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50）
（五十三）“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县革会成立后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八月十二日，县革会在通车不久的青（浦）平（望）公路边的金泽镇举办“县级机关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正式开展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那里有一批新建的房子，是准备从上海市区迁移到我们县的“小三线”工厂——上海缝纫机厂造的厂房和员工宿舍，还没有启用，就先被借用了。我们单位所有员工除留两个看门的老职工和食堂炊事员小周，还有一个正怀孕待产的女职工袁芸风没有参加，其余统统集中到了金泽。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还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一九六八年开始的对社会震动最大、受害人最广最多的两件事。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由此，一个名叫“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的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当时，毛泽东为了推动全国的斗、批、改运动，派中央警卫部队8341部队进驻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木材厂、北京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化工三厂等六个工厂和清华、北大两所大学，作不同项目的试点，以摸索经验指导全国。当时人们统称这八个单位为“六厂二校”。因为这是毛泽东派人搞的点，所以凡属“六厂二校”出来的经验各地必须遵行。但其实这是很荒谬的。因为8341部队虽是中央警卫部队，但与一般部队没有多大差别，成员大多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对保卫工作、对擒拿格斗这一套可能有专长，要他们去领导政治运动，制定有关政策指导全国，恐怕就不适宜。即以被毛泽东派驻清华、北大的负责人迟群和谢静宜这两个人来说，据说迟群原是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的一个副科长，十多岁参军，估计学历不会高到哪里去。谢静宜也是十多岁参军，后进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工作进修班进修，再派到毛泽东身边做接听电话和收发电报、文件的机要员，文化水平也有限。据我所知，文革以前省市一级以上党委都设有政策研究室，有一批相对专业的、以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为主的人专门做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而之所以要以知识分子干部来做这项工作，是因为政策成文后，一字一句都会影响到很多人的政治、经济、甚至生命安危，必须慎重对待。这就需要让熟悉法律和精通文字的人来做这项工作才比较适宜。现在毛泽东用这批人来制定政策，实在有点儿戏。但正是从这一点，我又一次窥见毛泽东严重不信任知识分子的那种心态。
“清理阶级队伍”，属于对敌斗争，谁都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涉及人的政治生命 。因此在五月底六月初“清队”文件刚下发时我们单位就组织大家学习过，对这个运动主要要整哪些人心中大致有了个数。当时人们将新华印刷厂“清队”经验中提到的清理对象作了归纳，称为“十七种人”。我又将这十七种人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叛徒、特务。这一类以中共老干部为多。第二类是“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这一类大多是与国民党政权有瓜葛的人，包括那些曾为国民党政府做过事的人，以及在国民党政权下过来的老知识分子。这一类人划分敌我的依据是一九五二年颁发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当时中共将这个文件又重新翻印了下发供大家学习。第三类是文革中出现的“坏人”或“现行反革命分子”。对于这三类“清队”对象，前两类与我们关系不大，只有第三类才是我们要小心应付的。因为所谓文革中出现的“坏人”和“现行反革命”，凭经验估计，主要是针对造反派的。因为保守派，凭着他们死保当权派这一条，就可说明他们不会反党。
当时我猜毛泽东发动“清队”运动的主要目的：一是要借运动的“杀气”震慑人心，将文革混乱的局面安定下来。二是作为统治者，他对敢于造反的人心中始终是不放心的。在革命大潮涌来时，他需要这股潮头的冲击力去冲击当权派们，因此明知其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且由得你；但现在到了革命尾声，他觉得是“清理”这批人的时候了。
从新华印刷厂的经验中我看不出“清队”实际开展起来会是怎样一种情形。我只经历过“四清”由组织上掌握揭批重点对象和文革初期放任群众揭批这两种方式；至于更以前的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派”运动，我听说过一些也亲眼见到过一些，但那时我还小，没有切身体会；我只知道这种狂轰滥炸式的群众斗争场面很恐怖，更本没有讲理的机会。因想如果这次“清队”像“四清”那样搞法，倒也不太可怕，但若是像六七年“二月逆流”以后那样的搞法，以出身成分来区分左派、右派，然后以所谓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硬压你，恐怕造反派要吃大亏。“二月逆流”以后保守派曾扬言要在我们造反派中整出三个反革命分子和五个右派分子，内定我也是五个右派之一。所以这次“清队”运动尚未开始，我对自己的前途已有一点担心。
由于文革将群众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使造反派生存的环境更加险恶。有些人以为文革中原来的党组织瘫痪了，“公、捡、法”瘫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胁迫就解除了，人人自由得很。其实不然。文革中因为无政府主义泛滥，有些人不用上班确实很“逍遥”；但是那时“群众专政” 的威力也发挥到了极致，人人可以检举揭发别人的“反党反革命”言行，人人都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因此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谨慎。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可以让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也借此了解一下当时环境的险恶、人心险恶到了什么程度。一九六七年秋某天早上，我们单位造反派的杨婧芬医生气呼呼地走进原防疫组办公室。当时这间办公室也是我们造反派聚会的地方。大家见她杏眼圆睁，面脸怒气，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开始她涨红着脸不肯说，经不住大家催问，她才说了出来。原来她刚才去厕所大解，单位内女人事干事曹惠德也在。因为两人属于两派，无话可说。她大便完后就匆忙起身出来。但从厕所出来后，因怀疑好像有东西遗漏在厕所内，于是又回去查看。不料她刚踏进厕所门就看见曹惠德在她刚用过的蹲位边，弯着腰，手中拿了她用过的厕纸在察看。曹见她回来立即丢掉脏纸，急忙低头离开。这张纸是杨婧芬早上上厕所一时找不到白纸，从自己的一本旧工作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有她写的字。想必这个女人事干事看到这纸上有字，想从中找出一些把柄来，才不怕脏捡起来察看的。杨婧芬一面大骂此人卑鄙阴险、是个恶毒的小人，一面要大家处处提高警惕。
这里还要解释一下当时流行的厕所样式和为什么这位人事干事要捡沾了粪便的脏纸查看的缘故，不然现在很多人会看不懂一张沾了粪便的纸有什么好察看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地区很多公共厕所多采蹲位，有一个四十五度左右倾斜的粪槽连通粪池。但因为没有冲水设备，要靠小便来冲刷，往往粪便和厕纸停留在粪槽内滑不下去，非但脏得不堪入目，而且臭气冲天。以前，当地人大便后一般用稻草做的草纸擦屁股。但自六十年代初起，什么东西都匮乏，连厕纸也如此，妇女每月要凭户口薄才可买“一刀”草纸，供她们来例假时使用，男的连一张也不供应。所以那时侯人们大便都习惯了不用草纸，而是用旧报纸、废纸来擦屁股，男女都一样。 文革一来，曾发生过多起有人因不小心用了上面有“毛主席”、“共产党”等字样的废纸作厕纸，被人发现了作为“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因此很多人引以为戒，抽烟的人常常将香烟壳纸当厕纸，不抽烟的都用公家办公用的白纸揉皱了当厕纸，宁可被人说浪费公家财物，也决不用废纸，更不用旧报纸。但还是有人会不小心犯这样的错误，被人抓到了把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女人事干事要将别人用过的、沾了粪便的厕纸捡起来察看的原因。专在生活小节上找碴子，然后上纲上线到政治问题以达到整人目的，是这个特殊年代很典型、且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试问我们怎能不小心谨慎，对“清理阶级队伍”那样的运动不心存恐惧？
那天中饭后，我们全体员工各自提着行李，怀着忐忑的心情，乘坐不知从哪个单位借来的大卡车，顶着烈日来到金泽，在小镇西边市梢头下车。金泽我以前来过多次，平日小街上除了市中心一小段人多一些，其他地段白天也很少行人。但现在这些地方也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后来知道整个学习班有七、八百人。一个小镇突然涌进这么多人，难怪要变热闹了。进了缝纫机厂，由于具体住哪一间宿舍还没有分配，大家带了行李先集中在一间屋子内等着。一路所见，我看那一排排新造的宿舍，觉得这里的住宿条件倒真是不错。但想到接下来的日子将不知会发生什么，就感觉这里其实是修罗场和炼狱，我们所有来到这里的人其实都是待宰的羔羊，因此内心不禁有点惶惶然。
就在此时，张宜突然来通知我和顾云林、曹黄梅三人，说有人向学习班军宣队投诉，说我们还是临时工身份，不是正式的机关干部，不需要参加学习班。因此你们可以马上回青浦去。听到这个消息，我喜在心中，暗暗舒了一口气，多日来的担忧如重担落了地一样感到轻松，但不敢露出声色来。接着我又怀疑这是否是对立派搞的鬼。因为我们三人都是造反派，把我们赶走，如果两派需要“斗争”时，也可减轻我们一派的“火力”。但此时我不去计较这些事了。虽然我也知道即使我参加了这个学习班，清队也未必一定会清到我头上，但能远离这个是非场总是好事。接着张宜又吩咐我们，要我们回去后尽量帮助处理一些能处理的单位日常工作。我们都答应了。最后张宜又说他会经常打电话来与我们联系，如我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打电话到学习班来。当下，我们三人提了行李立即去汽车站搭公交车回青浦。当走出学习班大门以后，我有一种逃出樊笼、鱼归大海似的轻松。回头看顾云林和曹黄梅两人，他们的脸上也都有喜色，说明他们与我是一样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