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52）

我的文革（52）

 

在中共有意识地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动力推动下，民间自发的崇毛热潮也开始大规模泛滥。其主要表现是出现了群众自制语录牌和大唱毛主席语录歌热潮。在这股热潮的基础上，然后又出现了“红海洋”运动和“早请示，晚汇报”这样的宗教仪式。这种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拜“神”仪式，一经出现就以海啸般的速度席卷全国城乡每个角落。它所涌起的浪头，一直要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发生前后，在毛泽东主动提议“降温”下才慢慢退下。

在我们青浦县城，我记得最早出现自制毛泽东语录牌热潮是在六六年的八月下旬。最初是有人用铁皮做成高一公分，宽三、四公分的小铁片，背后用焊锡焊上一只小别针，或用胶水、胶布粘上一只小别针，正面用红漆漆了再用其他颜色的油漆写上“为人民服务”等字数简单的毛泽东语录，别在胸前，以示自己时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这种语录牌一出世，很快就有人想出更新奇的方法，那就是利用废弃的透明塑料牙刷的柄，磨制成语录牌的样子，背面磨出一个凹槽来，可以插入一个薄铁片和一张小纸片。铁片上焊一个别针以便别在胸前。而纸片则可以随你心意写一句简短的毛泽东语录。这样的语录牌可以经常更换纸片，也就是可以经常换新的语录，而且透明塑胶做成的语录牌比较美观，因而这个方法广受欢迎。这样的语录牌我也做过一个。当时，有人因为没有合用的旧牙刷柄，就专门去百货公司买一支新牙刷来做。

但很快地，随着像章型的语录牌出现，这种自制的语录牌就没有人戴了。在文革以前，纪念品工厂就生产一种圆形的、直径大约一公分半的毛泽东像章。此时新出的像章就兼具了语录牌和像章两种功用。它左边是一个毛泽东的头像，右边是“为人民服务”五个毛体的字。因为是机器冲制的，小巧精緻，很受欢迎。从报上照片看到，那时周恩来就戴这种像章。但因为社会需求量大，要买到这样的像章也不容易。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革命”以后，毛泽东像章开始在社会上泛滥。原因是造反派夺权以后，原来的当权派不管事了，正常的生产也停顿了，一些有生产能力的工厂工人闲着无事，于是自己设计开模，用厂里的生产原料制造各式各样的毛泽东像章，不仅有铝的、塑胶的，还有瓷的。尺寸大小不一，最大的可如大碗口。制作的工艺也越来越精美。我曾见过一个像章，有五六公分大，铝底，上面还装有一层透明的有机玻璃，玻璃上有螺旋形的金色刻纹，这块有机玻璃用一个什么东西与后面的铝底连接，挂在胸前只要轻微抖动一下，毛泽东头像旁边的金色螺旋纹就会动态的放射金光，非常精巧。那时候无论男女老少，出门都要佩戴毛的像章。不戴就被人视为对毛不敬。据说最初有的地方 “五类分子”是不准戴的，但这个规定不久就取消了。

那时，社会流通的毛泽东像章不仅品种多，而且做得精緻，这就催生出了一批如集邮者一样的像章收集者。他们大多在外套或棉大衣两襟内侧挂满各色像章，到公园或街角人多的地方站着，碰到有意交换者，就打开两襟相互观看，再谈交换的条件。听说当时上海市区有好几个地方是出了名的像章交换集中点。有人用此方法收集到数千款不同的像章。当然，内中也有做像章买卖的。不过私人买卖像章属非法，交易时一般都得很小心。我那时候也买过好几个像章，都是单位内一位女同事杨婧芬卖给我的。她的先生在化工部驻沪联络站工作，全国各地去联络站要求得到化工产品的人，常会带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和当时属于“珍贵礼品”的毛泽东像章去拉关系。她因为家里像章太多，就带一些来转卖给我们。至于她先生这些像章是人家送的还是买的，我就不清楚了。不过，那时候免费送东西的极少，别人能将紧俏的商品卖给你，就已经是一个人情了。

这个制作毛泽东像章的热潮一直延续到一九六九年底才开始“退烧”。原因是“九大”以后毛泽东开始着手要整治林彪了。由于文革崇毛热是林彪鼓吹起来的，所以不准私自制作像章，将崇毛热适当“降温”，就成了打击林彪威望的一个措施。当然公开的借口是制造像章用去了许多可以制造飞机外壳的铝皮。毛泽东说要“还我飞机”。当时曾有一个统计，说全国共有二万多家工厂生产过毛泽东像章，总共制造了二十二亿个像章，用去铝材六千多吨，可制上千架飞机云云。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出现自制语录牌的热潮，还出现了全民大唱崇毛歌曲和毛泽东语录歌的热潮。出现这样的热潮，原因当然是过去所有的歌都不准唱了，但人天生就有歌咏的欲求，过去的歌不准唱了，那就只好唱准许唱的了。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一首叫《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迅速红遍大江南北。而且在整个文革中传唱不绝，稳排“流行榜”第一。这首歌典型地表达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电影纪录片，都用这首歌作为影片的主题曲。所以这首歌在历史上是有其地位的。为了不湮没这个历史，我将歌词附录于下：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長靠太阳。雨露滋潤禾苗壯，干革命靠的是毛泽東思想。魚兒离不開水呀，瓜兒离不開秧；革命群众离不開共產党，毛泽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歌颂毛泽东的歌曲被创作出来，如《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等。在我记忆中，那首《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每次大型集会逢会必唱，电台广播中天天播放的歌曲。其歌词曰：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而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而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此外还有几十首甚或上百首以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诗词谱曲的歌曲在社会上迅速流行。其中最流行的语录歌如“造反歌”，那是红卫兵天天必唱的歌。后来群众造反派起来了，也常唱这首歌。其歌词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还有一首《下定决心》歌就十六个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首歌后来在两派武斗中用得最多，常常在一派向另一派的阵地发起攻击时用来鼓舞士气。至于毛泽东的诗词被谱成歌曲，也有好几十首。其中《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沁园春·雪》、《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和《蝶恋花·答李一淑》等唱的人很多。《蝶恋花·答李一淑》有两个曲调。其中一个是用苏州评弹来谱曲的，在上海地区颇为流行。这两种曲调我都会唱。但据说不为江青所欢迎，因为这是毛泽东为悼念第一任妻子杨开慧所作的词。

在这个大唱毛语录和毛诗词歌曲的热潮中，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沈阳音乐学院的李劫夫。当时的语录歌、诗词歌，数他创作的数量最多。因而在其他作曲家纷纷沦为“牛鬼蛇神”被批斗的时候，他却成为全中国少有几个硕果仅存的“革命音乐工作者”。不过，他最后也没有逃过劫运。“九·一三事件”后，他被查出曾为“林副主席”的一首诗谱过曲，于是就说他上了“贼船”，遭长期关押审查。这真是冤哉枉也！因为那首歌并没有流传到社会上，因而并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如果要说不良影响，文革中不少“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叶剑英、陈毅等“老帅”都曾公开吹捧过林彪，说林彪是经过毛泽东几十年考察、培养，最好的接班人；说林彪身体健康，可以活一百岁，在全国人民中造成很大影响。若这些人都不算上“贼船”，一个小小的音乐家，就因为谱了一首歌，倒算是上了“贼船”了？他为毛泽东谱了那么多歌曲，怎么不说他也上了毛的“船”？再说一个小小的音乐工作者，他怎能料到林彪后来会“叛国投敌”？如果都要这么算倒账，那么毛泽东选择林彪做接班人岂不罪更大？还有那时候“早请示，晚汇报”，全国人民天天至少要唸两次“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是不是也都上了林彪“贼船”？这些道理十分浅显，但那些手握大权的人好像就是不懂。听说李劫夫一九七六年文革刚结束不久就因心脏病去世，生前没看到平反。文革前，李劫夫创作过《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对鼓舞人心、帮助共产党度过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困境也算是立过汗马功劳的。一个文艺工作者，一辈子拍共产党的马屁，不小心一记拍错了，结果前功一笔勾消，落个凄惨下场。像李劫夫这样的人，在文革中不知有多少。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已记不起具体日期，也不知是哪里最先开始的，就像一阵大风刮来，忽然之间不论工厂、单位、机关、学校、街道、公社生产队，统统都实行起“早请示，晚汇报”制度来。其仪式是每天早上上班开始工作前，大家先要集中在毛泽东的塑像或图象前，排队立正，手举《毛主席语录》，由主持者带领大家高喊“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根据当天的形势或工作内容，选择性地读几条毛泽东语录，再安排今天的工作或学习。这叫“早请示”。下班前，再次集中，由主持者总结当天的工作或学习的好坏，向毛泽东的塑像作“汇报”。同时还要“汇报”改正错误缺点的措施和决心。在这一切仪式结束后大家才可以散会回家。这叫做“晚汇报”。“晚汇报”同样要读语录，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

我对这套制度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十足十的封建迷信，比一般的宗教仪式还恶劣。因为宗教仪式是自愿的，而这是强迫的。当然，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表露这种想法。在那个年代谁敢公开流露这样的情绪，肯定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罪，弄得不好命也没有。我猜对这套制度反感的人一定不会少，但也都与我一样不敢表露；不但不敢表露，相反还要相互提防，害怕被揭发。所以这是一种人人被人绑架，而人人又绑架别人的、荒谬的社会现象。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九届二中全会 ”前后，也是毛泽东自己提出要“降温”时各地才不露痕迹地慢慢取消的。

因为要举行“早请示，晚汇报”仪式，所有单位就都要“请”（那时候毛泽东的画像、塑像、书，都不能说买，要说请）毛泽东的石膏像或图像来布置一个可供集会的场所。一些大机关、大工厂和学校的大门口，还专门建造了高大的毛泽东塑像或画像。这些塑像大多建造精美，立在大门口，威风凛凛，确能为单位生色不少。但我见过不少农村公社、大队，以及乡镇街道企业建的塑像，由于塑造水准差，又乏人打理，日子一久往往颜色脱落、尘垢满面，面目恐怖。尤其农村地区有的为了替塑像遮风避雨，在其身后建了一个龛，一如过去路边的土地神龛，不伦不类，蛛网密布，看了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些喜欢“赶潮流”的人，家中也“请”了好多画像、石膏像。可这样的“潮流”我是绝对不赶的。原因是这些东西太危险，一不小心撕破了或打烂了，就会成为“飞来横祸”。那时候社会上不知流传过多少个这样的故事：如说一个解放军战士上公共汽车，不慎将胸前的一个瓷质的毛泽东像章挤落掉到地上碎了，那个战士急忙跪下请罪，连连喊自己“罪该万死”。一个农村老大爷从山村里来到小镇上，毕恭毕敬地“请”了一个毛泽东的石膏像回家，放在箩筐里背回家吧，怕不够恭敬；捧在胸前吧，怕不小心摔了。于是他找了条绳子绑了挂在脖子上。结果被人看到，说他“狗胆包天，竟敢捆绑毛主席”，作为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但“流传”的也不尽是 “故事”，其中也有我认识的真人真事。我有一个同乡就是这样的倒霉鬼。他是我三姐初中的一位同学，因家庭成份问题进不了高中，在家待了好几年，后来好不容易被街道安排到乡下一间小学去代课。这所小学办的是复式班，仅是一间已很破烂的旧屋。老师只有他一个，教十几二十来个小孩。一次刮大风，风从损坏的窗子里刮进来，将贴在墙上的毛泽东像吹破了。第二天发现后村干部立即作为“大案”查究。其实原因不查也知道，“作案者”是风。但那时文革正是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凡事都要先考虑有没有阶级敌人蓄意破坏，而正好他的出身不好，就硬说是他“出于阶级仇恨”故意弄破的，作为“现行反革命”上报公安局抓了起来。我因为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是一个“软肋”，铝制的像章买多几个无所谓，对这些纸的、石膏的“危险品”一律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十年文革中这方面倒也没出过什么事。

“林彪事件”后我调到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工作，一次与同事老徐闲谈，他说起那时候一次家中大扫除，不小心弄破了贴在墙上的毛泽东像 ，夫妻两人急出了一身冷汗，赶紧将画像取下来，又去新华书店“请”了一张新的画像贴在原来的位子，但求人家不注意，看不出是换了新的。可是换下来的毛泽东像怎么办呢？撕烂了当垃圾丢掉？不敢。怕有人发现了，说你“竟敢将毛主席像当垃圾丢垃圾箱”？那时岂不成了真反革命 ！烧掉？也不敢。他们住的是机关家属大院，左邻右舍都是人，这又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年代，若有人发现或闻到烧纸的烟味，问他在烧什么，怎么回答？那只有藏起来。但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藏哪儿安全。后来没办法，只好把毛泽东的像卷起来，外面再用纸包好，藏到叠在一起的几只衣箱最底下一只箱子的最底层。老徐苦笑着对我说：“从此这只箱子如藏了一颗定时炸弹，看到它就心惊肉跳，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直到过了一年多，上面发了文件，让大家把旧的或损坏了的毛泽东图片、塑像，或语录本什么的交到当地新华书店或指定场所集中处理，我们才算处理掉了这个一直压在心上的大‘包袱’。”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第一波崇毛热，从群众性的自制语录牌，大唱语录歌，到九月、十月以后又发展到“红海洋”等运动，使这一波崇毛热的规模发展得更加宏大。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更加肉麻。而军内几个老帅对林彪的吹捧也助长了林彪的声望更加高涨，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林彪一人之下一万人之上的政治地位。关于这些，我在后面还会说到，这里先回到十一中全会后学习“十六条” 和红卫兵运动等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