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56）
（十九）红卫兵运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以后，正当我们单位全体人员集中学习“十六条”的时候，天下也开始大乱起来。当时中国先后接连着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红卫兵运动横空出世；第二件是发生了“破四旧”运动和抄家运动；第三件是开始了全国学生“大串联”。下面就先来说这红卫兵运动的一些事。
红卫兵，这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出现的青少年学生组织。参加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出身于“红五类”，即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的子女。所以这是一个带有强烈阶级色彩和阶级斗争倾向的组织。其活跃时期大致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至六八年八月毛泽东下令成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前后约两年的时间中。
红卫兵是如何产生的呢？据现有史料：中国最早的红卫兵是由当时就读于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一批高干子弟，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圆明园遗址聚会时秘密成立的。取名“红卫兵”，是因为发起成立组织的成员之一张承志有个笔名“红卫士”，是“保卫红色政权卫士”之意，由此而想到了用“红卫兵”这个名。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后，北京其他高干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也迅速仿效，如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北师大女子附中、海淀区一〇一中学、八一中学、四中、十一中等学校，都是俗称“老红卫兵”的发源地。
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一张名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公开表明他们的政治立场。他们在大字报中这样说：“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大字报没有说多少道理，但是很充分地表达了他们要以天下为己任，要用暴力来打倒全世界一切反动派，打乱整个世界秩序的狂妄心态。这是很符合红卫兵后来表现的特征的。七月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一张《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中骄傲地宣称：“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并再次表明他们“唯我独革”的心态，说“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七月二十七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再次贴出一份《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中他们向毛泽东宣誓：“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并表示了“反到底”的决心，说：“红卫兵的战士们，我们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吧！迎上前去，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这三张大字报，一张比一张明确地宣告了他们追随毛泽东彻底革命、极左的政治立场和决心。
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揭发并清除那些隐藏在党、政、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北京这批高干子弟的动向自然也是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关注的对象。我估计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不久，他们的动态就被中央文革掌握了。因此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召开大会，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在被邀之列。附中红卫兵代表骆小海、邝桃生在会上宣读了“三论”中的前二论。读完，他们将大字报底稿和一封信交给也在主席台上的江青，托她转交毛泽东。八月一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高度赞扬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还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显然，毛泽东这封信不单单是对清华红卫兵的支持，更是公开号召全国的青少年向北京的红卫兵学习，也起来造反的号召书。
对于上述发生的一切，我认为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出于精心的安排。因为像红卫兵这样的激进学生组织，正是目前毛泽东在重新发动文革时，可以利用来为他冲锋陷阵的一个合适的工具。清华附中红卫兵不过是一块引“玉”之“砖”，真正的“玉”是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为了壮大红卫兵的队伍和扩大红卫兵的影响力，让全国人民知道他赋予了红卫兵某种特权，毛泽东分别于八月十八日、八月三十一日、九月十五日、十月一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三日、十一月十日、十一月二十五和二十六日，在北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总数达到一千二百万人。这些接见的消息和镜头，通过电台广播，报纸和电影纪录片迅速传遍全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冒了出来。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卫兵”这个文革中出现的怪物，完全是毛泽东一手扶植起来的。
现在，很多介绍红卫兵的资料都说红卫兵组织是“自发”成立的。我想撰写这些资料的人大概因为红卫兵后来的名声太臭，他们要将红卫兵和毛泽东及中共的关系撇清，于是故意强调了“自发”这一点。当然，就那些最早出现的“老红卫兵”来说可能确实如此。但如果以为所有红卫兵组织都是自发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据我所知，至少“八·一八”以后全国各地成立的红卫兵，在最初一段时间内，基本上都是由中共地方党委指示各大中学校党支部根据学生家庭成分拟定名单，点名成立的。那时候各地党委的权威还在，而且红卫兵最初的斗争对象也都是 “地、富、反、坏、右、资”等所谓的“牛鬼蛇神” ，各级党委正要利用红卫兵大“破四旧”和开展一个“抄家”运动来转移毛泽东定下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标，因此不可能放任红卫兵组织自由成立，放弃对红卫兵的控制权。在那个时候我就曾听好几个“青浦中学”的学生告诉我们，说他们学校最初的几批红卫兵都是由学校党支部点名加入的。学生更本无权自主成立红卫兵组织。文革后我见到一本中共官方编撰的《广西文革大事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梧州市由市文革小组从各中学挑选八十多名学生，在市委礼堂开会，宣布成立该市第一批红卫兵。”这是地方党委包办红卫兵组织成立再明确不过的证据。原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安文江，在他的回忆文章《我不忏悔》中也提到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以后，上海市委急忙筹备成立上海红卫兵的往事。此后，由于形势变化，在中央文革的指挥下，部分红卫兵和学生造反组织开始将斗争矛头对准地方各级党委，特别是十月一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以后，当权派处境越来越难，许多学生也开始渐渐不那么听话，红卫兵组织开始分裂，这个批准加入红卫兵的权力才渐渐落入学生自己手中。
那么红卫兵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据我个人的观察，我认为这是一个类似于中共原有的共青团，但思想、行动比共青团更左、更极端、更暴力的大中学校学生政治组织。红卫兵吸收成员的条件，除了需符合“红五类”家庭出身，其他方面条件则远比加入共青团宽松。所以红卫兵的组织性、纪律性也远不如共青团。但是，红卫兵的暴力倾向要比共青团强烈得多。文革中一度有舆论要用红卫兵取代共青团而终究没有成功，这些可能是主要原因。关于红卫兵的特点，后来我在网上见到当年希特勒检阅冲锋队、青年团的照片，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照片惊人的相似，因此直觉感到红卫兵与纳粹冲锋队、青年团应是同类组织。稍有不同的是纳粹冲锋队有正规、统一的制服，显得齐整、洋气一些；而红卫兵则大多穿他们父兄的解放军旧军装，加上一条铜扣宽皮带和一个红卫兵红袖章。因为是父兄的旧军装，红卫兵穿在身上就显得臃肿和陈旧，相对也就土气一些。如果将红卫兵比喻为中国的纳粹冲锋队、青年团，我想应该是不会太离谱的。
中国有句俗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红卫兵运动之掀起和衰败都由毛泽东一手造成。最早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虽然是“自发”的，但他们脑中的极左思想是中共多年来灌输的。而红卫兵只能成为一个“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则完全得力于毛泽东特意的扶植。当时，毛泽东为了利用红卫兵来做他不便做的事情，曾赋予红卫兵法外之权，不仅可随意大人，甚至杀人也不受刑责。然而等社会形势变化后，他不需要这批红卫兵了，他就果断地抛弃了他们。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泽东为准备召开“九大”，急于要安定社会、结束武斗，于是打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旗号，派工、军宣队进驻学校，对学生进行严格管控。毛亲自召集蒯大富等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训话，说“现在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于是红卫兵运动迅速没落。到该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又发出指示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发起“上山下乡”运动，将从一九六六年起已经积累了三届的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生，统统赶到穷山僻壤的农村和边疆农场去“修理地球”，其中也包括了那些红卫兵，于是盛极一时的红卫兵运动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里必须指出一点：红卫兵们虽然出身都属于“红五类”，但由于各个人家庭现实的政治地位不同，有的且相差甚远，一个普通工人、贫农的儿子与一个中共高官的儿子，他们的见识、经历和思想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造成了他们在文革中的政治立场也大有差别。所以红卫兵也是有派别的，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当时我们称之为“老红卫兵”。其特点第一是参加红卫兵的时间早，一般在一九六六年的六、七月份。第二是他们的父母大多是中共的高级干部或军队的高级将领。网上有一篇题为《晒晒中共国最早的红卫兵拼的都是哪些爹？》的文章，里面列举了好多“老红卫兵”的名字和他们父母亲。看了这份名单，也就不难理解这批学生何以这么大胆了。据该文罗列的不完全名单，其中有：
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朱理治的儿子朱佳木，陈毅元帅之子陈晓鲁、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开国上将朱良才的长子朱新加，开国中将刘志坚长女刘平凡、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之女顾小鸥、开国上将傅秋涛之女傅民族、公安部元老李连富之子李纪周、内务部副部长程坦之女程辛联，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张新陕，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之女汪延群，开国少将王集成之子王小戍、开国少将王文轩之女王小玲、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之女万淑鹏，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典桃之女邓良宝，小儿子邓良诚，黑龙江省长李范五的女儿李黎力，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刘菊芬，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之女雷蓉、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之女王小平。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革命烈士子弟姜扬，成都军区政委、开国中将甘渭汉之子甘佩，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之女杜安糠，一机部副部长饶斌之子饶凯，开国中将、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之子刘惜戈，开国中将、海军副司令方正平之子方忠诚，开国上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之女叶威威，冶金部长吕东之女吕虹，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之子谭怀远，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之女伍连连，开国少将宋玉林之女林辉，建工部长刘裕民之女刘莹，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之女于延琳，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之子万仲翔、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之子刘安东，中央党校副校长胡绳之子胡伊朗，舞蹈家、中共党员、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戴爱莲的侄女戴良娣，正时任江西省副省长黄霖（又名罗永正）之子罗迎难，外交部驻英代办宋之光之子宋扬之，开国上将苏振华之子苏承德，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谭力夫，教育部副部长刘笛峰的养子、烈士子弟刘京（亲生父亲韩钧是山西牺盟会的创始人之一）。此外，如刘少奇女儿刘婷婷、邓小平女儿邓榕、贺龙之子贺鹏飞、薄一波儿子薄熙来……，等等。后面其实还有一长串名单可以补充。
由于这些人的出身和成长环境，他们中不少人从小就认为自己血统高贵，中共政权在他们眼里差不多就是他们共同的“家族企业”，而他们自己当然就是红色江山当仁不让的接班人。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句话，我想听在他们耳朵里会有特别的含义。他们在文革之初就成立红卫兵组织，乃是受了中共宣传的影响。当时中共大肆宣扬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毛泽东估计有三分之一的政权已不在无产阶级手中，这等于是警告有人要夺他们的家产一样。于是他们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要主动站出来保卫红色政权了。他们痛恨地富反坏右，痛恨一切“牛鬼蛇神”， 痛恨所谓的“修正主义分子”。因为这些人在他们眼里统统都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为展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他们对这些“王八蛋”及其“狗崽子”们疯狂地进行迫害。法律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因为法院、监狱、警察、甚至军队，都是由他们的父辈建立、管辖的。在中共当政者和这批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意识中可能都是这样：法律管别人可以，可管不到他们“自己人”头上。因此这批老红卫兵往往都表现得胆大包天、肆无忌惮，敢为人之所不为，乃至无恶不作。一九六六年北京恐怖的“红八月”一下杀人一万多，其中大部分就是他们的“杰作”，或是以他们为榜样，别的红卫兵制造出来的。
当时，这批“老红卫兵”打人、杀人的罪行不仅得到中共各级政权的包庇，而且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鼓励。有一个典型的案件很说明问题。八月五日，即毛泽东向红卫兵发出“热烈祝贺”的信之后的第四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不幸成为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这是一所高干子女云集的女子中学，行凶者正是该校的学生、一群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虽然卞仲耘也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了，但相比这批女红卫兵父母的职位、资历就不算什么了。据知情者说：她们因为痛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将六个校领导打了五个，“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 。卞仲耘被连续打了几天。八月五日那天，红卫兵对卞仲耘又进行了“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结果卞仲耘挺不过酷刑，终于被活活打死。死后人们检视卞仲耘的身体，“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应该说，她们打死卞仲耘主要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一种“阶级仇恨”，实际是基于他们特权阶层的利益，因为害怕资本主义复辟而对那些被认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教师的疯狂报复。而从那些女红卫兵竟然也这么凶悍看，可知当时这批“老红卫兵”的暴力会达到怎样可怕的程度！可是，这批杀人者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惩罚。相反，凶手之一的宋彬彬还在“八·一八”这天上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我不清楚毛泽东在接见宋彬彬前是否知道她打死过人。但常识告诉我，凡是上天安门城楼的人事先都要经过多重政审，况且毛泽东还要接见她！打死一个人，不是杀了一只鸡。这种情况至少公安部门内部是要层层上报的。所以有关部门肯定是知道的。而毛泽东接见一个杀人者，有关部门也不可能不考虑其政治影响。然而宋彬彬不仅没有被拘捕审查反而上了天安门还被毛泽东接见了，这就证明了在中共体制内人看来，只要其父母的职位达到一定高的级别，成了真正的体制内拥有特权的“自己人”，他们的子女杀人就是无所谓的小事了。其实说得再透彻些，这些老红卫兵的父母，有哪个没有杀过人？杀人正是他们的“革命传统”，这些人小小年纪就敢杀人，说明革命后继有人！
这批高干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除了胆大妄为、心狠手辣，还有浓厚的封建等级思想。据说他们在红卫兵组织内部是以父兄的官阶大小来定职位高低的。而职位的高低又是以红卫兵袖章的材质不同和袖章不同的宽度来显示。袖章质地越好、越宽，地位越高，以致袖章有宽过一尺的。这也是他们与其他红卫兵不同的地方。当然，这是我当时听来的传闻，事实是否如此我不能肯定。但最近我读到一篇罗瑞卿大将女儿罗点点的回忆文章《插队记》，里边提到她的父亲罗瑞卿由于在文革正式开始前就被打倒，所以文革一开始她就是“狗崽子”，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但她的 “插友”邓小平的女儿、小名叫邓毛毛的邓榕，由于邓小平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那个时侯还没有被打倒，所以邓榕不仅参加了红卫兵，而且参加的是“学校最高等级的红卫兵组织”。这证明了当时红卫兵组织确是分等级的。否则，何来“学校最高等级的红卫兵组织”一语？当时，我听到这样的传说，开始深为诧异，后来再一想，就不觉意外了。因他们的父辈 虽名曰“无产阶级革命者”，其实大多不过是一批农民造反者，或愤世嫉俗希望在革命中找寻个人出路的知识分子。他们脑袋中或多或少信服的仍是代代相传的“打天下者坐天下”和“论功行赏”那一套封建伦理。中共夺得政权后实行的也是那一套。即以军队军官的制服言，文革前尉级军官的制服材料是卡其布的，校级军官的制服材料是土黄色毛哔叽，而将军级的服装则是用高级的棕绿色华达呢。这种差别人们一眼就能区分出来。这批高干子弟红卫兵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从小耳闻目染，有样学样，很自然地也形成了这样的等级观念。
而这种等级观念的固化，就成了血统论的忠实信徒。当然，他们是打着“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样的旗号来推行血统论的。其最典型的杰作，便是在六六年八月间抛出的那副反动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他们用这副对联大肆宣扬“龙生龙，凤生凤，贼骨头儿子掘壁洞”那一套早已被人批得臭不可闻的封建血统论，以标榜自己是天生的“英雄好汉”，理所应当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还以此来压制“黑六类”家庭出身的青少年起来批判“资反路线”。
而最令人奇怪的是当全国红卫兵运动起来后，他们还认为他们对其他红卫兵有管辖权。一九六六年秋冬令人闻名丧胆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西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东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分队”（“海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宣武分队”（“宣纠”）就是由这批高干子弟红卫兵组成的。其中最著名的“西纠”，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由北京四中为首的一批老红卫兵成立的。“西纠”一成立就接连发了十个“通告”，规定所有人包括普通的红卫兵，不准做这，不准做那，因而被其他红卫兵讽刺为“宪兵”。这其实是这批老红卫兵等级、特权思想对外延伸的表现，荒唐之极。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样的组织、这样的通告竟然得到中共的认可。我亲眼见到“西纠”铅印的通告发到青浦，堂而皇之地与政府布告一起贴在大街上。据说，总理周恩来为了笼络和控制这批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为己所用，一度秘密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担任他与这批红卫兵之间的联络员，主动为“纠察队”提供房屋和汽车、自行车、电话、印刷及各类物资。由此可见，他们是一群怎样特殊的红卫兵、受到中共怎样的器重了！
从血缘说，这批“老红卫兵”是毛泽东和整个中共最高统治阶层“自家”的儿女。因此他们受到中共的特别宠爱也是很自然的。可是，当运动发展到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派”这个阶段，他们渐渐发现毛泽东的文革矛头所指的竟然就是他们的父母时，他们就猛然惊醒了。“爹亲娘亲，远比毛主席亲”。他们的父母打倒了，他们也就成了“狗崽子”。于是他们毅然决然地抛弃他们的“红司令”而公开反对文革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由“东纠”、“西纠”、“海纠”的一些人秘密联合成立了“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的发起者之一宫小吉后来在一份《思想汇报》中回忆当初成立“联动”的动机说：“干部子弟几乎全有保爹保妈的心理，普遍对中央文革领导不满，普遍对第三司令部（按：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亦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成立，成员包括北京近五十所高校的六十多个红卫兵组织。发起者朱成昭，但蒯大富名气更大。他们听命中央文革，与“联动”对立。）不满，认为中央文革侵犯了我们阶层的利益，我们在学校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在社会上统治地位已经动摇，为了‘光复旧河山’，我们成立了联动。”该组织成立当天，他们就在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直门等处刷大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公开他们的政治立场，向中央文革——实际是向毛泽东叫板。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联动发出“中发秘字003号通告”，号召全国干部子弟联合起来，“保卫革命成果”，“保卫老一辈打下的江山”。因为联动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被抓了几个人。联动不买账，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六次冲击公安部。一月十七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宣布“‘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抓捕了一百三十九个“联动”成员，其中有中共副总理李先念、谭震林等人的子女。但是，一九六七年二月“怀仁堂事件”后，毛泽东考虑到中央的权力斗争形势，为要缓和与李先念、谭震林等一大批老干部的紧张关系，在四月二十二日下令释放了所有被抓的“联动”分子。此后，“联动”作为红卫兵中的一股势力是被打散了，成员云流四散，有去参军的，也有去农村的，但他们并不服输，相约“十年后再见分晓！ ” 客观地说，这些人是红卫兵中最自私、野心最大、也是最凶狠残暴的一群。许许多多发生在北京的恐怖事件就是他们制造的。我对他们最反感。但同时我也认为他们是所有红卫兵中头脑最清醒，最明白自己使命的一群青少年。
文革结束以后，他们以“红二代”的身份，活跃政、商二界，再次显示出他们巨大的政治优势、政治野心和贪欲。一九八九年激成“六·四事件”真正起因的“官倒”，基本上就是这批昔日的老红卫兵。再后来，陈云的“还是自己的子弟可靠”成为中共决策层的共识。于是这批“红二代”就得到中共有意识的提拔，不几年就纷纷升上高位。刘源、邓朴方、薄熙来、习近平、陈元、王军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到如今，这批“红二代”甚至“红三代”们，已攫取了中国绝大部分的权力和财富，并隐然已形成瓜分和垄断全国主要利权之势。
应该说，这批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才是最能代表“红卫兵精神”的红卫兵。但他们毕竟人数太少，对毛泽东来说光靠他们还不足以形成一股足以动摇旧秩序的冲击力量。而且，毛泽东文革的目标是所谓的“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很可能就是这批老红卫兵的父母。所以我很怀疑毛泽东对这批高干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只是暂时的利用而不是完全的信任。我认为毛泽东真正瞩意的应是普通工农出身的红卫兵。正是出于这样的需要，毛泽东才不惜劳师动众，八次接见红卫兵，藉以扩大红卫兵组织及其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