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48）
六月一日，县革会在青浦县中学操场召开了一次批斗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的大会。我们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全体员工都奉命参加。此外，县城各工厂、商店、学校、街道和各公社、镇也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个操场大约有两三个足球场那么大，批斗会场只占用了东半个。会议经办者在操场东北角用汽油桶、粗毛竹和木板搭了一个高台。会场地上则用石灰划成一块块方块，以分配给不同系统的与会者站立，有专人引导入场。不知是因为我们到得早还是原就安排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单位被安排在了大会主席台正前方最前面稍偏左一点的地方。大会开始后，陈丕显和曹荻秋被人带上台站在左边前沿接受批判，原县委书记陆道南等人则站在台的右边陪斗。因此我们与陈、曹这两个原上海市最高领导人只隔了七、八公尺的距离，看得清清楚楚。这天，陈丕显穿了一套新军装，也许是尺码大了些显得稍有些臃肿。文革前陈兼着上海警备区政委，可能至今没有撤掉他这个职务，所以他还能穿军装，但没有领章，也没有带帽子。听说当时凡兼着军职的当权派被批斗时很多都选择穿军装，这样被斗时不致被打。曹荻秋穿什么衣服已记不得了，好像就是平日穿的中山装。以前在报上见到他的照片，白白净净的胖脸上戴着一副金丝无框眼镜，一头白发向后梳得笔挺，风度翩翩，我总觉得他更像一个学者、教授，而不是共产党干部。他们从一上台就低着头、弯着腰，这个姿势一直保持到会议结束。后来自己有了一点年纪才知道，要弯腰站一两个小时不动不是一件容易事，这至少说明他们虽下台一年多了但身体还不错。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陈丕显和曹荻秋本人。第一次是在六七年初参加一个在上海什么会场召开的、揭发批判卫生系统走资派的大会上见到的。记得那次大会批判的一个主要对象是上海精神病院院长粟宗华。但陈、曹作为包庇粟宗华的“走资派”也被押来陪斗。粟的罪状除了是“反动学术权威”，主要是以治疗精神病人为名迫害政治犯，又以患精神病为名包庇政治犯。据说文革前中共常常将一些政治犯当成精神病人长期关押在精神病院内，又将一些政治犯以精神病为由予以包庇，粟宗华是主要帮凶。有小道消息说，粟宗华为北京大学民主女斗士林昭和陆定一夫人严慰冰都出具过患有精神病的证明。那次大会，陈、曹他们站在台上因离我们距离比较远，看不清楚。台下也有几十个原市委、市政府的官员陪斗，在台前站了一长排，也看不清脸。只记得在会议中间，台下陪斗的人中有一个大概因为“不老实”，结果被看押的红卫兵当场解下腰间的皮带抽了几下。会场因此引起短暂的骚动。听人说这被打的人是旧市委的宣传部长杨永直。当时我曾这样想：要是在过去，不要说陈丕显、曹荻秋，就是杨永直这样的干部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仰望而不得见的大人物；可现在如犯人一样被示众，甚至被殴打，让人直接感受到了“革命”的威力。
大会开始后，有好几个人发言批判陈、曹。但这些人说了些什么我都没有注意，甚至根本没有听；我只注意到每当大会呼喊口号时，陈、曹他们两人也手举《毛泽东语录》一起喊；即使是喊“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的口号，他们也照喊不误。看着这两个曾经手操千万百姓生杀大权的“大人物”现在却服服帖帖、毫不反抗地接受批判，我感叹万千，同时脑海里却冒出了一些奇怪的想法：
首先，我发觉我对他们现在这种处境好像有点可怜。昔日人上人，今日阶下囚，这种落差也太大了！然而，我又很快发觉这关乎我的“造反派立场”，是不是出了问题？因此我问自己：难道我真的对这两个人产生了同情吗？我仔细地想了一下，好像确实是有那么一点；但又觉得不可能：因为我是造反派呀！而且我与他们非亲非故，干嘛要同情他们？那么，我恨他们吗？好像也有一点，但不强烈。我恨他们的理由，除了因为他们是“走资派”，还因为他们是镇压“工总司”的元凶。回想起一九六六年底和六七年初那段时间，他们操纵“赤卫队”与“工总司”对抗，尤其曹荻秋那种反复无常的卑鄙伎俩，确实觉得他们可憎。当时，我们起来造反时也遭到过单位当权派的恫吓和打压，而这些恐怕也都与他们有关，出自他们的指令。还有，“一月革命”胜利后听我们单位钟峻峰医生说，“安亭事件”后旧市委曾迅速拟定方案，准备判处王洪文等十个主要头头死刑。因此我对他们这种出手快捷、凶狠，草菅人命的做法也是十分痛恨。但是，这之后又经过了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我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已渐渐有了改变。关键是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纯洁性有了怀疑。由这一点出发，对于所谓“走资派”等许多问题也就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看法。
毛泽东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修反修”。从“四清”时他就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但是说实话，很多人包括我，对什么样的当权派是“走资派”这个问题并不清楚，对他们执行的政策是不是属于“走资”的，也不甚了了。文革中引起很多群众愤慨的，并认为他们就是“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的，主要是他们的特权和生活腐化问题。以陈丕显为例，文革初期我曾看到过一份批判陈丕显的大字报，说他开大会作报告时喝的不是白开水，也不是龙井茶或碧螺春，而是高丽人参汤。批判者以此作为陈丕显修正主义、搞特殊化享受的一个证据。当时我看到这份大字报时心中也很气愤，想你们这批“老爷”真会享受，人参汤当白开水喝，想长命百岁啊？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人民服务”的，到底是你们在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在为你们服务？人民哪有你们这样享福的？我亲眼见过农村“双抢”时的情景，烈日当空，农民挥汗如雨，口渴难耐，有时能喝到一些用炒大麦泡的“大麦茶”，很多时候连一口白开水也喝不到，只能喝“垄沟”水。你们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生活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但后来，这方面的材料看得多了，发现中共高级干部搞特殊化的并不只陈丕显一个，而是多了去了；那些特殊化也不仅仅是喝人参汤，而是方方面面的，就开始疑心这是不是中共的政策规定他们可以享受的待遇。且不说中央、省市的，就我们看得到的县里的官，不也是职位越高，给安排住的房子越大越好吗？早在延安时期王实味就揭露中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当官的有高于普通人的特殊享受。文革中刘少奇女儿也揭露刘少奇那时每天要吃一只鸡。结果王实味被杀了。而毛泽东早在一九二九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明确反对过绝对平均主义，说这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为干部特殊化找理由。由此看来，干部特殊化除了有部分可能是本人违规搞的，还有不少极可能根本就是中共内部政策规定的，只是这些内部规定他们不给老百姓知道而已。所以，像陈丕显这样的高官，开大会作报告有时一开就是几小时，为了保证他们精力旺盛，喝人参汤可能真是“工作待遇”也说不定！（关于陈丕显作报告喝参汤是不是中共制度规定该有的享受，果然不是我的瞎猜。后来我看到一本由原《人民日报》社编辑，又做过外交官的陈有为撰写的书，书名是《无悔坦荡人生——从记者到中国外交官的回忆与自白》，里面提到一九五六年冬，因为他起草了一篇论析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合作关系的社论，由报社副总编黄操良与部主任陈泉璧带领，一起去中联部讨论文稿。中联部部长、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一边听他们汇报，一边喝由秘书端来的人参汤。由此证实到了一定级别以上的高官，喝人参汤确是规定的工作饮料。特此附记。）
如果真是这样，则今天这些高官的“修正主义”，其产生的原因，除了干部本身的“思想革命化”不够，与中共的有关制度也有很大关系，说明这些制度存在着大问题。所以，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真是为了“反修防修”，那首先就要检讨、改革这些严重脱离群众的制度，不能一边维护干部的特权，一边又将干部享受特权作为他们修正主义的罪状，发动群众去批斗他们。自文革发动以来，红卫兵学生和造反派群众揭发了许多干部的“特权”行为，但毛泽东中央对此从不作任何解释，分清那些是干部自己违纪搞的特权，应由该干部自己负责；那些是中共的不当政策造成的，应由中共组织上负责，不让人民因此而发生误解。所以，我认为毛泽东这种做法绝对不是爱护干部和正确处理干部错误应有的态度。当然，绝对的平均主义也是行不通的。如高级干部需要的安全保卫措施，工作上需要的助手如秘书、司机、勤杂人员的配备，一般人就不需要。但高级干部开会作报告是否一定要用昂贵的高丽人参汤而不能用茶、咖啡之类提神的饮料代替？什么叫滥用民脂民膏？我以为这就是。
文革后我来到海外，眼界拓宽了，更认识到这个问题在许多事情上其实只是个分清公私的问题。既然你们说你们这个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就不要让干部的物质享受与普通人民差距太远，更不要处处耍特权。我不知是不是共产观念和曾经实行过的供给制留下的影响，中共将许多原本应由私人承担的生活和服务费用也以工作需要之名由公家承担了。这在一些民主国家的人看来十分简单的公私不分的错误，却被毛泽东当成了“修正主义”来大张旗鼓地反对，恐怕是闹了个历史大笑话。追求个人享受本是人的天性。只要你有财力，而要享受的东西又是合法的，那你尽可去享受，关“修正主义”什么事？
我又想，今天陈、曹之所以站在台上被批斗，除了他们是上海市当政的主要领导人，就如陆道南说的那样：打倒他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确实，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乃至地、县党政的主要领导干部，绝大部分都被打倒了，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前阶段运动中整了群众，镇压了造反派。
运动初期，各地各单位的当权派几乎无例外地都整了群众，把一些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他们为什么要整群众呢？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说是因为刘少奇推行了一条“资反路线”。但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整群众并不是因为文革刘少奇推出了一条“资反路线”后才有的，而是共产党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这么做的。是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路线、阶级政策指导他们这么做的。而这些当权派也习惯这么做了。所以运动一来，他们就轻车熟路将群众分成左中右，并预先确定了这次运动要整的对象。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这些当权派有多坏，而在于中共的阶级斗争路线和阶级斗争政策。如果毛泽东不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我相信各级党组织也不会自己去整群众的。所以关于运动初期整群众的问题，与其去批判当权派们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倒不如深究一下中共的阶级斗争路线和有关政策是否正确、是否合理，从根本上肃清所谓“资反路线”的流毒。
再说当权派们镇压造反派的事。说起此事确实令人憎恨、愤怒。但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在“一月革命”前那个时候，如果我处在陈、曹的位置，会怎样想、怎样做？会不会乖乖地、心悦诚服地接受造反派的批判？拥护毛泽东的文革？恐怕也不会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立场和利益。与自己的观点、立场不合，侵犯到自己的利益，那就不行。正如我痛恨文革红卫兵抄家，是因为抄家毁了我原本相对来说平静、安定的家，抄家将我打入了“另类”。那么，这些当权派是否也会因文革打破了他们原本平静、安定、舒适的官宦生涯而痛恨文革、痛恨造反派呢？我想人都有七情六欲，爱恨情仇，他们也不会例外。所不同的是红卫兵来抄我家，我无权无势只能逆来忍受；但这些当权派不但有权有势，还有枪和监狱，他们怎肯对造反派逆来忍受呢？于是镇压造反派也是十分自然的选择了。这样一想，尽管我反对当权派镇压造反派的所有行动，但同时觉得对他们也要予以一定程度的谅解。
而造成现在这种当权派与群众严重对立局面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本就是利益和立场各不相同的两个群体。中共一直说他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这是天大的谎话。但是，如果统治者的政策能宽容一些，少折腾人民一些，对人民的压榨不那么厉害，不要动不动就整人民，那么彼此的矛盾和冲突也就会少一些。中国历史上最被人推崇的是皇帝不作为、所谓“无为而治”的时期。无为而治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顺应客观自然规律，顺应民心，不妄为，不依靠权力和暴力强迫而为，尽量避免社会激烈的震荡，实施的政策能尽量照顾到各方利益。不作为的社会并非没有矛盾，但相比皇帝总是要“有为”的时代，百姓受苦的程度就要轻好多。历史上被认为最有作为的皇帝秦始皇、汉武帝，其实那时候的老百姓最苦。再看我们目前的统治者，执政以来政治运动搞个不停，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革、反右派、大跃进，然后是大饥荒；大饥荒还没过去就又搞“四清”，然后又是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运动，整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心？浪费了多少资材？又积累了多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这笔帐恐怕中共自己也不敢算，算了也不敢公开。实在来说，这许多矛盾都是因为中共用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强压着，又用一套虚妄的宣传手法隐瞒、欺骗着，所以没有爆发出来。然而毛泽东还无自知之明，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建所谓不世之功，立所谓万世之名，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果造成现在这种社会大分裂，党心、军心都不稳的局面。文革已经进行了二年多，何时能结束还看不到边。将来局势的发展现在还不好说。但从现在毛泽东外强中干，文革政策处处受阻，党内、军内都有明的、暗的、强大的反对势力，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真正已成了“一小撮”。我对文革的下场不乐观，对造反派的下场也不乐观。陈、曹将来是不是还有翻身之日，就如过去旧戏里那种“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情景再现，谁能保证一定不会呢？
望着台上被批斗的陈、曹，我一时有些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就是“走资派”？我也不相信靠文革就能解决不再出“走资派”的问题。再看看文革打倒了陈、曹那样的一批干部后，进入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那批人，除了少数还差强人意，大多数甚至还不及原来的。尤其如今这种“军政府”一样的革委会，难道是广大群众理想的政府吗？对于政治，历史上历来有革命派和改良派之争。这两种主张究竟哪一种对人民更有利呢？如果现在要我选择，我宁肯选择改良主义而不要革命。
对于这次批斗会，我不知道这是出于市革会统一的安排，还是我们县革会单独的行动。但召开这个批斗会，明显是青浦县革会在向大众表示：县革会拥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与市革会的立场一致，承认“一月革命”打倒以陈、曹为首的旧市委的正确性。这一点对于青浦造反派来说是赞同的。但青浦是全市各县中保守势力最顽固的一个县。县革会中的主要掌权者都不是造反派欢迎的。因此我认为县革会召开这个大会还是作秀的成分居多。就青浦县革会所表现的政治倾向和组织状况看，他们与“一月革命”精神根本是背道而驰的。
以上，是我当时在参加陈、曹批斗会时的一些胡思乱想。现在检讨起来，我当时虽然是个造反派，却并不是个纯粹的造反派，爱憎不分明。也许正是这样，后来我就渐渐地疏离了造反行列，将兴趣转移到“促生产”方面。而且，对于当时大批“靠边站“的当权派，除了个别深知其品行恶劣的，也能以平常心看待他们。也许因为这样，我后来又有了另一番境遇，后面我将会详细说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