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22）
“武汉兵变”发生后，全国造反派都在看中央怎样处理这件事，等待中央号令“揪军内一小撮”。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发了一封公开信。中央四个单位联名发信，这样的规格只有“一月革命”时有过。因此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七·二〇事件”的严重。据说此信是印成传单由空军用飞机在武汉上空散发的。我想中央采用这样的方式撒传单，主要还是因为武汉地区仍控制在“百万雄师”手里的缘故，中央的声音不易传达给广大武汉市民。这封信我在上海时没有看到，也是回到了青浦后才看到的。
信中说：“近几日来，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我们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信中又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查办。”
在看这张传单时，我特别注意到信中提到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对“武汉事件”的性质使用了十分罕见的“叛逆”两字。当时人们都称“七·二〇事件”为“武汉兵变”。现在中央信中使用了“叛逆”这个词，则“兵变”的性质已是确凿无疑的了。至于信中说的“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一句所传达的信息，按我的理解是以“武汉事件”为契机，中央要着手解决“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了。中央这样做，我认为是中央终于肯正视“军队走资派”的问题了。
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提前发表了本应在八月一日发行的《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社论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乾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第二天，《人民日报》又提前发表了《红旗》第十二期的另一篇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文章也号召全国军民“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
所以，中央在那时传达的信息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乾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作为青浦造反派的一份子，我的愿望第一就是要把青浦地区“二月逆流”的罪魁祸首、县武装部政委顾仲良揪出来斗倒斗臭，把他清除出军队，不能再让这种人利用窃取的军权镇压造反派！
七月三十日，北京公布消息，任命前沈阳军区副司令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前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这应是改组武汉军区的第一步。看来，揭发批判“军内一小撮”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但是，也是在这个时候有人给了我一个不太好的信息。那天叶青贸似乎有点心事重重地对我说：听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主席下令将陈再道、钟汉华，还有8201部队的师长、政委等人都送到北京京西宾馆隔离审查，实质是保护起来。毛主席在一个批示中还将陈再道称为“同志”。叶青贸有个高中同学在上海机械学院读书，关系很好，是青浦镇上人，每次回青浦总会带给他一些别人还不知道的消息，因此他的消息总是比别人灵通。当时我听后的反应是“兵变”头子怎么还能称“同志”？若陈再道仍然可以是“同志”，则军队就没有走资派了。若一个搞“叛逆”的人仍然可以称同志，则以前揭发批判的那些“叛徒”、“自首变节分子”，岂不也都可称同志？无论如何，即使是叛徒，出卖过党的机密、同志，其罪行性质也没有“叛逆”严重吧！若军队有走资派不整，光整党内、政府内的走资派，这样的“反修”能彻底吗？这样的文革有什么搞头？中央给武汉军民的公开信称陈再道他们是“叛逆”，而毛泽东私下称陈再道“同志”，我不知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也猜不透毛泽东这样做的用意。因此内心也起了一道阴影，自己给自己当时有点狂热的脑袋浇了一瓢冷水：不要太冲动，中央的事复杂着那！但还不相信事情会起大变化。
然而，所有造反派、也包括我在内的想法都错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竟是风云突变，事情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八月十日和十一日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下属各组织开大会，说“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
八月二十日，《红旗》发表第十四期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文章说：“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热爱解放军，拥护解放军，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同时也要热情帮助解放军。”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又联名发布了一个《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看到这个号召我感到这与当前“揪军内一小撮”的气氛格格不入，但还心存幻想。因为“拥军爱民”是中共一贯的政策，因此我还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央出台这些舆论，可能是因为“武汉事件”发生后军队的威信受到了损害，但解放军对中共政权来说仍是无可取代的支柱，所以中央要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恢复解放军的威信。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就是这个做法。自欺欺人，到了可笑的地步。
但很快现实就叫我们清醒清醒了。九月初，青浦大街上突然刷出许多大标语：“打倒乱军小丑王力、关锋！” “打倒‘变色龙’！打倒 ‘小爬虫’！” 一个月前因武汉兵变被绑架受伤而大红大紫的“大英雄”王力，突然成了“乱军小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会有这样突然的变化？我一时难以理解。紧接着有小道消息传来，说是毛主席看了最近一期《红旗》社论，在上面批了四个字：“还我长城”。意思是这篇社论毁了长城。社论是王力、关锋起草的。而所谓“长城”，大家都明白是指解放军。我想，若然一篇文章措辞不当，也不足以改变整个形势啊！当时我们都稀里糊涂，只知道毛泽东的不满是针对“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提法来的。至于毛泽东批的是哪一篇社论也不甚清楚。当时还有一个说法，是说王力在八月七日有一个讲话，干扰了外交工作。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后毛很恼火。这也是王力迅速下台的原因之一。
九月十日左右，基层单位组织大家学习江青“九五讲话”，其中说到革命群众要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大家不要上这个当。又知道了前述关于毛泽东仍称陈再道为“同志”这个消息是确实的，是毛泽东在代党中央草拟的一份给武汉军区常委的复电中这样写的。但是，当时我仍然不太明白这个大转变其中的奥妙。我仍然认为“揪军内一小撮”从理论上讲并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它错，除非毛泽东公开宣布军队内没有阶级斗争，收回他在《五·一六通知》中说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主义分子” 的那段话。但这不就与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唱了一个调子了吗？而如果承认军内也有阶级斗争，有走资派，却又不准揪，反而把揪军内一小撮的人抓起来，这算怎么一回事呢？这不是包庇阶级敌人了么！难道“七·二〇兵变”不是事实？中央给“武汉事件”定性的“叛逆”不算数了？后文革还要不要继续搞下去？怎么会出现这样黑白颠倒、滑稽的事情呢？
当时，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感到不可思议。但后来冷静下来再一想，我突然有一种恐惧的怀疑，怀疑毛泽东是不是发现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才促使毛泽东突然刹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这个危险主要地已不是武汉军区，而是在其他地方，其他军区。就文化大革命来说，几乎所有军区都不支持文革，有的军区镇压造反派比武汉军区还厉害。虽然现在最先反叛的是武汉军区，那么其他军区究竟什么态度；中央如果严厉处理陈再道，其他军队头头会是什么反应呢？他们会不会继武汉军区后也起而公开反叛？我想，毛泽东担心的恐怕就是这个。不然很难解释这种突然的大变化。
我又想：大概毛泽东这次在武汉是实实在在地踢到了一块铁板，头撞“长城”也撞得起了一个大包。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搞乱党、政系统，但不敢搞乱军队；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打倒一大批党政干部，但对手握军权的军队干部他就不敢随意打倒。“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枪便是草头王”，这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他将王力、关锋抛出来当替罪羊，不过是要平息军头们心中的怒火。这样一想，我似乎看到了这尊被人称为“战无不胜”的“神”的真面目，他其实也不是常常战无不胜的，有时也是很虚弱的。我还隐约地感到，当前的局势一定十分凶险，具有兵变危险的可能远不止武汉军区一个。毛泽东面对军队的反文革局面，硬斗没有胜算。他已得罪了党、政系统绝大部分干部，若再得罪军队干部，他就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因此，他只得向军头们屈服。
而这样一想，我又替王力、关锋抱起屈来。我想王、关这些人不过是文革小组中具体做事情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掌权者。没有陈伯达、江青、康生这批人指使，单凭王力、关锋他们就敢“反军”？再说，王力、关锋他们写的文章难道不需要经过他们审阅、同意就能发表？怎么这些人个个都没有责任，就他们有责任？从王力、关锋的遭遇里，我对一切与他们的工作性质类似、所谓“在首长身边”的工作产生了警惕。不要看这种工作跟着“首长”很风光，其实说到底，在“主子”眼里他们终究还是“奴才”。尽管有时候他们也会狐假虎威地似乎很神气，但只要那一天主子看他们不入眼了，立马能将他们打回原形；哪一天需要他们去做替罪羊，立即会将他们抛出来喂狼。其实，凭他们的聪明才干，不做“奴才”，在别的地方他们也会有不俗的表现，何必一定要去追求这份虚荣？这个认识，后来对我很有帮助，让我时时警惕工作职责和自己身份之间的界限，看淡一些暂时的“荣辱”，保持自己起码的尊严。但这是后话，此处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