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31）
正当大家估摸着“四清”运动已近尾声，谁知却又上演了两齣压轴大戏，血防站内查出了一个漏划的地主分子和一个漏划的资本家。一天，全站人员又奉命集中在食堂开大会。先是张宜领导大家读“毛主席语录”。那时候《解放军报》率先在报头上选登毛泽东的语录，接着《人民日报》、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也登，此时已发展到学习开会也要先读几条语录。这天张宜选读的语录都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如“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等等。大家觉得气氛有点不寻常。接着工作队长李德主持会议宣布开会。李德的话音刚断 ，一个国字脸中年男子“腾”地在会场中间站起来，厉声宣布：“‘四清’工作队经过内查外调，查出了一个隐藏很深的地主分子。这是伟大的‘四清’运动的一个胜利！”我一看，这个人不就是前一段时候喝止我不得抄录“二十三条”的那个人吗？原来他是工作队的。会场顿时寂静，大家四处张望，正在惊奇哪一个是隐藏很深的地主分子？只见倪新城又厉声喝道：“朱首亮，你站起来！”随即，在徐泾时威胁要我们这批临时工 “吃老米饭”的朱首亮，低着头抖抖索索地站了起来。我十分惊讶，怎么是他！他不是年年都评为先进工作者的吗？接着我就有点幸灾乐祸了：以前那么威风，原来你也有今天！此时只见倪新城一双三角眼里射出凌厉的目光盯着朱首亮，国字脸上的横肉一抖一抖地，开始用权威的口气诉说朱首亮的“罪状”，仿佛法官宣判罪案一样。朱首亮隐瞒历史漏划地主成份的大概情况是这样的：他的家在苏州地区一个叫梅里的镇上，开有一家大木行，乡下还有不少土地。他本人初中毕业回家结婚后就留在家中帮父亲管理生意。“解放”后，他家被定为“工商地主”，乡下土地被没收。他看形势不妙，木行生意也大不如前，就想另谋出路。他报低年龄考进了苏州医专。在校读书时“假装积极”，“混进了共青团”。毕业后分配到青浦，在单位曾几次获评“先进工作者”。过去组织上对他“解放”前三年在家帮助做生意和收租米的历史也怀疑过。但因他少报了年龄，“解放”时他还不满十八足岁，定不了“地主分子”，因此一直以来他的家庭成份是工商地主，本人成份是学生。这次“四清”工作队去调查，说终于查出了他少报年龄的事实，说他“解放”时已满十八足岁，因此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漏划地主分子”。接着几天，单位内大会小会批判朱首亮“隐瞒地主成分混入革命队伍”的罪行。
在当时那种阶级斗争气氛十分紧张的时候，查出一个漏网地主，很多人认为那是“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而参与调查的人自然也是有功之臣了。会后我找人打听了一下这个中年汉子是何方神圣？原来他过去也是血防站的“老血干”，姓倪名新城，因为是党员，去年被调到新成立的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工作，接着又抽调出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前一段时间他在金山县搞“四清”，现在是“杀”回来了。他在工作队内大约是专搞外调的，所以平时开会、学习见不到他。
朱首亮的事情刚告一段落，又有一个员工被宣布为漏划资本家。此人叫华祖禹，在血防站内负责食堂管理和后勤采购。因为他做人颇为玲珑，面面俱到，很多人说他像做生意当老板的，就干脆戏称他“华老板”。现在果真查出他是一个老板。据倪新城说，华祖禹年轻时在无锡一家米行做过学徒、伙计，后来与人合伙开过一爿米行。无锡“解放”前后，米行关门，他又重新出去做工。再后来政府招收人员，他参加政府工作，分配来了青浦血防站。过去组织上也知道他这段历史，因开米行不满三年没有定为资本家。这次经过调查，说他开米行时间是满三年的，因此定他为漏划资本家。这两个漏划成份的人都是倪新城宣布的，我估计调查也可能是他去查的。倪新城大约自以为立了大功，说话、走路都透着一股神气。
华祖禹不像朱首亮那样肯老实“低头认罪”，定他资本家成份他很不服气。那天大会结束后，很多人聚在站长办公室前的天井里等候学习小组长召集开会讨论。我看见华祖禹走进站长办公室去。我猜他是去找张宜的，大概要申诉什么。但不一会华祖禹就出来了。我估计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张宜根本不会听他的申诉，反倒有可能被叱责一番。此时我发现他举止有点不正常，他睁着双眼，但对站在天井里那么多人仿佛全无所睹，梦游似地在这不过四、五十平方米的天井内，一边摇头一边转圈，口中用无锡话喃喃地不断重复说道：“吾唻想勿通！吾唻想勿通！吾唻真想勿通！”脸上满是痛苦、迷茫、绝望的神色。站在他前面的人见他过来纷纷退后避让。他在我面前走过时，我发现他好像一下子衰老了许多，四十几岁年纪的人，背微微驼了，脸颊和下巴上的胡子、有些已经变白，十分显眼。突然间，我对他产生了同情；随即又联想到朱首亮，对他也同情起来，忘记了以前的那一点小恩怨：就差那么几个月甚至几天时间，一下子就从人民的一分子变成了“阶级敌人”。命运，有时候对人是多么残酷啊！
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调查是否正确这个问题，我只是想了这个问题：劳师动众、内查外调，就是为查实他们“解放”时满不满十八足岁，开店满不满三年，好定他们一个地主或资本家的成分，是否有这种必要？固然，查成份是为了分清敌友，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可是回到现实来考虑，不将他们清查出来，难道就是留下了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隐患？就差这么几天，原来是“同志”的就成了敌人？“解放”十多年来，他们有谁搞过破坏社会主义的复辟活动？没有嘛！他们都在勤勤恳恳工作，不然，他们怎会得到“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倪新城在大会上说，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伪装积极，骗取人民信任”。可我想即使他们的积极是伪装的，但一装就装了十多年，这也不容易啊！如果能一直“伪装”下去，岂不也是好事一桩？再说，若是有什么人真搞了反革命破坏活动，即便他们不是地主、资本家，一旦发现了，不一样都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厉惩罚？那为什么我们不将调查范围针对有反革命破坏活动实事的人或有重大嫌疑的人，附带查一下他们的阶级成分，看是不是属于阶级报复，这样做岂不是更“稳、准、狠”，更省事吗？
说到划分阶级成分这件事，中共的政策是以“解放前三年”和“年满十八足岁”为准绳，少几天不满三年就还是人民一分子，多几天满了三年，就是阶级敌人了。以这样的标准来这样区分“敌人”和“人民”，难道不觉得有点荒谬吗？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正是这个“烙印”，成了地主、资本家必须被“专政”的理由，成了许多出身地主资产阶级的青年，永不会被人承认“已经改造好了”的理由，成了一些人趾高气扬自以为“自来红”的根据。如果这是合理的，我倒要问一下：马克思什么出身？恩格斯什么出身？列宁什么出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这些人什么出身？他们身上是否也有“烙印”？为什么中共对这些人就不提“烙印”二字而对其他人就要穷追三代？当然，这样的想法我只能深藏在自己的脑袋里，丝毫也不敢说出去的。但经过这一番运动，我对所谓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更加认定其中有不少理由和政策是荒谬的、不合理的。从某种程度说，所谓的“阶级”、“阶级敌人”、“阶级斗争”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至少也是故意夸大的。不然，何以解释昨天还是“同志”，还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今天就成了“阶级敌人”了？
在血防站“四清”期间，社会上已经提出“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站领导当然也要跟上形势。怎样学呢？就每天清晨带领大家在环城马路上跑步、做早操，名曰“行动军事化”。此时正值隆冬，寒风刺骨，呼气成霜。这种早锻炼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当然无所谓，但对身体欠佳的人来说未免是一件苦差。一次跑步时，一个曾在蟠龙与我们一起工作过、此时在站里做出纳会计的年轻女员工许梅妤突然晕倒了。一起跑步的其他几个女同事赶忙将她扶起，送她回站里宿舍休息。当时我以为是她身体不适而偶然晕倒的，并不在意。后来到了文革中，我才听说其实她是前一天刚去上海偷偷做了人流手术，因怕暴露真相，术后不敢休息还要装健康参加跑步，这才晕倒了。当时她还未婚，连男朋友也还没有。而导致她怀孕、并陪她去上海做人流手术的人，就是那个钱副站长。这件事说明，当初蟠龙大队的干部警惕性是高的，血防站内向工作队写检举信的人警惕性也是高的。据文革中钱副站长自己的交代；就在“四清”期间他们还在搞婚外情。因此在这件事上“四清”工作队和站党支部都有包庇之嫌。
在“四清”即将结束前几天，血防站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要每个还没有入团的青年写一张入团申请书。我也遵命写了一张。但我自知这不过是团支部装装样的，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是很难被批准入团的。不过，尽管你们是在做假戏，我们却不得不跟着也要做一番假戏；若然拒绝申请入团，那就说明你对党对团态度有问题，那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了。过了几天团支部公布了一批批准入团人员的名单。我和一批出身“不好”的自然都不在名单内。还有，那时候国家正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号召青年晚恋、晚婚、晚育。一天又是团支部派了一个人来，要我们未婚青年自报晚婚年龄。当时政府提倡的晚婚年龄是男三十岁，女二十五岁。我想就是三十岁，我也未必结得了婚，因此二话不说，就在表格的“晚婚年龄”栏里写了三十岁。
一九六六年的农历新年到了，全站人员都放假回家过春节。节后回来又开大会。工作队长李德宣布集中搞运动的方式暂告一段落，今后的任务就像“二十三条”中说的那样，“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党、团组织要有新的建设、新的发展，各项工作也要有新的提高，同志们的思想革命化更希望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勉励大家要继续努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更加注意自身世界观的改造，打好防修反修这一仗，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李德讲完后，接下来是张宜对新一年工作的部署。其中一个最大的、反映了青浦卫生系统经过“四清”运动后革命化新面貌的举措，就是由县除害灭病办公室牵头，血防站和妇幼保健所及县人民医院参与，将城东公社唐郁大队作为全县血防卫生和计划生育等各项工作的试点。然后张宜对全站员工、尤其是血防组的人员从新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塘郁试点组，与杨桃源和一个叫凌嘉尧的三人组成一个科研组，由杨桃源负责。至于具体做什么“科研”张宜没有说。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科研组呢？我想也是与毛泽东的一个指示有关。那时中共正在宣传毛泽东的一个指示，说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这次会议以后，该下乡的人都陆续下乡，血防站又恢复了运动前的平静。李德说“运动暂告一段落”，在我们很多人心里这就代表血防站的“四清”运动已经结束了。
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三月。此时我们都已分头下乡去工作了。工作队突然又召集全站员工大会。开这次大会是为了宣布对朱首良和华祖禹的处理决定。宣布人仍是这个倪新城。倪说：“鉴于朱首良和华祖禹这些年来的表现，为了体现党的政策，可划可不划的不划，决定朱首良的本人成份为地主，不戴地主分子帽子；华祖禹的成份为资本家，但不属于反动资本家，仍在“人民”范围之内。决定宣布后，倪新城神气地、以领导者的口气训诫朱、华两人：“希望他们今后自觉地加强自我改造。地主分子的帽子，反动资本家的帽子就抓在群众手中。有不服管教改造的，我们随时可以把帽子给他们戴上！”
以前，我只听说过“摘帽右派”而从未听说地主也分“戴帽”和“不戴帽”的。虽然“土改”时中共公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的成分或其他成分。”但从“土改”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未听说有哪一个地主被改变了成分成为劳动者成分的。因此倪新城说朱首良是地主成分但不带地主分子的“帽子”，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明白。只是根据倪新城的说法，看来对“戴帽”地主的管制肯定比不“戴帽”的地主更严厉。地主，已经是反动阶级的一分子了，对他们还要分等级，这就是中共阶级斗争的策略，让你们地主分子为了“戴帽”“不戴帽”之间细微的政治待遇差别而拼命讨好共产党。其实这不过是“望梅止渴”式的骗局，一切都是为了便于共产党的统治。还有，资本家按《共同纲领》本来就是人民的一份子。是到了一九五二年的“五反”运动才出现“反动资本家”一词的。但那是专指资产阶级中“五毒”俱全的少数人的。“五反”结束，这个名词也应取消。而且称他们为“反动资本家”，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来说这也是不妥当的。犹如工人、农民中也会有“坏分子”一样，我们难道可以称这些人为“反动工人”、“反动农民”？那是对工人、农民的亵渎。所以，“五反”出现“反动资本家”一词本身就已表明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歧视和对《共同纲领》的背叛。至于现在出现资本家 “戴帽”一说，更是荒谬，找遍中共所有政策文件，恐怕也难找到对资本家有“戴帽”、“摘帽”的法律根据。而通过这次对朱、华两人的处理，使我进一步明白中共在已有的阶级之外再制造“戴帽”不“戴帽”的区别，无非是要在人民中间划分更多的等级，进一步分化人民。而一盘散沙的人民，最有利统治者的统治。
