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学者、知识分子。1949年后出任《光明日报》社总编等职。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中共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右派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失踪，后被宣布死亡。文革后，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毛主席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请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强调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鼓励，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开始给共产党提意见。
毛主席的双百方针让《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也大受鼓舞，除了派出大批记者奔赴全国各地搜集批评言论，他更亲自动笔，重操《观察》旧业。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在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提出了震撼全国的“党天下”之说。第二天他的这个发言以《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全文1800字。见附录。
相比储安平解放前那些骂国民党的文章，这些文字其实已经算客气了，完全没有他以前的锋芒。不过，据胡乔木之子回忆，毛主席看了储安平这篇文章，三天三夜都没睡好觉，随后他亲自部署展开反击。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发表后一周，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随即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这场持续数年的政治运动把大批给共产党提过意见的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一些党的干部划为“右派分子”，总人数超过55万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人身自由，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
作为全国著名右派，储安平立马被撤销了光明日报、全国人大和九三学社的一切职务，送去乡下改造（京郊石景山模式口）。储安平以前是厅局级干部，上班都是车接车送，这回把他彻底变成了一个刨地的农民。
关于储安平1958-1960年劳改的惨状，其幼子储望华回忆说：“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
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在1957年6月2日发表，这实属他自己政治嗅觉不灵敏，因为在5月中下旬的时候，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已经见少，全国的政治形势正在转向。现在我们知道，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为“本报评论员”，原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撤稿未发。
储安平“党天下”言论发表之后10天，1957年6月12日，毛泽东将他的文章改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在党内印发。毛泽东写道：“这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香花与毒草同生，牛鬼蛇神与鳞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除毒草。。。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右派有二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在我们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伪善恶，有几条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
毛主席这篇文章写得再直白不过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实是放长线钓大鱼。储安平傻傻的分不清楚，到了人家快收网的时候了还在那大鸣大放，最后落得死无全尸。作为一个老牌政论作家，政治嗅觉如此迟钝，有点不可思议。
储安平劳改两年后回到北京，中国新闻和出版界已经没他啥事，他只得在家里看闲书，还养了几只羊，搞点羊奶补身体。本以为可以安度余生，没想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小将们又把他揪出来轮番批斗。1966年8月31日，储安平不堪殴打和欺辱，在北京西郊潮白河自杀。同在这天投水自尽的还有著名作家老舍。老舍自杀成功，储安平则自杀未遂，被人救了起来。1966年9月初，储安平失踪。有人说是被红卫兵打死了，还有人说是出家当了和尚。总之是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一年他58岁。
对储安平的死，他的好朋友、前南京《中国日报》总编辑冯英子曾写道：“安平这个人，受过英国的教育，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总以为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当别人在引蛇出洞之时，他却自投罗网，竟以身殉，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附录: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储安平在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中说：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土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竞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