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69）

我的文革（69）

 

“八·三一事件”发生后，我在青浦街上又看到两张大字报，一张是《我们老工人要讲话》，是市区工厂的一批老工人写的；还有一张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杨富珍、蔡祖泉、杨怀远等几个人联合写的《给毛主席的急电》，内容都是为上海市委评功摆好和指责北京红卫兵的。显然这也是市委组织搞的。这引起了我的反感，心想市委也太没有出息了！堂堂上海市的市委给几个学生红卫兵闹一下就怕成这样，要这个帮他们说话，那个帮他们说话。我实在无法理解市委的那批大人物为何这样没水平，难道他们不明白毛泽东要红卫兵到各地串连，就是要他们去轰一轰、闹一闹，去散播文革的火种，最好能就此揭开地方党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岂会听几个头脑简单的老工人讲话？他们叫老工人、劳动模范站出来帮腔，难道中央就不知道这都是有人指使的吗？这些共产党的干部以前不是常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既然你们都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了，那还怕什么，搞这些鬼鬼祟祟的小动作呢？让北京红卫兵冲一下又有何妨？你怕，就说明你心中有鬼！总之，我觉得市委这种做法实在是笨得很，做了一件“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事。

又过了几天，我们站里几个家住上海市区的同事休假后回来说，现在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得红卫兵到上海来的越来越多了。在延安西路市委机关大楼门前围观、辩论的人群天天都有。马路上还出现了“炮轰”、“火烧”上海市委的大标语。听了这些消息我有一种感觉，觉得“八·三一”开了头的事还在继续发展。我不知道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

当时我对“八·三一事件”所知道的就这一些，我的想法、反应也仅止于此。直到后来我看到一篇李灏的文章，才知事情远不止我想象的那样简单，也才大致了解了“八·三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在这个事件中，上海市委不仅暴露了自己虚伪而又外强中干的真面目，也暴露了它为保自己不惜将上海市的资产阶级作为替罪羊的丑恶面目。这也是不折不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表现。因此我不怕啰嗦，将事情经过转述於下。

据研究上海文革史学者李灏的一篇《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文章所述：“八·三一事件”发生以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多次打电话给周恩来，希望中央支持市委。市长曹荻秋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则打电话给陶铸，表示“形势很紧张，再搞下去实在顶不住了”。结果周恩来决定在立场保守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中抽调二千红卫兵组成“南下兵团”来帮助上海市委。带队的总指挥章盾之，父亲是解放军空军卫生部长；副总指挥谭远怀，其父正是与陈丕显关系不一般好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九月十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南下兵团”成员，明确告诉他们“上海市委是中央信任的，革命的。”又说：“上海是另一种复杂的情形，我是说那里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北京大。如果说北京是封建的、也是资产阶级的话，那么上海就是买办资产阶级影响要大”。周恩来还告诉他们：“交大和复旦红卫兵围攻上海市委，使上海市委无法开展工作。” 总括周恩来讲话的意思，他实际是向“南下兵团”交待了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去保卫上海市委。特别要注意上海交大、复旦的红卫兵，要跟他们斗争。二是去革上海资产阶级的命。

上海市委对这个“南下兵团”原是寄予极大热情和希望的。但让市委始料不及的是这批奉命南下来保上海市委的红卫兵在北京打人、抄家甚至杀人也是惯了的。因此当他们到了上海，看到上海前阶段的文革搞得“文绉绉”的，就十分不满。于是就出现了我在前几章说到过的那一幕，在当地公安、街道干部的道路下，他们大肆抄家、打人，也打死了人。据说他们还准备要揪一万个资本家来集体游街。可以看出，他们这么做是在执行周恩来“革上海资产阶级命”的指示。但是，北京红卫兵层出不穷的暴行却激起了上海市民强烈的不满。上海民心不稳，这才是上海市委真正害怕的。因此上海市委为处理频频发生的事端，疲于奔命。终于市委也吃不消了，陈丕显让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打电话向陶铸求救，并建议国庆节后停止大串联。曹荻秋也给周恩来打了内容相似的电话 。周恩来一看“南下兵团”去上海帮了倒忙，九月下旬他不得不亲自起草和批发电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告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在沪的其他红卫兵组织：迅速结束在上海的活动，“回北京参加国庆节组织和维持秩序的工作。”实际上这是调虎离山计，目的是要中断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一切行动，以减轻对上海市委造成的麻烦。结果“南下兵团”在九月二十八日离开了上海返回了北京。

从以上李逊文章所述的过程，我不仅看到上海市委是怎样怕红卫兵、动员人来保护自己的丑态，也让我看到了周恩来与上海市委是如何勾结起来歪曲、抵制毛泽东文革的内情。所以，这“八·三一事件”和周恩来派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去上海等事，所反映的正是当时毛派中央和反文革势力攻和防双方交手的一些情况。这几件事就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周恩来在上海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之际就宣布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以及对南下兵团提出的两项任务，还有召回北京红卫兵，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宗旨都是背道而驰的。而上海市委由于他们的自私，请来“南下兵团”无异引狼入室，给上海市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一点，上海市委有无可逃遁的罪责；作为“南下兵团”的派遣者周恩来也难以将责任推卸干净。尤其周恩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表面看到的他，跟着毛泽东一次次接见红卫兵，忙出忙进，亦步亦趋，似乎对毛十分忠心，对文革十分热心。但他在保上海市委一事上的作为，却暴露了他两面派的真面目。他为了保上海市委，故意转移斗争目标，将上海资产阶级抛出来做“替罪羊”。这种做法这与刘少奇运动初期以整群众中的“牛鬼蛇神”来代替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

当然，与毛泽东中央进行攻防战的也不单是上海市委，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差不多都一样。而且攻防战开展最激烈的还不是在地方，而是在中央。抵制文革最卖力的主要是周恩来、陶铸等一批主管生产的人。以“促生产”来压制“抓革命”，是他们主要的办法。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他们以中共中央名义在同一天内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其中前一个《通知》规定“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后一个《规定》则说：“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

这两个文件当时都是印成四开大小的布告公开张贴的。我们办公室就各贴了一份。我当时看了这两个文件，认为从顾全生产的角度考虑，作这样的规定或许是必要的。但是，若从文革发展的需要看，文件制定者要工矿企事业单位职工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限制他们外出串联，以及将红卫兵和学生为主的造反影响局限在大、中城市的学校和街头，不准进入工厂，不影响到县以下农村，对于文革运动的深入开展是极为不利的。因为按照这两个文件的要求，工矿企事业单位职工要在工作时间之外，自发地响应文革并组织集体行动，是很难的。而文革不深入到县以下广大农村，单靠城市的文革，也是难成气候的。还有，文件说县以下各级文化大革命按“四清”部署进行，那么像我们单位已经进行过“四清”的单位，是否文革就可以不进行了？秋收大忙时“四清“运动也可以暂停，实际是把文革也停掉了。所以后来造反批判这两个文件，说这两个文件表面是照顾到了生产，实质是要扼杀文革，并指出这两个文件是陶铸主持搞出来的。其实，主持制定这两个文件的还有周恩来，只是当时造反派不便点周恩来的名而已。

那时候由于群众性的批判资反路线的运动还没有掀起，所以我对这两个文件也并不在意。但是后来我就亲身领教到了当权派以“促生产”来压制革命的伎俩。十月上中旬，本县的青浦中学、城厢一中、朱家角中学和赵巷中学等学校的学生相继开始起来造反，成立了不受官方控制的造反组织。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十月中下旬我又投身于单位的“红海洋”运动。到十月底十一月初那个时候，很多单位的群众也开始“蠢蠢欲动”要起来造反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单位当权派又以开展“秋季查灭螺运动”为名，将我们许多员工分派到各公社去“促生产”。查灭螺工作一年之中有两个黄金季节，一个是春季的四五月间，一个是秋季的九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这两段时间气候温和，钉螺活动最活跃，查螺最易发现。今年秋季到这个时候去查灭螺，从时间上说已经晚了；但考虑到前阶段大多时间在搞运动，晚了一点也情有可原，因此大家不虞有诈，欣然下乡。可是等十来天后我们接到通知又回到单位时，却发觉站里的临时工大部分都不见了。本来全站还有十多个临时工，此时只剩下我和顾云林、曹黄梅，以及在食堂担任炊事员的周令全四个人。此外，宣教室在“四清”后成立的宣传队本来有八、九个人，现在也只剩下三个。那些不见了的人，都在我们下乡“促生产”的时候被站领导悄悄辞退了。其中包括我的同乡孙隆璋和以前一起在唐郁蹲点的凌嘉尧。虽然，顾名思义，临时工是因为临时性的工作需要被单位请来，工作不需要了随时可以辞退的。但奇怪的是自文革开始至今，我们临时工几个月不下乡工作领导都没有辞退我们，和正式工一样参加运动，现在“促生产”秋季查灭螺正是用人之际，怎么反倒将这些临时工辞退了呢？而且辞退得悄无声息，是趁大家下乡之际辞退的。因此很多人都觉得其中有阴谋。孙隆璋和凌嘉尧与我一样，都已经在血防站工作二年多了，现在单位说不要了就不要了，不能不令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心中慽慽然好几天。后来到了“一月革命”中，我们才知道当权派辞退临时工果然是一个阴谋。当时不单是血防站，还有许多单位都在这个时候突然辞退了大批临时工。原因是当权派们认为临时工最容易造反，所以预先采取措施将他们辞退，以减少造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