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7）

我的文革（47）

 

 群众性的揭批高潮从六月初开始到月底就渐渐冷落了下来。因为单位内就这么些人，就这么些事，再揭也揭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来了。大家都在等党支部对运动下一步的安排。 一天，党支部通知全体员工，说晚上县委要召开全县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全体人员大会，因此不住在单位内的员工务必要在晚上六点半以前回单位，以便集中后去参加会议。当时县城里还没有大的会场，因此会场安排在人委院子内。晚饭过后，各单位的人排着队陆续到县人委大院农业局前面的一块空地上按单位站着等候开会。偌大的空地上放了一张八仙桌，一条桌腿上绑了一支竹竿，临时拉了一个电灯，又在一棵树上装了一个高音喇叭。不一会天就黑了。县委副书记孙全福站在桌子边就着灯光讲话。由于高音喇叭没有调好，“吱吱”的杂音声很大，我听不清楚他在讲些什么，只听到大意是要继续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深入地开展下去，将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斗倒、斗臭、斗垮，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望望会场四周，只见黑压压的一片都是人，离灯光稍远一点的人脸就看不清楚了。孙讲话完毕，喊了几句口号，大会就结束了。回到单位内，张宜要我们讨论刚才县委动员大会的精神。我却在想为什么县委在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出来以后没有召开动员大会，而在此时群众性揭批高潮差不多已经过去时却又突然开这么个动员大会呢？当时，我对全国文革运动的形势一无所知，因而猜不透县委在这个时候召开动员大会的原因，但我知道这次会议后必然是运动又将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果然，七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县文教卫生系统联合在人委礼堂召开了一个批斗大会。站党支部要我在大会上批判杨桃源。将杨桃源弄到全县文教卫生系统大会上批斗，说明县里已将他列为运动的重点对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远远离开我最初揭发杨桃源时候对他错误性质的估计，也违背了我当初揭发他的初衷。我觉得这样对待杨桃源太过分了。我并不愿意，但我不敢也不能拒绝。因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由不得我了。所谓“骑虎难下”，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处境。没有办法，我只得遵照党支部的要求写好发言稿，并交给他们审查。在这个发言稿中，我只能将杨桃源的问题违心地上纲上线，将“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大帽子”乱扣一通。这次登台发言，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心慌得不敢看台下，也不敢看站在台边上低着头接受批判的杨桃源，匆匆读完发言稿就下了台。会议结束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我贴出杨桃源第一张大字报后心里一度有过的不安和内疚，此时又开始出现。我发觉自己不但已经骑虎难下，而且成了某些人操纵的傀儡。我有点怨恨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去揭发杨桃源，为什么要去出这样的“风头”。不管怎样，当时在这件事上我除了害怕牵连到自己，确实也有“表现自己一番”的想法。

大会批判杨桃源以后的一天，从下午起一直阴着的天到晚饭时分终于下了一场滂沱大雨。因为下雨，那天晚饭后我没有如往常一样出去街上走一圈散散心，而是呆在宣教室里看报，等候晚上的小组学习。也可能是天雨的关系，也有好几个人早早就来到宣教室。他们坐在另一个角落小声交谈。开始，我没有理会他们而是专心看我的报纸，但不经意间我听到了“杨桃源”三个字，于是我注意听起来。听他们说：刚才晚饭时候人民医院有人发现杨桃源一个人冒着大雨沿公路往白鹤方向走去，（杨桃源家在白鹤镇上。当时青浦与白鹤之间公路的路基已筑好，但还没有通公交车，新建的人民医院正好在这条路旁边。）披头散发，跌跌冲冲，似乎有点神志失常，于是叫了几个人一起把他拉住送回血防站。他们对张宜说，最好要派人注意杨桃源的行动，防止出意外。可张宜听后不以为然地说：“这样的人死掉一百个也只当五十双”。听到这些话，我全身的血液顿时轰的一下都涌上了脑袋，一时之间我人也呆了，满眼都是杨桃源披着头发，浑身湿透，在狂风大雨中跌跌撞撞走路的身影。愧疚和罪恶感充斥我的内心。“作孽啊！这都是我作的孽啊！”我心中痛苦地叫了一声。“要不是我，他何至于会有今日？！”我也恨张宜：“你怎么可以这样冷酷无情，说‘死掉一百个也只当五十双’！难道一当了反革命，就命贱如蚁，一钱不值了？”以前张宜那年轻有为的形象霎那间在我内心变得狰狞起来。那天晚上我神思恍惚，做什么都毫无兴趣，挨到九点钟学习结束即回老红会宿舍。但躺在床上，眼前仍是想象中杨桃源在雨中行走的影子。我一会儿觉得对不起杨桃源，我的罪孽深重，内心痛苦莫名。一会儿又替自己找理由，认为他讲诽谤领袖的话，即使我不揭发，别人听到也会揭发。所以要怨先要怨他自己。再说人总是先要保护自己，揭发他也是不得已。这样一想，似乎心中好过了些。但一会儿杨桃源的影子又晃了回来，仍是在大雨中披头散发、浑身湿透、跌跌撞撞行走，满脸悲愤，如我曾看到的一幅图画中屈原问天的样子。如此反反复复了不知多少次，最后才迷迷糊糊睡着。

好像是上天要我清醒清醒。就在杨桃源出走后的几天，一天下午学习小休时，我想活动活动身体，于是随处走走。路过站长办公室时，见到一群人刚开完会散去。这些都是站里边的党团员骨干，包括几个“四清”入党的预备党员，但也有几个是普通的团员。一个女的叫王春湘，父亲是蒸淀公社党委书记，这在血防站内算是“高干子女”了，因此待人有点盛气凌人，但能力很差，前一阵团支部安排人帮我抄大字报因没有安排她，她还在众人面前哭起来。还有一个陆长魁，也是普通团员，现在在做整理大字报的工作。他们也在开会？我突然起了疑心。显然，这不是普通的党团骨干会议，也不会是业务方面的会。那会是什么会？我忽然想起报纸上经常提到的“文革积极分子”和“左派队伍”，会不会他们开的就是这种会？看来很像。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虽然出身不好，但我努力紧跟党中央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是单位里最积极的一个。如果站里要评“文革积极分子”，我自问是当之无愧的。可是今天看来，我在站领导心中连积极分子也算不上。我像是被人心头重重地击了一拳，以前信心满满的，现在却觉得心头空落落的，信心碎散了一地。为了避免被人发觉我的神色不对头，我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若无其事地走出血防站大门，到街对面食堂的门口转了一会，等情绪平静了才回来，继续参加学习。但此时我对学习一点劲头也提不起，我又一次感觉到阶级成分是一道深得无法逾越的鸿沟。无论我怎样努力，党组织也不会真正信任我。我开始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前一段时间团支部派王保英说要跟我合作写大字报，派人替我抄别人写的大字报给我作参考，都无非是在利用我，把我当枪使。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一个人的阶级出身不能选择，一个人的政治道路可以自己选择”等等，话说得很动听，但在现实中却近乎是一个骗局。党支部的做法好比一个馭狗拉车的车夫，在狗鼻子前吊一块骨头，狗以为跑得快一些就能得到这块骨头，却永远也不会让狗得到。而我，就是那样一条愚蠢的“狗”。

自从经历了这两次事情后，我开始对党支部“离心离德”，“赎罪”和不甘被人当枪使”的两种情绪同时在我内心发酵。

关于党支部召开的这次会议，后来我才知道倒也不是什么“文革积极分子”会，而是比“文革积极分子”更重要的会议。有人不具名贴出了一张《七问站领导》的大字报，还写信到县委说血防站的运动不正常，要求县委来关心血防站的运动。县委将此信转到了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季茂南与张宜密商后，第二天就召开了这么个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提防一旦形势失控，要有人立刻站出来保卫党支部。而这些与会者就是党支部选择的、到时要站出来充当“卫士”的人。这样的政治要求，党支部自然要选择真正信得过的人。相比之下，我虽然积极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但若说要充当党支部的“卫士”显然我是不够格的。

《七问站领导》的大字报我也看到过。只是它贴了一天后第二天就不见了。当时我认为大字报所提的七个问题虽对血防站的文革是否正确提出了疑问，但没有举出具体的证据，且大字报是匿名的，这样的大字报对站领导其实威胁不大，因而我看后也没有放在心上。没有想到站领导还有县委除害灭病办公室领导竟然这样紧张，这真是有点反应过度了。然而自这次会议以后，党支部就以党员和团支部为骨干并集合了一批“左派”力量，做好了专门对付日后可能出现的、反对党支部的群众造反的安排。后来到了批判资反路线和群众成立造反组织前后，出来威胁、恫吓造反派的“保皇派”，就是由这些人组成。

且说县委动员大会以后，我们卫生系统除了开了一次批判大会，并没有再起揭批高潮。因为该揭的都已揭了，该批的也已批了，血防站就这么些人，不可能人人都是“牛鬼蛇神”。我曾粗略估算过：血防站运动从六月初开始到现在七月上旬，揭批高潮期前后一个月左右，大字报贴了没有一千也有七、八百张。被贴过大字报的群众，包括我在内，共有二十多人，占全体员工的百分之二十不到些。这已是不小的比例。但真正能成为运动重点的估计就杨桃源一个。根据以往历次运动的规律，现在应已进入运动尾声，以后就是对有问题的人进行组织处理，与一般群众关系不大了。那时党支部对于运动的领导也明显地松懈了。张宜吩咐各小组，凡是不写大字报的人继续读报学习。这明显是在打发时间。因此很多人推测接下来应该是快结束运动了。当然也有人怀疑运动不会这么快结束，因为前不久国务院通知，说今年大专院校高考录取新生要推迟半年进行。如果运动就要结束了，大学招生何必推迟？就在这时候，传来了毛泽东在长江里游泳的消息。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了长江。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个“特大喜讯”。报上还刊登了毛泽东在水里游泳的照片，以证报道不虚。报道说毛泽东在长江中游了一个多小时，三十华里长距离，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这样好，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这就有了新的学习内容。我们小组在讨论时气氛热烈，大家都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能在长江中游泳，而且游了这么长时间，游了这么远距离，很多年轻人也办不到，说明他老人家身体的确非常非常健康。有的说毛主席起码能活一百岁。也有的说：毛主席健康、长寿是我们全国人民的福气，是最大的幸福。但私底下不少人对一个小时“游”三十华里的“奇迹”却不怎么相信。我也心里计算过，我们那里人游泳一般不会比人步行的速度快。一个正常人步行一小时平均六华里，怎么游泳一小时能游三十里？但大家都不敢明言直说，于是打着哈哈，婉转地说自己孤陋寡闻，竟不知道毛主席是怎样的一种游法。过了几天，看了电影纪录片，才知道所谓的“游”，其实大多时间是“浮”在水面上顺水“漂”。长江水急流速快，一个小时“飘”三十里是有可能的。

当时，我看到全国各大报报道这个消息时都用上了“特大喜讯”，还单纯地以为报纸只是在为“伟大领袖”的身体特别健康而庆贺，在向全国人民“报喜讯”。但后来经历了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经历了中央报刊公开批判刘少奇，经历了武斗，才逐渐领悟到当时大事报道毛泽东游泳的“喜讯”，实际上还有一重很重要的意思：是在警告那些对紧跟毛泽东还有三心二意的党政干部们，不要以为他毛泽东老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去“见马克思”，以后接班的是刘少奇，因此不敢与刘少奇划清界线、不敢背叛刘少奇、不敢死心塌地地站到毛泽东一边、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以事实告诉他们：他毛泽东身体还好着呐！不会那么快就死的，不要指望文化大革命会半途而废！结果，在长江游泳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回到北京就开始以“工作组问题”为切入点，发起了对刘少奇的直接攻击。所以，毛泽东在长江游泳，绝不是即兴之举。

早在文革刚开始时，报纸上就在鼓励大家要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去锻炼。毛泽东在长江里游泳的消息一报道，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一股到江河湖海游泳的热潮。当时青浦城厢镇上许多机关单位，一到下午便全体出动，到县城南边通往朱家角镇的漕江河边游泳。漕江江面很宽，游泳地方的河岸深浅不一，很不安全。因此过了几天又移师到南门太浦河边青松公路大桥下。太浦河是一九五八年新开的人工河，河底比较平坦，安全系数就高一点。但数百上千名男男女女挤在一起，在岸边齐腰深的浅滩上扑腾，搅得河底的烂泥泛上来，这些人就都如泡在浑泥浆水中一般，很不卫生。这样又过了几天，县城里第一座游泳池建成开放，这才去河里游泳的人少了，花得起五分人民币一张入场券的人都到游泳池去游泳了。

在我们血防站游泳大军中，最积极、最起劲的人就是那个倪新城。那时他已回到县委除害灭病办公室工作，地点在县人委大院内。他如要游泳，那边也自有一大群人。可他还是喜欢跟血防站的人混在一起。除了刮风下雨不宜游泳的日子，他是每天必到的。他去游泳的特点是一下水就往年轻女性身边凑。碰上不会游泳的女性他就主动上去担当“义务教练”，一手托着女子的背，一手托着女子的臀部，说是教她先学会仰泳，眼睛却色迷迷地盯着那女子的胴体。由于他是党员，五七年“反右”的教训记忆犹新，因此站里其他人见了他这副样子也不敢去搅他的“好事”，纷纷避开他往别处游。

因为游泳，原定下午一点开始学习的制度受到了冲击，往往要到二点左右人才能到齐。不过一则因为运动基本上已停了下来，二则去游泳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单位领导也不敢说什么，于是学习更加松散。那时因为天热，学习都在室外，白天还有几个人轮流读读报，或讲讲新闻，到了晚上黑灯瞎火的连报纸也不读了，都是坐在一起闲聊，也有摇着扇子打瞌睡的。大概除了运动初期被贴过大字报的人还心有不安，其余人的精神已都松弛了下来。

也许是站领导眼看这么多人天天空坐着也不是办法，于是以检查夏季爱国卫生和夏季查灭螺工作为名，要大家去各公社镇了解工作情况。此时离五月底集中开展运动，我们已关门搞运动搞了二个多月了。我和凌嘉尧仍然去塘郁大队，继续试点组的工作。杨桃源因为有严重政治问题不能下乡了，站领导就换了程军溥来负责。这次下乡，站领导不再提“三同”了，而且我们原来在塘郁住的地方也没有了，于是我们就早出夜归，晚上回单位或回家睡觉。但中午为了减少往返，我和凌嘉尧中饭仍到原来搭伙的社员家吃。程军溥因为新去塘郁，没有吃饭的关系户，中饭就回青浦县城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