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2）
那一天，站里的人不多，我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好像都没有人注意。贴完大字报我就回了唐郁。走进公路边的那间大草棚，难得的“蹲点”组的杨桃源、郁健沅和妇保所的两个人都在，他们正说说笑笑地在讲什么，讲的很投入。我看看杨桃源，他根本没在意我，回头看了我一眼就继续他们的谈笑。其他人也一样。一种羞耻感突然从心底泛起并迅速笼罩了我全身。我觉得我已不配再与他们在一起谈笑了，我已将自己从这个团体中驱逐出去了。于是我悄悄退出大草棚，去做我的工作。此时我像做了贼一样感到心虚，也有些后悔，但木已成舟，贴出去的大字报已无法收回。古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真是一点也不错啊！为了这一时的冲动，我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十字架”，至今几十年了仍无法放下。后来我一直想当面向他道歉，但羞于出口，我觉得廉价的道歉弥补不了他实质的伤害；同时，在当时这种社会环境下也不容许我向这种“攻击伟大领袖”的行为道歉；若道歉，就说明了我与反党分子同流合污。我也曾无数次拷问自己，当时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我这样的举动？剔除种种次要原因，无可违言，最根本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害怕。害怕无产阶级专政，害怕杨桃源因他的“不当”言论连累到我。还有一个是我个人的功利心。我把揭发杨桃源当成了证明我革命，希望得到中共认可我革命的机会。如果说前一个原因是环境所逼，则后一个原因的责任不能不归于我自己了。
当时，我们管道式化粪池的实验已接近结束。那段时间杨桃源也不常与我和小凌一起工作，且他吃住也不与我们在一起，因此这天我离开大草棚后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但我想杨桃源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我贴了他大字报，等他回到站里肯定就会知道，祇不知他知道这件事后会是怎样一种反应？冲我大发脾气？不承认有此事？如果他冲我发脾气，我一定不计较；但若他不承认，可我也没有旁证，那我岂不是成了诬告？因此我更想知道的是党支部的反应。因此，第二天上午我借工作之需又回了一次血防站。站里依然人很少，静悄悄的，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使我有点不安。因为我虽然在一时冲动下贴了揭发杨桃源的大字报，为此感到羞耻和后悔，同时却也担心着党支部会不会因此反而来怀疑我，或来个“顺藤摸瓜”，追问我与杨桃源之间是否还有其他反动的言论。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只要有人责疑：为什么杨桃源敢对你说这样的话而不是对别人说？如果不是你们平日就臭气相投，有共同的语言，杨桃源怎敢在你面前毫无掩饰地发泄对伟大领袖的不满？我就百口难辩。但第三天或者是第四天，当我再有事回血防站到化验室去，经过防疫组那排房子时，却见保管员王保英正站在他那小库房的门口向我招手。他是“四清”新入党的预备党员，也是团支部的成员之一。以前我除了做实验需要从他那里领过烧瓶、试管等东西，我与他从无个人交往。我不免感到奇怪，走近问他找我有什么事。他请我进小库房去，然后咿咿哎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最近全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批判“三家村黑帮”的热潮，我想我们站里的革命青年也应该积极投身进去。我想与你合作，今后我们是否可以一起来写批判文章？他并不提到我已经写了杨桃源大字报的事，因此我吃不准他说的一起写批判文章，是指写批判“三家村”黑帮的文章，还是指写批判杨桃源的文章。但不管批谁，既然他提出要与我合作，也就是“共同战斗”的意思，这是当前革命大方向，我没有理由拒绝，因此我含糊答应了王保英的要求。那天，我们没有进一步商量具体合作的方法，后来也没有一起商量过，当然更没有一起写过大字报。但由王保英主动找我要与我合作写大字报这件事来看，我虽无法肯定这仅仅是他个人的要求，还是奉了党支部或团支部之命来的，总之以他的身份，我隐隐感到我的行动得到了站领导的肯定。这样，我原来的担心也就消除了一半。
我说我的担心消除了一半，是指还有一半担心还没有消除。这就是我担心有人会怀疑我揭发杨桃源的动机，以为我们私人之间有什么恩怨，揭发杨桃源是出于报复。这就有贬我的人格。我虽自知揭发杨桃源这件事做得不仗义，但若为报私仇而出此我还没有那么下贱。而这样怀疑我的人确实也是有的。不过，在当时全国正处在声讨“三家村”黑帮的高潮时，是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怀疑我的。有人向我表露这种怀疑，已经在二年多以后了。为了行文的方便，我将此事提前简单说一下。
一九六八年夏季的一天，一个正好我和原副站长钱国玺单独相处的场合，他突然没头没脑地向我提起一件事，说“当时杨桃源准备结婚，想问你用侨汇卡去上海华侨商店买棕绷，你没有答应。”我想他怎么突然提到这件事，且他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我想进一步听他说些什么，但他却就此打住不说了。这就引起我疑窦，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钱国玺还突然提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当初杨桃源要买棕棚买不到，确实向我说过一句“听说上海华侨商店里有得买”，当时小凌也在，但他并没有明确向我提出希望我能用侨汇卡支援他去买，而事实上我也无法答应他这个要求，因此当时我装作没明白他的意思，含糊了过去。此后杨桃源再也没有提这件事。再后来幸亏在嘉善买到了棕绷，杨桃园固然如愿以偿，我也算一件心事落了地。现在听钱国玺的意思，好象是因为我没有答应杨桃源的要求，引起杨对我不满；我又因此对杨不满，于是就以揭发杨来报复他。对于钱国玺这样的怀疑，我有点生气。作为一个单位曾经的领导，对政治问题作这样的理解实在有失水准。我不想对他解释，因此我没有回答他。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也是只有我和钱国玺在一起的场合，他又突然对我说：“当初你们在唐郁的时候，杨桃源曾向站领导反映，说你不具备做实验的基本知识。”说完这句话，下面的话他又不说下去了。开始，我摸不着头脑，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与杨桃源一起工作只有短短三个多月左右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凡是他教我的，我都正确无误地执行了。我从没有听到过杨桃源嫌我不具备做实验基本知识那样的话，也不觉察他有这样的情绪。但既然钱国玺说了这件事，他也不可能无中生有造作出来，因此我仔细回想了一下，终于想起了一件事。那是我和凌嘉尧刚随杨桃源做管道式化粪池实验不久。当时杨桃源教了我们配制化学试剂的一些基本常识。因我自知学历有限，化学知识只有初中时学的一些皮毛，因此有空就找一些化学方面的书来看。记得一次我看一本化学书，注意到书中说在萃取某些物质中的有效成分时总是用酒精而不是用水，我想起中医药酒也是用高度白酒来浸泡而不是用水的，就想明白这究竟是什么道理？酒精有什么特殊功能？我曾问过杨桃源，但杨桃源没有回答我，我猜是不是他也不知道。有一次杨桃源带我和小凌去上海血吸虫病研究所请教一些实验技术上的问题，我正巧想起此事，就趁机向研究所的一位老师提出来请教。这位老师听了我提的问题，看了看我，也没有回答。我不知他是因为这个问题属于常识太简单而不屑回答我，还是因为他也不知道原理而不答。我正觉得有点尴尬，怀疑自己的提问是否太孟浪了，却瞥见杨桃源正狠狠地在向我瞪白眼。我明白他在向我表示不满，但我仍不明白他的不满是因为我的提问令这位老师为难了，还是我的提问暴露了我的基础知识不足，让他感到没面子。不过，对学问事，我一向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三人行必有我师”，不懂而向人请教，这不是可耻的事情。因此事情过后我根本没有将此放在心上。现在事情过去了二年多，钱副站长在这个时候突然对我说起这件陈年旧事，第一说明杨桃源把这件事也向领导汇报了。第二说明杨桃源确实认为我缺乏化学基础知识，不适合做实验工作。但我仍然不明白钱国玺现在提这件事的用意。联系到上一次他说的买棕棚事，我总觉得钱国玺这样对我说，是在怀疑我文革初期写杨桃源大字报的用意：因为杨桃源说我不具备做实验的资格，我对他怀恨在心，于是报复他。其实，杨桃源对站领导说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且我也从来没有感觉到杨桃源因为我学历低而嫌弃我。而不管杨桃源对我有没有意见，我揭发杨桃源时确实没有任何为泄私愤而报复他的意思。
怀疑我的还不止钱国玺一个。“一月革命”以后，同一阵营造反派里的一些人突然气势汹汹地要我解释，我写的第一张揭发杨桃源的大字报是不是受了党支部的指使。对此我很反感。我认为事实怎样就是怎样，不能因为现在造反派夺权了，党支部垮了，就把什么是都说成是党支部的阴谋。虽然后来党支部派王保英来说要与我合作，确实有操纵我的意图，但我写第一张大字报绝对是我自己的意思。为此，我特地写了一张大字报把我写揭发杨桃源大字报的前前后后经过，都如实公之于众。最后我在大字报中写道：“如果揭发杨桃源是错误的，责任在我，与党支部无关。”这才平息了大家对我的怀疑。
当时，我对别人对我的怀疑感到很委屈。但想想这件不义的事情毕竟是自己做下的，别人怀疑我的动机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就把委屈忍下了。然而后来我突然醒悟到，我写杨桃源大字报确实没有受党支部指使；但是，我当时的极左思想、乃至我的恐惧，所有种种不都是由共产党的宣传和所谓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威胁造成的吗？此外，也许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党支部都有操纵的事实，是因为有惯例在先，所以单位的同事、甚至连副站长钱国玺也怀疑我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