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窃听毛主席事件，究竟谁是主谋？

1.事件经过

 

1961年春，毛主席乘坐专列到广东一带进行考察。到了午饭时间，列车上的服务员过来问主席中午要吃些什么，经过一番交谈后服务员便出去准备了。可就在此时，那名服务员遇到了列车上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对方得意洋洋的向他表示，他知道服务员和毛主席刚刚谈话的全部内容。

 

服务员听完后大吃一惊，认为这可不是件小事，他追问对方为何会知晓与主席的谈话内容。随即那名工作人员向他展示了一套录音设备，服务员深感此事关系重大，第一时间向主席作了汇报。

 

2.事件的后果

 

毛主席得知这一事件后勃然大怒，要求专列立刻返回北京，同时安排周总理彻查此事，一定要查出背后的策划者。

 

周总理当时正在外地考察，所以他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进行调查。

 

杨尚昆得知消息后整晚都没睡好觉，他的第一反应是：“脑子里很乱”。第二天下午5时许，杨尚昆回到北京。当他赶到中南海的时候，毛主席的身边早已站满了警卫，而主席的秘书叶子龙更是被直接被关押起来。

 

叶子龙承认，录音工作是他首先提出的，其本意是记录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中的重要讲话内容。

 

1958年11月，当时身为毛主席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提出，有必要利用各种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将毛主席的讲话内容一字不漏的记下来。

 

为此他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总理进行过汇报，周总理等人都接受了他的这个提议，就连毛主席本人也认可了录音的做法。但毛主席特意叮嘱叶子龙，一定要给录音定一个规矩，后来中央机要处就出台了这样一个明文规定，对录音的范围进行了限制。毛主席同时强调，任何场合在录音的时候，必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而且私人场合一律不允许录音。

 

虽说这起事件是叶子龙的疏忽和过错，但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样难辞其咎，当他调查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后，第一时间就和周总理作了汇报。

 

1961年5月8日晚，杨尚昆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承认了自己的失职，请求主席给予他处分。

随后中央书记处下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给予机要室主任叶子龙以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周总理和刘少奇等人的秘书也一并受到了处分。

 

此事牵连重大，虽然叶子龙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危害，但他也无法继续留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后将他调往地方工作。

 

在文革中，打倒的第一个反党集团，就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杨即杨尚昆。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错误问题的说明”，其中，杨尚昆的问题第一条就是：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除了杨尚昆本人外，毛主席外出巡视时所有到过的省、市公安厅、局长，如徐子荣、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牵连进去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

 

3.窃听毛主席事件的另一种解读

 

根据文革时的毛派骨干戚本禹回忆录的说法，在1964年时，杨尚昆曾被发现在毛泽东的卧室和洗手间等生活区域安装窃听设备，而且参与这一窃听活动的人还包括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和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等。

 

但戚本禹的说法可以说是一种孤证，因为无论是中共老干部还是文革造反派的说法都没法和他的说法互相呼应。

 

根据文革史学者余汝信的研究，在196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曾经发布了一份抨击杨尚昆的材料。这份材料的名字叫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的滔天罪行》。材料中对杨尚昆被赶出中共中央的事情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杨尚昆和大军阀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向荣、曾三、裴桐、叶子龙、康一民等相勾结，将大量党的机密档案从中央机要室和中央档案馆盗窃扩散出去，并且广为流传，层层偷抄，为反革命政变集团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向党进攻提供弹药。”

 

余汝信的研究展示了三条杨尚昆的日记。第一条，是他在1965年9月16日写下的，其中说道：“晚间约中央档案馆、军委办公厅、保卫部、军事学院等单位同志，谈如何清理过去已外流的档案问题。”第二条，是他在1965年10月29日写的，其中说：“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上午10时半，周、邓、彭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第三条日记，则是他在之后的一天，也就是1965年10月30日写的，日记说道：“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约李质忠同志谈话（办公厅党委问题，停止出文书处理）。下午同曾三同志谈了档案馆的问题。失密问题如何处理？过去我虽然抓了这件事，但终于出了大问题。曾对此缺乏重视！”

 

从这三条日记来看，杨尚昆泄露文件的情况非常严重，令他在当时感到十分不安。在1965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他还曾记录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与他进行谈话的情况，显示中共中央对这起泄密事件相当重视。而正如上面所说的，在中共中央于1966月5月24日公布的杨尚昆的罪名中，就包括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和“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秘密”这两条。

 

通过上述内容及刘少奇、周恩来秘书受处分等现象，这一事件有两种可能：

第一，杨尚昆似乎确实曾经对毛泽东的私人生活谈话进行过某种录音。

第二，这种录音活动并不是杨尚昆一个人进行的，在这种活动的背后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身影。

 

总的来说，戚本禹所说的内容未必是真相，但他的说法也未必是百分之百的虚假。在这种“录音”或“窃听”活动背后，似乎还若隐若现地浮现着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身影。这些情形也提示，在文革前夕，中共内部各大人物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内斗也进一步地白热化。

 

但事件的真相到底为何，恐怕永远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