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8）
（十六）毛、刘斗法
且说从六月初到七月中旬，就在我们单位——更准确地说是全国各地各单位，正在党组织领导下热火朝天地揭发、批判所谓的“牛鬼蛇神”的时候，首都北京的一些大中学校却呈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六月一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以后，北京许多大专院校很快就有学生起来响应，贴大字报揭发批判他们学校党委“阴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于是这些学校的党委与北京大学党委一样，也迅速陷入了领导失控或瘫痪状态。当时，在党中央主持工作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在外地。据说北京学生起来“闹事后，刘、邓曾请求毛回京主持文化大革命，但毛没有答应，而是授权他们“相机处理”文革的事务。以刘邓为首的党中央经开会研究后决定，为了保证党对运动的领导，指示北京新市委迅速派出工作组进驻这些学校，取代或协助原校党委工作。由于工作组进驻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学生的行动不脱离“党”对运动预设的轨道，对不听话的学生进行了打压。于是这批学生又开始反工作组，甚至驱赶工作组。而工作组根据一贯思维，认为自己是党派来的，代表了党的领导，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因此在校园发动其他学生对反工作组的学生进行“反击”，除了批判斗争了一些学生，还关押了一些人。当时工作组称这个反击行动为“抓游鱼”。据后来传出的一个消息，说当时北京各大专院校被抓的“反动学生”有一万多人。一度闹得轰轰烈烈的驱赶工作组的风潮就此偃旗息鼓。以过往的政治经验看，这俨然又是一场小型的“反右派”运动。而且这些“反动学生”也很少再有翻身的机会。然而，毛泽东在七月十八日从外地回到北京后却风向突变。他严厉指责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说“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因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消息传开，形势又翻了转来。当时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叫蒯大富，因为反工作组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关押起来。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关锋去看望、慰问被关押中的他。蒯大富释放后周恩来总理也亲自接见他。蒯迅速成为全国闻名的文革“弄潮”英雄。加上那时候北京出现了红卫兵，毛泽东写信对红卫兵大加赞扬，一时之间北京的红卫兵和反工作组的学生们成了天之骄子，整个北京城都是他们的天下。所以，在那段时间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同时在进行着两个绝然不同的运动。
那时民间的消息传递远没有现在这样方便快捷，只要不是官方报纸、电台公开报道的，很多人对外地发生的事情很少知道。因此这些六、七月份发生在北京的事情，我是到了八月中、下旬才陆续听到一些传闻的。那个时候红卫兵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又因为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学生代表，学生全国大串联也开始了，这些消息就是由他们散发的传单传布开来的。当时我听到这些发生在首都北京的事情后，先是感到惊讶，觉得这些反工作组的学生真是大胆，同时又感到怎么有那么多的学校党委都在破坏文化大革命？再对照本单位、本地区的运动，就不由自主地想探讨发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以及毛泽东为什么要一反常态支持学生反工作组？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他的态度可不是这样的。初时，因为得到的消息不多，还无法将这些孤立的消息拼凑成一幅完整的“图画”；但是渐渐地听到的消息多了，这副“图画”也就慢慢完整、清晰起来。于是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毛泽东和刘少奇两条不同路线斗争的脉络，也就渐渐显露了出来。
首先，毛泽东发动这次文革的目的是什么？从中共大量的宣传看，当然是为了“反修防修”。那么修正主义最大的危险在哪里？当然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里指出的、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也就是说，现在对于无产阶级政权最危险的敌人已不是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而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是毛泽东在“四清”制定“二十三条”时和这次文革的“十六条”时，都强调和明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缘故。但是，以已经过去的“四清”和这次文革前一阶段运动的实际情况看，各级党委和工作组都偏离了这个重点。重点都是在整群众。即使是毛泽东派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后发表的第一篇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没有凸出这个重点。各级党委偏离这个重点的原因很好找，因为谁都不想自己成为运动的重点。至于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也没有突出这个重点的原因就不清楚了。但或许正是这些原因，既然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各级党委就顺势而为，结果全国各地的文革开始后，除了极少数被各地党委有计划抛出的党内“黑帮分子”，被整的人绝大多数是群众。显然，这样的运动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的。相反只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些学生，把斗争矛头针对校党委、工作组的，才是符合他“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求的。
那么谁是“党内走资派”呢？这一点或许从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态度也可看出一点端倪。派工作组是刘少奇、邓小平决定的。因此毛泽东指责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是 “北洋军阀”，表面上是指责工作组、指责北京新市委，实际是在骂刘、邓。而他鼓励红卫兵造反，表扬反工作组的学生，看来是他要利用工作组镇压学生这件事去改变人们的习惯思维：“党”不一定总是对的；地方党委、单位党组织所做的事如果是正确的，它是代表党的，如果是错的，它就不代表党。这样的党组织可以反。这样的思路，在之前毛泽东的有关言论中也可见到。如六五年的时候曾有传言，说毛泽东同一些大区书记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而再从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都十分重视蒯大富这一点看，似乎刘少奇就是毛泽东这次运动要打击的“党内走资派”。因为镇压蒯大富的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灵魂人物就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关心蒯大富，意在刘少奇也！
而如果将这半年多文革的进程分析起来，又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分两个阶段，或说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已进行过两个回合的斗争。第一个回合是从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到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发出“五·一六通知”为止。在这个回合的斗争中，毛泽东的战绩是拿下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军队总参谋长罗瑞卿、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所谓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实，从红卫兵传单披露的情况看，这四个人除了彭真是刘少奇的第一得力大将，其余三人都谈不上是刘少奇的“死党”，而只是与刘少奇有一些暧昧关系而已。他们四人也不是反党集团，而是因为他们占据的职位都是中央要害部门，大战在即而毛泽东又不信任他们，于是毛就找了个罪名分别将他们拿下，换上自己信任的。将这四人称为“反党集团”，就如当初的“高、饶反党集团”，“章、罗联盟”一样，都是毛泽东毫无根据强加的罪名。如果把文革比喻为一场大战的话，那么这第一回合的斗争，仅是扫除前进道路上障碍物的前哨战而已。
从六月一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起，到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是毛、刘斗争的第二个回合。经过这第二个回合的斗争，毛泽东成功改组了中共中央常委会，将刘少奇的地位从党内第二贬到第八，虽还没有彻底打倒，但实际上已取消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及通过了“十六条”，取得了合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行证”。在这第二回合斗争中，毛泽东是用设置陷阱、硬加罪名的方法将刘少奇从接班人地位拉下马的。其手段远远谈不上正大光明。
为什么我要说毛泽东替刘少奇设置了一个陷阱呢？因为事实明摆着：毛泽东一面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鼓动学生起来反对校党委，制造大乱的形势；同时自己则躲在外地不回京，要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文革事务，这明是放手让刘少奇、邓小平去主持对文革的领导，实是将刘少奇放在火上烤。因为这是一个死局，无论你刘少奇走哪一步“棋”，毛都可以将你“将死”：你若放任学生反校党委、反工作组吧，到时天下大乱，可以加你一个“领导不力”，任由“反革命”、“右派”反党的罪名；你若不想天下大乱，势必要惩罚那些闹事的学生，结果就如大家看到的那样，你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反正位高一级压死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他的理。只是当毛泽东在气势汹汹骂工作组是“北洋军阀”时，他好像全然忘记了一九五七年的大批学生右派是谁划的。当年，仅一个北京大学就有七百多学生被划为右派，比这次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整了五百多“反动学生”，手段之严酷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说毛泽东“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说见到北京的高校学生被镇压以后，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十分难过。这是十足骗人的鬼话！北京大专院校工作组镇压学生难道毛泽东是回到北京后才发现的？北京有你那么多眼线，难道他们都不向你报告？我敢说，北京发生的重要事情不出三个小时他就知道了。如果他真的认为工作组镇压学生错了，为什么不及时制止？事实上他只要发一句话，几个小时后就可让工作组立即停止镇压。他之所以要躲在外地让刘邓“相机处理”文革事务，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我不知道刘少奇对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的说法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反驳。但刘少奇如果知道七月二十一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看望了还在关押中的蒯大富，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也亲自接见蒯大富这些事情，他必定会明白毛泽东正在组织针对他的斗争。尤其周恩来也亲自接见蒯大富，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不但说明周恩来已站到毛泽东一边，更说明刘少奇在党中央已处于劣势。面对这样的局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刘少奇也只能在七月二十九日的“北京大中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以自嘲方式发泄心中的不满。他说：“至于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就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诚心地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的工作人员也是不知道……”。刘少奇作为党中央排名第一的副主席，主持党中央第一线工作的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竟然不知道这个文革怎么个革法，又说党中央其他许多人也不知道，这是变相对毛泽东独裁的抗议。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迅即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不仅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使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合法地位，还改组了中央常委会，以刘少奇犯了路线错误为由将刘拉下接班人地位，为进一步开展文革扫清了中央最高决策层中的障碍。为了在这个回合中取胜，毛泽东在八月五日亲自写大字报攻击刘少奇，将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性质定性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同时以“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暗示全党他要彻底清算刘少奇的罪行。
从整个文革发展史来观察这第二回合的斗争，毛泽东通过这个回合的斗争扭转了文革的方向；或者说，是从这次全会以后运动才真正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进行，即“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重中之重，则是刘少奇派系的人马。
说心里话，当时尽管我对北京学生反工作组以及工作组镇压学生的具体情况我还不太清楚，但我听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工作组镇压学生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说“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说“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的消息后，惊奇之余内心还是感到高兴的。因为我对这个党的感觉一直不太佳。对中共凡开展政治运动总是针对群众、整群众的做法反感。尤其是“四清” 和这次文革，“二十三条” 和“十六条”都说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实际整的仍然是群众为主。因此我认为学生反工作组必然有学生的理由；而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当然是错了。虽然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刘少奇不过是按惯例又做了一次而已，但不能因此就说刘少奇镇压学生有理。所以我还认为，尽管毛泽东这样做对于刘少奇来说是一种阴谋诡计，但对于那些被整的学生言，无异是意外获得的一次大解救、大解放，否则这些学生将赔上一生的前途。中共执政十多年来，有哪一次整群众说是整错了的？这是第一次啊！
毛泽东设了陷阱让刘少奇往里跳，那么刘少奇是不是完全不知，十分无辜呢？我也不这么认为。根据“四清”运动的经验和文革开展以来局势的变化，我猜刘少奇很可能是在用“以柔克刚”的办法对付毛泽东的攻势。这是刘少奇的强项，也是他当时唯一能用的办法。自“大跃进”失败，全国遭受三年多大饥荒以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虽然大为低落。但是由于中共刻意隐瞒大饥荒的原因和各地灾情的真实情况，欺骗百姓说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国家遭到了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和“苏修”趁机逼债，拼命煽动民族主义，维护毛的“光辉形象”；再加上当时毛泽东扛起了“反修”大旗，而中共全党又无条件地支持毛的“反修”路线，使毛泽东占领了“革命”道义的制高点。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毛泽东一祭出“阶级斗争”这个法宝，别人只能退让。刘少奇也不例外。毛泽东要发动文革，他也不能公开反对。但是，刘少奇深知毛泽东的主张要得到实行，历来都是要通过党的层层组织来贯彻执行的。而这些党的层层领导人，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一种思维、一种方法。这种思维就是党领导一切，而他们各级领导就是党的化身；不然，党就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名词。而党过去所做的一切，在他们看来容或会有一些错误，但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因而他们也是正确的。毛泽东要整党内走资派，他们不会反对，但绝对不会把自己也算在“走资派”的队伍中。这是各级领导干部普遍的思维。而所谓“一个方法”，即开展文革运动的方法，历来的做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实即在层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党、团，组织左派群众去揭发、批判、斗争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根据党的阶级路线和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他们即使承认党内有“走资派”，但那是极少数，而且绝对不是我； 而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总是隐藏在反动阶级和落后群众中。搞文革，揭发、批判、斗争“牛鬼蛇神”，也只能是按过去那一套路子搞。所以，只要党的各级领导思想不变，对所谓“党内走资派”的认识不变，由这样的领导班子来掌握运动，无论你毛泽东再怎么叫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没有用，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最后的结果必然会与“四清”一样。况且，派工作组是党一贯的做法，毛泽东也不能说这样做不可以。由毛泽东的亲信陈伯达接管《人民日报》后发表的第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宣示的运动宗旨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没有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只整“党内走资派”而不准整群众，那么各级党委和工作组发动群众揭发批判群众中的“牛鬼蛇神”和学生中的“反动学生”也不能算错。以上这个“战略”虽是我猜想的，但我以为是符合刘少奇的想法的。因为那段时间全国运动的做法就是这样进行的。
但是刘少奇失算了。他的失算有二：一是他估不到毛泽东会对派工作组的传统做法翻脸不认账，彻底否定工作组的正面作用；并完全推卸他作为党主席在派工作组问题上应负的责任，而是把责任全部推到他和邓小平头上。我认为毛泽东这种做法除凸显其政治流氓的格调，全无半丝半毫 “领袖” 的风度。二是他估不到毛泽东会抓住“派工作组犯错误”这个藉口，以及红卫兵和学生运动正迅猛掀起这个有利形势，当机立断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大会期间破天荒地亲自写大字报公开他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指责刘少奇一贯地“形‘左’实右”，站到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迫使与会代表在他与刘少奇之间站队。这个动作迅猛凶狠，完全是一种对敌斗争的做法。这对于共同战斗了几十年、为党也为毛泽东立了无数功劳的刘少奇来说，恐怕也是想不到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虽未一步就被彻底打倒，但在中央已失去发言权而处于待罪的地位。而毛泽东则藉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胜利，为进一步开展文革和彻底打倒刘少奇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