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37）

我的文革（37）

 

文革爆发前，中共在国际上以所谓“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气魄”发动对苏共的大论战，在国内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极左思潮大大地影响了我们这些无知青年，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四处都是。当时传言中央领导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已不在无产阶级手中，让人听了不寒而慄。后来知道这个“中央领导”就是毛泽东。那个时候中共的报刊上鼓吹一种论调，说自从苏联变修以后，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历史的重任已经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中国人民肩上。因此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的党中央周围，把中国的革命搞好，为世界革命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北京已成为世界人民革命的灯塔。那时的流行歌曲也紧紧围绕着“防修反修”和“继续革命”这两个主题。有两首歌我很爱唱，并以此激励自己的革命斗志，一首是《我们走在大路上》，还有一首是《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那豪迈的歌词和雄壮的旋律，常常激得我热血沸腾。因此尽管“三同”很艰苦，我对“蹲点”搞试验还是劲头很高，对自己“革命化”的要求也很严格。虽然我自知家庭出身成分不太好，但与当时大多数人一样，也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能得到党领导的认可。

一九六六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中共推出供全国人民学习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二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焦裕禄的事迹，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运动。《人民日报》最早报道焦裕禄事迹是在六五年的十一月，那时我正在赵屯，是从公社办公室的报纸上看到的。焦裕禄是中共河南省兰考县的县委书记，据报纸上介绍的事迹，为了改变兰考贫穷的面貌，他殚心虑竭在兰考推广种植泡桐，自己却因肝病去世。报上有一张照片，是他生前坐过的藤椅，右边有一个大洞，说这是焦裕禄带病坚持工作，肝痛时拿东西顶在椅子上止痛，日子久了将藤椅也顶破了一个洞。兰考人民说他是“人民的好书记”。现在《人民日报》再次报道他的事迹，是中共中央决定要将他作为好干部的典型，供全国党员干部学习。在当时，虽然像季贸楠那样的党员干部无法令人尊敬，但整个党的形象在我心中仍是十分高大的。

不久，又有一个“先进典型”出现，名叫谈建华。据报上介绍，谈建华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一九六五年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一次游泳时不幸溺水而死。死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他生前记了好多日记，其中有不少是他学习毛泽东著作，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心得体会。有关方面将他作为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成功的典型。出版部门还出版了一本《一颗红心向着党——谈建华日记摘抄》的书。相对于县委书记的焦裕禄，谈建华属于另一类型，对于我们这些属于知识分子单位的人来说，是更切近的学习榜样，因此站领导特别推荐大家去新华书店买这本书。前不久“四清”刚宣布“告一段落”时，站领导也推荐大家买过一本书，那就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由此可见当时站领导对谈建华这个榜样的重视，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党支部也是煞费苦心。

老实说，对于谈建华这本日记的真实性，我是有怀疑的。怀疑的原因之一是据我所知，一九五七年以后很多知识分子对记日记已视为无异于玩火的危险举动，因而纷纷停止了记日记，甚至还把过去记的日记也销毁了。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在日记中记录的某些事，或对某些事情的看法，说不定什么时候因为与党所提倡的观点不同而成为“定时炸弹”，既害己，又害人。特别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尤其害怕，因为他们最易成为政治运动的对象，最易被查。我很怀疑难道谈建华就不怕？怀疑原因之二是自从中共将雷锋树立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出版了一本《雷锋日记》以后，引起了很多人仿效。而造假之风也由此而起。继雷锋之后成为中共表彰的那几个“英雄人物”，如王杰、刘英俊等都写日记。报上介绍他们的先进事迹时，也都引用了他们的日记，以证明他们的先进思想渊源有自。但细看这些被发表出来的日记，我总感到这不像是真的日记，倒好像是为将来有朝一日发表而预先准备的演戏脚本，其共同特点是语言通顺，满纸豪言壮语，却内容空洞，如同在喊口号、表政治态。那时候造假“日记”最离谱的，莫过于林彪老婆叶群在江苏太仓县“蹲点”时发现的农民老太太顾阿桃的日记。据《人民日报》报道，顾阿桃识字不多，居然不但能学毛泽东著作还能写心得。有不会写的字，她就用画画来表示。这就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了，一个乡下老太婆，排除万难写这些日记，写了准备给谁看？其实，在《雷锋日记》发表时，就有不少人怀疑这是中共文宣部门“秀才”伪造的，至少也是经过他们修饰的。 当然，我不怀疑谈建华写的日记也是别人代笔的，但世风如此，我不能不怀疑他记日记的用意，怀疑他日记中反映的都是他真实的思想？不过尽管如此，因为谈建华毕竟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生前也没有做出过什么特殊的贡献，就因为这一本日记，党表彰了他。从这件事上我感到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好像也不全是骗人的。这让我感到一种暖意，觉得我们只要听党的话，也不是一点出路也没有的。

说实在的，当时我们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比起那些“出身较好”的青年，自我思想改造的态度一般要更认真些。而认真的动力，除了希望得到党的认可，就我个人来说也真的是认为只有共产革命才是值得我终生为之努力的。这是我们这些从小就在中共教育下成长的青年很难跳出的思想局限。凌嘉尧的出身估计也不好，这是一次我随凌嘉尧去他家中见到他父亲时感觉到的。他的父亲没有工作，见到我没跟我打招呼反而避入房间内。怕见生人，这是当时很多被管制的“四类分子”常有的特点。而凌嘉尧高中毕业临时工却也没有转正，似乎也是成分有问题的一个证明。因此在唐郁那段日子，我和小凌工作之余还想方设法地为社员做一些好事，作为我们改造思想，自觉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具体行动。那时候我与凌嘉尧住在第九生产队的一个小仓库内。同住的还有两个“四清”工作队的队员，一个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学生，另一个是来自白鹤公社理发店的理发员。据说他是他们公社商业部门培养的“四清积极分子”、入党对象。他有一套理发工具带在身边但不用，我和凌嘉尧知道后就向他借来给社员免费理发。当时向他借的时候他还有点不舍得呢，说小心不要弄坏了。后来我一次给社员理发时果然不小心将理发推子的手柄弄断了。本想买一个新的推子赔给他，站里有人说可以去上海厂里换一个手柄，可以省一些钱，并说可请站里跑后勤的许震彪去上海出差时帮我换一下。我找到许，跟他说了原由，他一口答应。不几天他果然帮我换到了，只花了一元多钱，而买一把新的推子大概要三元多。当时我与许震彪并不熟悉，后来文革“造反”了，彼此才熟悉起来。他成了大家公认的造反队“头头”。

渐渐地，唐郁这个点其他人就很少来了。不要说季贸楠、钱国玺再不见踪影，连杨桃源、郁健沅也少来了。即来，他们也只是先在公路边的大草棚里谈笑一会，然后去“三同”的社员家吃一顿中饭，下午再去什么地方转转，然后就回县城了。只有我和凌嘉尧两人，因为单位不叫我们回去，我们只能坚持在乡下与社员“三同”。当初似乎声势颇壮的、由县委除害灭病办公室牵头，有血防站、妇保所参加的“点”，现在不到二个月就有点“虎头蛇尾”了。

有一天我因什么事先回单位，再要去城东公社与公社血防组的人接洽一些事情。刚巧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黄麒旌也有事要去城东公社，遂与我同行。一路上他问我在乡下“三同”苦不苦，做些什么实验，又鼓励我们在唐郁蹲点要做出一点成绩来。我听了心中苦笑。我说生活艰苦些倒不怕，我担心的是实验能不能得到领导的支持。我们做任何事，离开了领导的支持，要成功很难。我这样说，是因为唐郁确定为除害灭病办公室和血防站的“点”以后，办公室的季主任，还有我们站里的两位站长，都像蜻蜓点水一样只来点一下就不见了。对于我们的工作，我感觉没有人真正关心过。我既然身为试点组的一员，当然也希望做出一点成绩来，因而我真的希望领导对我们的工作能真正地给予关心和支持，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不料黄麒旌听我这么一说，大为惊奇，说：“你也懂得领导的支持是试点成功的关键？”见他这样大惊小怪，我倒有点不以为然起来，我知道他的意思，心想：在党领导一切的社会里，这是常识。如果我连这一点也不懂，岂不是个“呆子”了！但希望得到领导支持，不等于要讨好领导，拍领导马屁。但就这么着，黄麒旌对我特别亲热起来。大概他作为一个大学生，在单位内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俯视之下，在站里的“小青年”中觉得我还算“孺子可教”吧？他们夫妻俩去年底从福建医学院毕业分配来站里，仅二三个月时间黄麒旌就成了“四清”工作队和党支部的入党对象，也算是个“登龙有术”的人了。文革中造反派公开骂他是“政治扒手”，不过他对我倒一直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