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67）

我的文革（67）

 

（二十四）毛派与“走资派”的攻防战（上）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有一段他亲自加上去的文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很明确地说出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识破并清除那些混入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同时，这段话也反映出了毛泽东内心的疑虑和焦急：他觉得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很多，党、政、军各界都有，有些已识破，有些没有识破，有些还正在被培养为接班人。怎么办？

过去，中共党内也有监察制度，专门处理党员干部中的一些违法腐败分子。但到了文革前的“反修运动”，由于毛泽东认为苏联共产党出了个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以后，苏联这个国家、苏共这个党也就改变了性质。由此毛泽东认为仅靠党内自身自上而下的监督、纠察，已经解决不了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问题。因此他必须要找出一套新的办法来防止那样的事情在中国也发生。而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认为找到的新办法。

这是个什么新办法呢？说穿了就是他过去也曾运用过的“群众路线”。只是这次他对“群众路线”的意义和作用又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高度。“十六条”说：“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说白了，就是让广大群众成为“反修”的主力，尤其是让青少年成为向“走资派”冲锋陷阵的开路先锋，让他们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把隐藏在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揭发出来，然后由党组织并依靠党内大多数的力量，把这些修正主义分子清除出去，有的则需要调动他们的工作，使他们不能继续危害党的事业。在毛泽东的设想中，这样的革命每七八年要来一次。通过这种频繁发动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不但教育和锻炼了广大党员干部，也教育和锻炼了广大群众，最终造成一种让“修正主义”无处藏身，一旦出现就会被揭发、斗争和清除的社会环境，从而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中共的“九大”《政治报告》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因为毛泽东认为现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主要来自党内当权派，因为他认为广大群众是“反修防修”的主力军，所以他认为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和把运动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群众的做法“大方向错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认为所有党政主要干部都要经过群众的检验才能重新获得职务；甚至在后来的整建党工作上，毛泽东也曾设想过党员恢复党藉和吸收新党员也要有群众参与意见。当时，毛泽东除了发表过一段所谓“五十字建党纲领”的“最高指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最高指示”，以及一段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此外上海《文汇报》在十二月七日发表的社论《党的组织生活要革命化和战斗话》一文中还发表了毛泽东有关整建党的另一个指示：“邀集党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借以改变党的组织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现象，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据我理解，这三个指示其实都说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如果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党就无法带领群众去战斗；党脱离了广大群众，也就没有了新鲜空气的来源。当时就我所知，至少上海地区的造反派群众有很多人相信“整建党”时党员要恢复组织生活，要通过参加党支部会议的“群众代表”的同意。只是后来发生了“林彪事件”等一连串事件，形势有了大变化，这个群众参与党支部会议的做法没有实行。

所以将上述毛泽东有关开展文化大革命和整建党的指示联系起来看，不难看出毛泽东有关“防修反修”思想的一个重点，就是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派要依靠群众，保持党的纯洁、健康也要依靠群众。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对不对？我以为与刘少奇等党内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比，无疑带有更浓重和新鲜的“革命”色彩；但是由于共产革命归根结底是一种违背人性，脱离实际的“乌托邦”思想，它终究是不能成功的。又因为毛泽东实际建立的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的政体，而是一种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独裁、一人独裁的专制政体。它不仅不给人民民主和言论自由，也不给党内民主和言论自由。所以毛泽东的所谓“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实际是利用群众、“运动”群众。这种情况，正如孟子说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归根结底是行不通的。而且，他也并不真的相信群众。这一点从各地革委会建立后，毛泽东就立刻部署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等运动，反复地清查、打击造反派群众中所谓“坏人”的做法就可看出。所以，他最后依靠的只能是一批投机分子马屁鬼、或极左分子和野心家。不过这个问题，此处不予讨论。

总之，毛泽东的设想是要利用群众来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派”。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这些“走资派”不仅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伪装，而且他们手中有权。他们掌握着专政工具，群众起来揭发他们很可能会遭到他们的镇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以全文广播聂元梓等七人揭发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和北京市委大学部负责人宋硕的方法，鼓动学校学生起来仿效，从而将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但这股学生造反的势头很快就被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镇压了下去。光一个北京市的六十多所大专院校，就整了一万多个学生“反革命”。北京的文革运动就此变得“冷冷清清”，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毛泽东就不仅要设法制止这种镇压，更需要找到、或训练出一支不怕当权派镇压的“御林军”来充当这场运动的开路先锋。而红卫兵的适时出现则有如天赐之物，让毛泽东认为他找到了这样一支合适的、可以向党内走资派发动猛烈攻击、为群众运动作开路先锋的“神兵”。为了让这支“神兵”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并迅速壮大，毛泽东不仅八次亲自接见他们，让他们通过接见这种形式获得一种有如“皇上亲授御前侍卫”般的身份和自信，更放任他们通过“破四旧”和抄家运动的实际“斗争”去锻炼胆量，甚至默许他们打人、杀人而不追究他们的刑责。于是当这批红卫兵经过八、九两个月“破四旧”和抄家运动的实际锻炼，他们的胆量和锐气初步养成以后，毛泽东就开始唆使他们去冲击各级党政机关，准备实现他的揭发和清理党内“走资派”的计划了。

说到这里，我们还必须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揭发批判“走资派”是毛泽东对待党的干部队伍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那时的他还认为这支队伍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不好的只是少数，即使某些干部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通过运动最后还是要“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目的。因此，对于大多数党员干部他还是抱着以教育为主的心态的。这一点，毛泽东是明确将它写进了“十六条”的，所以我相信所有干部对此也是心中有底的。他们相信毛泽东不可能全部抛弃他们，他们也不可能都被打倒。但也正是这一点，给了不少当权派和党员干部后来在面对造反派冲击时，几乎寸步不让的勇气。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虽然所有党员干部都清楚到运动最后，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五还是要被“团结”的，但谁是这百分之五是要经过运动才知道的。或许在毛泽东看来，让所有当权派都经受一次群众的“检验”是必需的。他要求所有党员干部“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然而，在中共党、政、军的各级官员想来，他们执政十多年来或多或少都难免会沾上了一点“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习气，再加上复杂的党内斗争等因素，他们大多人都害怕自己不幸而成为这百分之五。为了自己今后的幸福，他们必须制止、抵抗群众对他们的揭发批判。第二，执政十几年来，只有他们去斗整群众，而从未被群众斗整的，因此在他们的心理上早就形成一种自认为高出群众一等的“统治者”的心态，对接受“被统治者”群众的“检验”，尤其是红卫兵那种近乎赤裸裸人身攻击和羞辱的所谓“批判”，几乎本能地有一种抵触情绪。于是他们很自然地站到了、并集合到了抵制文革的立场。因此当文革发展到揭发批判“走资派”阶段，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与抵制文革的各级当权派之间就很自然地发生了一场你攻我防的攻防战。

这场攻防战大致发生在一九六六年九月至十二月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在八月下旬到十月底以前。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在毛派党中央方面，就是让红卫兵到各地去点火造反，揭阶级斗争盖子，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同时在十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试图说服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党委领导，希望他们放弃对文革的抵制，站到毛泽东一边来。而各省市的地方党委，他们的应付办法是把自己装扮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的党委，蒙骗和操纵部分群众相信他们是革命的，让群众来保护他们，让群众去抵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冲击。这种做法，就是稍后被文革派指出的“挑动群众斗群众”。

第二阶段从十一月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发生时。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当权派们一方面是继续欺骗、操纵一部分群众去与造反派群众斗争；另一方面是对造反派群众，以“反党反革命”和“右派”的罪名进行赤裸裸的威吓。所以在这个攻防阶段，当权派的手法总刮起来是两个字：“骗”和“吓”。骗，是因为在党中央最高权力被毛派控制的情况下，当权派们除了骗一部分群众来保护自己，他们没有多少其他办法能有效地来保护自己了。而“吓”，则是在“骗”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威吓手段来阻止群众造反。只要群众造不起反来，毛泽东有再多少伎俩他们也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