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阳：畸形年代――大多数的文革（二）
.陈向阳.
三、革命高潮
刘少奇顽抗
咱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真正目标是谁？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什么破四旧、收拾黑五类，根本就没在计划里，那是刘少奇一伙甩出来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假目标。咱毛主席先冷眼看着，能激起年轻人的干劲也行啊，等全国的火都烧起来，还怕你跑了吗？
刘少奇也不是三五天就能收拾的了的。咱毛主席退居二线那几年，他执掌大权，全国各级政府到处都有他的人马。要收拾他，先得扫清外围、剪除卵翼，所以先收拾了彭、罗、陆、扬。他们官都不小吧，那不过是前哨战，大头在后面呐。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主席写了一张大字报，但不是贴在墙上，而是在报纸上、广播里，全国发表，叫‘炮打司令部’，没点名的公开了真目标。明眼人看出来了，毛主席说的那个黑司令，除了刘少奇谁都对不上号。咱毛主席也真沉的住气，宣战书发表了，可８.１８接见红卫兵还让他刘少奇上天安门，也让穿军装，不过从过去的第二降到了第六，排在毛、林、周、陶铸、陈伯达后面。这是一步步来，突然就把快跟自己平起平坐的刘主席变成阶下囚，怕吓着咱老百姓。
刘少奇呢，一开始可不想束手待毙。火是烧起来了，肯定扑不下去了，那就让火往外烧，别烧着自己。学校的老师校长，社会上的黑五类是第一批牺牲品，全送给红卫兵了，有多大劲就使去吧。但重要部门决不放手。１９６６年的６、７月份，刘少奇邓小平还把持的中央就开始往火势最旺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派工作组，主动领导文革。领导什么呀？领导揪人，揪坏蛋。大火总是要烧死一些人的。烧死谁呢？先下手为强。你先揪，揪的就是他。他先揪，揪的就是你。到了你死我活的时候再不能手软了，一时间猛揪坏蛋，叫‘反干扰’，也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什么走资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假左派、反动学生、……太多了。工作组依靠高干子弟和一向紧跟党的出身好的基本群众。凡出身不好和有点历史问题的先揪出来再说，好多都是过去已经收拾过不只一遍的‘死老虎’，早就吓的缩头缩脑不敢动了，那也揪出来凑个热闹。当然也要揪出那些反正也保不住的各级干部。毛主席早发话了，要整党内的当权派，不整些干部是交待不过去的。比如清华的校长蒋南翔，那是非整不可的，留给别人整，不如自己先整，显的主动。但工作组的首要目标还是‘危险分子’‘刺头’，潜在的造反派，必须先把他们打趴下，以防后患。比如清华的反动学生蒯大富，你不揪他，他就敢从校党委揪到市委揪到中央，除了毛主席谁都敢揪。这样的能留着吗？凡是平常就爱找领导麻烦的全揪，枪打出头鸟么。这回管他出头没出头呢，先通通打了再说。派工作组的关键就是要掌握住运动的领导权，用刘少奇的话说：‘要敢于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面’。运动就是整人，领导运动的人就是整别人的，失去领导权的就等着挨整吧。
毛主席收网
就在刘少奇、邓小平自以为得计，咱毛主席出招了，严厉批评他们派工作组，说是镇压群众运动，把群众运动搞的‘冷冷清清’，让他很难过。毛主席下令立即撤回工作组，不许刘邓再领导文革了，换上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这下子，那些正在挨整的群众立刻就解放了，各单位全搞平反，还是毛主席亲啊！然后呢，造反派就起来了，咬着牙跟走资派算帐。‘造反有理’本是咱毛主的版权，在文革中又是中学的老红卫兵先喊出来的，但真正的文革造反派却是这会儿（１９６６年秋冬）闹起来的，而且一起来就成了革命主力。咱毛主席早就看出来了，中学的红卫兵只能算个先头部队，点火的，破破四旧，造造声势。真打硬仗还得靠主力部队。大学红卫兵就是主力之一，比如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４日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岗山红卫兵，随后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俗称三司），蒯大富是司令。其他主力就是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广大群众。此时农民还基本用不上，他们的用处是好好种庄稼，没粮食吃什么革命都搞不成。到处都成立组织，三四十岁，五六十岁的再叫红卫兵不合适，所以要起别的名，什么红色造反团、反到底兵团、红旗战斗队之类的。十个人一伙也敢叫兵团，也有总司令。
刘少奇知道大势已去，停止了抵抗，左一个认错右一个检讨，高举双手缴械投降。但这回，他再也脱不了钩了。咱毛主席最爱‘宜将剩勇追穷寇’，想认输？不接受！彻底打死算完！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林彪在天安门上讲话，接着〖红旗〗杂志１３期发表社论，都把刘邓派工作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镇压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６日，三司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报纸广播一宣传，立刻推向全国。于是，全国都批‘资反路线’，都造走资派的反。每个单位的头头就是眼前的走资派，县里就是县长县委书记，省里就是省长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里就是部长。司局长们想当走资派一般都不够份量，让他们当叛徒、历史反革命、反党分子一类的更合适。处长以下的算群众，虽说他们好多人比县长级别还高呢。全国到处一造反，原来刘少奇人马执掌的各级政府就彻底瘫了，也就是说，条件成熟了。终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到２６日，一夜之间北京好多大街上都刷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谁干的？三司！蒯司令带头！是蒯司令自己的主意么？姥姥！他哪来的这伟大战略思想呀？这是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后边呢，咱毛主席才是真正的总司令！
揪出刘少奇，人民大欢喜
三司一带头，全国都跟着喊打倒刘少奇。虽说毛毛雨下了好几个月了，不少老百姓还是吓了一跳。但更多的人是大舒一口气，文革的最大谜团解开了，咱毛主席精心部署、亲自点火、步步升级的文化大革命原来是要挖刘少奇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就是他呀。眼看就要和咱毛主席平起平坐了，老百姓家里一挂就是毛主席刘主席两张像，喊完‘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也顺口喊出来了，原来却是个头号坏蛋呀。太过瘾了！再高超的魔术师也变不出这戏法，再离奇的小说也编不出这种大包袱。
我们小孩就喜欢热闹，越是稀奇古怪我们就越高兴。但我们院里最高兴的还是二猪（外号）。他站在院子里，把‘打倒刘少奇！’喊了好几十遍，激动的眼冒泪花。他吃过‘打倒刘少奇’的亏。还是文革前呢，他在小学厕所的墙上写过‘打倒刘小奇！’，刘小奇是他们班的女生（她爸爸也真敢乱起名），特别骄横，所以二猪要打倒她。可不知是谁在‘小’字的下边加了一撇，这下不得了了。公安局来人了，先拍照片，然后全校追查，二猪被查出来了。他流着眼泪一遍遍的发誓他写的是‘刘小奇’，但没人信。公安局到不想难为他，才小学四年级，作不了这种大案。真正要抓的是后边的教唆犯。可查来查去，二猪的爸爸是革命干部，爷爷是三代贫农，一点毛病没有。最后只好开除二猪的少先队籍，记大过一次，算是饶了他了。以后他一听见‘刘少奇’仨字就像挨了一锥子。这回可解气了，他高兴啊：‘打倒刘少奇！就是刘少奇！不是刘小奇！喊了！你们怎么着吧！打倒刘少奇！’二猪一想起伤心事就要大喊一阵。但更让他激动的是几年前他居然就写出了‘打倒刘少奇’，自己哪来的如此远见？多了不起呀！二猪突然发现了自己的特异功能，得意极了。
大字报铺天盖地丰富无比
大街上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不知是谁的发明，把‘刘少奇’三个字写的东倒西歪、弯弯曲曲，于是‘少奇’俩字看上去就成了‘犬狗’，真好玩。那会儿一般人家根本没有电视，所以小孩在家呆不住，吃完饭就出去玩。此时就连书呆子想看书也得上街了。可图书馆都关了，书店里除了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什么都不卖了，上街看什么呀？看大字报呀！到处都是。公共场所的任何墙上都可以贴大字报，学校、机关就更别提了，墙都不够用了，专门有大字报区，木头和席子搭的，一大片，里面拐来拐去的像迷宫。还有灯光照明，看大字报、贴大字报可以日夜不停。就这样，贴大字报的地方还是不够，所以好多大字报上都写着‘某月某日以前不许覆盖’，要不然，刚贴出去俩小时就能让人家的大字报盖在底下。大字报多的让捡破烂的都改行了，揭大字报。一层贴一层的大字报赛过纳鞋底的‘袼疤’，揭下一面墙上的大字报就能装一麻袋，比到垃圾箱一点一点捡废纸快多了，但危险是容易挨揍。如果人家的大字报刚贴上去就被揭了，特爱发火。所以揭大字报的多是小孩，情况不妙跑的快。他们还有新式工具，废轴承作轱辘的小木头车，上面安个大筐，小孩站在蹋板上，双手扶筐，单脚蹬地，哗哗哗的真不慢，有的还会双脚替换，看上去就像在滑冰，能跟自行车赛。揭大字报成了新兴职业。
大字报内容极为丰富，能满足各类读者。想受正面教育的就看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光辉伟绩吧，越看越热爱。你就看吧，咱毛主席身兼多少家呀，最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还是文学家、书法家、历史家、……。咱毛主席为中国革命的贡献那就根本没法数了，单是家里的亲人就献出去６位，哪个革命时期的都有。看吧，看的领袖越来越光芒万丈，自己越来越渺小，渺小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有大字报建议全国每人捐出一年给毛主席，让伟大领袖千秋万代永远为全人类造福。不过立刻就有大字报反驳，说一年哪能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呢，１０年！２０年！但又遭到更强烈的反驳，说都别争了，一年？一天都不用捐！咱毛主席是你我这样的凡人吗？万寿无疆，还天天说呢，明白什么意思吗？用不着谁捐，咱毛主席当然会千秋万代永远活在世上。
咱林副统帅的光辉业绩，过去被刘少奇之流的压制了，现在也通过大字报公布。从黄埔军校、井岗山会师、２４岁当军团长，……一直就跟咱毛主席并肩战斗。咱林副统帅那军事才华，什么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快一慢，三三制，简直就是天才，超天才。请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在哪？斯大林格勒战役！谁指挥的？斯大林？不对！至少有咱林副统帅一半的功劳！那会咱林副统帅正好在苏联养伤（你看他们苏联这福气！），斯大林可不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有什么事老请教咱们林副统帅。斯大林格勒战役就是这么打的！后来林副统帅的伤好了想回国，斯大林不放！非要拿两个机械化师跟咱们换！毛主席当然不换！看到这，我认为写大字报的一定是记错了，两个师就想换咱林副统帅？亏他斯大林说的出口！至少也得拿出２０个师呀，２００个都不多！
大字报里的反面材料要远远多于正面的，因为打倒坏蛋才是文革的主题。所有大坏蛋的底细都揭出来了，以刘少奇为首，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吃小亏占大便宜，黑修养，驯服工具论，入党作官论，剥削光荣论，……太多，看不过来。光说小事吧（我们小孩就爱看小事，好懂），他小时候名叫刘作黄，听听，从小就要作黄色勾当，所以他一共娶过六个老婆，不满意就换一个，一直换到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才心满意足，不换了。他自己就最爱占便宜，在白区收了党费给自己打了个金皮带环和金鞋拔子。在延安跟老婆说别穿好衣裳，要吃好东西，吃在肚子里别人看不见，隔几天就吃一只鸡。……太多了。不光是文字，还有画，专门照顾我们小孩读者，跟看小人书似的。
刘少奇下边的坏蛋也一个不拉，全都揭了老底，邓小平：逃兵，陶铸：叛徒，贺龙：土匪，彭得怀：军阀，扬尚昆：特务，……。大字报都有详细揭发。还有６１人叛徒集团，都是写了自首书从国民党监狱里爬出来的，后台是谁？刘少奇！他指挥他们那么干的。文艺界的坏蛋以四条汉子（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生）为首，下边一揪一嘟噜，干脆来了个文艺界百丑图，上百个坏蛋每人都有画像，图文并茂。这种艺术性比较强的作品需求量太大，所以制了版油印，批量生产，贴的哪都是。这已经不是大字报，应该叫招贴画了。
每个单位都有坏蛋。部长省长一级的还值得一看，再下边的就是无名鼠辈，懒得看了，除非有点特别引人的情节。比如有张大字报揭发一个商场的党委书记老喜欢乱摸女售货员，人家不愿意，他就开导人家：‘你们女同志长乳房就是给男同志摸的’。
更大量的大字报是辩论谁对谁错。每个组织，从中学的各种红卫兵、机关单位的各类战斗队，到跨单位跨行业的各种兵团，全有自己的对立派，所以全需要写大字报告知天下：自己才是属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对立派则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我一开始还耐着性子看，想帮他们分辨一下，到底哪派是真革命的。但越看越闹不明白，因为哪派都是一串一串的毛主席语录，都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对立派都是劣迹斑斑，罪行累累。我看这派的大字报就觉的这派是革命的，再看那派的又觉的那派也是革命的。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两派是不共戴天，水火不容的。最后我就不管了，让他们自己打去吧。
等武斗高潮来临，大字报的内容就更丰富了。全国哪出点大事，都要上北京的大字报，就像现在要上中央电视台一样，什么赵永夫（青海军区的）枪杀革命群众，陈再道（武汉军区的）指使‘百万雄师’扣押王力、谢富治，重庆武斗用军舰、坦克、榴弹炮，……广西，湖南，河北，……哪的武斗新闻都有。爱看武侠小说的就阅读具体情节，比如某武斗队在地上遍撒黄豆，自己的战士全穿长钉子鞋，而对方战士一进入黄豆阵全摔到在地，寸步难行，被一一活捉。某派一个战士原为击剑运动员，武斗中使用短矛连连得手，刺死刺伤对方无数。对方想出对策，集中二三十名长矛手，排成密集队形，几十支长矛齐刺，把击剑手刺成了筛子……
爱看黄色小说的也能满意，不仅有各级干部（以军队干部为多）的荒淫事迹，在武斗中的暴力色情更过瘾。有详细描述控诉对立派的兽行，怎样扒去衣服，怎样摸、抓、抠、塞，怎样拿刀子、拿木棍、拿石头、……全是对付女性特有的身体部位。这样的大字报最受欢迎，围的里三层外三层，挤都挤不动。
文革当中虽然毁掉了不少书，但却迎来了阅读材料最丰富的时期。我们院小孩每天如果阅读欲望不强，就在合作社（商店）附近看看新闻，再想多看就要去甘家口商场，或去建工部，去二里沟的外贸部，去动物园展览馆一带。不等这一圈看下来，天早就黑了。
我们小学生自从放暑假，就被学校给忘了。于是从１９６６年的暑假玩到１９６７年的寒假，又从这寒假再玩到暑假，而且看起来还要继续玩下去。太好了！那种天天上学不断考试的日子眼看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过去颠倒的再颠倒过来，于是我们得出结论：不用上学在家猛玩才是小学生最最正常的生活。我们深感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曾经夺走了我们多少幸福时光，天天上学，那是多么不堪忍受的痛苦。多亏毛主席解放了我们，从此幸福生活万年长。
但是，很快我们就要发现，好景不长。尤其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彻底看清了，我们是唯一享受到那种幸福的一代小学生。这难道不该珍惜吗？
四、小孩革命
我家百万庄
我家住的百万庄是一大片楼房，一九五几年盖起来的。那会儿刚解放不久，大批的干部进了北京。城里，就是城墙（现在的二环路）以内，根本住不下，所以在城外盖房子。以西郊为主，光百万庄附近就有葡萄园，黄花园，二里沟，三里河，好几大片。听听这些地名，过去全是乡下。百万庄过去还叫百万坟呢，是乱坟岗子，常能挖出死人骨头。还有个汉白玉的王八驮石碑，扔在那好多年，我上学放学经常爬上去玩。
我们百万庄分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九个区。前八个区全是三层的红砖房，苏式的，人字形楼顶铺着瓦，那会缺钢材，所以门和窗户框子都是木头的。每个区有三十多个楼门，每个楼门六个单元，每个单元两间或三间屋。这些楼房拐来拐去的，第一次来的人要转好几圈才能找着要找的楼门。这里住的全是机关干部，哪个单位的都有。子区、丑区建工部的比较多，卯区地质部的多点，其他区机械部的最多，又分一机部（民用机械），二机部（原子弹），三机部（飞机），四机部（无线电），五机部（常规武器），六机部（造船），七机部（导弹），八机部（农业机械）。
八个区之外的申区特别，每户都是二层小楼，还有个小院，当时住的都是司局长以上的干部，还有好几位部长，比如后来当上副总理的谷牧。百万庄中心部位是展一小（展览路第一小学），小医院（百万庄诊所），还有百货店副食店，俗称‘合作社’，因为墙上有一排大字‘百万庄消费合作社’。
那时的小孩特别多，一家三、四个最正常，五个以上算多的，两个就太少了，独生子女是‘珍稀动物’。文革前，作业不多，家里那么小，又大多没有电视，小孩就老在外边玩。尤其到了夏天的晚上，到处都是孩子，连喊带叫，不到睡觉时间别想清静。女孩们爱玩跳皮筋，丢包，跳房子，‘你们要求哪一位啊，……’，‘吧叽吧叽小白菜，……’之类的。男孩们玩追人，攻城，打垒球，骑马打仗，撞拐，弹球，三角，……数不过来。文革一来又添了新花样，斗完黑五类，接着打群架、斗鸡、砸玻璃、偷东西、抢东西。
那时，属于某个群体，就是老在一块玩的一群孩子，对每个男孩都特别重要。被排斥在外就意味着一出门就可能挨骂或挨打，于是只好整天缩在家里，从窗帘后边偷偷往外看。百万庄的孩子群基本以区为单位，子区的，丑区的，寅区的，卯区的，……因为住的近，自然就玩在了一起。但一个区的孩子又常常再分成几拨，大孩（中学以上），小孩，男孩，女孩。那时的男孩跟女孩水火不容，叫作‘男女界限’。哪个男孩跟女孩说句话，立刻就招来其他男孩的嘲笑，唯一的补救是当众把那个女孩痛骂一顿，以示划清界限。至于大孩，比如高中以上的，男女来往似乎就可以了。我们小孩只能暗地讥笑，当面不敢，怕挨揍。一个区的小孩还可以按东头的，西头的，或南头北头的再分几拨。比如我们寅区９门到１４门，楼房拐了几个弯，加上后来盖的一个大仓库，正好围成一个‘口’字，成了个区中的小院，院里的小孩自然就更加紧密，自成团体。
每个孩子都有外号。每当新来的孩子跟我们一起玩，先要弄清：‘你叫什么外号？’，如果没有或不愿意说，每个人都会热心帮忙：‘给他起个什么外号呢？’连被排斥在外的也有外号，而且非常难听。虽然起外号没有什么规则，但经久不变的都是能切中要害的，就像人物画，一定要‘像’。比如我们院的‘野狐狸’‘小狐狸’哥俩，不光长的尖下巴，上挑眼，还特别聪明，干什么事都老能占着便宜。‘小铃铛’呢，圆鼻子，圆眼睛，圆脑袋，哇啦哇啦特爱说，高一的学生了，还老跟我们小学生一起玩，不叫他小铃铛叫什么？不过，弟弟由于哥哥得名的不在此例。比如刘家哥四个，老大叫‘大公鸡’，因为他名字里有个‘公’字，更因为他脸红红的，走路气昂昂，嗓门又大。他一旦成了‘大公鸡’，三个弟弟立刻成了二鸡，三鸡，四鸡。虽然二鸡和四鸡一点都不像大鸡，而像他们的妈妈，特秀气。我们只好解释，他俩其实是母鸡。朱家哥几个呢，光姓朱并不是叫‘猪’的充足理由，全怪那个哥哥，脸蛋子和鼻子长的有点猪像。他一旦成了‘大猪’，两个弟弟就成了‘二猪’‘三猪’。要光凭长像，他俩决不该叫猪，都是又瘦又结实，更像两条狼。而且就在大猪二猪三猪叫的很顺口了，突然发现他们还有个哥哥，大学生，住校，所以很少见。怎么办呢？重新排次序会造成混乱，于是在‘大猪’上边又加了个‘老猪’，虽然我们都知道辈分不对，‘老’字应该属于他们的爸爸。
而邓麻子呢，脸上一个麻子都没有。那为什么叫麻子呢？谁先叫的呢？不知道，全都莫名其妙，但都觉的很合适。他又练拳击又练摔跤（老拿小孩练手），腰里挂着一把刀子，老想当一个神通广大的侦探。这种人和鸡呀猪呀的一点不沾边，叫他一个莫名其妙的邓麻子才对。邓麻子的爸爸不给他长脸，不但不是个将军，连革命干部都不是，是个工程师，旧知识分子，工资倒不低，让邓麻子每天都吃好的，但弄的他连红卫兵都当不上。他是老初一的（６８届），既然中学生看不上他，就只好跟我们小学生玩到一块了。
“首都红卫兵”
邓麻子当不上红卫兵，耿耿于怀，于是决定自己成立一个，只收比他小的，他就是当然的司令。邓麻子一鼓动，院里小孩全响应，但一说还得交钱，好多孩子又没声了。每个红卫兵需要个袖章吧，还要有个红卫兵证吧，司令部还要有个公章，这都是最起码的了，那算下来也得一人五毛。那会的五毛钱能买１０根奶油冰棍呢，所以狐狸哥俩马上就不参加了。但只要有一个人参加，邓麻子也要当这个司令，于是就定了。下一步是起名字，起来起去邓麻子拍板，就叫‘首都红卫兵’吧。然后去买红布，印袖章。那会买别的布都要布票，就是买红布不要，但要红卫兵的介绍信。介绍信谁都能写，但要盖公章。所以，正确程序是先刻公章，于是先去甘家口商场刻字部。虽说造反已经造的什么都乱了，可要刻‘北京市公安局’的章子估计人家还是不给刻，但红卫兵的章子随便刻，你就刻‘全国红卫兵总司令’也行。
公章刻了，袖章印了，带红塑料皮的红卫兵证买了，于是正式成立，就在院里的乒乓球台子上办手续。交五毛钱（买东西的钱都是邓麻子先垫的），领证领袖章，然后赶紧戴上，立刻威风了不少。邓麻子是００１号，轮到我是００４号，但到了００９号就再没人领了，看热闹的多于当红卫兵的。邓麻子有点着急，手里还积压着十好几个袖章呢。有人建议把年龄限制再往下放，原来定的是小学四年级以上，现在改成三年级或二年级怎么样？二年级的傻豆子（外号）在旁边一听马上就要回家拿钱，但邓麻子看看傻豆子鼻子下边的两条鼻涕，立刻说不行。要是傻豆子这样的也戴上‘首都红卫兵’的袖章（他肯定会戴上到处臭显），太给他当司令的丢人了，所以只同意扩招到三年级，于是我弟弟被扩进来。又有人建议到我们小院之外去招人，于是又招进一个‘瘦猴’（外号）。瘦猴受宠若惊，赶紧把五毛钱交了，然后戴上红袖章，激动的要哭。他爸爸最近刚被揪出来，历史反革命。像他这样的还能当上红卫兵，真是天降甘露。邓麻子不讲阶级路线，因为他自己出身职员，说出来不好听，所以首都红卫兵的证件上和登记表上出身一栏一律空白。
首都红卫兵成立了，一共１２个人。现在干点什么呢？邓麻子早有计划，早上先‘天天读’，学毛主席著作，但坚持了没三天就不知不觉取消了。每天上午两小时的摔跤和拳击训练倒是坚持了好几个星期，就在院子里，邓麻子当教练，先亲身传授，从００２号到０１２号每个人都抓过来摔一回。但从００６号以下，都不等邓麻子下绊就抢先自己一屁股坐地上了，很让邓麻子过不了瘾。然后是分组练习，由邓麻子指定，一对一的练起来。但此时每个人都忘了邓麻子刚教的什么‘手别子’‘跪腿得合勒’之类的，都使出自己早就用熟的招，什么夹脖子，抄拐子，摔的难解难分。广大群众都来围观，小孩都羡慕我们的红袖章，大孩呢，像小铃铛之类的，虽然看不起首都红卫兵，却很嫉妒邓麻子能让１１个小孩乖乖的排成一排，挨个的让他摔。于是也抓住看热闹的小孩摔起来，但那些小孩立刻又喊又叫，赶紧逃跑，没有一个心甘情愿。
除了训练还要革命。干什么呢，邓麻子说先扫四旧吧。那会，扫四旧、清黑五类早就过去了，连大串联都到了尾声。但邓麻子说四旧必须扫二茬，以防死灰复燃。去哪扫呢？上街？我们个都太矮，震不住，那就去商店，不扫人，光扫四旧商品，比如象棋、扑克、口红、香水之类的。于是邓麻子派我和三猪先去侦察，看准了再全体出动。我俩走的离合作社越近就越不自在，最后决定摘去袖章便衣侦察。合作社我们从小就不知来过多少回，买根冰棍，买几块糖，买５分钱山里红，买铅笔买橡皮。那些售货员的脸早就看熟了，还管人家叫过叔叔阿姨呢，所以实在不好意思翻脸。砸玻璃柜？哪敢呀？于是很无聊的草草一看，回去报告邓麻子没发现四旧。邓麻子深思之后说，四旧还是要扫，因为别的红卫兵都扫过，我们成立的虽然晚点，这一课也要补上。于是各人回家扫自家的四旧，象棋、扑克、小说，每人至少凑出一样，在晚上烧了一小堆火，很不过瘾，但也算扫过了四旧。下一步呢？该清理黑五类了，但邓麻子自己就不是红五类，所以最烦红五类、黑五类这些破事，于是跳过这一步，直接投入当前的革命斗争。任何组织一成立，首先需要表态支持某种观点和某一派，但支持谁呢？１２个人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什么也没想出来。邓麻子决定先去看大字报，摸清革命形势再说。
革命形势
自从１９６６年底公开了打倒刘少奇，革命形势急速高涨，进入了夺权斗争阶段，就是把刘少奇人马把持的各级政权夺过来，由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造反派执掌。斗争非常激烈，倒不是因为刘少奇人马的抵抗。他们的黑司令一完蛋，早就没了斗志，随时准备卷铺盖走人，能保住小命就谢天谢地。激烈的斗争全都发生在准备夺权的各路人马之间。此时的革命组织已是多如牛毛，山头林立，互不隶属，而且都自以为是最革命的造反派，夺权掌权当之无愧。可惜权就那么一点，实在不够分，狼多肉少，非打起来不可。比如说，上海是最先夺权的吧，叫一月风暴或一月革命，其实，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到５日，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只不过夺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权。真正夺到上海旧市委的权已经是２月５日的事了。为什么耽误了一个多月呢？因为上海还有其他组织（如‘上三司’，‘红革会’，‘二兵团’等）也夺权，他们根本不买王洪文的帐。所以说，上海的夺权斗争难点决不在陈丕显、曹荻秋的旧市委，而在好几拨造反派的互相抢夺。最后，在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支持下，王洪文的工总司仗着人多势众，把其他几拨人马全都以武力摆平，这才完成夺权大业。
其他各省市也大同小异，问题都不在夺权还是不夺，而是由谁来夺。咱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当然明白毛病在哪。所以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的〖人民日报〗上发出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办法就是大联合，各路造反派先团结到一起再夺权。这招灵吗？不灵。因为权这玩意不比别的，比如大饼，人多就多烙它几张，人人有份。权可多不了，一个上海市能有好几百个市长么，哪个组织想要就给一个？大联合的意思是让成百上千的组织心甘情愿的把权让给几个甚至一个组织的头头。困难就在这！凭什么呀？他东方红兵团（或井岗山纵队或……）那几个家伙谁不知道？有什么本事啊？让他们掌权？姥姥！所以，好多组织抢着夺权，互不相让，结果就打起来了。既然说不服，那就比谁的拳头大吧！
刚开始，各路造反派都以为夺权就是占领省委或市委的办公室，把几个公章收过来，于是一拨一拨的都往那冲。后来发现，光占领办公室，大印攥在手里，若没有中央的认可，还是白闹，手里的橡皮疙瘩屁用不顶。怎么让中央认可呢？第一还是大联合。全体大联合做不到，那就部分大联合吧。各行各业主要企业事业单位都要有组织参加，拉出个单子一看，好几百个组织呢，这才能向中央交帐。第二是三结合，这会还不是老中青三结合，而是军队、老干部、革命群众（即造反派）三结合。军队是权力的基础，老干部是行使权力的老手，不能全打倒，必须留几个或‘解放’几个，不然中央不干。造反派虽是真正来夺权的，但只给排在第三位，好像只是用来监督老干部别走回头路，而不能手握大权指点江山。这个中央提出的‘三结合’已经是对造反派的不祥之兆：打倒刘少奇立下头功，分配权力却落在了第三，这是什么意思呀？可造反派没想那么多，光顾着又拉又打，又吵又谈，都想把各路人马联合到自己手下，再拉过一两位老干部当招牌，再找当地驻军的支持。每当中央文革和毛主席满意了，就认可，发一个祝贺电，由人民日报发一篇社论公告天下，那个新政权就算合法了。比如第一拨认可的有黑龙江省，人民日报社论叫‘东北的新曙光’，贵州，‘西南的春雷’，后来的湖南，‘芙蓉国里尽朝晖’。新政权叫什么呢？还叫省政府？市政府？不成，不够革命！人家上海起名叫‘上海市人民公社’。这可不是跟乡下人学，打算办生产队种地。‘公社’俩字取自‘巴黎公社’，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高雅意思，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也是一个想法。可惜中国老百姓太土，一提‘公社’就立刻想起乡下的穷弟兄。所以中央把这名给废了。新政权一律叫‘革命委员会’。省里就是省革委，市县就是市革委、县革委，到厂里就是厂革委，乡下的公社也跟着叫‘公社革委会’。
夺权斗争不容易，从上海１９６７年一月一直夺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日的最后一个新疆，一年零九个月才完成。根本原因是打的不顺，老打不出胜负，就老也不知道该谁夺权。比如四川，一直到１９６８年５月，广西，１９６８年８月，才勉强打出个高低。这是后话，先按下不表。
回到１９６７年初，刘少奇的残余势力还在顽抗。２月１１日和１６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一帮老帅和副总理来了个大闹怀仁堂，反对猛揪走资派。他们又喊又叫，猛拍桌子，有人把手都拍骨折了。中央文革的几个文人哪是对手啊，直到咱毛主席亲自出面才把他们压下去。大街上立刻刷出大标语‘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火烧谭震林，解放农林口！’之类的。造反派正在集中火力彻底打垮刘少奇残余势力的反扑。清华大学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批斗了王光美，不久，几十万造反派在中南海外边安营扎寨，来了个‘揪刘火线’，闹了好几个月才撤兵。
“首都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邓麻子看准了革命斗争大方向，率领我们首都红卫兵参加批斗王光美。怎么去？骑车。因为路太远，邓麻子宣布，只有骑车技术在‘跨梁’之上的才许去。那时，男孩子到了小学二三年级就磨着大人要学骑车。但那会的自行车都是大人的，小孩骑真不容易，尤其是男车，中间横着一根大梁，小孩们怎么办呢？一般都要经过几个阶段，第一步是‘滑’，一脚站在脚蹬子上，另一脚蹬地，蹬一下，滑一会。第二级叫‘掏裆’，把右腿从大梁下边伸到另一边蹬车，身子歪在大梁左边，虽然不大舒服，但也可骑的风快，上大马路兜圈了，但远路不行，至少看着不雅。第三级就是‘跨梁’，小孩腿短，坐在车座上够不着脚镫子，只好坐在大梁上，说是坐，其实是站在脚镫子上，那么细的大梁坐上去太硌。到了第四级才和大人一样的骑，但腿短的还得把屁股扭来扭去，并用脚尖蹬车，不然够不着。
那天我们一共８个人，６辆车（两个骑车带人），直奔清华。路真远，都不太认识。好容易过了中关村，看见一个大门口红旗招展，大群的人，大排的自行车，肯定就是这了。放好车才发现有把大门的，人家来开会的净是大学生，排着队，戴着各式各样的袖章，都比我们高一个脑袋。于是邓麻子悄悄发令：‘摘掉袖章，分散，单个往里混！’，就像我们要看电影又没票往里混一样。这次可比混电影容易多了，我们全都进了大门，随着人流就到了批斗大会会场（１０年后才知道那叫五四广场）。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我们赶紧到处找好地方，就像看戏，得找近处看的清。可惜，我们去的太晚，根本挤不到跟前了，远处呢，什么篮球架子上，树上，大语录牌子上，早就全占满了。一会大会开始了，一阵一阵的口号，‘打倒ＸＸＸ！打倒ＸＸＸ！ＸＸＸ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我们又蹦又跳又钻又挤，好一阵才终于闹明白台上弯腰挂牌挨斗的只有什么陆平，彭佩云，……王光美呢？不是斗王光美么？怎么骗人呀？后来，直到回了家才终于闹明白，王光美确实斗了，但是在清华，我们呢，去的是北大！整个弄错地方了！
我们又开会，还干什么革命呢？想了半天，邓麻子有主意了：写传单！太对了，人家哪个组织都写传单印传单，到处撒。可写传单要刻腊版要有油印机，上哪弄呢？我们１２个首都红卫兵皱着眉头继续猛想。问题解决了，根本不用自己印，大街上捡去！人家不是撒传单么，我们就捡呗，越多越好。于是行动，用了好些天，终于攒够了一批，装进书包，挂在脖子上，到甘家口商场外边，找人多的地方，抓出一把往天上一扔，‘哗’，人群一乱，都来抢，太好玩了。人家撒传单每次都是一个颜色的，大小也一样。我们撒的呢，什么颜色的都有，还有大有小，杂拌。二猪有点不高兴，说咱们费挺大劲攒起来的传单不能那么容易就让别人捡跑了。于是改成骑车撒，邓麻子或二猪骑车，属他俩个高，后座子上带个人管撒传单。撒的时候要让人追着捡，追的越远越好。人家不追了就骑慢点，多撒两张，人一追上来就不撒了，猛骑车，比比是人跑的快还是车跑的快。再后来，瘦猴又出主意，到建工部的楼顶上撒。其实是建材部，建工部旁边的那个楼，五层，平顶，能上去人。我们常去玩。门口有把门的，但一混就进去了，要不就从楼外边的铁梯子爬上去。过去那铁梯子上缠着铁丝网，怕小孩爬。这会铁丝网早让小孩们给拆了。直上直下的铁梯子，从一楼一气爬上五楼，又累又吓人，所以吸引了好多小孩来爬，成了一项体育运动。
那天我们在楼顶上撒传单，居高临下，看着下边的人乱抢，真好玩。传单撒完了，下边的人还不走，仰着脑袋说：‘再撒点！’，瘦猴老老实实说‘没了！’，二猪却说‘等会！’一转身从地上胡撸起一把小石头子（楼顶是平的，有一层沥青，上面是一层黄豆大的石头子）照着那人就扔下去。我们立刻心中狂喜：‘哎呀！怎么早没想起这个！’慌忙抓石头子，一把连一把用最快速度射击，太过瘾了！下面的人群四散而逃，但逃出射程就回过头大喊：‘唉！你们这些臭孩子怎么扔石头啊！？’我们高声回答：‘打的就是你！有本事上来呀！老子在这等着你丫的！’站在楼上连大人都不用怕，真是太好了。从此以后，谁还费劲的撒传单呀？我们就改成撒石头了。
好玩的事最能瓦解小孩的革命斗志，没多久，下棋、打牌、钓鱼、游泳、溜车、养鸡、斗鸡、养热带鱼、捞鱼虫、抓蛐蛐，……每天我们都太忙了，革命被扔到了一边。邓麻子呢，更顾不上了。还是他先说的：‘以后谁也别戴袖章了’。为什么呢？树大招风，一个初一的学生居然成立‘首都红卫兵’，够狂的呀，会会丫的！于是附近的大大小小孩子们都来找邓麻子，要跟他试巴试巴，用当时的话：碴架。别看邓麻子抓起我们小学生一个‘泼跤’或‘大背挎’就能给摔在地上，可见了比他高的却立刻蔫了，连句硬话都不敢说。虽然赶紧解散了‘首都红卫兵’，但已经晚了，不光他，连他家都跟着倒霉了。咱们下回细说。
□ 寄自澳大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