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07）
回顾反思的第三部分是猜测“二月逆流”发生的原因。这次全国性的镇压造反派，究竟是出于毛泽东的本意，还是被人钻了政策的空子？这是当时我最想弄明白的问题。但要弄清事情的真相很难，做出正确判断也很难，关键是所知的讯息实在太少了。
“二月逆流”后，因为全国造反派几乎都遭到了镇压，原来在造反派和学生造反组织中流传的各种小道消息几乎断绝。而且当时我们还被分散在乡下，消息更是闭塞。当时发生在中央“碰头会议”上的“怀仁堂事件”还没有传达到群众。关于中央军委的“京西宾馆事件”，我们更是一无所知。因此我只能根据前阶段文革中暴露的一些迹象，以及“二月逆流”后听到的有限的一些信息，依据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来猜测。
首先，根据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一切政治斗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林彪说“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中共为了夺取政权，“不怕流血牺牲”，几十年中不知死了多少人才得偿所愿。中共的各级官员也是枪林弹雨中奋斗了几十年、或十几二十年，才论功行赏当了官、掌了权的。所以保权，不仅是中共的首要任务，也是各级官员的首要任务。“一月革命”造反派没有推翻中共的统治，但夺了许多当权派的权，这无异是判了旧当权派们的死刑，他们怎会不拼命疯狂反扑？所以，“一月革命”后随即就来了个“二月逆流”，这是符合阶级斗争规律的。假如当权派们被夺权后不反扑，倒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在“一月革命”刚发生时当权派们就尝试过反夺权了。以我们青浦的血防卫生系统来说，我们血防站是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宣布夺权的。县除害灭病办公室、计划生育办公室、卫生科也是在三十一日被夺权的。二月一日，我们又宣布准备成立县除害灭病办公室、计划生育办公室和血防站三个单位联合的“革命生产筹备委员会”，负责今后全县的除害灭病和计划生育工作。但是二月四日就突然冒出了一个“青浦县血防战线革命生产监督委员会”来。这个监督委员会在同日发表的第一号《紧急通令》中宣布：“从五日上午起，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和血防站当权派必须向这个监督委员会报到，等候统一指挥。”而副县长王宗民，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原主任季贸楠、副主任庄仁中，县卫生科长张凯和血防站副站长钱国玺，竟然都齐刷刷地在这个“监督委员会”的成立公告上签了名。很明显，这个组织就是这几个签字的当权派和原保守派中的一些人共同策划临时成立的，是专为与我们造反派捣乱和反夺权的。只是当时造反派气势正盛，这些小伎俩奈何不了我们，我们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根本不理睬他们，因此这个监督委员会没有几天就自动消失了。而这几个当权派的反夺权阴谋自然也没有得逞。但是，当权派们一次反夺权没有得逞，并不等于他们就此死了心。他们还在秘密串联，秘密策划，等待时机。结果，因为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而中央军委又发了个“军委八条”，于是给他们找到了反扑的机会。
而这次对造反派的镇压由军队担当主角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军队有奉命“支左”这柄“尚方宝剑”，镇压造反派师出有名。第二，中共军队和地方干部本是一家人，许多地方干部都是由军队转业的，平时军队驻扎地方，与地方党委也常有来往。在造反派冲击“资反路线”时，很多军队干部就违反“不介入”的命令偷偷掩护地方干部，替地方干部藏“黑材料”。地方干部被夺权后，军队干部站出来替他们报复造反派，也是预料中的事。第三，由于县以上各级党组织经过“批判资反路线”和“一月革命”的冲击，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很多当权派都处在被批判或“靠边站”的境地，已经缺乏号召力，因此镇压造反派的事也只能由军队来主持。
但问题是这次镇压是局部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性的？是地方军队自发的，还是中央统一部署的？还有，这次镇压究竟是因为有人利用军队“支左”的机会，以及钻了中央军委文件的空子才发生的，还是本来就是毛泽东的意思？或者两种因素都有？回顾文革历程，我觉得毛泽东对造反派不放心，怀疑有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混在造反派队伍中乘机作乱，甚至夺中共的权，因而要把这些人镇压掉，这个可能是有的。这从之前平反运动初期被整群众一事上，中央的态度拖拖拉拉，以及群众造反派出现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布了一个“公安六条”，规定“二十一种人”不准参加群众组织造反就可看出。但是，毛泽东应该懂得即使有坏人混进造反组织，那也是极少数的。在这样大的革命潮流滚滚向前的形势下，他们也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文革主要靠造反派的拥护才得以推进，如果把造反派都镇压掉了，只剩下保守派群众，他的文革立刻要失败。这样看来，毛泽东有清除造反派中坏人的意图，但全面镇压造反派不应是毛泽东的主张。因此这次全面镇压造反派应是军队内有人趁机歪曲毛泽东“支左”的原意，利用识别“左派”、“右派”的权操在他们手中的便利，把造反派都当成右派“一锅端”镇压掉了。
我又看到，这种歪曲对于军队来说根本就不需要特别的操作，而是一声令下就可水到渠成。因为这种“歪曲”在军队内是有深厚思想基础的。军队一贯强调阶级路线，重视出身成分。因此在大多数军队干部看来，保守派出身成分好的人多，党团员多，他们拥护共产党的官员，这是当然的左派。相反，造反派里党团员少，出身成分不好的人相对也要多些，最关键他们造的是共产党干部的反，这在军队看来造反派的居心就十分可疑。所以尽管这种造反也是共产党号召的，但当要军队去区别这对立的两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的时候，很自然地军队会认为“对党感情深”的保守派才是真“左派”。因此当中央军委发出“军委八条”，命令解放军“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的时候，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思想动员，更不需要什么“阴谋诡计”，只要宣读一遍中央军委命令，下级就会执行，而造反派就被干干净净地镇压掉了。至于像上海工总司那样的组织，那是因为毛泽东亲自肯定的组织，这才没有遭到镇压。至于其他的，即使是一些大组织，因为没有这样的“殊荣”，恐怕就都没有这样好运了。
因为这次镇压，我对造反派的地位再次起了疑心。自文革出现两派群众组织以来，保守派屡犯错误却不受惩罚，犯了错误也可说是因为“对党阶级感情深”所致；而造反派处处谨慎小心，处处按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办，仍时刻有被人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可能。而只要一犯错误，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一世前途就完蛋。这种情况说明了造反派的政治地位与保守派相比根本就是不平等的。所以造反派投身文革，从一开始就是在刺刀丛中跳舞，不定什么时候就撞到了刀尖上。造反派的这种尴尬的政治地位，比“小娘养的”还不如。因此他们的人格也是从一开始就不健全的。他们的造反，就如列宁形容的那样“跪着的造反”。他们要时刻注意中共中央的脸色，一举一动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而毛泽东发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名曰“防修反修”，目的似乎伟大、纯洁得很。但从运动中暴露的许多事实看，他发动运动的目的并不真的光明正大，很大程度是为了报个人的私仇，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他的那些所谓“伟大战略部署”，充满了肮脏的权谋和政治算计。所以说句实在话，造反派并不值得为他火中取栗，为他卖命。当然，很多造反派造反，是被“逼上梁山”的。要不是为了争取让运动初期被整群众获得平反，不少造反派的造反根本就是多余的。然而从本源上说，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就是毛泽东提倡的？要是毛泽东不发动文革，那么也就没有文革初期整群众那些污糟事，也就不会有什么资反路线，所以说到底，毛泽东才是文革的罪魁祸首，是“资反路线”真正的制造者。
当然，事情发展到现在许多事情已成事实，造反派造反也已是事实，不能说造反派所做的事统统要毛泽东负责。但文革是毛发动的，造反派替毛泽东冲锋陷阵，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造反派得到了什么回报？这一次造反派在毫无理由、也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因为军委一个命令，就被镇压了。而这个军委命令就是毛泽东批准的。他在这个命令上批示：“很好，照发。”这叫什么事？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其实，文革胜败到现在还在未知之数，而毛泽东就急着要拆桥杀驴了，这样的造反有什么前途？做这样的造反派又有什么意思？
想到自己作为造反派的一员，由于所谓“出身不好”，我从来就没有什么野心想“入党做官”什么的。当初起来造反实在是激于对资反路线的义愤，也是误信了毛泽东所谓防修反修的理想。但是现在我已基本看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这种革命激情就很自然地消退了。我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基本上就是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是狗咬狗。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他们过去执行共产党的政策整人的确不对，他们站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也不对，但他们并没有背叛毛泽东；反而是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发动文革，无端将他们置于受人冲击的地位。从这一点说，不能不说他们反文革也有他们的理由。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中共党内的事情，我们党外人士插不上手，也无必要去插手。无论今后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还是什么人的路线胜利，只要仍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小老百姓的日子不会有根本的改变。由此我决定：只要目前我们受压迫的局面解除了，组织获得了平反，以后我要控制自己的激情，逐渐淡出我的造反派角色，但求平安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