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40)

我的文革(40

 

第五是文化革命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烈。那段时期,我们单位虽然“四清”已告一段落,大部分人分散到各公社工作,但每隔不长一段时间,就会接到通知回站里参加学习,主要是学习报上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和大批判文章。如《解放军报》从二月三日至四月五日连续发表的七篇论“突出政治”的文章;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和《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反动内容”的摘录;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等。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充满了火药味,字里行间都可体会到作者那种杀气腾腾的战斗气势。过去,中央发表“九评”那样的文章也没有集中学习讨论过,所以那种声势让人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山雨欲来风满楼”!

五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郭沫若的文章 。郭沫若在文中说他过去创作的文艺作品、写的文章“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令我十分吃惊。郭沫若一直被中共捧为“文豪”,而且是“革命的”文豪。他的一些诗,被选为中学语文课文。假如他的作品都要全部烧掉,那其他人的作品岂不是更要彻底烧掉?郭沫若历来以灵活乖巧、看风使舵著名,他的态度让我意识到文化界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革命正在来到。在此之前,即使揭露了《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反动作品”,揭露了吴晗、邓拓、廖沫沙等一批“批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反党分子”,我总还认为反党的是少数人,现在看来这个认识要打破了。以前认为文学艺术作品中有部分“毒草”是免不了的,但大部分只是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基本上还是属于革命的;现在看来,也都要以一个全新的标准来重新审查。如果真是这样,那确实可算是一场“文化大革命”了!我又想,郭沫若可说是文化界的标竿人物,如果连郭沫若都不给留一点面子,那么其他文化界人士想要在这场革命中全身而退,恐怕难乎其难矣!然而,对于即将来临的文化革命风暴究竟会是怎么个样子,我仍心中一点都无数,也无法想象今后的文艺作品、学术论文,要怎样才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标准的?这个具体的标准在哪里?

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联合刊登《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材料摘编,每段都加了编者按进行解释和批判。十日,《解放日报》《文汇报》联合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人民日报》同日予以转载。短短半年间,姚文元的地位已今非昔比,已成了全国文艺评论界的权威人士。他所发表的署名文章都可以“重磅炸弹”来形容。而上述那几家报纸看来也已成了联合阵线,所发表的文章都是相互配合的。“三家村”,指的是原《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北京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这三个人。一九六一年,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约请他们轮流撰稿开辟了一个杂文专栏,定名为“三家村札记”。在文章中他们对“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和不良作风作了辛辣的嘲讽。这被中共认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此外邓拓还以马南邨的笔名写了许多杂文,对“三面红旗”多有讥讽,后来收集成书,取名《燕山夜话》。此时也成了“大毒草”放在一起批判。

当时,我对这些为批判而公布的“反动文章”十分感兴趣,目的主要是想见识一下这些人——因为他们本身也是中共的大官和“老革命”——他们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事物是怎样一种看法。然后再看看他们的文章反动在哪里,从中学习识别“反动”的本领。然而看了以后,我一方面认为这些人真狡猾,用这样曲折、晦暗的话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毛主席;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有些钦佩,觉得他们的文章写得真不错。尤其邓拓《燕山夜话》中的一些文章,旁证博引,说理充分,措词虽婉转,而仍笔如解剖刀,将对方的病源一一指出,无所遁形,显示了作者不平凡的见识、学养和勇气,因而不禁在内心由衷赞叹这些人才是共产党内真正的人才。

与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不同,该文发表后全国舆论界曾沉默了一段时期;而《评“三家村”》发表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大批判高潮。各地还联系本地本单位,揭出了一批“三家村”式的人物。当时这些人统称为“黑帮”。在我们县内也有三个“黑帮分子”被县委抛出来批判。其中一个是中共县委宣传部部长张耀。据说他以前在报上发表过几篇文章,都是解释党的有关政策的。也许在他看来这是他的职责。但在这次揭批“三家村”的潮流中有人说其中有些观点有问题,结果被县委抛出来作为联系本地揭发出来的“黑帮分子”打倒了。但张耀发表的文章究竟有哪些问题,县委并没有拿出来公开批判,我们也不清楚。

另一个是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姓沈。此人戴一副眼镜,不良于行,在街头我见到过好几次。他前几年主编了一套叫《青浦小掌故》的小册子。北京批判《燕山夜话》,我们县里就批《青浦小掌故》,说这是宣扬“封、资、修”的 “毒草”。而且这套书恰恰也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编印的,证明了这个沈某完全配合了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沈某还有一个罪名是“招降纳叛”,证据是为了编这套书他还特地“罗网”了封建遗老、青浦最后一个秀才沈瘦东做了编委。对这套小册子,我趁该书被批判的机会,也看过一、二本,内容都是关于青浦地方历史人文的小故事。书编得不错,很好读,能增加人不少对本地历史人文的知识。对此类书,我认为最多其内容有宣扬封建迷信的成分,若说它“反党”则未免牵强。我记得前几年中共曾在报纸上发过一个号召,说要趁一些人还在世之机,要抓紧时机抢救、挖掘即将湮没的历史资料。我想这姓沈的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奉命编篡这套书的。不然,一个普通的文化馆馆员,哪有力量擅自去编印这样的书?

还有一个是我们卫生系统的,中医师,姓何名承志,重固人。他家祖上数代为皇帝御医,因此在地方上小有名气。五十年代中共出于统战需要,让他以民主人士身份挂了个县卫生科副科长的衔头。好象是何承志的六世祖,曾写了一本记述伤寒病诊治经验的小册子叫《何氏伤寒近约家课》。也是前几年在党号召“抢救历史遗产”的背景下,县卫生科动员他将这本小册子找出来翻印了数百本,作为本县中医的学习参考材料。不料到了批“‘三家村’黑帮”时,卫生科的主官不认账,把责任都推到何承志身上,于是他也落了个与文化馆姓沈的同样的下场。此书后来我也见过,薄薄的只有几十页,都是一些中医伤寒病辨证论治的经验,根本不涉及政治一个字;而且作者还是一百多年前清朝的人,哪里是什么“毒草”?完全是县卫生科内有几个人对他一个党外人士当副科长心中不爽,遂趁运动之机找茬整他。这样一来,何承志副科长的职位虽没有明令撤掉,但已跌入“牛鬼蛇神”队伍,从此一直在“监督劳动”和写检查中度日,直到“林彪事件”后才恢复他的行医资格。

说到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关于“五·一六通知”(亦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事。这个“通知”在文革史上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堪称是文化大革命真正的动员令和纲领。这个“通知”虽然早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就制定下发了,但由于这是党内文件,是保密的,我们一般老百姓只知有这个文件而没见过全部文件内容。它全文公开发表是在一周年后一九六七年的五月十六日。不过,它的一些重要内容,尤其是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中加插的文字,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一些重要社论和文章中,就陆陆续续地发表了出来。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报刊在发表毛泽东的话时,会用粗黑的字体与一般的文字区别开来,让人一看就可明白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当时发表的这种黑体字印刷的文字中,最引我注意的是这一段:“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我认为是毛泽东为进行了近十年的“反修”斗争做的总结,也是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主要的原因或理由:阶级斗争无处不在。阶级敌人已经严重侵蚀到我们党内。阶级敌人的最大阴谋在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防止无产阶级政权得而复失、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不但要善于识别,而且要坚决地、不断地将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清除出去。文中点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说他“正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这是泛指还是确有所指的呢?以中共党内高层情形推测,符合这个“接班人”和“赫鲁晓夫”这双重身份的人不多。会是谁呢?是不是指刘少奇呢?我不敢想象。然而稍后红卫兵出现后,他们就开始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名词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各种罪行了。这段话里还提到了“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毛泽东这样说,证明了他当初是有意也要整军队内的“走资派”的。所以正是这段话,后来就成了红卫兵和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的理论根据。

在这个批判“三家村”的高潮中,《解放日报》《文汇报》选登了不少群众投稿的批判文章。受此启发,我们血防站内有好几个人包括我在内,不约而同也都写了声讨文章投到这两个报社去。虽然文章都没有刊登出来,但报社给我们寄来了一些供学习、批判的参考书,令我们兴奋不已。当初是什么动力令我们投身到这场大批判运动中去的呢?别人我不能妄说,只能说我自己的。动力来自多种原因。对“黑帮”所谓的“义愤”是其中之一。但也不尽然。在我而言,这其实是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我对“黑帮”文章中的观点有不少是认同的,对邓拓等人的学识也很钦佩;但另一方面,现实告诉我们,凡中共认为是“反动”的,那他一定成不了“革命”的。争辩是无用的。因为“法官”就是中共;它还拥有几乎全部舆论工具,事实上你连争辩的机会也没有。同情“黑帮”更是危险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因为你的同情是出于道义或正义而对你网开一面。而驱吉避凶又似乎是人的本能。因此借大批判的机会,对自己思想来一次清理,进行自我“消毒”,使自己的思想更符合中共的要求,免蹈覆辙;同时,以实际行动向党表示自己拥护党的态度,未尝不是聪明之举。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年轻人不甘寂寞,总想实现人生价值的功利心,也是巨大的动力。归根结底,是自己的私心作怪。过去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现在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不这样做没有出路。我不能说这是年青人的通病,但在那个时代,如我似的崇拜革命,同时希望通过追随革命也找到个人前途的人,可能不是少数。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他首先发动青年学生、发动红卫兵为他冲锋陷阵,也正是利用了年轻人的这种弱点。

 

附录:“五一六通知”

通知

中发【66】267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同志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各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同志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几十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中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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