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1）
（十三）我揭发了杨桃源的“反动言论”
《评“三家村”》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部署的文革运动进入了实际发动的新阶段。而全民批判“三家村”，则可视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前锻炼群众的一场热身运动。当时中共正在秘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紧锣密鼓地起草并通过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 . 一六通知》。就在这种风起云涌、电闪雷鸣、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即将来临之际，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而我也因此犯了人生第一个大错。
这是五月下旬某一天的上午，我和杨桃源两人因事在血防站过夜之后正要回唐郁去。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游离氨测试已基本结束，凌嘉尧这天因为什么事没有跟我们在一起。那天的天气很好，虽已近初夏，但阳光熙和，气候宜人。我和杨桃源两人从位于乔梓湾的血防站一路走到县城主要大街的中山路上，这是去唐郁的必经之路。这条路上有一段不足一百公尺的地方，集中了县城几家主要的商店，如百货公司、食品公司、棉布店、新华书店以及电影院、县委和县委招待所，还有县城唯一的公园——中山公园的大门也开在这条路上。在经过新华书店时，杨桃源对我说了声：“进去看看”，随脚就踅了进去。逛书店不但是杨桃源的爱好，也是我的爱好，于是我也跟了进去。我们在店内转了一圈，见本来放在大堂三面玻璃书柜里和靠墙的书架上的各类书藉已经统统被收完，现在陈列的统统是《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以及《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单行本。这些单行本都是白皮红字，一眼望去，一片红白之光。原来摆在书架前的十多只玻璃柜台，只有西边最角落的一只里面还有几本农业科技种树、养猪方面的常识书。大堂上空横竖拉了好几条铁丝，用木夹子悬挂了好多毛泽东手迹的诗词和工农兵形象的宣传画。这些毛泽东诗词的手迹我以前大多见过，尤其是《送瘟神·二首》与我们的工作直接有关。以前，书架、书柜中陈列的书分门别类、多种多样，很有看头；现在书店的展品变得这样单调，令我们感到索然无味。老实说，我对书店这种做法内心并不以为然。书店本应是介绍和出售各类书籍，传播文化的据点，现在则好像成了毛泽东著作的专卖店和展览会。虽说无产阶级文化代表了人类的先进文化，但也不能因此将全世界、全人类过往的文化统统否定、统统打倒，没有借鉴、没有继承，哪来的创造？但整个社会形势如此，我们小小老百姓又有什么办法去阻止！因此在大堂内张望了一会后，我们都失望地走出书店，准备去唐郁了。
然而就在我们刚走出书店时，一件事情突然发生了。杨桃源突然在马路中央站定了不走。我不解地望了望他，以为他是突然想起了还什么事没有办，或者是临时改变主意还想去什么地方，于是等着他发话，却发现他嘴角微微抖嗦着，好像情绪很激动。我不明白他何以如此，但就在此时只见他睁着一双大眼定定地看着我，突然问我：“你看毛主席的字好不好？”听到杨桃源突然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因没有思想准备，开始只是凭直觉感到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我虽练过毛笔字，也只是把字写的稍微端正一些而已，对书法艺术还一窍不通，无法评论；接着我的心头猛地一凛：“糟了，他怎么评论起毛主席的字来了？这可是犯忌的危险话题啊！”我紧张地思索怎样将这个问题回答得比较婉转得体些，最好是避开这个话题，但杨桃源却等不及了，他昂着头带点不屑的神情自己回答了：“我看也未必好。交他是主席，大家都捧他。” （“交”，青浦土语语助词，有“仅仅因为”之义，带贬意）此言一出，如晴空炸了一个响雷，我大吃一惊，更不敢接嘴了，心想你杨桃源真是胆大包天，这样的话也是可以乱说的？现在全国正在批判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其中的话还没有这样露骨，都被人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怎么敢指名道姓说毛泽东的字不好！毛贵为一国之主，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现在虽说没有皇帝了，其实他就是皇帝；要是在过去皇帝时代，你说这样的话就是“大不敬”，要惹来满门抄斩大祸的！杨桃源见我不答话，大概自己也觉察到这话说得有点“豁边”了，便也不再言语。就这样，两人闷着头一直走到唐郁。
杨桃源问我毛泽东的字好不好，说老实话，对这个问题我以前私下也曾想过。那时候的中共领导人有许多仍习惯用毛笔写文章、批文件、作题词。我见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彪、董必武等好多中共领导人的字。以我自己的眼光评判，觉得朱德、董必武的字比较平实，中规中矩，是一般所谓有书法根基的人写的字。而毛泽东的字，笔力雄健，奔放恣肆，不受规矩约束，有的字很潦草，是别一种风格。字体在行、草之间。至于他的字好还是不好，因为我仅在家自学练了二年毛笔字，既无老师指导，见识也不广，坦白说连书法之门也没有进，实在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曾经在报纸上见到过好几个本身在书法上很有造诣的人如郭沫若，他们都称颂毛泽东的字“铁画银钩”什么的，似乎好得很，可我却始终领悟不到他的字究竟好在哪里。就个人喜好说，我并不喜欢那种字体，每个字都是斜的，结体如竹篱笆。但是，我也不敢妄下论断说他的字不好。这倒不全是因为他是“伟大领袖”的缘故，而是我自知在这方面我的知识还很浅薄，甚至有许多字体、许多流派我还不知不懂，根本没有资格去评别人字的好坏。中国的文字，因其独特的结构和独特的书写工具而开创了“书法”一门之艺术。但评判“书法”的好坏，就如评判一个人唱歌唱得好不好，跳舞跳得好不好一样，既有客观的标准，但多少也带些主观片面性。而我们一般人评论别人的字好不好，其实只是凭自己喜好看上去顺眼不顺眼而已，与书法艺术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又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历来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社会，如果是评判普通人，就是评错了没有多大关系；但涉及权势人物，一言不慎就有可能招来灾祸。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想上午发生的事情，内心无法平静。我惊骇杨桃源的大胆。因为他评论的人不是普通人，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说这样的话算不算“恶毒攻击”呢？我想即使不算，至少也是“出言不逊”吧！比照报纸上正在被批判的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反党分子和“黑帮”，他们还不是直接攻击毛主席，仅仅是讥讽、嘲笑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一些事情，而且说的未必没有道理，却都成了反党分子和“黑帮”，如此看来，杨桃源的言论无论如何都是严重的错误。然则，我又应该怎样做呢？假装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掩饰过去行不行？反正此事只有老杨和我两人知道。但想深一层，我却害怕起来：因为这件事要是被别人知道了，我就脱不了干系，即不说我是共犯，至少也是包庇。而事情暴露不是没有可能，相反倒是很有可能。因为杨桃源至今依然口没遮拦。比如“四清”中他自己也检讨了他狂妄自大，常常看不起人，笑话他的同学是“揩台布”，“四清”后他还是讥笑人家。所以若有哪一天他又说错话，被别人听到追究起来，在追查中越扯越多，说不定也会将这件事情交代出来。即使这次运动他不出事，以后的运动呢？会不会在以后的运动中他自己交代了出来呢？而一旦事情暴露，因为我没有主动揭发，我必然会成为共犯。到时人们只要进一步联系我的家庭出身，就会得出“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与杨桃源沆瀣一气，不仅包庇杨，还与杨发生共鸣，恶毒攻击……”的结论。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慄，这件事将是一个威胁你终身的定时炸弹啊！一旦爆炸，我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我甚至觉得，因为杨桃源是职工出身，阶级成分比我好，所以一旦事发处理起来，说不定我的下场比杨桃源更惨也说不定。但是，去揭发吧，我又感到为难，毕竟老杨是我的同事，甚至还可说是我的“老师”，道义上说不过去。我若是这样做了，在大家眼里我不就成了一个“欺师灭祖”、“卖友求荣”的小人？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仍想着上午的事，几乎一夜没有合眼。我感到揭发不揭发都难。因此之故一度我还怨恨起自己来，怎么这样不好运，偏偏是我碰上了这样的倒霉事！要是小凌也在场，至少他可为我作证，这些话都是杨桃源一人自说自话的，与我无关。我又想，要是小凌碰上这样的事，他会怎样处理呢？他会隐瞒不说吗？我不知道。但再一想，觉得小凌也是很难隐瞒的。因为这件事有三个人知道，大家都怕被别人先揭发，自己成了包庇者，更难隐瞒；且小凌的家庭成分好像也不好，他也承受不起隐瞒的风险。渐渐地，我脑海中好像出现了一个人，他细声地这样开导我：过去党不是一直在告诫我们出身不好的人，不要做反动父母的殉葬品。那么，难道你倒甘愿去做杨桃源的殉葬品？这可关乎你一生的前途喔！我突然清醒了：我当然不能去做陪葬品！我不能因为义气，不明不白地被裹夹在这件事中，无端地牺牲我自己。这一点想清楚了，下一步该怎么做也就清楚了，那就是必须将自己与这件事的责任清清楚楚地剥离开来。而剥离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地将事情主动说出来，让单位党支部相信我没有与杨桃源“同流合污”，我与这件事无关，我是清白的。为了相信我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替自己找了好多理由。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我过去一直坚信自己是要革命的，希望到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还想过要做一点什么让团支部的人看看。现在明目张胆诋毁毛主席的人就在我面前，而我却不敢揭发，这还空谈什么革命？这样一想，我又觉得眼前的事情虽然麻烦，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揭发杨桃源，不仅可以洗清我的嫌疑，也是我以实际行动经受阶级斗争考验的一次机会。不经风浪锤炼，怎显革命本色！于是我决定了明天就去写大字报揭发。折腾了大半夜，既然主意定了，心也渐渐平静下来。此时离天亮也不远了，稍稍假寐片刻，天就亮了。
起身盥洗后，我去“三同”的社员家吃了早饭，就准备进城了。然而临行前我坐在宿舍的床上又犹豫起来。我从读小学懂事起就鄙视向老师打“小报告”的同学，也羞于做抛头露面的人，我想如果我贴了杨桃源的大字报，我肯定要受到众人瞩目，被人点评，我不习惯扮演这样的脚色。但因此而打退堂鼓又违背我好不容易做出的决定。更重要的是从此我自己也要深陷不测的危险之中。一步之差，可能就是万劫不复；何去何从，你要拿出决断来。最后我强迫自己：“万事开头难。做任何事终须有个突破。如果一味畏缩不前，那么你就只能如鲁迅说的那样：“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种年轻人不甘平庸、总想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的欲望在我内心发酵。我终于鼓足了勇气，下定了决心。我在心中对杨桃源说：“老杨啊，我要对不住你了。你也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这张嘴巴吧。谁叫你能说不能说的你都要说呢！”
说到这里，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会弄不懂，为什么杨桃源说了几句评介毛泽东的字好坏的话，我就要揭发他呢？难道就不能批评一个人的字好坏吗？这就涉及到一个双重标准问题。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严重的一种通病。我也是这种病的患者。说实在话，如果杨桃源讥讽的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其他什么人，哪怕他是全国知名的大书法家，我最多认为他是狂妄自大而不是“反动”；我听了也不会害怕，不会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而必须揭发他。但评论毛泽东就不同了。因为毛泽东不是普通人。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没有皇帝了，但他就是不称皇帝的“皇帝”。在帝皇时代，凡对皇帝不敬的言行均属“大逆不道”，要杀头，甚至满门抄斩。现在呢，对毛泽东这样的“领袖”的任何不敬，也会构成“恶毒攻击”的“反革命”罪，会遭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严惩，批斗、坐牢、枪毙，都有可能。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甚至不必是因为批评了皇帝，只要批评了有生杀大权的人，都有可能给你带来杀身之祸，而不管你的批评是对还是不对。因此之故，人人对这类特殊人物惧怕，唯恐不小心冒犯了他们招来横祸而严加自律。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我们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意识中长大。不能冒犯皇上、不能冒犯领袖，甚至连普通的当权者也不能冒犯。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融入我们的血液，成为人们的一种自律和判断是非的标准。而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的祖先教导我们：“蜂趸入怀，随即解衣”，是明智的选择。因此，当我听到杨桃源的话之后，除了震惊，接着想到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卷入这无妄之灾，以及要不要揭发的问题了。这种反应，作为我个人来说，既有对是与非观念上的误解，也有出于恐惧和自保的考虑。这是一种病态的、奴隶型的思维。这种思维，一般人不跳出中国社会这个环境是很难自我觉察的。而作为一种几乎全社会的常态思维，只要这种心态、思维不改变，则这个国家无论经济发达到何种程度，依旧没有脱离封建专制、甚至是奴隶制的时代！相比之下，杨桃源敢言敢说，不避权贵，说明他的思想受世俗的污染很少，其人格远比我高尚。
那天上午我一个人回到血防站，找来一张纸和笔墨，写了一张揭发杨桃源的大字报，贴在血防组外走廊的墙壁上。我在大字报中将发生的事情经过如实地说了一遍，责问杨桃源：毛主席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你这样讥评毛主席的字，究竟是何居心？最后我在大字报上写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以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