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24）
（四十五）一九六七年夏秋青浦的形势
“七·二一”武斗过去了，但青浦两派对立的形势依旧。武斗虽然在县城没有再发生，但在一些公社、镇却表现得更频繁了。八月一日，青浦县第二大镇朱家角两派发生武斗，持续了三天，打死一人，五人重伤。武斗发生时我还在上海并不知道。但是赵屯公社卫生院的一位外科医生陈嘉伟参加了。当时，一些在“红色”占绝对优势的公社、镇的造反派，由于处境险恶，纷纷逃到县城来。这些人中除了赵屯公社卫生院的陈嘉伟，还有商塌卫生院一个姓杨的医生，金泽公社一个姓金的小学老师，逃到县城后晚上不知宿在何处，白天都常来我们单位与我们聊天。大约在八月中旬的一天，陈嘉伟告诉我，因为朱家角镇保守派打死了“上工司”一方一个人，“火线”组织了一次突袭去报复。那天他正在“火线”指挥部内瞎悠转，有人知道他是外科医生，就问他愿不愿参加突袭行动。那时陈嘉伟也只有二十七、八岁年纪，还在冲动时期，闻言欣然接受。那天半夜十二时左右，他们七、八十人分乘两辆大卡车，到了朱家角后在当地造反派接应下袭击了几个保守派的据点。因为他是负责救护工作的医生，指挥部给了他一支小手枪防身。由此我知道了在那时候造反派一方也有了枪了，只是数量可能不多。八月二十五日，青沪公路上的赵巷公社两派武斗，打死了两人，打伤数十人。
在这样的形势下，县城两派不约而同地在城中各占据了两座大楼，作为一旦发生武斗存身的据点。造反派一方占据了中山公园对面、青浦桥边的县委招待所，和青浦去白鹤、安亭公路边青浦县中学两幢教学大楼中北边的一幢。“红色”一边占据的是青浦剧院旁边的手工业大楼和青沪公路边的青浦一中大楼。这几座楼都是三层楼房，当时在县城算是最高楼了。从地利上讲，保守派占据的青浦一中扼守了青沪公路。这是青浦对外最主要的交通要道。手工业大楼可以控制县城向西向南的交通。至于至于造反派占据的县委招待所，位据城区中央地段；而青浦县中在青浦通往白鹤、安亭的公路旁。两座楼距离比较近，有事可以相互呼应。这是四座大楼大概的地利形势。整体来说，保守派占据的据点地利比较有利。这些武斗据点据我亲眼所见，“红色”占据的手工业大楼，原来沿街的玻璃橱窗部分用砖砌没了，没有砌没的也有铁条做的拉门保护，一般很难冲得进去。造反派占据的县委招待所大楼外原有一道围墙，最初造反派只在围墙大门处拉了一道铁丝网，堆了几个沙包，门口立了一个哨棚警卫。这样的防卫根本不到位。所以稍后就把围墙的木门拆掉换了铁皮门，招待所一楼向街房间的玻璃窗也都用砖头砌没。还用一辆拖拉机四周焊上铁板，成了一辆装甲车，停在大门口，作为机动战斗堡垒。至于两座中学大楼都无险可守。
当时，双方都成立了专业武斗队。造反派的武斗专业队成员大多是工交系统的青年工人，由县航运局一个姓张的造反派头头充任武斗队负责人，每天早晨带人在招待所门前的马路上操练。武斗队员一律头戴柳条帽，武器是清一色长矛，据说是由青浦铁床厂用钢管制造的。至于对方“红色”，听说他们已有步枪和机枪、手榴弹，大多是文革初期收缴的武装民兵的武器，在县人武部默许下被“抢去”。 但武斗人员公开使用的武器仍都是长矛之类。
除此之外，两派为了宣传各自的观点，在各自占据的大楼顶上用粗毛竹搭建井字形高塔，高塔顶端四面各安装了十多个高音喇叭。这样，一座楼就有四五十个高音喇叭，四座大楼就有一百六七十只高音喇叭。这些喇叭白天不广播，一到晚上八点就开始，一直要播放到半夜十二点，甚至一、二点。开播时照例是先播放《东方红》乐曲。当一百多只高音喇叭差不多同时开播时，巨大的声浪像滚雷一样在空中滚动，震得屋顶都会颤动，扰得人晚上难以入睡，即使用棉花塞住耳朵也无用。这引起了城中居民的抗议。造反派一方马上接受了抗议，一般播放到晚上十点就停止了。但“红色”一方不予理睬，照播不误。有一段时间，因为“红色”在朱家角武斗中死了一个人，他们就将死者家属的哭诉录了音，天天晚上在高音喇叭中播放，一直播放到子夜后两点、三点。凄惨的哭声开始听了令人有些同情；但时间久了，就觉得心烦、讨厌。后来我们就称这“红色”广播为“半夜鸡叫”，每当播音开始大家就说“半夜鸡叫”开始了。
那时正是盛夏。文革前，城里居民就有晚饭后到中山公园边的青浦桥上乘凉的习惯。因为桥下是潺潺不绝的流水，旁边公园里有大片绿荫，所以这里比其他地方要更凉快些。这时来乘凉的人就更多了，当然来者大多是造反派观点的人。大家摇着扇子，或坐在桥栏杆上，或倚栏杆而立，交流各自听来的小道消息，交换对形势的看法，往往要到半夜人才散尽，成了文革中一道特殊的风景。
又那时全国各地武斗，常有造反派派人来上海向“工总司”求援。同来的还往往有一支文艺小分队。由于上海地区武斗青浦最激烈，为了慰问青浦造反派，“工总司”就派这些小分队来青浦演出。因此这一年八、九月间，青浦剧院常有免费的文艺演出。那个时候的文艺活动被禁得最厉害，电影不准放映，剧团不准演出，文艺书不准看，过去的老歌也不准唱，唯有红卫兵的文艺小分队可以演出。所以每次演出，尽管各个小分队的节目都差不多，都是歌颂毛泽东的歌，都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亚非拉人民团结起来”等舞蹈，水准也有限，但次次观者如潮，能坐一千多人的剧院估计挤了二千人也不止。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剧院就在“红色”武斗据点手工业大楼旁，演出倒是从来没有被骚扰过。我估计有很多“红色”也来观看，因为患“文艺饥渴症”的人双方都有。记得有一次观看新疆建设兵团造反派的文艺小分队演出，当看着这些“兵团战士”的演出时我突然想起，如果去年十月我也被迫去了新疆，说不定现在我也和他们一样会逃亡在外。演出中有一个女的明显已经怀孕，还挺着肚子跳舞，思想起来这也是出于无奈。否则何以至此？听说新疆建设兵团造反派被打压的很厉害，已经死了很多人。今年年初发生的石河子武斗曾震动全国。我很怀疑造反派一方的枪就是这些文艺小分队偷偷送的。听说这些小分队从外地来上海，一路上要防身自卫，都是带了枪的。
当时外省市的武斗已经非常厉害了。很多地方两派都是真刀真枪上阵。其中武斗最厉害的是四川。因为四川有许多兵工厂，据说有些新式武器正规解放军还没有用上，两派武斗却用上了。那时四川武斗不仅有机枪大炮，还有坦克、兵舰，只差没有出动飞机。还有的地方解放军也加入武斗。我曾听一个人说浙江的情况，浙江两派“省联总”和“红暴”各有军队支持。两派武斗时白天是群众打，到了晚上天黑后就有军队悄悄上来替换了再打。解放军若把对方阵地打下来了，在天亮前又让给群众组织来守卫。这种武斗的死伤那就厉害了。
相比之下，青浦的武斗还是“小儿科”。但青浦那时开始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现象，那就是在那些保守派占优势的乡镇，如朱家角、练塘、金泽等，他们派人半夜偷偷去参加了造反派的人家里绑架人。这种做法当地人叫做“摸鸡棚”。这些人被绑架后往往都要遭一顿毒打。也有因此被打死的。比如我家乡练塘有一个家住在李华港里、参加了“上工司”的造反派队员，半夜被人“摸鸡棚”抓去后就活活被打死了。这种现象说明了两派斗争已经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且连最起码的道德也都不管了。两军交战尚且不杀俘虏，现在却因观点不一致而半夜去“摸鸡棚”将人打死，那真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毒已经深入骨髓，毒得让人完全丧失了理智。
当时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不知道，是文革后才知道的。那就是湖南零陵地区道县，在一九六七年八至十月间，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武装部门指挥下，由大队干部和民兵为行刑队，以枪杀、刀砍、沉水、活埋、用锄头、木棍打死、绳子勒死、摔死、烧死、和火药炸死等种种血腥残酷手段，有计划地集体屠杀地富反坏右等所谓阶级敌人及其子女。这场大屠杀前后历时六十多天，共计被杀7696人，被逼自杀1397人，另有2146人虽被杀未死但终身致残。总计受害人达11239人。被杀的人年龄最大的七十八岁，最小的出生仅十天。有一万四千多人参与了这场大屠杀。杀这些人的理由，据说是因为他们与城里的造反派是一丘之貉，都要造共产党的反。他们谎称城里的造反派扬言要“先杀党（员），后杀干（部），贫下中农一扫光”；因此我们要先下手为强，“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为了杀人合法，他们还成立了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由法院宣判这些人死刑。
当时除了道县，还有十多个县市也有同样的大屠杀情况。 “道县事件”发生后的一九六八年七至九月，湖南邵县又发生了类似事件，受害者达千人以上。而广西的情形更为恐怖。在广西军区司令韦国清的支持下，广西军队和保守派“联指”联合围剿造反派“四·二二”派，在六七至六八年武斗高峰期间，共屠杀了十万至十五万人。其杀戮方法除了砍头、棒打、活埋、水淹、剖腹、挖心、掏肝等酷刑，还大量发生吃人肉的野蛮行径。据有名有姓统计，被吃掉的人至少有四百多。而参与吃人肉者则至少有五万多，其中一万八千多还是国家干部。关于广西吃人事件，作家郑义写过一本《红色纪念碑》，对此有详细的调查和记录。
显然，发生这样的极端情况与当时武斗的激烈形势有关，与“一月革命”后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有关。文化大革命搞到这种地步已经完全走样了。而且，这样的大屠杀也已经不是用“阶级斗争”四个字就能解释得了的了，这是赤裸裸的种族灭绝了！毛泽东以为凭他的那套“为人民服务”和“防修反修”的说教，就能使几千万党员干部乖乖接受文化大革命，乖乖接受被造反派冲击、批判，乖乖接受先被夺权，然后再看情况是否恢复你的职权的安排。其实他完全估计错了。当年他为夺权对蒋介石说“寸权不让”。现在他的那些党员干部也以实际行动告诉他：打共产党的天下他们也有功劳。打天下，坐天下。因此他们手中的权也是“寸权不放”的。造反派要来夺他们的权，那就要他们的命！ “六四事件” 发生后，据说陈云曾这样说：当年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夺权牺牲了三千万生命，现在民主派要从共产党手中夺权，让他们拿三千万条命来换（大意）。我以为当年文革反对派心中想的，与陈云说的，其实都是一个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