擅自停止使用。所以得后遗症的病人越来越多。那时侯农民看一般疾病都是自费的，唯有治疗血吸虫病除外。因为这是毛泽东重视的一项工作。消灭血吸虫病不仅仅是一项卫生工作，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因此治疗“麻油846”后遗症的医药费用也由国家来负责。而具体就是由我们血防站来处理。张宜交给我们这个任务，可我们不是医生，专业知识不够，处理不了。因此我们的任务仅是将病人报销医药费问题做一个初步的分类，然后等待负责治疗工作的同事来处理。临离开学习班前，负责治疗的金兆祯医生告诉我们需要掌握的原则：凡有本公社医院医生转诊介绍信去别的医院看病的，医药费可以报销；没有转诊介绍信，自己去找非本公社医院医生看的病，医药费不能报销。凡属可报销的医药费单据，由我们先保管好，等他们抽时间回来审查，看看用的药是否属于与治疗后遗症有关，不合格的剔出，合格的再通知病人家属来拿钱。我们就照此办理。
得这种后遗症的病人大多主诉头晕无力、消化不良，严重的连走路都成问题。而治疗这个后遗症的药，也没有特效的，大多是安神、镇静的，只起暂时的缓解作用。病人久治不愈，难免病急乱投医，听说那里医生本领好就去那里，不但外公社的去，外县、外省的也去。他们拿了医疗单据找公社卫生院报销，卫生院不受理，于是找到我们单位来。我们对这些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从内心说是很同情的，但限于规定也爱莫能助。医药费不能报销，病人家属当然对我们不满，交涉时难免出现情绪激动，言语冲撞等情形。而我们正在年少气盛之时，自以为坚持原则，碰上难缠的、态度生硬的病人家属也不买账。有一次我竟然还与一个病人家属吵了起来，后来想想实在不应该。
对于“麻油846”后遗症这个问题，我认为根源在于当时的药物研究和临床应用也受“政治第一”影响，急功近利，新药没有经过长期的动物试验和观察，就匆匆地、大规模地应用到临床上，结果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而更为错误的是因为这只药是在文革中研究出来的，属于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很多医务人员、甚至有关领导都知道这个药有问题，也不敢向有关方面提出责疑，更不敢擅自停用。所以那二、三年中，凡治疗血吸虫病人多的地方，得后遗症的病人也多。一直到七三、七四年后，治疗血吸虫病才又回复以酒石酸锑钾注射为主的老方法。
因为没有人从金泽回来，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学习班”内的情况。站里虽然只有我们几个人，因为工作不忙，有事就处理事务，无事就看看书、报，或到食堂打打乒乓、逛逛街，再加上不参加学习班心情轻松，日子倒也过得很逍遥。但有一天突然有消息传来，说金瑞庚在学习班内上吊自杀了。金瑞庚是我们站里的老员工，中医出身，因为本人成分地主，不适宜与外界打交道，长期分配在仓库内工作。他一贯低调，白天整天呆在仓库内，晚上到很晚才回宿舍，吃饭也总是避开就餐高峰，所以不住在一间宿舍的同事也难得见他一面。我们许多人常常不记得站里还有此人。“四清”运动中工作队没有批斗他。文革初期除了有少数人贴几张大字报，吹毛求疵地指责张宜为什么将管理仓库的“重任” 委托给一个地主分子，直接贴他本人大字报的也没有。但是这次“清队”他竟然自杀了，可见“清队”对他心理压力之重。我们留在站里的几个人听到这个消息，吃惊之余不免心情都有点沉重。人皆有恻隐之心，无论如何，即使是地主分子也罪不该死啊！我不清楚站里的同事在学习班有没有对他施加压力。根据文革初期的情况，我猜令他自杀的原因恐怕不是同事的压力，而是他厌倦了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解放”十多年来，由于他的地主身份，他活得像一只鼹鼠，不敢见人，不敢见阳光。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越喊越大声的“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让他天天如惊弓之鸟，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生活全无乐趣，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现在的“清队”又是一个难关，那就不如死吧，死了一了百了。可能，他临死前的想法就是这样。
隔了几天，我刚巧在食堂那边的宿舍楼自己的宿舍里午休，听见有人开其他宿舍门锁的声音，就去察看究竟。结果看到是两个从学习班回来的“老血干”张绍翔和蒋炳灵，后面还跟了一个五十来岁农村妇女，苍老的脸上满是风吹日晒的皱纹。蒋炳灵开门锁进了原来他与金瑞庚等人住的那间宿舍。等他们进去后我也跟了进去。开始我不知道这个老妇人是谁。等蒋炳灵向那个老妇指了指金瑞庚床铺的位置，那个老妇人就默默地走过去，将空床上留下的蚊帐拆下来，与一条草蓆捆成一捆，然后将这些东西和另一只装着脸盆、杯子等物的网线袋都提在手中，木然地静立一旁。此时我猜到她就是金瑞庚的老婆了。那只网线袋和蓆子应是那两个同事从金泽带回的金瑞庚的遗物。接着张绍翔和蒋炳灵一起动手，将金瑞庚原来睡的单人木床折掉，将棕绷和床架子码放在墙角。这些都是单位的公物。整个过程没有人说一句话。我自然也不去问。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看一切都处理定当后，他们默默走出宿舍，我也从宿舍退出来，蒋炳灵把门锁上。然后他们三人鱼贯着下楼去。我回到自己宿舍从窗口目送他们走过大门前的小天井，再走出宿舍楼大门，然后我又转到另一扇面向街道的小窗，看着他们走到小街上再从我视线中消失。我估计张绍翔和蒋炳灵是回金泽学习班交差去了。而金瑞庚老婆就拿着这一点“遗物”也回家去了。听说金瑞庚的家是在白鹤公社乡下的。忽然，我真切地感觉到了一个人的生命真是渺小得可怜。金瑞庚，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曾经生活了五十来年的人，最后就剩下这一点点东西可以证明他确实在这个世界上存活过。过去常听人说：“人死如灯灭”。现在金瑞庚这盏“灯”是永远的熄灭了。整个宿舍楼原本因为绝大多数人去了金泽而显得冷清，这下我感到更空旷了。
金瑞庚自杀不久，一天张宜从金泽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华潮公社血防组组长自杀死了。他对我们说，这件事情不需要我们插手，因为人是华潮公社的人，由他们公社去处理；但我们要了解一下死因。你们看谁有空就安排时间去一次华潮。当时华潮是全县交通最不方便的两个公社之一，还有一个是小蒸公社，汽车、轮船都没有直达的。与顾云林、曹黄梅商量以后，他们都推我去了解。第二天我起了一个早，乘早上六点第一班青安线公交车先到安亭，然后转从安亭去上海的公交车在黄渡镇下车，又步行了约三刻钟才到达华潮公社所在地。因为我过去从没去华潮工作过，对华潮公社血防组的人不熟悉，只在他们来县城开会时见过几次。对这个自杀了的组长也印象不深，只记得是一个四十来岁方面孔的男子。我在公社院子内问了人，找到了继任的血防组负责人。这是一个烂眼稍的姓陈的中年人，以前他来县里开会见过几次，因有此特征，所以有印象。我向他说明了来意后，他把我带到血防组的办公室，然后向我细说死者自杀的原因。
据这姓陈的说：七月份公社根据县里规划开始“清队”工作。老钱（死者。已记不清是否确实姓钱，姑以“老钱”呼之。）被公社党委委任为“清队”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公社机关和公社所属企事业单位的“清队”工作。“老钱这个人手条子蛮辣的”（上海土话，意即手段颇凶狠），老陈泛着他那对烂眼，提高声调对我说：“他对‘清队’小组的人说，所有‘清队’对象都是贼皮贼骨头，不打不成功。要从他们口中得口供，一定要打。他们是胡桃里的肉，不敲不出来。还必须像挤牙膏一样，要用力挤，不挤不会出来；一次挤不干净，要挤了再挤，决不能心慈手软。”由于严重“逼、供、信”，所有被“清队”小组关起来审查的人都遭到严刑敲打，骨头再硬的人不出三天也要屈服。结果“清队”小组要你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而只要你承认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就会要你交代同伙，包括你的上线、下线。如果说没有同伙，那就是顽抗，就要继续打。受不了打，只能乱交代，东扯西攀，说一堆人名出来。“清队”小组根据交代的名单，再扩大清查范围，将这些人也抓起来逼供。这样人越扯越多，公社机关、企事业的人很多成了反革命，隔离审查的有好几十个。开始，公社党委还表扬老钱对敌斗争有干劲、有魄力、有办法。后来公社食堂一个炊事员被牵扯进去，逼供时乱交代，把公社党委书记也交代了进去，这才使党委发觉有些人可能搞错了，“清队”马上刹车。但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几个人受不了刑罚或者受不了冤枉自杀了。已死的人不能复生，家属又吵着要上告，老陈说：“可能老钱自知逃脱不了责任，于是上吊也自杀了。”听了老陈的介绍，我很愤怒，心中直骂这老钱该死，死有余辜！那天，我既已了解到了老钱的死因，就不想再多逗留，告辞老陈后，立即赶回黄渡。在黄渡吃了些小点当中饭，下午三、四点回到青浦。第二天张宜又来电话，我向张宜作了汇报。张宜听后沉默了一阵，然后说“好，知道了！”就挂断了电话。
这是我第一次了解“清队”的真相。后来我知道我们县像华潮那样“清队”的公社还有好几个，有的比华潮情况还严重。如城西公社“清队”，说是清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最初成员说有十多个，后来愈攀愈多，最后成员竟达二百多人。公社党委开始也是表扬“清队”成绩伟大，但后来“清”到了一位党委二把手身上，搞不下去了这才收场。我一度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地方都是一个样，都一定要事情牵连到当地党委重要人物时才知道搞错了？为什么“清队”不清到自己头上，不管下面怨声载道，甚至已经搞出人命，这些党委负责人都无动于衷，不肯细察一下？其实“清队”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行。“清队”人员明目张胆地搞“逼、供、信”，他们不是不知道，可他们还要表扬办案的人，这不是草菅人命吗！而推究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只是刀子不割到自己身上不知疼而已。“清队”是上级布置的任务，不积极执行他们要受处分；反之积极执行了或还有升官的可能。于是明知这样做法有问题，也昧着良心搞。后来被查者在严刑拷打下乱咬乱攀攀到了他们身上，知道再不刹车自己也要折进去了，这才如大梦初醒一样说搞错了。而这，就是中共官员“为人民服务”和“搞阶级斗争”的真相。这哪里是为人民服务？他们都在为自己头上的乌纱帽服务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